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1935年，《義勇軍進行曲》壯美的旋律在電影《風云兒女》中響起，這一聲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托舉著民族之魂。2024年，我們迎來新中國七十五周年華誕，《天涯》2024年第5期期“特稿”欄目特別推出飽含愛國之情的《春水向東流》一文，作者汗漫截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進步電影先行者的剪影，重溫關于藝術、信仰、理想和堅守的故事。“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是誓言，更是對中華民族深沉的愛。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汗漫的《春水向東流》，讓讀者在光影中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中，共同回顧新中國成立七十五年來的輝煌歷程，共同祝福偉大祖國繁榮昌盛。

春水向東流

汗漫

一

蔡楚生看到費穆的肩膀在顫抖，知道他哭了。蔡楚生沒哭，但不敢低頭去看與鄭君里、金焰、孫瑜、卜萬蒼、吳永剛、黎民偉等十二人共同抬著的這口棺材。他怕一低頭就會失控，像水壺，一低頭就洶涌傾瀉出體內的悲傷。十二個男子，一概黑西服、白襯衫，左胸簪一朵白花。十二朵白花，左右兩列，簇繞這黑色花蕊般的棺材，朝靈車走去。

棺材里，躺著二十五歲的電影明星阮玲玉。

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上午。春光明媚，似乎對人間生死無動于衷。

半小時前，即將合上棺蓋，在上海新閘路一座三層私宅內，蔡楚生看了生前棲居于此的阮玲玉最后一眼，喉嚨驀然哽咽。扭過頭，用調整領帶的動作來掩飾。他個子高大，周圍人若觀察其表情，有難度。影星黎莉莉身材嬌小，伸手到棺材中，理好阮玲玉一縷落下來的秀發，取下自己的黃發夾別上去。阮玲玉收養的女兒小玉，三歲了，問黎莉莉：“阿姨，你怎么沒哭啊……”黎莉莉抱起這個懵懂、可憐的孩子，搖搖頭，眼睛紅了。蔡楚生胸內又涌起一陣心痛。一個知道自己做不成妻子的人，收養孩子，顯出關于愛的絕望與渴望。此刻，這絕望已落實，渴望已成空。

十六歲時，阮玲玉愛上富家公子張達民，與之同居。這一浪蕩子，以“向媒體曝光大明星竟然是窮寒仆人之女兒、移情別戀之蕩婦”為手段，年復一年敲詐錢財，并聲稱向法院起訴。

二十三歲時，阮玲玉遇到的商人唐季珊，他用新閘路上這座小樓作為鳥籠，束縛她、折磨她。曾經，一個冬夜，拍戲晚歸，小樓鐵門緊閉。她隔十幾分鐘按響一次門鈴。臥室里的燈微微亮著，唐季珊拒絕下樓開門。后來，她不按了，怕驚動左鄰右舍。身體凍僵了。天亮時，唐季珊打開鐵門，揚手就是一個耳光扇過來……

二十四歲，阮玲玉遇到因《漁光曲》而成名的電影導演蔡楚生。在拍攝電影《新女性》的四個月中，兩人成為知己。兩人都是廣東人，相差四歲，可以用周圍人聽不懂的粵語，深聊各自身世和隱痛。她問蔡楚生為什么喜歡蹲著。蔡楚生說：“苦難人都喜歡蹲著，蹲在街頭或碼頭，想生計，看世界……”《新女性》殺青那一天，阮玲玉躺在片場中央搭起的那一張女主人公韋明自殺的床上，用被子蒙頭大哭。蔡楚生讓攝影、場記等人員退出，獨自蹲在床邊，握著她的手。良久，阮玲玉平靜下來，嗚咽著說：“這韋明，多像我啊——她的命也是我的命？你為什么這樣寫、這樣拍？為什么不讓她活下去？她想活，活不成啊……”蔡楚生根據一個女演員蒙辱自殺的真實遭遇，寫出《新女性》的劇本，塑造了韋明這一個被摧殘、被凌辱的形象。

“阿阮，你不是韋明。我拍這部電影，就是要讓你，讓中國的女子，都去做新女性，堅強的女性，擺脫韋明那樣的厄運。”蔡楚生柔聲安慰。

阮玲玉眼睛亮了：“你能帶我離開上海嗎？”蔡楚生沒吭聲。她又低聲說：“我什么都不要，能跟著你就好，我可以不演戲……”蔡楚生松開手，點燃一支煙，煙霧遮掩了表情。他慢慢說：“你知道，我在汕頭老家還有妻呢。我的事業，也離不開上海。”阮玲玉勉強笑著，伸手，想撫摸蔡楚生的一頭濃發，幽幽道：“沒事，我開玩笑呢。你蹲下來，我才能摸到這頭發。你太高啊，我夠不著了……”蔡楚生眼里一下子涌出淚水，低頭擦去。

三月七日，傍晚，聯華影業公司同仁，在位于九江路上的揚子酒店聚會，慶祝《新女性》熱映。衣香鬢影，輕歌曼舞。阮玲玉與每位同事跳一支舞，最后，又與每位同事吻別。親吻費穆的臉頰時，她問：“費導，我拍您的片子最多，您說，我是壞女人嗎？”費穆臉色嚴肅：“阿阮，你是好女人，那些丑惡小報不要看，胡言亂語不要聽。”最后，阮玲玉踮起腳尖親吻蔡楚生，時間最長久。她轉身，柔聲向大家解釋：“別嫉妒，我親吻蔡導時間最長，因我把他看作兄長，而且，他太羞澀，我得幫他改改——這世界，容不得羞澀的人……”大家都笑了，而后沉默。蔡楚生臉紅了。窗外，隱約傳來圣三一教堂晚禱的鐘聲。

