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真問題”與“大問題”說起

今年夏天，《名作欣賞》雜志分上下兩期發表了一組現代文學學人的筆談文章，欄目主持人、青年學人李浴洋在《什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真問題”與“大問題”》中（《名作欣賞》2024年第5期）向學界“60后”到“80后”的部分研究者發出邀請，他這樣寫道：“希望圍繞一個您心目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真問題’與‘大問題’展開論述。大作不必求全，但期待有力度與亮點。請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提出一個您認為現代文學研究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相信這樣一組筆談對于我們反思學科現狀與展望未來的學術研究，都會有切實的啟示意義。”

針對這份提議，金理、李雪蓮、袁先欣、林崢、王賀等10位青年學者分別做出答問，除了從本體論意義上對“真”和“大”做出解剖外，大家還就學術研究的“預流”與“素心”、文體形式、語言問題、“人的消失”、“文學”視野、數字人文、閱讀史等方面逐一回應，涵蓋了現代文學研究中諸多重要命題。顯然，各位答問者的文章根植于自身的文學理解與學術完善，在不斷纏斗的自我詰問里萃取“問題意識”，從對話空間中探索現代文學研究的通道和視野。

這些命題或問題的呈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從歷史的研究階段中獲取具體的語境，并捶打出“豐富的痛苦”。袁先欣在《文學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社會”化》（《名作欣賞》2024年第6期）中指出，“危機意識強并不一定意味著學科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可能恰恰是其內部仍然保有著活力的表征。與反思學科危機一體兩面的，正是對重大問題的不斷追索。如果危機意味著舊范式的窮盡和極限，那么新的重大問題，也正呼之欲出”。李雪蓮文章《“破壁除障”與“平等對話”》（《名作欣賞》2024年第6期）以文人閱讀史研究為核心，認為須扎實地辨別、分析研究對象的思想資源，并借助文本的歷史還原體認創作主體的思想特質，才可以在“知識接受”的意義上達成研究者與對象的平等對話。否則，很有可能再現魯迅《故鄉》中經典的意象——“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

還原文化生態 喚醒主體意識

有賴于文學研究與時代的關系居于永恒的變動之中，某種意義上，障壁增厚是伴隨時間推進的必然，“破壁除障”也就成了持久的任務。正如趙普光在《恢復中國文學與文化、生活的內在一體性關系——關于“現代”“文學”觀念的反思》（《文藝報》2024年2月23日）一文中指出，在當前的文學研究范圍上存在“提純”和“窄化”的趨向，如何把文學研究還原到現代中國文化的生態中，喚醒文化意識，恢復中國文學與文化、生活的內在一體性關系，對現當代文學研究尤為重要。

從這一點出發，近來有幾篇文章依托對應領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嘗試。何磊文章《何謂“深入生活”》（《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2期）對“深入生活”這一現實主義創作論的重要概念進行較為全面的知識考掘和意義重審。文章通過分析三個歷史時段中“深入生活”概念的思想框架，勾勒“文藝-政治”“主體-對象”“自我-他者”的內在演變與歷史復雜性，激活了“深入生活”的文學史潛能，同時對認識當下具有現實價值。高強文章《“通心”：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開放時代》2024年第2期）認為，如何采取“通心”的方式達成其目標，最終建構“同質共同體”，考驗著作家認識生活的能力。劉東文章《1940年代的“蕭軍批判”與“當代文學”的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期）回顧了1948年“蕭軍批判”這一重要的文化-文學事件，蕭軍影響下的《文化報》這一場域“意外地”成為多歧聲音的曲折管道，這不僅被表述為另類文化實踐呈現多元路徑與既往左翼之間的張力，還在非常特殊的意義上被征用為當代文學的“東北起源”，確有創見。

