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范小青最新的長篇小說《不易堂》，初看標題，便能品出一股濃郁的“蘇味”。細細讀來，小說層層嵌套的敘事結構，令人宛如置身于縱橫交錯的蘇州小巷中，跟隨作家步步深入，讀者也像踏進一座古樸的蘇式老宅。在這座宅院深處，一代代人的堅守與失落、關于“不易堂”的謎團與真相，無一不在作家恣意又細膩的筆觸下漸次鋪陳，閃爍著人性的微光。

小說以尋找“不易堂”為主要線索，講述了主人公“我”言子陳因研究課題“已毀古建筑群現狀評估”而重返離開多年的蘇州故里。機緣巧合下，因為老宅言橋巷7號的產權及拆遷紛爭，“我”不得不親自回到老宅，并偶然與印象中的幼年伙伴尹寧重逢，由此牽引出關于老宅、關于不易堂的諸多陳年舊事。

尋找“不易堂”的過程是不易的。這個地處蘇州的古代建筑群，最先出現在清代流傳以來的書籍《古城煙水》中，被記載為徽籍言氏祖宅，位于言橋巷，“屋宇數百，園林一座，并與言氏義莊合，號江南第一宅。”這般宏偉輝煌的古代建筑群，引起了言家人的注意。從言子陳的曾祖父言文彬開始，他為了幫面臨牢獄之災的兄弟言文良滿足權貴的心愿，開始尋找不易堂，并得知古畫《春日家宴圖》描繪了不易堂初建的全貌全景，找到古畫就能找到不易堂。雖然言文良偷偷潛逃，再無尋覓不易堂的理由，但言家后人卻仍鍥而不舍地尋找著古畫。無論是言子陳的爺爺言耀亭、言家曾經的管家余白生及其兒子余又、老宅里的鄰居老朱，還是與“我”同輩的朱玲玲以及他們的子孫后代，都秉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懈地尋找著古畫和不易堂，直至最終將尋找的接力棒交到“我”手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闡述找到古畫乃至不易堂的意義，甚至不斷以各種荒誕、玄妙的巧合與不可靠的敘述來消解尋找的可能性。譬如神秘出現的幼年伙伴尹寧，似真似假地講述著舊時老宅的事件，在喚起“我”的回憶后悄然離去，就連“我”的微信聯系方式也被她刪除得一干二凈，留下無盡的困惑；長期跟隨在“我”身邊的學生小白也頗有蹊蹺之處，她隱瞞著自己的精神疾病，并且對尋覓不易堂有著超乎尋常的用心，在發現了名為《不易堂》的評彈后，引導“我”深入調查。然而，正當“我”以為這個評彈將揭開不易堂的來龍去脈之時，卻發現它其實是由“我”的弟弟言子辰創作的，真假難辨……尋找古畫和不易堂的過程充滿了變數，種種懸念和巧合串聯嵌套，每一個看似柳暗花明的時刻都會被隨即而來的重重迷霧再次籠罩。“我”深知研究課題“已毀古建筑群現狀評估”內在的矛盾性，無法對已毀的古建筑群進行實地考證，只能從口口相傳或文字記載來展開研究，但我仍然將其提出并竭盡所能地想完成課題。換言之，即便“我”多年前因所愛之人余又的離世而深受傷害，自讀大學起便遠離故鄉，與親人斷絕聯系，但骨子里卻始終和言家、余家、朱家的祖祖輩輩一樣，有著一種精神信念，執著地尋找物質層面已不存在的存在。

縱觀范小青的小說會發現，無論是小說《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王全對“弟弟”的尋找，呈現出農民失去土地的創痛，還是小說《滅籍記》里對房籍的尋找，背后蘊含著對個體身份的探究和思考等，都可以感受到作家對尋找不存在或不可能之存在的關注。進一步探析，書寫尋找不存在或不可能之存在通常只是小說的表層，更深的意蘊在于“尋找”行為本身，其隱含著一種即便歷史風云變幻，依舊精衛填海、愚公移山般向無常命運抗爭的精神，也是作家反復勾勒的。“糯”“韌”的蘇州人品格，在小說《不易堂》中可見一斑——曾經是言家管家的余白生，不惜蒙受冤屈遠離家人，百般隱忍只為找到《春日家宴圖》的蹤跡；余又理解并支持父親的選擇，為了幫父親拿回整理的相關資料，他沿著父親的足跡一路回溯，卻陰差陽錯死于天災，落得個尸骨無存的結局；鄰居老朱愛好古玩，得知古畫的訊息后找尋多年未果，臨死前唯有將自己獲得的線索以及相關的故事講給“我”聽，方才能安心瞑目……他們都是日常生活中再微小不過的小人物，卻以一種強烈的信念感挑戰變幻莫測的歷史和難以預料的命運，這恰恰是當代社會的人們所匱乏的。