這一晚，回到新閘路上所謂的家，阮玲玉像扮演的韋明那樣，喝一碗摻有安眠藥的粥，躺下。唐季珊半夜發現異常，阮玲玉尚有呼吸。他把她抱上汽車，朝距離最遠的虹口一家私人診所慢慢開去，一路想著如何擺脫譴責的方法，比如，虛構一封遺書……

當三月八日的晨光微弱地照亮上海，阮玲玉停止呼吸。在一個屬于女性的節日里死去，意味深長。多年后，已成為新中國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廣播電視總局電影管理局副局長的蔡楚生，與黎莉莉談到往事：“阿阮的死，我也有責任……”他從未與家人——比如一九四一年在香港結識、戀愛、結婚的陳曼云——談說過阮玲玉。

此刻，新閘路上，這一口棺材是輕的。一個女子的死，是輕的，即便她再著名、美麗，也不可能給予這紛亂人間以沉重一擊。

靈車上，棺材前，阮玲玉在一張巨大黑白照片里，困惑地凝望著上海、中國、世界。靈車沿南京路緩緩行進，開往位于閘北的墓地。十二個與阮玲玉合作過《神女》《故都春夢》《野草閑花》等電影的著名導演、明星，步行跟在后面。數十萬市民在街道旁圍觀、送行、嘆惋，水泄不通，在租界警察干預下，勉強為死者開辟一條去路。不久前還在以“阮玲玉通奸案發”“唐季珊、張達民爭奪影星阮玲玉”等標題吸攝眼球的大小報刊，此時，爭相搶占有利位置拍照，像蜜蜂，把死亡也作為花蜜來采。美國《時代》周刊隨后把阮玲玉作為封面人物，報道一個中國女性的非正常離世。阮玲玉的三個影迷，在送葬后自殺，留下遺言：沒有阮玲玉的人間不值得留戀，去天堂里看她演新電影。

多年后，我在新閘路附近的一家機構工作。周圍區域是從前的英美租界。黎錦暉一九二二年在此地創辦的“明月歌舞社”舊址，不可尋。周璇、王人美、黎莉莉、聶耳等佳人才子出入其中的身影和歌聲琴聲，不可覓。廣東海豐人、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彭湃，正是在新閘路經遠里被捕，后犧牲于龍華。少年時代，蔡楚生在汕頭著名的小公園里，聽過他的演講，“革命”“東征”“解放”等關鍵詞，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生成而播種、落雨。現在，彭湃寓所，成為文物保護單位，圍墻上，有幾束野草隨風搖曳。

阮玲玉辭世之地，是沁園邨。數十幢西班牙風格的小樓，連拼成民國時代上流人士聚居的這一弄堂。我徘徊其中，不像茶葉商人唐季珊。“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我不懂茶，口袋里沒多少錢，也不像張達民。他沉溺于買馬、賭馬，把來自阮玲玉的錢，揮霍在馬和揚州瘦馬身上。我趣味寡淡，除了上班，就是讀書、寫作、晃蕩于山水間。像蔡楚生？又沒有他那樣耀眼的才華。《漁光曲》和《一江春水向東流》，確立了他“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大師”之地位。我似乎有他一樣的柔弱和沉痛感，故尚能以這柔弱和沉痛，維護善與道義，避免在渾濁的生活中沉淪、覆沒。

在沁園邨，一個老人告訴我，“阮玲玉故居”標牌，曾懸掛在阮玲玉或者說唐季珊家門口的墻壁上，被當下的新主人拒絕并摘下，只得鑲嵌在弄堂入口處。那一扇由蔡楚生、費穆等抬出棺材的黑色鐵門緊閉。看不見門內小花園。阮玲玉曾以小花園和客廳做背景，為《良友》雜志拍攝封面照，表情嫵媚清新，如上海春天里綻放的玉蘭。二樓、三樓的小陽臺，不見人影，有花花綠綠的衣服在飄動。

這一私宅正對面，同樣格局的另一戶人家，黑色鐵門上方，裝有似乎用于驅邪的一面小鏡子——以耀眼的光，抵御一種久遠的邪惡和黯淡？

二

汕頭。一個夢想發財的鞋匠，擠進購買彩票的熙攘人群，掏出口袋里的全部錢幣，買了一張彩票。

回到破敗不堪的家，他把彩票藏在枕頭里，掏出來；藏在空醋瓶子里，抽出來；藏在鞋底下，捏出來……藏在哪里，都有遺失或被人偷走、被老鼠啃噬的危險。這張彩票，有可能關系著一個窮人的鴻運：造房筑屋，娶妻生子，開店鋪，雇伙計，修祖墳……他捏著彩票，從白日夢中笑醒了。門板被海上刮來的大風搖動，發出吱吱呀呀感嘆聲。他靈機一動：用漿糊把彩票貼在門板背后，防鼠、防盜、防遺忘。

中獎消息傳來，鞋匠欣喜若狂。這彩票卻怎么也揭不下來，他只得卸下這扇門板然后扛起，朝彩票站跑去。跑啊，跑啊，內心充滿潮劇中喜悅的鑼鼓聲。他跑過關帝廟、天后宮、小公園、騎樓、碼頭、戲樓……似乎把汕頭著名地標跑了一遍，路線有些凌亂。他撞翻水果攤，說：“跟著我去兌獎，賠你！”水果攤主跟著他跑。他撞翻一個牛肉攤，說：“跟著我去兌獎，賠你！”牛肉攤主跟著他跑。他撞倒一個老人，說：“跟著我去兌獎，賠你！”老人的兒子跟著他跑……一支去兌獎的隊伍越來越龐大。

