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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熊存瑞教授編校的《陳寅恪六朝隋唐史論》。這是對于陳寅恪先生著作整理出版的一次新創舉，給史學研究者及廣大愛好中國歷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專注于中古歷史研究、了解陳寅恪先生學術成就的良好平臺。

“陳寅恪熱”后的一版再版

眾所周知，陳寅恪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界的杰出大師。其博學多聞、精研妙思為世所罕見，被時人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教授的教授”。其祖父、父親等先輩和他本人的經歷也與中國近百年來的巨大變遷密切相關，可在中國近代史上大書一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學術界曾經興起“陳寅恪熱”，對于陳寅恪的學術成果、人文精神、家族歷史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研究，予以極高評價，并且出版了大量有關論著。

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果，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過整理出版。如他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等，都以單行本的形式印行，對學界具有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后，經陳寅恪先生的弟子、復旦大學中文系蔣天樞教授收集整理，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陳寅恪文集》名義出版了陳寅恪先生的主要著作，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及《柳如是別傳》七種。從此，上海古籍出版社還陸續以《陳寅恪文集》等形式多次重印陳先生的這些著作。之后，又有三聯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中國書店、團結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等眾多出版社印行了上述的各種陳寅恪先生著作，所基本依據仍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并有一些增補。有別于這些著作的新材料，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的《陳寅恪讀書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由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講課筆記《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等。

陳寅恪先生著作的一再刊印，正說明了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的博大精深，影響深遠。但如譯林出版社《陳寅恪全集》序言中江奇勇先生所言：“雖經多次再版重印，刊行的數字始終與社會關注的熱度相去甚遠。”因此，有必要在陳寅恪先生著作的出版工作中不斷予以改進，挑戰新的編選角度與印行方式，“讓更多讀者接近陳寅恪，閱讀其著，體悟其思”。

今年出版的由美國西密歇根大學歷史系熊存瑞教授選編的《陳寅恪六朝隋唐史論》一書，正是出自這樣的實際需求。由于以往的陳寅恪先生論文集所收論文范圍較廣，并沒有按照專題研究區分，而本書所收則專注于六朝隋唐時期的中古史研究成果，主題突出。希望通過這些論著反映陳寅恪先生史學研究的重點，并由此進一步體會理解陳寅恪先生的研究思路與深刻的文化闡釋。

一生為學不離“釋史”

陳寅恪先生研究的內容十分全面。他涉獵廣泛，精通多種語言文字，熟悉中外學術研究理論，在文、史、哲各方面都有重要成就，六朝隋唐歷史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是他在廣博的知識底蘊基礎上充分運用各方面的文獻與實物史料，互相發明，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使學界耳目一新，振聾發聵，對于二十世紀六朝隋唐史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先導作用。

學界論者早已指出，陳寅恪先生的研究旨在“解決兩晉至唐很根本的三個問題，即制度、政體和文化”。陳寅恪先生自己也在通信中坦承：“弟前作兩書，一論唐代制度，一論唐代政治，此書（指《元白詩箋證稿》）則言唐代社會風俗耳。”要了解陳寅恪先生在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自然離不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這三部表達他史學理論與創新見解的重要著作。而這部《陳寅恪六朝隋唐史論》收入的論文也是在學習陳寅恪先生的六朝隋唐史研究、完整全面了解其學術思想時不可不讀的。陳才智先生曾說：陳寅恪先生的研究中，“開辟了一條歷史與史料學研究的新途徑，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闡釋方式”。本書選編的有關論文正是充分反映了這種新穎獨特的研究成果，對六朝隋唐史的眾多重大問題予以具有開創性的新解釋。

