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者”是近世興起的一種全新職業，也是推動新聞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盡管“記者”一詞“古已有之”，現代“記者”在中國的再生與演變卻經歷了相當長的歷程，不僅與新聞業的發展進程密切相關，而且還蘊含著“記者”與時代社會的多重互動。以往的研究成果多側重于記者詞匯史的討論，相對忽視了現代記者生成的社會史考察。[1]鑒于此，本文嘗試將現代“記者”置于晚清民初社會文化的特定語境中進行考察，通過對時代變遷、行業發展與職業實踐等多重因素的挖掘，力圖呈現現代記者生成與演變的復雜歷程。

一、報界的跨國互動與現代“記者”的早期使用

晚清以降，伴隨著現代新聞業在中國興起，“新聞記者”作為一種職業由國外傳入中國。張靜廬就曾指出，“新聞記者的發源地還是在外國”[2]。事實上，現代“記者”逐漸傳入中國，與日本報界的影響不無關系，亦是中日兩國報界長期互動交流的結果。資料顯示，日本的某些新聞紙在明治時期以前就已使用過“記者”一詞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稱謂。20世紀初出版的《明治事物起原》一書就指出，1868年出版的《內外新報》《江湖新聞》等報刊中就出現了將新聞紙編輯稱作“記者”的情況。[3]此說為日本學者齋藤毅沿用，認為福地源一郎主辦的《江湖新聞》是日本最先明確使用“新聞記者”一詞的報紙。[4]

1860年代，福地曾作為幕府使團成員兩次前往歐洲訪問，期間不僅考察了西方國家報館的組織體系，而且訪晤了報館的新聞從業人員，對報紙傳遞信息之迅速印象深刻，并對此產生了欣羨之情。此后，福地創辦《江湖新聞》，在日本早期新聞業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福地等人的示范效應對“記者”稱謂的形成無疑具有推動作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報刊對“記者”的使用已比較頻繁。到1880年代，“記者”和“新聞記者”不僅頻繁出現在新聞書籍中，而且以之命名的書籍也逐漸增多。[6]由此可見，1860年代末，現代“記者”被日本創制后在報界得到了較大范圍的使用與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國境內發行的報紙就非常關注日本報紙的各種新聞動態。例如，1872年《申報》創刊后就開始零星摘譯直接或間接來自日本報紙的各種新聞，1874年《申報》在記載《東洋近事》的新聞中還使用了“日本來信”之說。[7]此后這種摘譯的新聞已經達到相當數量。19世紀80年代初，《申報》還在日本東京、橫濱、長崎等地招請訪員負責新聞采集。[8]受此影響，這時的《申報》已經開始嘗試用新的表述指涉報刊從業者。例如，1880年3月9日，該報在記載中稱報刊從業者為“新聞記事之人”[9]。1887年7月3日，該報轉譯日本的新聞時，又出現“新聞館記事者”這樣的表述。[10]

隨著《申報》與日本新聞界的密切互動，現代“記者”至遲于1890年即已在該報出現。1890年3月3日，《申報》記載：“復有直言相告者，敬閱報而知其奸狀，設法禁除，則記者雖不敢自居筆墨之功，而斯民已陰受官憲之禍矣。”[11]文中“記者”強調“不敢自居筆墨之功”，事實上就是報館中職司編務的“秉筆之士”。此后，《申報》已經開始零星使用現代“記者”一詞。例如，1893年7月28日，該報在描述日本東京的一次宴會場景時，就有“東京各日報社記者”這樣的稱謂。[12]這應是目前所見報刊上最早以他者身份公開使用現代“記者”的情況，可能意味著“記者”稱謂已經初步具有了交互性，亦表明經過多年與日本報界的互動之后，現代“記者”稱謂已經得到國內報界同人一定程度的接受。不僅如此，1894年7月間，日本《讀賣新聞》記載“申報館記者劉文藻”東渡日本之新聞。盡管《申報》館專門“聲明”該報并無其人，不過在援引日本新聞紙的說法時，仍使用了“申報館記者”之表述”。[13]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95年之前現代“記者”在中國境內并不常用，甚至在1900年之前“記者”的使用也算不上頻繁，“主筆”和“訪員（訪事）”仍是報刊從業者慣常的稱謂。中國社會對“記者”的普遍使用還仰賴于20世紀最初幾年留日學生和政治流亡者的積極推動。馮天瑜指出：“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留日學生和政治流亡者，是日源漢字新語的積極傳輸者。”[1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其中不少人在國內已有過辦報經歷，像梁啟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民叢報》第5期介紹“明夷”來稿的“按語”中就多次自稱“記者”，特別是文末的“本社記者識”更進一步表明身份。[15]此后諸如“記者附識”“本報記者”“記者案（按）”“記者曰”等表述頻繁出現在該報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報刊從業者對自身“記者”職業身份的認同。