到彩票站，領取一筆獎金，鞋匠拆分后一一賠償給圍堵著他的追隨者，最后，還缺兩塊錢。一個索賠者就扛起這扇門板，大搖大擺走了。鞋匠站在街頭，呆呆望著遠去的門板越來越小，欲哭無淚……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銀幕上，這部名叫《呆運》的電影，正舉行首映禮。黑暗中的汕頭觀眾，在六十分鐘的時長內，仰看故鄉風景，反省一己或共通之命運，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滑稽諷刺電影”，發出笑聲、掌聲、嘆息聲。驀然亮起電燈，他們一下子回到現實。走出電影院，走進各自悲喜不一的處境：華麗或破敗，富裕或貧窮。且兩者不斷轉換，造就種種悲劇、喜劇。

故，潮汕，東海與南海分界處的這一東南邊地，多關公廟、媽祖廟。人們用燃燒的香火，加固已有之喜悅，化解眼前之悲傷。當然，還有一座韓公廟。韓愈曾貶謫于此，治海難，興教育。蘇軾追尋韓愈身影和氣息，為其撰文立碑，贊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文氣與勇氣”，遂成為這一地域卓犖不凡者的隱秘氣質，浩浩哉，郁郁乎。

此地貧寒子弟無路可走，往往乘船遠赴東南亞各國打拼，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僑批”文化——可用來兌換錢幣的一種信札，封面上寫有寄回故鄉的錢幣數量、收款人姓名、地址；信札內附有相關的文字。自己寫，或請人代寫，紙上有淚跡斑斑。于是，汕頭有了從事傳遞僑批業務的“僑批館”，類似于當下的郵局、快遞公司，從業者須以家族榮譽和財富擔保，以免卷款逃跑。

自一八六〇年開埠，潮汕籍商人壟斷上海鴉片貿易達六十年，使汕頭與上海這兩座城市，構成一種畸形、緊密的關系。當鴉片生意受到抵制和譴責，他們迅速轉行，投資抽紗、錢莊、電影制作等行業。可以說，中國電影業散枝展葉于上海，隱秘植根于汕頭資本和東南亞。鄭正秋、陳天、鄭應時、蔡楚生、陳波兒、李霞卿等中國電影早期開拓者，均為潮汕籍，符合地理與時代的邏輯。

《呆運》這一電影的導演，正是陳天。這一晚，坐在電影院第一排的中央，他拍拍身旁一個英俊青年：“阿通，你的處女作，成功了！”阿通臉紅著，去握陳天的手：“陳哥厚愛我，如何是好……”陳天搖搖手：“你我是兄弟嘛——到上海去吧，實現你的電影夢！”阿通忙起身、鞠躬：“去天后宮吧，咱們喝一杯酒，慶賀一番！”一群人出影院，說笑著，朝天后宮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家通宵營業的牛肉火鍋店，生意興隆。電影開拍前，陳天和阿通等人，曾先去天后宮燒香祈禱，再去那火鍋店吃了一次，就念念不忘。

潮汕地區重商輕農，牛被作為美食對象而非勞作物資。一頭牛，在火鍋店后院現場宰殺，全身細分為上百部位，每一部位的口感與價格迥然不同——精細、準確地對待每種事物，是潮汕人性格特質之一。這也是電影工業需要的特質——必須精細、準確地對待表演、美工、音樂等每一環節。

一九二六年春季，陳天自上海回故鄉汕頭，拍攝故事片《情奴》《白芙蓉》，得到綢布店店員阿通的幫助：搬卸道具、運送餐食、維持拍攝現場秩序、尋找群眾演員等。為表達謝意，陳天去看阿通與友人聯辦的話劇社演出，對阿通編劇的《呆運》贊不絕口，遂將其搬上銀幕，且由阿通主演。“綢布店出了一個電影人！”這消息一下子傳遍小城。綢布店胖老板夸阿通，更像是夸自己：“我早就看出阿通有出息！能寫、能畫、能演戲，還能吃苦，半夜三更看書讀報。咱這綢布店，也揚名了！”

阿通，即蔡楚生。多年后，這一綢布店，成為汕頭市著名旅游景點：鄭正秋、蔡楚生電影博物館。我曾進去晃蕩，看到綢布店的倉庫、賬冊、算盤，蔡楚生的小床、床頭柜上的書籍。一盞油燈，沒有煤油和燈芯，沒法點亮。

一九〇六年一月，蔡楚生出生于大寒中的上海。因祖父生意經營不善，家境窮困，六歲時隨家人回到故鄉汕頭一座村莊，讀私塾。十四歲，來綢布店當店員。店老板是祖父的友人，容忍這孩子的種種癖好：看戲，畫畫，臨帖，寫日記，攝影，與朋友一同演文明戲，參加工會……綢布店內，時常看不見這個小店員的影子。胖老板嘆口氣：“這孩子，將來咋辦哩……”不過薪水照發，且悄悄給他塞零用錢：“我給的，別吭聲……”

《呆運》上映一年后，二十一歲的蔡楚生乘船去上海，奔赴光影夢。臨別時，他對綢布店老板說：“我要找一個能和全國同呼吸的地方！”胖老板似乎沒聽懂，怔怔然望著一個遠去的背影，嘆口氣。

在上海，蔡楚生追隨同鄉前輩、中國電影第一代導演鄭正秋，從布景工、場記，到副導演，參與拍攝多部影片，積累導演經驗。一九三二年開始，他獨立拍攝《共赴國難》《都會的早晨》《漁光曲》等現實主義電影，成為中國電影第二代導演的代表者。“我不做高檔點心，只做大餅油條——為底層大眾而歌呼。”蔡楚生的這一創作談，契合于鄭正秋的電影美學理念：“有營養，順應民心。”兩個人的電影之路，與潮汕這一個共同的故鄉有關，與一個時代的命運遭際貫通。