不妨與范小青2022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家在古城》進行互文性閱讀。在《家與古城》中，作家穿梭古今，運用非虛構手法，搜集了蘇州歷史、地理、文化等豐富的紀實材料，同時結合個人的見聞、創作史盡可能詳實地書寫故鄉蘇州。在此基礎上，她對現代人的身份認同焦慮，以及人與城、地方性與全球化等關系進行了更為全面且深邃的思考，還由此提出了一則具有啟發性的建議——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當代社會，或許唯有持續地尋找、書寫、傳遞人們的真摯情感或精神信念，才能夠為當代的人、城乃至社會、時代的發展召喚出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而這種思考和啟發也延續到了小說《不易堂》中。

沿著《不易堂》的文本肌理深入探析，范小青生長于傳統文化韻味濃厚的蘇州古城，那些無意識流露出的“姑蘇情結”，譬如蘇州的方言、園林、刺繡、評彈等，自如地在她筆下徐徐展開，字里行間不難感受到她對蘇州了解之深刻、眷戀之濃郁。同時，她也親身體驗了全球化、城市化的勢不可擋，不禁坦言：“我寫作的文化背景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交織的一張網。” 因此，我們總是會在她時而戲謔、時而溫情的文字背后，感受到若隱若現繚繞著的憂患意識。可見，她敏銳地洞悉到時代的加速更迭，科技的日新月異令現代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現代人從物質到精神層面也隨之變化。正如小說中，為了城市的整體建設，承載著“我”過去回憶的老宅巷弄如今亟待拆遷，曾經居住于同一個宅子的鄰里，如今早已四散搬離，只能在微信等虛擬空間里組建所謂的“群落”，勉強維護彼此脆弱的聯結，可一旦微信群被解散，便再難以輕松地尋覓到彼此。于是，小說中的“我”總是驚訝地發現，回到故里后新結識的人，竟然或多或少都與幼年鄰居有著血緣關系，這種相見不相識的現象，令人深思。然而，作家并非旨在通過小說《不易堂》斥責現代化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入侵，呈現其如何大刀闊斧地將當代社會塑造成原子社會，人情淡薄、利己主義甚囂塵上，而是試圖在對新世態人情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反思之余，尋找、捕捉并突出小人物們身上難以被遮掩的人性光輝，以此彌合人與人、人與城、人與世界之間的情感聯系，為越來越多陷入精神危機的當代人提供一絲心靈慰藉和信念支柱。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范小青在精心雕琢“尋找”這一行為的精神內核之時，已然超越了對蘇州的地方性書寫，抵達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精神世界的觀照與思考。

“我對小說的態度，也就是我對生活的態度，既無可奈何，又溫婉諒解。” 誠如斯言，范小青對蘇州有著深切的情感認同，熱衷于描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打撈新世情下人性深處的迷茫與痛苦，同時始終懷有一種溫婉諒解的態度，孜孜不倦地發掘“尋找”行為本身內蘊的精神品質。因此，在小說的最后，所有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存在與否對“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尋找《春日家宴圖》和不易堂的過程中，“我”重拾了對故鄉、故居，尤其是關于故人的記憶，不僅為普通小人物執著堅韌的精神感動，也為其能夠超越時空，搭建人與人、人與城、人與世界之間的情感紐帶而喟嘆。這大抵正是范小青試圖通過小說傳達的，在故土漸趨衰頹、人情日漸冷漠的當代社會，作家更應葆有強烈的寫作責任感和獨特的寫作氣韻，堅定地探尋能夠紓解當代人心靈困境的精神信念，賦予個體與自我、與他者的連結以更深刻的意義。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