由于《新民叢報》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巨大影響，該報遂“成為日后留學生刊物的仿效對象”[16]，這一“自稱”似乎演變成了一種慣例，此后發刊的《湖北學生界》《浙江潮》《蘇報》《民報》等刊物也都紛紛使用“記者”一詞，構成了這一時期現代“記者”由日本向中國傳播的壯闊圖景。

除此之外，翻譯日本的新聞學論著也成為傳播現代“記者”的重要路徑，其中最典型的要數松本君平的《新聞學》一書。作為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譯著，讓國人對“記者”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正因如此，有學者就認為1903年是“中國新聞界使用‘記者’一詞的標志性年份”[17]。該書雖名為《新聞學》，不過卻用了較大篇幅論述“記者”，不僅包括記者之分類，而且還包括記者之養成、執業、地位、報酬及使命。[18]可以說該書較為系統地向中國報界傳播了關于“記者”的相關知識。雖然在此過程中有聲音認為“記者”并不能準確表述新聞從業者的內涵，但在此后各種稱謂的演變與競逐中，無論是作為一種職業稱謂，還是作為新聞學的關鍵詞匯，甚至大眾的認知與接受程度，“記者”都逐漸占據主流地位。因此，1908年出版的《英華大辭典》就已經將英文Gazetteer對譯為“寫新聞紙者”“新聞記者”“官報記者”，Journalist也對譯為“新聞記者”“新聞主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記者”一詞已經被普遍使用和接受。[19]由此可見，正是這一時期赴日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記者”的廣泛使用與傳播，才最終推動“記者”由“本土新詞”逐漸演變為公眾生活中的關鍵詞匯。可以說，在20世紀的最初幾年，現代“記者”基本上完成了其在中國的“再生”歷程，“記者”不僅為報界所普遍容納和使用，也為社會公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可。

二、職業形象、傳統認知與現代“記者”的在地化

現代“記者”在我國出現之前，中文報刊已經有了初步發展。雖然此時的報刊多由外人創辦，但一些華人已經以各種形式參與甚至主持中文報刊的編輯工作，伴隨而來的是各種指涉報刊從業者稱謂的出現。整體來看，此時負責報刊新聞嵬集的人員多被習慣性的稱之為友人、訪員或訪事，而負責報刊編輯的人員則被稱為主筆。因此，現代“記者”傳入中國之初，事實上形成了記者與主筆、訪員等稱謂并存的格局。20世紀之交，隨著深受日本新學影響的知識分子的提倡，“記者”作為本土新語詞逐漸占據主流地位。但是作為一種新的知識或概念工具，現代“記者”稱謂的指涉對象與我們當今的理解相差甚大，而且受到了時代社會與職業自身的較大影響，反映出跨語境知識傳播過程中所具有的在地化色彩。

首先，“記者”成為報與刊從業者的通稱。現代“記者”初現中國之時，由于我國新聞業尚處在興起時期，報與刊并未有明顯的區分[20]，“記者”事實上是報紙與期刊從業者共同使用的稱謂，各種期刊的主筆和編輯也紛紛以“記者”自稱或互稱。《浙江潮》編輯就多次使用“記者”以表明身份。例如，在記載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學生與該院院長交涉修改課程一事時就稱：“至其課程之改良與否，記者未曾得悉，姑俟異日。”[21]創刊伊始的《東方雜志》編輯也在該雜志中多次以“記者”自稱。例如，在一篇“時評”就提到：“記者嘗游歷青島，睹德兵種種不法之行為，無不令人切齒。”[22]