當然，蔡楚生所言“大餅油條”，是比喻。汕頭的牛肉火鍋，更好吃，是底層大眾關于美好生活的一種夢想。

我也曾去天后宮一帶轉悠，入媽祖廟。巨大燭火留下磅礴淚水，在石質案幾上，凝結成一層層暗紅的燭燼。廟門上，兩個身涂黃藍綠黑彩漆的武士，持刀秉劍，目光炯炯有神。廟頂，金色的琉璃瓦屋脊上，雕塑著一群銀灰色小獸和仙人，朝高高翹起的飛檐和天空走去。廟對面，有一家牛肉火鍋店。民國的那一個夏夜，陳天與阿通等人來聚會，不知是不是進了這一家店。我進去，依稀看見他們十幾個人，仍環繞一口炭火燃燒的銅鍋喝酒、吃肉，熱力逼人。陳天說：“阿通，唱一曲咱家鄉的潮劇，你嗓子好！”蔡楚生喝了酒，臉紅著，高高大大的他站起來，摹擬女聲，唱了《亂世鴛鴦》中的一段：

只道你棄暗投明，鵬程萬里志可成。

有誰知大才未展成冤鬼，夫妻陰陽各一程。

嘆想我，三番兩次遭危難，苦海無邊唯哀鳴。

雖然是身在虎穴逃不得，我豈能再畫峨眉負釵盟。

寶鏡啊，元宵之日將你分兩半，

指望著夫妻他日相會可為憑。

我歷盡艱辛將夫盼，朝朝暮暮記在胸。

今日里霹靂驚醒相思夢，亂棒敲響幽冥鐘。

哎，夫啊，你黃泉路上且等待，我三尺白綾相隨行……

座中，一女子細聲抽泣。陳天愣了片刻，鼓掌：“唱得好，古今悲情相通……干杯！”蔡楚生舉杯，眼角也有了淚水，扭頭擦去。

當我觀看蔡楚生的電影代表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時，猜想：這一劇本的寫作過程中，蔡楚生或許想到過潮劇《亂世鴛鴦》，想到故鄉火鍋店內這一灼熱的夏夜。

三

一輛卡車，載著蔡楚生、聶耳、王人美、韓蘭根、羅朋、袁叢美、周克等十余人和一堆攝制器材，沖出上海街頭四溢橫流的泥濘，來到黃浦江邊的十六鋪碼頭。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聯華影業公司《漁光曲》劇組，赴寧波象山島的石浦鎮，拍攝海邊情節。客輪像心情郁悶的人，高叫幾聲，舒坦了，才緩緩啟航，穿過寒意加深的一江秋水，朝吳淞口方向駛去。

船艙里，蔡楚生在看劇本。他右手捏筆描繪人物位置與場景構圖，厚厚的一疊，像在繪制連環畫，左手夾一根煙。他轉頭，見鋪位旁的艙壁上貼有小廣告，就扭過身去看。豎排幾行短句子：“上海郵局：郵務生！揀信生！信差！聽差！苦力！雜役們！我們議決于八月十七日晨四時起——一致罷工！堅持條件！擁護工會！上海郵務工會啟。”他愣了愣，想起自己在汕頭綢布店當柜員時，曾是汕頭商業工會一員。不知這一啟事，為何貼到船上；也不知一個月前的這次罷工，結果如何。但蔡楚生知道，一座城市在覺醒，像沉睡的大海漸漸睜開眼睛，露出霞光般的眼神……

劇組其他人，坐在鋪位上聊天，或透過舷窗看一眼外灘。天氣略微放晴，云團低垂。兩個預報風雨消息的黑色氣球，仍在十六鋪旁的氣象信號臺上掛著、搖擺著，像不吉祥的預言家。

開埠以來前所未有、連續半個月的一場颶風，挾帶大雨，讓上海飽受其苦。大街小巷，洪流滾滾。電車與轎車像船一樣緩慢來往。商店門口高壘沙袋。蘇州河邊，窮人聚居的茅棚飄搖不定，時而傳來倒塌聲、哭喊聲。流浪漢的尸體偶爾漂過，像紙屑。上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上海艱苦卓絕的“一·二八”淞滬抗戰，震動中國和世界。蔡楚生帶著劇組沖上前線搶拍鏡頭，在短時間內完成紀錄片《共赴國難》，遭國民政府審查后禁映，理由是“不利于中日關系緩和”。蔡楚生埋頭抽煙、咳嗽，蹲下來，在地上吐出一絲絲血。眼下，長時段、高強度的一場風雨，讓上海再次代表一個國度，在多災多難多憂患中，掙扎下去、活下去……

街頭墻壁上的水位線緩緩下降后，蔡楚生決定帶領攝制組出發，把在上海已開拍部分劇情的《漁光曲》，轉到石浦拍完。這部電影，關涉三代人、兩個階層（窮苦漁民、富裕資產者）、兩個地域（海邊、上海），揭示一個主題：在黑暗制度下，任何階層的民眾，都有被傾覆的命運。當然，這主題的表達必須隱晦，否則同樣有被禁映的可能。

在“九一八”事變后，在“一·二八”淞滬抗戰后，上海文藝界普遍轉向夏衍、田漢、蔡楚生等人秉持的左翼立場，面向大眾命運和國家前途，發聲、賦形、塑魂。一個熱衷于蝴蝶鴛鴦式表達的文人，在這一時期的上海灘，是羞愧的，茍安復不安。

蔡楚生坐在船艙里勾勒場景圖的這一天，還不知道，他將通過這部電影，創造中國電影史上的新紀錄：攝制期長達一年半，完全在現場實景中拍攝，以電影音樂貫穿始終，次年六月十四日上映后，連映八十余天，滿城爭說《漁光曲》。其中，由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同名主題歌，傳唱大江南北。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為這一支歌單獨錄制唱片，以上百萬碟的發行量，暢銷一時——

云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里曬漁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升，浪花涌，漁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緊拉繩，煙霧里辛苦等漁蹤。