馬春花文章《“遺托邦”狀況：遲到的〈杜晚香〉》（《文藝研究》2024年第7期）關注丁玲新時期的復出之作，歷史剩余物的“遲到”出場，交織著時代開端處的記憶與失憶、喪失與延異。馬春花承續烏托邦、異托邦、異托時等概念，提出“革命的遺托邦”，有效地打開了觀察后期丁玲創作的理論視角。以此概念觀照近來新刊發的丁玲1956年寫就的“未刊之作”《杜秀蘭》，或許同樣有效。妥佳寧文章《〈子夜〉中的資產階級何以民族、經濟危機何以世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2期）從無疑處生疑，將經濟史與文本細節互參互滲，廣泛聯系作品中的表述細節，發掘茅盾等在觀察經濟社會時復雜的精神演變歷程。邱雪松文章《君子豹變：論1943年葉圣陶五十初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6期）也是一篇小中見大的佳作。文章通過葉圣陶對“祝壽”態度的嬗變，發現公共儀式試圖構建的政治認同與價值在個體身上曲折的心理過程，以及以葉圣陶為代表的“同路人”在1940年代中后期“君子豹變”的抉擇。作者從微觀生活日常的切口延展到抗戰社會中人與人群的境況心史，頗有巧思也頗顯功力。

以“地方”拓寬道路

二十世紀斗轉星移，雖然時變勢易之下，歷史經驗愈發隨歷史化的過程安頓定型，但相對穩固的地理坐標卻無法退隱為歷史塵埃，空間不斷召喚著當代性繼而開辟或整合文學研究的土壤。

文學“地方性”的不同界面成為近年來學界熱議的話題，2024年也有諸多青年學人關切“地方性”的辯證法。《揚子江文學評論》今年第2期刊發的黃平、方巖、張定浩、王晴飛等人《“地方性的辯證法”筆談》，是在不同場域常被提及的文本。在這個文學的“割據時代”，與談人對“地方性”仍有共識：“今天的地方性寫作也不當只是文學地域學或風格論，而應成為書寫新內容、創造新形式的實驗場，拒絕陳腐，為創作與研究提供新視野。”反對者的態度也很鮮明，張定浩表示“地方”與“地方性”的混淆有待厘清，并不存在有比某些“地方”更具有“地方性”的“地方”。方巖則直接以《地方性的皇帝新衣》為題，坦言征引歷史敘述層面被重啟的話語，需要著重警惕隱沒其中的前現代因素和權力意識：“倘若把用常識可以解釋清楚的事情，偽裝成高深、復雜的學術問題，那就顯得有些不道德了。……倘若少些正襟危坐的說教、道貌岸然的偽飾和佶屈聱牙的修辭，或許真的能在地方性中孕育深沉遼闊的世界。”

具體到不同的“地方”，“地方性”及其他還可獲得進一步深化。劉大先在《作為中國文學總體性切片的地方文學》（《文藝報》2024年2月26日）中，提出“地方”有賴于文學編碼才有其“地方性”，屬于精神與情感層面的“小傳統”，是風景、器物、制度、組織等“大傳統”的重要補充，也是較為穩固的、編碼地方性的關鍵所在。與此同時，地方路徑正在繼續提供話語生產的可能性。“新南方”的倡導者楊慶祥陸續參與到“新北京作家群”等營造中，無論是《“新邊地書寫”的可能》（《草原》2024年第5期）還是《“新浙派”寫作：基于歷史和當下的文學提案》（《江南》2024年第4期）都展示出旺盛的命名沖動。如后者，楊慶祥一方面肯定“新浙派”寫作的文學史意識，另一方面也認為非常重要的課題是如何從流行的文學史觀念中將這些作家的異質性予以創造性繼承并轉化。沈杏培、陸金銘《“新地域文學”的邏輯起點、敘事空間和價值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5期）一文揭示出，“新地域文學”的火熱背后有合力勢能，即“由作家、批評家或研究者、學術刊物、各級作家協會或文學主管部門、出版行業等多種力量合力作用的結果”，對內部的雜音與可疑的繁榮發出質疑。