不僅如此，社會大眾還直接稱呼期刊雜志的主筆或編輯為“××雜志記者”，這在1914年創刊的《甲寅》雜志中表現的尤為明顯，近乎于一種慣例。該雜志“通信”欄目中的很多文章都有“致甲寅雜志記者”這樣的表述，并將雜志負責人稱為“記者足下”。這種現象在民國初年的一些期刊雜志上并不鮮見，其后的《民彝》《太平洋》等雜志亦是如此。1918年，《新青年》與《東方雜志》圍繞復辟問題的論辯中，還出現了“質問東方雜志記者”和“答新青年雜志記者之質問”這樣醒目的標題。由此可見，在一些期刊雜志的互動中，彼此互稱對方為“記者”的現象已經比較常見，不僅顯示了這些期刊雜志對“記者”稱謂的認可，也表明社會大眾開始逐漸認同這些主筆、編輯的“記者”身份。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1920年代，報與刊逐漸呈現分離狀態，“記者”仍是一些期刊雜志編輯人員的自稱或互稱，甚至1940年代舒新城主編的《辭海》中還依然將“記者”界定為在“報章或雜志任記述、編纂之職者”[23]。

其次，訪員這一群體被排斥在“記者”之外。我國早期的新聞機構不但規模小，而且內部設置也比較簡單，報刊的編采工作基本未有明確區分，各報不僅沒有采訪部門的設置，甚至極少聘請專任的采訪人員，新聞除了摘錄外報之外，主要依靠訪員提供。顧執中回憶自己初進《時報》的情形時就指出：“中國報社在此以前，幾乎只有編輯，沒有采訪，幾乎只有內勤記者，沒有外勤記者”，直到1920年代，一些“經濟比較有辦法的報館，始有在外采訪消息的外勤記者”[24]。很顯然，由于中國早期的報館大多沒有專職的采訪人員，因此，在新聞來源上對于訪員有著高度的依賴。對此，《申報》主筆陳冷曾言：“余謂做報最簡單之規則，惟慎擇可靠之訪員。”[25]成舍我亦曾指出：“往歲在滬，滬上報紙，尚無所謂外勤記者，消息來源，都憑訪事。”[26]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早期新聞事業發展中訪員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發揮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即便隨后各大報館紛紛延聘外勤記者，再加上專門從事新聞采集的現代通訊社的興起，訪員在中國報界仍然是一個事實上存在著的群體。[27]正如張靜廬所言，在一些大報開始延聘專職的外勤記者時，對于大多數報紙來說，訪員在新聞采訪與供給方面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8]趙君豪也曾提及1920年代初新聞界的情形：“彼時新聞來源，泰半由普通訪員供給。”[29]這事實上反映了上海新聞界的大致情形，也顯示出訪員之所以能夠在現代新聞業發展進程中較長時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然而，社會上對訪員這一群體的評價與其角色似乎存在較大的反差。雖然訪員階層在我國現代新聞事業發展過程中產生過重要作用，但由于訪員群體大多并非報館的專職人員，再加上這個群體“聲名狼藉”的外在形象，社會上普遍輕視訪員。陶菊隱在回憶自己的記者生涯時就指出：“在舊社會里，新聞記者經常受到歧視，稱之為‘九流三教不入流之一流’，特別是擔任采訪的記者，竟有人視之為‘包打聽’或造謠生事之徒。我跨進新聞界門檻的時候，就曾受過親友長輩們的訓斥：‘什么事情都好干，為什么偏要干這一行！’”[30]孫玉聲也曾描述當時訪員的大致情形：“大抵外埠訪員，均熟悉當地衙署、廣通聲氣之人，故應召者多就地士紳及末宦一流。惟每不露姓名，慎防為人所知，致干未便。”[31]不僅如此，訪員群體的素質也廣受詬病。當時的業界中人普遍認為“各訪員人格尤鮮高貴，所摭拾報告者，大率里巷瑣聞，無關宏旨”[32]。這種狀況導致各報館大多不愿意訪員群體“戴用報館之頭銜，恐防發生枝節”[33]。