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

爺爺留下的破漁網，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這一主題歌，須于開拍之前創作完成，以供聶耳根據其旋律進行變奏，寫出整部電影的音樂。劇中女主角小貓的扮演者王人美，將先后三次唱起主題歌：在海邊給小伙伴們唱，流浪上海街頭時賣唱，劇終時抱著奄奄一息的哥哥，最后一次歌唱。

蔡楚生對安娥和任光說：“這主題歌，必須是一首動人的歌。”第一稿擬就，王人美試唱，蔡楚生聽罷，搖搖頭：“我們去一次崇明島吧。”一個清晨，他雇一艘漁船，帶領安娥、任光、王人美，沿黃浦江來到崇明島漁村，待一天，聽漁民們唱小調、嘮叨。當夜，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那一座著名的小紅樓里，安娥和任光寫出新一稿主題歌，兩人激動地抱在一起。因這首歌，他們在這一夜相愛了。次日中午，還是在小紅樓，聶耳彈電吉他，任光彈鋼琴，王人美演唱。蔡楚生聽著聽著，淚流滿面……

一九六八年七月，蔡楚生躺在北京某家醫院走廊的一張小床上，咳血不止。臨終前，回憶小紅樓內的上述場景，他對陳曼云說：“王人美唱得質樸，聶耳的電吉他旋律，也彈得柔情，在現場聽這支歌，比聽唱片，更讓人心動……”一張六十二歲的臉，蒼白如蒙霜，浮現一縷冬日般的暖光。

回到一九三三年九月的這一天。

船漸漸駛出黃浦江，越過崇明島，進入東海的廣大蔚藍。船艙中，香煙味濃烈，王人美捏著鼻子，大叫一聲：“受不了你們男性的壓迫了！我要逃了，求解放了——”她朝蔡楚生瞪眼撇嘴，做一個鬼臉，跑到甲板上去。蔡楚生呵呵笑起來，掐滅煙。其他人見狀也掐滅煙。孫瑜導演的電影《野玫瑰》剛上映，讓女主角王人美一夜成名，得到“野玫瑰”的綽號。一年后上映的《漁光曲》，將會讓“小貓”成為她的新綽號，覆蓋“野玫瑰”。她的確有著玫瑰的刺、貓的靈動，完全不同于此前銀幕上鴛鴦蝴蝶一般的女性形象。一種新女性，在艱難困苦中生成。而新女性就是新中國，這正是蔡楚生等左翼電影人心志之所在。

聶耳不抽煙，也不怕船艙中的煙味。他穿著吊帶褲，坐在蔡楚生對面鋪位，抱一把吉他，為《漁光曲》譜曲。他彈出一段旋律，就在紙上記下來，再彈，再記……

中國左翼電影史里，云南青年聶耳是一個獨特角色。因參加學生運動遭追捕，他告別戀人阿暉，自昆明逃亡上海。在電通影片公司的一個攝影棚內，經田漢介紹、夏衍引領宣誓，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宣誓畢，夏衍擦燃火柴，燒掉用紅紙剪成的一面畫著錘子和鐮刀的小旗幟。三雙手默默握在一起。他先后就職于明月歌舞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為一系列電影作曲。他曾在電影、歌劇中，出演煤礦工人、碼頭工等角色，表演那些卑微、負重而倔強的人。在石浦，聶耳也將為《漁光曲》，賣力客串一個漁民角色，劃船、拉網、呼喊……

此時，蔡楚生和聶耳等人都沒料到：石浦，東南那一角最美的海岸線上，有最劇烈、最頻繁變幻的風雨天。劇組長時間在旅館里消磨時光，寫信、生病、捉床上的跳蚤。聶耳向蔡楚生提議，組織晚會，邀請漁村里的孩子來旅館聯歡。聶耳彈吉他，王人美獨唱或眾人合唱。最后，他還用墨水將臉涂黑，裸胸，跳了一段非洲土風舞，惹來最熱烈的掌聲、笑聲、叫好聲，海邊晚潮聲，也似乎比平時響亮幾分。

風雨連綿，使劇組直到十二月才乘同一艘客輪返回上海。當然，這風雨有利于劇組加深對海邊苦難的認知：窩棚里蜷縮在一起的、衣不蔽體的孩子，冒著風浪和死亡的可能出海討生計的男子，時時出沒的海盜“落殼”……那些來劇組看大明星王人美模樣的地方官員，對她打扮與長相完全混同漁家女子和搖櫓劃船動作如此嫻熟，感到詫異和失望，悻悻而去。

需要光和影。即便是虛構的光影，也能漸漸贏得真實的力量，去刺破黑暗的已知，引發嶄新的未知。

此時，九月崇明島外的大海風，吹著王人美。她在甲板上大聲喊：“聶耳，聶耳，好美啊，上來唱歌啊——”聶耳就抱著吉他，拉著蔡楚生和同伴們來到甲板上，《漁光曲》就響了起來：

……

東方現出微明，星兒藏入天空。

早晨漁船兒返回程，迎面吹過來送潮風。

天已明，力已盡，眼望著漁村路萬重。

腰已酸，手也腫，捕得了魚兒腹內空。

魚兒捕得不滿筐，又是東方太陽紅。

爺爺留下的破漁船，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一艘船，自上海航向一部偉大的經典電影，航向東方的星辰和微明。

四

八月，上海進入炎熱的三伏天。十六日，上午，金城大戲院門口懸起一條黑色挽幛，寫著“沉痛悼念天才作曲家聶耳先生”一行白色楷體大字。

這是一九三五年，一個反復永別的年份：三月八日，阮玲玉去世，二十五歲；七月十六日，鄭正秋去世，四十六歲；七月十七日，逃亡日本以躲避藍衣社追捕的聶耳，在鵠沼海濱游泳時溺亡，年僅二十三歲……在種種永別里，如何抱持對未來的信念，于冰封中看見一江春水，這是對大時代里中國知識分子的考驗。