陳寅恪先生的這些研究論文，多由具體人事深入闡發，以小見大，涉及六朝隋唐時期的社會等級、宗法關系、氏族、宗教、軍事、政治、文化思想等眾多方面。而對每一個具體議題，都能旁征別引、探幽發蒙。如《論東晉王導之功業》分析東晉時北方人士與江東豪族的力量對比，指出王導籠絡地方勢力，穩固東晉政權的重要功績；《崔浩與寇謙之》通過解析兩人的文化思想與相互關系，論述北魏時期胡漢之間的政治聯合與民族矛盾；《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研究唐代早期的統治中心組成，強調婚姻關系在政治結盟中的作用；《李唐氏族之推測》等多篇文章考證李淵的家族淵源，質疑所謂隴西李氏的郡望等。其研究思考方法正如他所說：“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謁，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劉夢溪先生曾指出：“陳寅恪一生為學不離‘釋史’兩個字，而‘釋史’的途徑就是通過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資料的‘殘余斷片’來重建歷史事實真相的全部結構。”

劉夢溪先生在《陳寅恪論稿》一書中曾指出，“陳寅恪是史學家，也是文化學者。種族與文化問題，是他向來所關注的學術大課題。1940年撰寫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1942年撰寫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于此一義諦發揮最為詳盡”，“他闡發的此一諦，其要義在于強調不同民族的同化與共存，主張文化可以超越種族，這在今天仍不失積極之意涵”。這一特點在陳寅恪先生對六朝隋唐史的研究中充分得以反映。他認為：“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實為論史之關要”，“總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則文化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

在唐史研究中他也延續了這一觀點，認為：“唐代安史之亂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系也。”他的這些觀點，和他提出的中古社會階級與社會集團分析方法，及“關隴集團”“關中本位制”理論，都曾在中國歷史研究中起過重要的影響。雖然后來有眾多學者對這些觀點，尤其是“關隴集團”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當屬學術研討、百家爭鳴。而陳寅恪先生在現代中古史研究中的開創之功自不可磨滅。

繼承獨立自由的學術思想

熊存瑞教授師出名門，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熟稔中外歷史學研究的各種流派與學說理論，且多年從事隋唐史研究，是美國學術界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因此，他對于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思想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在本書的序言中，他分析了陳寅恪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認識及在基本研究方法上受西方史學影響的情況，認為他與德國史學家蘭克具有明顯的相同之處，即運用歸納法的研究理論。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西方興起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則與此正相反，使傳統歷史學研究受到很大沖擊。熊存瑞由此批評了后現代主義草率的研究方式。顯然，由于后現代主義的流行，陳寅恪先生所秉持的那種謹嚴的研究方法一度不被西方看好。同樣，這種影響在國內也有所反映。而這恰恰值得今人予以注意，加以糾正，從而恢復尊重史料，認真考證的科學精神。

陳寅恪先生學術貫通中外，而始終堅持獨立自由的學術思想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他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下冊撰寫審查報告時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通過本書收入的論文，可以看出這一精神在他的著述中也貫穿始終。因此，我們學習陳寅恪先生的史學論著，不僅僅是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學習研究方法，同時更要繼承先輩著名學者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

對于所選論文的論述重點、創新意義及研究價值等，熊存瑞教授的序言中也作了簡要的概述，可以幫助讀者提綱挈領，登堂入室。他還在編校中對原文做了一些調整與補充，以腳注的形式表達了一些注釋說明及個人的意見，以幫助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原文。以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時，為了尊重陳寅恪先生的原稿，基本上不予改動，如無書名號、卷數以大寫數字表示等。本書雖然保留了繁體字印刷，但改用橫排，并增加了一些標點，以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由于引用古籍中人名、別號、地名、族名、職官、朝代等多出，今人一般不易區別，所以在全文中加注了專名線以標注。這些都是為方便當今讀者閱讀理解采用的新形式，也是本書有別于其他版本陳寅恪先生著作的特點。

略感遺憾的是本書未收入《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陳寅恪先生在這篇論文中，發現這一條的劉孝標注是“前期清談重要資料”，并由此分析東漢末年與魏晉時期的政治派別斗爭，認為“魏為東漢內廷閹官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這一階級分析觀點與重要判斷是陳寅恪先生對魏晉政治的基本認識，似應予以注意。

希望這一新書有助于中國史學研究，有助于現代學子走近陳寅恪先生，更有助于傳承發揚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精神。“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