由于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初期，從事新聞事業的知識分子都不遺余力地渲染新聞紙的作用與功能，特別是梁啟超等人將從事此業的記者稱作“第四種族”，建構起令人艷羨的外部形象，而傳統訪員階層與之疏離的種種負面形象，實際上并不足以支撐記者這種新的角色與定位。因此，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百期紀念祝辭中雖然對報館中主筆的作用推崇有加，但卻幾乎忽略了與之相對應的訪員群體。[34]對此，邵飄萍曾指出：“我國舊習，一般人對于報館之訪員，向不重視其地位，即以報館自身論，亦每視社外之外交記者為系主筆或編輯之從屬。”[35]早期曾在申報館擔任筆政的張叔通亦曾直言：“其時采訪則稱訪員，編輯盡稱主筆，不若今有內勤、外勤之分，訪員與編輯盡稱記者也。”[36]由此而言，盡管在中日兩國報界的早期互動中，中國報紙所描述的日本“記者”多指擔任采訪的新聞從業者，然而，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受制于傳統社會的認知以及訪員地位和形象的影響，在現代“記者”在地化的初始階段，職司新聞采訪的訪員群體并沒有被納入記者之列。

三、新聞競爭、職業分工與現代“記者”身份的演變

普通訪員群體推動了早期新聞業的發展，但也導致各報新聞記載“千篇一律，毫無精彩”，不僅無法進一步促進新聞事業的發展，甚至還被認為是新聞事業“不能發達”的重要原因，更無法滿足讀者的現實需要。[37]因此，進入20世紀之后，隨著新聞競爭的加劇，很多報紙開始尋求革新，延聘特別訪員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現象。

1904年《時報》創刊伊始，率先宣稱在海內外重要地區“均置特別訪事”以采訪新聞。[38]同年11月1日，《時報》又刊登告白，“擬增聘各大埠特別訪員”，聲稱“詳訂章程，優定薪水，以得政治界、外交界緊要之信息及專件，或各該埠政治、學務、風俗之特別調查為合格，或論件，或論月，均聽該訪員自定”[39]。《時報》的一系列舉措對當時的老牌大報《申報》構成了直接的新聞競爭壓力。1905年1月，《申報》亦宣布整頓報務、刷新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即是仿效歐西各國“敦請特別訪員”。2月15日，該報亦在顯要位置發布招請特別訪員的廣告。[40]對此，后來擔任《申報》主筆的張蘊和曾提到這一時期《時報》等報紙的競爭，導致《申報》營業“一落千丈”，不得不“宣布實行改革”[41]。由此可見，正是各報間不斷加劇的新聞競爭，導致各報爭相延聘特別訪員以加強對重要新聞的搜集。

事實上，除上海之外，其他地區也出現了延聘特別訪員的現象。例如，同年9月，《漢口日報》為“急求進步，整頓改良”起見，在北京、天津、廣東、上海、蘇州等多地招請特別訪員。[42]各報館對特別訪員亦非常重視，他們的新聞稿件刊登時一般都會特別標明，特派采訪員或通信員等稱謂經常在報端出現。很顯然，為了更加及時的獲取內政、外交等方面的緊要新聞，各報館開始在一些重要地區布局特別訪員，期望藉此在新聞競爭中獲得優勢，進而贏得更多讀者的青睞和廣告收入。此后，延聘特別訪員則成為一種新的趨勢。不僅如此，1910年2月，《時報》還開始招請“本埠特別訪員”負責采訪上海本地“政治上或外交上緊要消息”，似乎也意味著本地新聞重要性的彰顯。

對比以往普通訪員之情形，不難發現此時各報對特別訪員的延聘，特別強調其能夠及時獲取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重要新聞，無疑對特別訪員的學識和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此時各報延聘的特別訪員仍未完全擺脫“公雇訪員”的性質，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依然游走于幾個報館之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之前，某些報館已經零星出現將特別訪員稱之為“記者”的現象。例如，1910年10月，《時報》就出現“本報特約記者”這樣的署名。[43]1911年2月，擔任“京師通信員”的鷗溟則自稱“記者”。[44]這種情況盡管并非普遍現象，但至少表明報界及特別訪員自身開始出現某些認知方面的轉變。