與之對應的，還有根據大的問題結構中其他部分深入鉆研的學人。林培源《方言傳統的興起、中斷與再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3期）將1940年代后期的華南方言文學運動與“新南方文學”聯系起來，論者認為二者同輻共輳，可從20世紀中國方言文學演變的角度尋求呼應。張煜棪《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在地性”問題》（《當代文壇》2024年第5期）從“何以為地”“如何能在”等方面試圖為“在地性”提供更為豐富的理論內涵。李丹《“省域文學史”的底層規則與時代進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3期）則把不同表述的“新XX”地域回收到“省域”這個行政區劃冠名上來。作者借此提出省域文學史的編纂發生，可以表征“中國—世界”的全球化狀況及后果，映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與世界關系調整。以上研究在已有的“地方性”論題域中獨辟蹊徑，顯示出當代文學理論自我克服的努力。

新變、媒介及“短”的文學再造

一種文學地理觀念的生成背面必然有難以置換的精神再造。相似的邏輯放在媒介轉捩之后的文學生產上，同樣大抵不差。1990年代不僅是當代詩的動蕩時期，也是“網詩”共同體的雛形階段，張穎《歷史的“斷裂”與“契機”：早期網絡詩歌觀察》（《當代文學》2024年第5期）認為媒介的變革將最終導致文學觀念與文學共同體的變革。以“卷”為中介，施暢《內卷社會的逆襲敘事及其情感結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4年第2期）分析網絡小說《凡人修仙傳》的逆襲人生與成功故事，揭示了社會轉型時期特定的情感結構。奚煒軒反彈琵琶，《考據、推演、抒情：論近年網絡歷史小說“老白文”三調（2018—2023）》（《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7期）分析了在網絡文學類型模式確立后，更翔實細膩的“老白文”爽感敘事外的美學質地。邢晨《網絡文學“短篇”的新興：信息化寫作與媒介功能新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6期）、王玉玊《短篇網絡文學的三種主要形態》（《光明日報》2024年8月3日）、李瑋《短篇網文：網絡文學的“新賽道”》（《文匯報》2024年9月11日）關注到網絡文學文體的新變，“短篇”網文情節更集約，場景更簡化，通過“反套路”表達新價值觀。

從文學文本延展出去，媒介本身帶來了開放性思考。羅長青《后互聯網時代文學的轉型與重塑——劇本殺熱點現象的發生學考察》（《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趙坤《表情包、媒介場景與公號“莫言”的粘性——關于“公號文”的個案考察》（《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4期）、劉天宇《電子游戲世代的想象力》（《文學 第十九輯：世紀之交的風景與記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若冰《文化類播客與講故事的復興》（《文學報》2024年7月25日）等文章指向后互聯網時代的文學重塑。

如果把新文學創生以來的百年對照“未來已來”的賽博紀元，我們不妨大膽做出斷言：整個二十世紀的文藝創造都可視為視聽時代的“前/潛文本”。青年學人敏銳地捕捉到，每種媒介參與之下“亞文學”形態都可以在凝視中解構出“未來文學”的前奏。這種認知危機的驟起、克服、彌合擊散傳統文學的光暈，也必將賦予人文學自身以更激蕩的想象力。在這個意義上，對媒介慣性的警醒之音顯得十分珍貴。有論者已經指出，網絡文藝的“短敘事”轉型讓渡了邏輯與常識，敘事快感點快速的、無休止的跳躍實現了新的商業收割。“越是在‘短敘事’節節勝利的時刻，越要保衛‘長敘事’的尊嚴，保衛人類理性的尊嚴。”（賈想《“短敘事”轉型與文藝審美困境》，《光明日報》2024年10月12日）