金城大戲院打出“坐滿請回”的提示，勸阻無數悼念者進入。劇院內大約一千七百個座位前，站滿文化界人士、碼頭工人、電車司機、紡織女工、船工、仆人、大學生……其中，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報童小毛頭。

七歲開始，小毛頭隨著父母，自蘇州來上海謀生。她天天站在霞飛路車站旁賣報，兩年前，認識聶耳。他每天下班，都會把小毛頭賣不完的報紙全部買走：“小妹妹回家吧，天黑了。”一天，他對小毛頭說：“大家都喊著買報啊買報啊，一樣樣的。我給你寫一首歌吧，你一唱，就能吸引人來聽、來買，好不好？”小毛頭拍手笑了。聶耳喊來安娥，聽小毛頭講自己家的故事。安娥邊流淚，邊寫出《賣報歌》歌詞，聶耳譜曲。小毛頭開始邊走邊唱《賣報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生意果然好起來。在田漢、聶耳創作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中，聶耳推薦小毛頭出演劇中報童，從此，《賣報歌》傳唱上海。也是安娥，為沒有名字的小毛頭，起名“楊碧君”——去成為一個清碧澄澈的君子。

此刻，望著主席臺帷幕懸掛的聶耳巨幅黑白畫像，楊碧君哭了。周圍，一片低沉的哭聲。

聶耳一臉的少年表情，飽含天真與灼熱，面對無限眷戀的人世和祖國。畫像下，幾十個巨大花圈，挽聯上書寫著上海各家電影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名稱及友人的名字。追悼會開始前，電唱機中低沉回蕩著聶耳所作的歌曲，《畢業歌》《梅娘曲》《新女性組歌》《大路歌》《鐵蹄下的歌女》……

瘦削的夏衍，以服裝和假發改變形容，無人認出。他在后排位置上向聶耳鞠躬，佇立片刻，悄然退去。周圍，有壓低鴨舌帽、戴墨鏡的陌生人，大約是藍衣社特務。但夏衍必須冒險來送別一個同道知己。他相信，聶耳的靈魂，存在于這一場為了永別的聚會中。

聶耳的政治引路人、藝術合作者田漢，未出現。因“赤色宣傳”之罪名，上一年底，他被捕。根據他留下的故事大綱，經夏衍改編，用三個月拍成電影《風云兒女》，其主題：團結起來抗爭“敵人”（為能通過國民政府審查，而將“日寇”更替為這一字眼）。在南京牢房中，他向夏衍傳來一首無標題的詩，寫在煙盒撕開而成的一張紙上：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此即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其中，“起來！起來！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這兩個句子是聶耳的貢獻。

這一年的二月，在夏衍家，初讀田漢這首詩，聶耳就激動地喊起來：“請允許我來作曲吧，作為《風云兒女》主題歌吧，讓全人類聽見中華之心聲吧!”他用兩天時間寫就初稿，唱給《風云兒女》劇組演員聽，一派歡呼。聶耳卻不滿意，繼續琢磨，走在樓梯上，也哼唱著：“前進，進！”房東聽見腳步聲，就拉開門打趣：“前進，進，回來了！”四月，經夏衍力勸他去日本避險，寄回定稿的歌譜。標題處，只有“進行曲”三字，夏衍定名為《義勇軍進行曲》，并由任光指揮，盛家倫、鄭君里、金山、袁牧之等七人，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小紅樓內，錄制首版唱片。

五月，《風云兒女》在金城大戲院連續上映兩個月，《義勇軍進行曲》傳遍世界，成為美國電臺報道中國消息欄目的片頭曲。在札幌，小旅館內，聶耳通過收音機聽到主題歌。當歌曲開頭的小號和鼓點響起，他嚎啕大哭，驚得隔壁旅客一個個打開門，在走廊里交頭接耳……

此刻，這一部電影的導演和演員，出現在聶耳的巨大遺像前：許幸之、袁牧之、王人美、周璇……

追悼會主持人、明星電影公司董事周劍云，誦讀了一首沒有署名的挽詩：“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高歌共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鄉國只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英魂應化狂濤返，好與吾民訴不平！”作者正是田漢。其中的隱喻和預言，在場者未必明悉。多年后，當《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聶耳與無數赤子的英魂，化為狂濤春水，潤物無聲。

二十九歲的蔡楚生站在主席臺上，致悼詞。他是致悼詞的合適人選。他既是逝者的生前友人、合作者，共同站在左翼立場，又不像夏衍、田漢等領導者那么醒目耀眼。他左手捏一張紙，眼淚滴滴答答濕了字跡，右手去抹，漫漶一片。好在，每句話都稔熟于心，他緩緩說出，給天上的一個人聽：“……聶耳先生筆名是‘黑天使’，靈魂純真。他是飛翔在黑夜里的天使，用歌聲喚醒沉睡的人。我多想與他再拍幾部電影啊！多想與他同努力，用光影和旋律，改造中國的視覺和聽覺，敵人被打敗，再沒有被壓榨、被凌辱的人……”

蔡楚生與聶耳認識，緣于在報紙上讀到署名“黑天使”的文章，聶耳批評他導演的電影《粉紅色的夢》：“在怒火燃燒的時代，沉溺于粉紅色的夢是可恥的。”蔡楚生打聽到“黑天使”的真名和地址，一個傍晚，他去霞飛路旁一間小出租房，敲門、自我介紹、與聶耳一同去餐館吃飯，回房間繼續交談，成為至交。正是在這一夜，他談起籌拍《漁光曲》事宜：“這部片子，有怒火，也有漁光，是火紅的希望之光。”聶耳不好意思地撓頭，答應為這部片子作曲：“我們一起為希望而歌吧！”