民國肇建，新聞業得到短暫的寬松發展環境。然而，隨后由于激烈的政治斗爭，新聞業的生態迅速惡化，特別是袁世凱當政時期，當局極力箝制言論自由，實施嚴苛的新聞檢查制度，對于報紙“或者收買，或者封閉，盡力摧殘”[45]，逮捕記者之事時有所聞，而其“生命又日受危險，故其言論多模棱兩可”[46]。即便是在租界地帶出版的報紙，憚于當局的禁郵政策，亦難于幸免。這種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中國報紙“陷入了墮落的深淵”[47]，幾乎無立足之地，全國新聞業遭到沉重打擊。

正是由于政治環境對新聞業之影響，新聞言論逐漸趨于消沉，清季以來的“政論傳統被迫中斷”[48]，各報社“內部受營業上之競爭，外部受社會間之督促”，轉而進一步尋求新聞領域的競爭，延聘職司新聞采訪的專職人員成為發展需要，外勤記者乘勢而興。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黃遠生。民國以前，他即不時向《時報》《新聞報》《申報》等上海大報投稿，1912年5月擔任《時報》駐北京特派員，在為該報采寫的第一篇新聞稿中，他就以“記者”自稱，以彰顯身份。[49]該報對黃遠生的稱謂也由“北京第一特派員”“政界特派員”逐漸演變為“駐京記者”并穩定下來。[50]1913年末，他開始擔任《申報》駐京通信員，隨后不久“本報駐京記者遠生”也成為比較穩定的稱謂。[51]這表明以黃遠生為代表的專司采訪之責的特別訪員逐漸取得了記者身份，與報館內部的主筆、編輯共同構成了新聞生產的必要環節，亦成為報館間進行新聞競爭的重要力量。對此，張靜廬就曾指出：“因為一報館總要求表現一報館的特色，總要求新聞的真確與敏捷，以謀與同業間營業上競爭的勝利，所以于采訪本地新聞的外勤記者，一報館最少也得請上幾位”，對于訪員的來稿“已不十分重視”。[52]這不僅促進了外勤記者群體的形成，而且在無形中提高了外勤記者的地位，繼黃遠生之后出現的邵飄萍、徐凌霄等人大多以采寫新聞而聲名鵲起，成為轟動一時的“名記者”。

外勤記者地位的迅速攀升，改變了過往人們對普通訪員的固有認知，最終奠定了外勤人員的新聞記者身份。尤其是在一些“名記者”光環的影響之下，外勤記者一時甚至成為新聞記者的代名詞，外界普遍認為“似乎新聞記者的職務僅不過采訪新聞而已”[53]，直接影響了后來新聞記者狹義概念的形成。特別是在1920年代前后，隨著報紙政論時代的消褪與新聞時代的來臨，以及新聞從業者代際轉換的出現，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紛紛進入報館或通訊社，新聞機構已經不再是“落拓文人”暫時的棲息地，而逐漸發展成為可資托付的新興職業，外勤記者亦成為時人眼中“華服翩翩、汽車鳴鳴”的良好職業形象。[54]

同時，新聞機構的專業化分工也取得了一定突破，較大規模的報館紛紛設立專門的采訪科或采訪部等部門，到1920年代末，上海各報基本上都聘請了外勤記者[55]，各報館采訪重要新聞，亦“惟外勤記者是賴”[56]，反映了外勤記者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外勤記者不僅成為各大報館獲取重要新聞的中堅力量，而且在報館的新聞競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周孝庵就曾提到：“報界之競爭，至今日而愈演愈烈，其所聚精會神勾心斗角者，殆漸集中于新聞。報紙之命運，殆亦決之于新聞。新聞靈，則銷路廣，聲譽著，反是，則必有不堪設想者。報紙為擴大銷路及增高地位計，勢不得不為新聞而奮斗，更不得不廣羅優秀之訪員。”[57]即便地處內地的新聞從業者也有類似的感受，認為“新聞采訪上之競爭，亦即為報紙營業上之競爭”[58]。由此，各報館新聞上的競爭事實上成為營業競爭的表征，通過新聞競爭獲取更多的讀者以增加報紙的銷量，進而獲得更多的廣告收入成為當時報館的主要營利模式。事實上，當時報館的廣告費收入大多已經超過報費。1920年代末，樊仲云就指出：“報館的生命的維持，是十之六七有賴于廣告。”[59]這大致反映了這一時期各大報館爭相延聘外勤記者的重要原因。