知識理解的持久建構

關于當代文論自身，還有一些鋒利的智識能夠為其注入新質。趙普光《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讀者維度的建構》（《文藝研究》2024年第6期）一文試圖引入讀者維度以實現文學史觀的革新。在他看來，新文學通過“普通讀者”的力量撬動舊文學并最終確立自身合法性，從讀者層面對文學的社會存在進行歷時性反思，曾經的“批判的武器”不應被遺忘。如果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缺乏讀者的維度，則可能造成文學史研究視野的局限和文學史判斷的失準。目光下移的，還有金理文章《“近乎平均值的文學理解”與文學的讀法》（《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6期）。具體歷史時期中人們對于文學的想象與理解，無法脫離注定被文學史遺漏的寫作者，歷史的忘卻機制產生大浪淘金一般的偉力，也需要從“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轉化出“近乎平均值的文學理解”。這種理解不乏重要的文學性基因，“潛結構”與“舊形式”深藏在讀者的閱讀鏡像里。如論者所說，這些讀者是“活生生的、有情緒和心理、具備能動性經驗且懂得運用文化策略的‘人’。”有必要對時代的基底投入同情和同理心嗎？當然。這種研究主體的情感投入與我們生活的現實資源緊密不分，石岸書《試論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一文認為，超大規模文學人口如同當代文學的“舵”與“錨”，直接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方向和獨特形態。作者借用宗教研究中“制度型”和“彌漫型”類比當代文學狀況，提出考察“制度性文學”和“彌漫性文學”二者互動過程中文學的變動與生長。文章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制度建構與下沉運動，正是在中國文化彌漫性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的現代形式，這讓中國當代文學主流是現實主義和雅俗共賞二者并軌而行。

“情感轉向”研究和史料研究在今年亦有佳作。鄧瑗《“情感轉向”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主體重構》（《文藝研究》2024年第4期）帶有對情感研究的階段性總結和預判。鄧瑗表示，從“情感史”到“情感結構”，再到“抒情傳統”乃至“欲望”“情動”，中國的“情感轉向”逐漸完成了從置換歷史敘事動力，到以中國為中心重述歷史的進程。她提出，在將來重啟“情本體”，從主體重構到本體重構，或許是這一思潮持續深入的關鍵所在。曾祥金《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檔案”路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一文倡導從文學史料中增加對檔案文獻的重視，他同階段文章《當代作家成長中的“作協”推力——以上海市檔案館藏茹志鵑文獻為例》（《文藝爭鳴》2024年2月）可視為理論的案例研究，該文較為清晰地展現了茹志鵑在作家協會的鼓勵、支持、保護和培養下逐漸成為當代重要作家的過程。曾祥金爬梳幾次茹志鵑座談會內外，建構出更立體的“歷史中人”，同時再次提示了“檔案路徑”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年初到最近，“素人寫作”爭鳴不斷，廣泛地存在學術界和大眾話題中，其討論提供了拓深當代文論的可能。霍艷《“素人寫作”不等于“底層寫作”》（《文匯報》2024年4月3日）、項靜《素人寫作：特別的時代文體》（《文藝報》2024年5月15日）、韓浩月《素人寫作，需要走出概念向更遠處出發》（《解放日報》2024年9月26日）、何平《寫作者是寫作者的身份證姓名》（《北京文藝評論》2024年9月創刊號）等文章先后貢獻了有價值的觀點。何平認為，當素人寫作成為單純以版次和印數折算變現的“素人寫作生意”，“素人寫作被賦予的撬動固化文學板塊和發現新的審美的意義則可能被擱置和懸空……某種角度上，今天無視網絡寫作前史的所謂素人寫作，無視的是新媒體帶來的寫作平權，是一種觀念的倒退”。

青年何為，青年學人何為？從以上諸多論述中大體有三個方面的體會：首先，青年須擴展學院的內涵，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學科內部出發，參與建設發展；其次，須保持思想的敏銳度，維系思想的臨界狀態；最后是要有堅定的世界公民自覺和世界文學自覺。援引牛菡《“問卷”發出之后——1990年代以來文學“問卷”中的青年寫作問題》（《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一文做結：“只有明確了名為‘歷史’的批評裝置，我們才能真正感知存在于當下青年創作中的種種‘焦慮’與可能的‘遮蔽’。”誠如此，如果說青年創作的“破壁除障”是一次從文本到行動的緩慢勇毅的旅途，那么歷史意涵也將從持久的任務和自我克服中建構起新的意志。而這一點，對創作與研究都同樣奏效。

（作者系中國作家網文史頻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