在石浦拍攝《漁光曲》，下雨的日子，旅館中，聶耳向蔡楚生推薦柔石的小說《二月》。象山，是柔石的家鄉。兩人討論這部小說“知識分子的愛情歸宿”之主題，困惑頗多。蔡楚生感嘆：“值得將這部小說拍一部片子。時代變幻，愛，如何歸依……”多年后，一九六三年，謝鐵驪將《二月》拍攝為電影，夏衍定名為《早春二月》。蔡楚生看電影后，對陳曼云說：“這‘早春’二字，加得好，給人一點希望……”

蔡楚生和聶耳在石浦，都沒有看見愛情的希望。蔡楚生談到父母做主所娶的妻子：“不愛她，又不想傷害她，拖延著，很久未見面了……”聶耳嘆息：“您有婚姻，無愛情。我有愛情，難以成婚。阿暉在昆明等我幾年，等不下去了，滿城都在議論她。她想與我解除婚約，另嫁他人，又舍不得我……可我未來如何，難以預測。在這紛亂兇險的年代，相愛、成家，何其奢侈。我們都是《二月》里的人啊。不忍心再讓阿暉等下去……我剛給她回了信，您可以看一眼。”蔡楚生接過聶耳的信，讀到以下句子：“……你好好生活，我方覺寬慰。不要再掛念我，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要在這社會里，做出偉大的事實……”蔡楚生把“偉大的事實”這幾個字，念出聲來。

終于，在做出的一種偉大的事實里，聶耳死去復永生。

金城大戲院內的追悼會，以全體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結束——“前進！前進！前進！進！”

當下，淮海路亦即從前的霞飛路旁，一座街頭小公園內，立有張充仁創作的聶耳銅像。一個青銅般燦爛的人，展開雙臂，在指揮周圍的鳥語和市聲，前進，進！大衣下擺微微飏起，正是春風吹動著的樣子。

五

寶山城，硝煙彌漫。吳淞口外的五十余艘日軍艦艇，炮口虎視眈眈。太陽旗飄搖，旅團建制的敵人，在一輛輛坦克掩護下，一次次發起沖鋒，試圖拔掉阻礙進攻上海的這一橋頭堡。

營長姚子青帶領的中國士兵，在轟炸與沖鋒槍炒豆子般的聲音中，一個接一個倒下。他嘶啞著嗓子發出命令：“我死了，副營長指揮！副營長死了，連長、排長、班長、老兵，一個一個上！戰至最后一人，決不投降，中華不會亡！”剩余不多的士兵一齊吼叫：“戰至最后一人，決不投降，中華不會亡！”寶山阻擊戰已進行至第六天。夜里，姚子青命令十五歲的傳令兵：“帶上全營名單，去主力部隊報告戰況，別回來了！”傳令兵明白，營長想留他一條生路，大哭不止：“我要跟隨營長啊！同生同死啊！”姚子青眼含淚水，一掌將傳令兵推出十步之外：“服從命令！快去！”

第七天，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五千余名日軍發起又一輪進攻。姚子青中彈倒下，一副眼鏡從臉上飛起、跌落，像失敗的鳥。寶山城淪陷。日軍面對五百余名中國士兵遺體，脫帽、鳴槍致敬……

攝影棚中，一群演員在重現一年前淞滬會戰的情景。姚子青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英雄，而非憑空虛構。

蔡楚生作為這部電影《血濺寶山城》的編劇，立于導演司徒慧敏身后，一臉淚水。他總是這樣難以控制感情。在上海，拍攝流浪兒題材的故事片《迷途的羔羊》，需要買幾只羔羊作為道具，羔羊與母羊分開時咩咩哭喊，蔡楚生也是一臉淚水，指示劇務將一大群羊全部買來，養在攝影棚外。友人嘲笑他：“心軟得嘞像樹葉，脾氣倔得嘞像樹根。”他正蹲著抽煙：“原來我是一棵樹啊，那得站起來！”他就站起來抽煙，友人笑。

此時，一九三八年八月，香港。蔡楚生摘下眼鏡，去摸口袋，空的。旁邊有人遞來一張手帕，接過來擦罷眼睛，聞出手帕中的香氣，戴眼鏡，看遞手帕的人。原來是陳曼云，一個身材豐滿的女子，眼睛幽黑，司徒慧敏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也是廣東人。蔡楚生把手帕遞回：“謝謝！”陳曼云悄聲說：“您留著用吧……”蔡楚生臉一紅，把手帕塞進口袋。陳曼云是第三次來片場，以探視同學的名義。司徒慧敏悄聲對蔡楚生說：“我這位姐姐，好像看上蔡兄了啊……”蔡楚生已三十三歲，臉還是會微微一紅。

在陳曼云身上，蔡楚生發現了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獨立、英朗、行走如風，無一絲懦弱和哀怨之氣。他被吸引了，不顧一切愛了。他此時還不知道，自己愛上的這一女子，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隱秘行動，憑借曾留學日本這一背景，周旋于日偽人士間，搜集情報，護送電臺。蔡楚生知道，這個同齡同鄉人，與自己擁有共同的情懷：愛苦難中的國度，愛那屈辱、掙扎著的人們。

兩人頻頻相約吃飯、散步，彼此稱呼從“您”轉變為“你”，從“蔡先生”“陳小姐”，轉變為“阿通”“云”。海邊燈火里，兩人想起汕頭類似的景象。陳曼云說：“給我唱一段潮劇聽吧，阿通，好不好……”一個獨立、英朗、行走如風的女子，溫柔起來，是致命的。蔡楚生答應著“好啊好啊”，以手擊節，輕聲唱了潮劇《劉明珠》中的一段：“淡雅孤芳入畫來，花魁未許倚云裁。冰肌玉骨沉淵底，綠萼銀蕾待雪開。”這部戲，說的是古代女子劉明珠為寒梅般的父親伸冤報仇的故事。蔡楚生唱罷，久久望著內地方向出神。陳曼云伸出雙臂，擁抱這個高大愛人。她明白，這唱詞中有當下的寓意：淪陷、抗爭中的祖國，就是寒梅般的父親，綠萼銀蕾，終將凌雪怒放。