新聞機構采訪人員地位的上升同樣反映在新聞記者資格的界定上。20世紀20年代之后，新聞機構中的外勤人員大多同內勤編輯一樣被界定為新聞記者，雖然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特約通信員、新聞特派員等名稱，但外勤記者作為新聞采訪人員新的稱謂逐漸盛行。黃天鵬就曾指出：外勤記者“通常叫做訪員，外埠叫做通信員，近來也叫做外交記者，本來是日本的名詞，但近已很通行了”[60]。由此，新聞記者不再只是單純指稱從事新聞編輯人員的特殊稱謂，而逐漸演變成為新聞機構中內勤編輯與外勤記者共同使用的名詞，甚至1921年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籌備時，其發起者“只限于外勤記者”，該會最初的組織規約還“限制報館的經理及總編輯或主筆加入”[61]。

此后，隨著國民革命時期民眾運動的蓬勃發展，各種民眾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新聞記者的職業團體亦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應時而起。這一時期各新聞記者團體對會員資格的界定雖然深受革命話語之影響，也摻雜著各種利益糾葛，但同樣都肯定了外勤人員的記者身份。[62]由此可見，無論是當時的新聞記者團體對外勤人員記者身份的肯定，還是時人對外勤記者的描述，新聞機構中的外勤人員都已經取得了記者身份，“記者”已經成為外勤記者與內勤編輯共同使用的稱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外勤人員取得了記者身份，成為新聞生產與制作分工《時報》必不可少的環節，其地位相較于以往也得到了極大提升，但是相對于報館中的內勤編輯而言，外勤記者的整體地位仍相對較低。對此，時人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并對這種狀況提出了批評。當時擔任北平《晨報》記者的張鐵笙就表示：“中國報館對于外勤記者，素來不大重視，近年來雖然比較有點新的認識，然而‘外勤低于內勤’的思想，仍極深根蒂固，牢不可拔。”[63]

除此之外，隨著報與刊的逐漸分離，新聞界對新聞記者的職業性質有了更精確的認知，“負有新聞上的什么責任”成為判斷新聞記者的重要依據。[64]由此，新聞機構中并不直接負有新聞職責的從業人員逐漸與記者群體分離，并在1930年代中期官方界定新聞記者資格時得到認可。[65]至此，現代“記者”的身份基本上回歸新聞本位。

四、結語

現代“記者”無論是作為新興的職業稱謂，還是新聞學知識體系的關鍵詞匯，無疑都在中國新聞業的發展進程中占據重要位置。通過將現代“記者”的演進歷程重新置于清末民初特定的歷史時空格局中進行考察，既可以看到新名詞跨語境傳播的復雜性，也可以追尋現代“記者”在地化實踐的歷史圖景，其間傳統認知、職業實踐和行業發展等因素均對現代“記者”的形成有著復雜的影響。

現代“記者”伴隨著中日兩國報界的長期互動重新進入中國，并逐漸成長為報刊從業者的主流稱謂。不過，作為新名詞，現代“記者”進入中國特定語境后，則經歷了一個與傳統社會固有認知不斷融合重構的過程。在現代中國新聞紙發展的初期，“記者”事實上成為報與刊內勤人員的獨有稱謂，中國傳統社會普遍存在的訪員群體則被排斥在記者群體之外。這固然與梁啟超等人更加重視報刊的政論功能有關，但傳統社會對訪員形象的負面認知無疑起到了更為關鍵的作用。因此，時人的話語中雖然不斷強化報館中主筆的責任和作用，但對訪員的關注卻極為有限，這或許呈現了處在過渡時代中的知識分子在建構“新世界”的進程中復雜多變的思想內核。

