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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的《寫本雜錄》（文匯出版社2023年）和《學林掌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可視作其《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的論據和案例，其對陳寅恪和錢鍾書、民間寶卷和油印本的研究，也為當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謝泳始終關注大師、大典與大事。在文史研究中，“研究對象”基本標識出了研究者的視野及其成果水平。謝泳早年研究《觀察》作者群、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后來走向陳寅恪和錢鍾書研究，鎖定大師大典，切實做到了“有立足點的、步步為營的、以專致博的融會貫通”（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謝泳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還有如下判斷：“中國現代文學目前有四大前沿學術方向，一是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關系的重新發現；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使用；三是舊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價值；四是地方文獻獲得重要史料地位。”（《學林掌錄》）他近年的研究也著力于古今文學關系、地方文獻發現與整理、海外研究資料的使用等方向，比如《寫本雜錄》的最后一篇是長文《稀見寶卷經眼錄》，研讀他蒐集的清代寶卷17種，讓人發現寶卷對當下“跨文體寫作”的啟示：寶卷備集詩、散文、小說、戲曲、十字句等文體；語體則韻散結合，雅俗共賞；寶卷結構程式工整，以贊偈開篇，故事為主體，“十報恩”作結；寶卷至民國時期式微，漸化為說書和章回小說；寶卷敘歷史，故可“以文證史”；寶卷講民俗，故有民俗學與社會學價值；寶卷文體語體成熟，對于研究古典文學與現代中國小說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由上可知，無論謝泳的“老營盤”還是“新方向”，都指示著當代文史研究的上佳路向。

謝泳重視一手資料的發現與整理。謝泳先生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也就授人以漁，以實例展示其史料搜求路徑與研究方法。《學林掌錄》交代如何搜集1950年代老文人油印的詩文集，如何呈現其“油印之美”和“舊文人的風雅”，如何“從字里行間看舊文人的心態”，同時為舊體詩“唱挽歌”。《寫本研究》多談到民間寫本如古代戲曲、寶卷、雜字、蒙書、契約及其他民間文書等的搜尋與研究，從而探究時代轉型、文體流變在民間文學中留下的痕跡。而這類看似邊緣化的文獻搜求與整理研究，卻對主流文學史敘述起到了重要的補充、指謬和訂正作用。這類工作也只有頂流學者才能完成，因為既要有一手材料發現和個人趣味，更要有以小博大的卓越識見和研究方法。這類研究的具體意義何在？ 謝泳已做出具體說明，比如，“1949年后，舊時代留下的學者、文人……因為沒有進入通常所謂體制，而又強烈保留了舊時對學問的熱情，所以這些人依然寫作，依然延續舊文人刻稿的習慣，他們選擇了當時較為便捷的油印方式，如張伯駒、林志鈞、張宗祥、錢文選、徐映璞、張重威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均刊刻過不少詩文稿。……陳寅恪1953年完成《論再生緣》，也選擇了油印方式。因為流傳不廣，這些私人刊刻的詩文集，現在看來更有價值，反倒是一些當時當紅的著作，今天無人問津了。這些學術和文學活動，應當進入中國當代學術史和文學史，否則是不公平的。……1949年后中國舊學者舊文人的學術活動，今后有可能成為中國當代學術史和文學史中的明珠。”（《學林掌錄》）

謝泳嘗試破解文史研究面臨的AI危機。謝泳先生早年曾到中國科學院訪學，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史學科的研究方法做了較明晰的區分。他現在也不認為AI“電子檢索”會給文史研究帶來巨大危機，他認為AI的挑戰反而有益于激發文史研究者的聯想力，這是因為“有趣的文史問題，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沒有直接關系……如何建立這個關系才見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產生的問題是不是有研究價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為一個智力問題。”“文史工作和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有區別，它一定要有‘閑’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過分直接，易索然無味……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實，但求‘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寫本雜錄》）而這種“曲”“趣”、聯想力以及問題意識，都有賴文史研究者的創新發現能力。謝泳《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即表達過類似見解，那本書也被稱為“奠定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基礎的力作”（付祥喜，《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6期），因而將之與《學林掌錄》《寫本研究》對讀，不僅能發現謝泳學術研究內在的綿延動力，還可以得到助益文史學者破除AI“電子危機”的更多方法論啟示。

另外，裝幀精雅的《學林掌錄》還讓人想到：在電子書風行的時代，紙質書籍應當進入“精品印刷”時代了。此書是浙江古籍出版社“蠹魚文叢”的一種，這個文叢的作者皆業內佼佼者，可謂一時之選，如徐重慶、葉瑜蓀、陳子善、揚之水、李輝、孫郁、王稼句、子張、徐雁、朱航滿、張瑞田、夏春錦、戴建華、沈定庵、韓石山、周立民、畢亮等，而各集所收文章少有長篇大論，而多是有趣味和發現、有文章之美、意簡而意長的學術、文化與藝術隨筆，是讀后能讓人微笑且有所思的文字。就形式來說，裸脊，鎖線，加膠，彩印，純質紙，小開本，頗精致，作者與讀者都因之獲得一種人文的優雅與尊嚴。我覺得，浙江古籍出版社把握住了出版界的“后現代”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