20世紀初年，由于報業的發展與新聞競爭的加劇，新聞的重要性彰顯，再加上其后民初政治環境之影響，導致傳統政論時代的消褪與新聞本位的回歸，客觀上加速了普通訪員的邊緣化，專職外勤記者迅速崛起。伴隨著新聞從業人員代際轉換的出現，外勤記者不但進入了新聞生產的重要環節，而且其社會地位也得到迅速攀升，甚至成為外界頗為艷羨的新興職業，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對外勤人員的固有認知，最終奠定了外勤人員的記者身份，記者成為內勤編輯與外勤記者共享的稱謂。在此過程中，隨著報與刊界限的逐漸清晰，以及新聞界對記者職業性質的認知深化，新聞機構中并不直接從事新聞業務的從業人員逐漸從記者隊伍中淡出，記者演變成為新聞機構中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有稱謂，標志著記者職業最終回歸新聞本位。

晚清民初現代“記者”的演進歷程，不僅反映了跨語境知識傳播與實踐過程的復雜性，而且從一個較為獨特的視角展現了時代社會對新知識或新傳統的影響。正如有的學者所提示的那樣，我們所熟知的“新名詞”與“關鍵詞”，“本是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66]。那么如果我們能夠回溯歷史與現實糾纏的“現場”，或許會加深我們對“新潮”澎湃的近代中國轉型社會的多元化認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大時代中的小記者：變動時代中的新聞記者群體研究（1912-1937）”（19FZSB019）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開軍：《“記者”一詞在中國的出現和使用》，《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1期；鄧紹根：《“記者”一詞在中國的源流演變歷史》，《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1期；溫楨文：《近代中國的“記者”：以其職業稱謂之演變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2]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3頁。

[3] 《記者の熟字の始》，[日]石井研堂著：《明治事物起原》，橋南堂1908年版，第119頁。

[4] [日]斎藤毅：《新聞名辭考》，《參考書誌研究》1972年第6號，第16頁。

[5] [日]岡安儀之：《“新聞記者”の誕生——福地源一郎の自己認識を中心に-》，《日本思想史研究》 2012年第44號，第50-51頁。

[6] 鄧紹根：《“記者”一詞在中國的源流演變歷史》，《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39頁。

[7] 《東洋近事》，1874年10月3日《申報》，第2頁。

[8] 《本館附識》，1882年10月8日《申報》，第2頁；《日使歸朝》，1882年10月14日《申報》，第2頁；《長崎信述高亂》，1884年12月24日《申報》，第1頁。

[9] 《三續紀論辨琉球事》，1880年3月9日《申報》，第4頁。

[10] 《東報彙譯》，1887年7月3日《申報》，第9頁。

[11] 《禁異端論》，1890年3月3日《申報》，第1頁。

[12] 《公?志盛》，1893年7月28日《申報》，第2頁。

[13] 《聲明東報訊言》，1894年7月20日《申報》，第1頁。

[14] 馮天瑜：《清末民初國人對新語入華的反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8期，第44頁。

[15] 明夷：《公民自治篇》，《新民叢報》第5號，1902年4月8日，第37頁。

[16]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頁。

[17] 鄧紹根：《“記者”一詞在中國的源流演變歷史》，《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42頁。

[18] 相關內容可參見余家宏等編注：《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19] 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商務印書館1908年版，第991、1273頁。

[20] 關于報與刊的演變歷史，可參見李玲：《從刊報未分到刊報兩分——以晚清報刊名詞考辨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4-153頁。

[21] 《記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全班生與院長交涉事》，《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論說”，第5-6頁。

[22] 《德兵橫暴山東》，《東方雜志》第1卷第4期，1904年6月8日，“時評”，第8頁。

[23] 舒新城等主編：《辭海》（丙種），中華書局1941年版，“酉集”，第21頁。

[24] 顧執中：《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247頁。

[25] 陳冷：《二十年來記者生涯之回顧》，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編，申報館1923年版，第35頁。

[26] 趙君豪：《北平報界之言論》，1929年8月11日《申報》，第6張第21版。

[27] 路鵬程：《中國近代公雇訪員與專職記者的新陳代謝——以1920-1930年代上海新聞業為中心的討論》，《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8期，第30-35頁。

[28]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光華書局1928年版，第43-44頁。

[29] 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申報館1938年版，第106頁。

[30] 陶菊隱：《記者生活30年——親歷民國重大事件》，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1-22頁。

[31] 海上漱石生：《報海前塵錄·訪員階級》，1934年4月10日上海《新夜報》，第3版。

[32] 雷瑨：《申報館之過去狀況》，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季》第三編，申報館1923年版，第27頁。

[33] 淵淵：《報海回瀾錄：外勤記者之今昔觀》，1929年11月27日《小日報》，第3版。

[34] 任公：《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第1-8頁。

[35] 邵振青：《實際應用新聞學》，京報館1923年版，第2頁。

[36] 張叔通：《余之記者生涯》，《大眾》（上海）1月號，1945年1月1日，第89頁。

[37] 淵淵：《報海回瀾錄：外勤記者之今昔觀》，1929年11月27日《小日報》，第3版。

[38] 《時報發刊例》，1904年6月12日《時報》，第2版。

[39] 《本館特別告白》，1904年11月1日《時報》，第2版。

[40] 《敦請特別訪員廣告》，1905年2月15日《申報》，第2版。

[41] 張默：《六十年來之申報》，《申報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15日，第3-4頁。

[42] 《漢口日報招添特別訪員》，1905年9月5日《申報》，第1版。

[43] 《吉林邊政近狀記》，1910年10月23日《時報》，第3版。

[44] 《本館特別告白》，1911年2月5日《時報》，第2版。

[45] 兼士：《中國報紙變遷史略》，《青年進步》（上海）第101期，1927年4月，第21-22頁。

[46] 饒引之：《中國報紙的史的變遷》，《讀書青年》第2卷第3期，1945年2月10日，第22頁。

[47] 管翼賢：《新聞學集成》（七），中華新聞學院1943年版，第49頁。

[48] 宋暉：《中國記者職員群體的誕生和初步崛起（19世紀晚期-1927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23頁。

[49] 《大借款波折詳紀》，1912年5月12日《時報》，第2版。

[50] 《北京黃花崗紀念會》，1912年5月22日《時報》，第5版；《過去未來之唐紹儀君》，1912年7月4日《時報》，第2版。

[51] 《要聞一·政局》，1914年3月7日《申報》，第2版。

[52]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光華書局1928年版，第42、48、52頁。

[53]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6-7頁。

[54] 淵淵：《報海回瀾錄：外勤記者之今昔觀》，1929年11月27日《小日報》，第3版。

[55] 秋郎：《上海外勤記者之總休息》，1929年3月16日《小日報》，第3版。

[56] 絳雪：《三報館之聯合采訪法》，1927年12月18日《晶報》，第2版。

[57] 周孝庵：《最新實驗新聞學（第2版）》，時事新報館1930年版，第1頁。

[58] 介人：《外勤記者與報紙》，《重慶晚報四周年紀念特刊》，1932 年10月，第8頁。

[59] 樊仲云：《上海報紙的改造》，《新生命》第2卷第11期，1929年11月1日，第7頁。

[60] 天廬：《怎樣做一個新聞記者》，聯合書店1931年版，第21、24頁。

[61] 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光華書局1928年版，第78-79頁。

[62] 相關內容可參見朱英、張繼汝：《政治影響與利益糾葛：民國時期新聞記者的資格界定》，《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3] 張鐵笙：《談談外勤記者》，《平津新聞學會會刊》第1期，1936年7月，第30頁。

[64] 李公凡：《基礎新聞學》，復興書局1931年版，第136頁。

[65] 《中央民眾訓練部函河南省黨部解釋新聞記者資格疑義》（1937年5月28日），《中央黨務月刊》第106期，1937年5月，第375-376頁。

[66] 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題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年第2期，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