一九三八年底，《血濺寶山城》攝制完成，在內地和東南亞華界上映，反響巨大。觀眾們站起來，揮動拳頭，與銀幕上的士兵一同呼喊：“中華不會亡！”口號聲響徹影院內外的世界，振拔無數抵抗者的心靈。

前一年，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十一月二十九日，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王瑩、胡蝶等影人，遷徙至香港，成立“新時代影業公司”。討論拍攝計劃時，蔡楚生就提議：第一部影片應該拍《血濺寶山城》。這也是國共聯手抗戰后的第一部抗日影片，不再受到“合法性審核”的阻擾。同樣遷徙至香港、領導左翼人士繼續開展文化抵抗的夏衍，向劇組轉達周恩來對這部電影的贊許之意。之后，一九三九年，蔡楚生自編自導了地下抵抗題材的故事片《孤島天堂》，敘述上海淪陷后的暗戰故事。仍舊是那一個小攝影棚，三十平方米。黎莉莉、藍馬等影星，通過鏡頭調整、道具變換，在狹小空間中，呈現出上海的壯大幽深。《孤島天堂》于同年九月上映，導演和演員均不計報酬，這部影片與《血濺寶山城》一樣，在內地和東南亞轟動一時。

陳曼云時時來探班，看愛人一臉淚水，就心痛。一九四○年春，兩人請若干友人，在小餐館里圍聚著吃了一次蓋澆飯，宣布結婚。他們都缺錢，連新衣都沒訂制。合影照中的一對新人，是美的、喜悅的。年底，女兒出生。“阿通，她眼睛真大啊，真亮啊，會看到一個新中國。”“我們也會看到的……”蔡楚生低下頭，親親女兒，又親親陳曼云蒼白的臉。

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大街上，日本軍人的巡邏車和太陽旗，來往招搖。影院內，只能放映日偽機構攝制的東亞共榮主題的宣傳片或歌舞片。胡蝶被邀請去日本訪問，她稱病拒絕。接著又被日偽機構邀請拍攝紀錄片，她急忙逃出香港，輾轉抵達重慶，落入戴笠精心設置的“捕蝶網”。戴笠在一場空難中離世后，胡蝶展翅，重獲自由，在加拿大度過余生。

“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三位先生，明日中午前到半島酒店會晤，無故不到，后果自負。”一日，香港各影院銀幕上插播這一告示。陳曼云對丈夫說：“危險了。周恩來先生要求護送你們離港。第一批十七人已走了。現在，你也得走。要化妝，認識你的人太多，日本特務四處尋找。”“你呢，孩子呢？”“我還有要緊事做，你到桂林、到重慶，等我們。”蔡楚生抱著一歲多的女兒，看著，什么也不說。女兒呀呀嘟噥：“爸爸抱疼了……”蔡楚生眼睛里一下子涌出淚水。陳曼云柔聲安慰：“別擔心我倆。我只擔心你的肺炎，這是愛激動和勞累帶來的病，慢慢養，路上無人照顧，要珍重自己啊……”

蔡楚生拿出剛寫完的電影劇本《南海潮》：“它咋辦？我帶著，你帶著，都不放心。”陳曼云想了想，把劇本包了厚厚的牛皮紙和塑料，裝進一個鐵質的餅干桶中，旋緊桶蓋，遞給蔡楚生：“埋到院子里，在那一棵玉蘭樹下，挖深一點……”

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清晨。兩個拎著行李的女子，小心攙扶一個盲目老人，緩緩走向碼頭，似乎生怕他跌倒。老人頭戴灰色氈帽，鼻梁上是一副有裂紋的舊眼鏡，身穿灰色長衫，一手提包袱，一手搭在女子肩頭。這“老人”，就是化妝后的蔡楚生。兩個女子，是陳曼云和東江游擊隊隊員巢湘玲。日軍崗哨，刺刀閃爍，士兵手捏中國知名人士照片冊，一一核對、盤查、放行。三人來到碼頭邊。巢湘玲轉過身去。陳曼云緊握丈夫的手，眼里涌出淚水：“等著我和女兒，等著啊，不許把自己丟了……”這是蔡楚生第一次看見妻子流淚。他點點頭，假裝空茫的眼睛，望著大海。

看著巢湘玲攙扶著蔡楚生上船，啟航，朝澳門方向漸漸遠去，陳曼云轉身離開碼頭，回到一場緊迫而偉大的行動中。

在東江游擊隊運作下，一九四二年初，中共南方局先后營救八百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經多條路線離港脫險，輾轉奔赴桂林、柳州、重慶。途中，為避免敵偽追蹤，他們假扮成商人。鋼筆和書籍，由護送者集中保管，免得他們不經意間泄露知識分子氣質。某日，在惠州，路過黃埔軍校東征陣亡烈士紀念碑，茅盾停下腳步，大聲朗誦詩篇以致敬英烈，同行者一下子緊張起來小聲勸阻。這些長途跋涉的人，構成了影響中國現代史書寫方式的一份漫長名單：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夏衍、喬冠華、胡風、廖沫沙、梁漱溟、范長江、端木蕻良、戈寶權、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葉淺予、丁聰……

他們，是屬于另一世界的人，“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魯迅）。

六

……

黃浦江滔滔東流，天色黯淡。

素芬對兒子抗生說：“媽媽再也不想看這世界了，再也不想聽污言濁語了……媽媽還沒吃飯，餓了……”抗生說：“我賣報紙有錢，我去買餅！”跑開。素芬掏出張忠良自延安寄來的與八路軍女戰士的結婚照，在背后寫字。

江水中濺起旋渦，素芬的影子一閃即逝。岸邊一個拄著拐杖的人，大喊：“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抗生舉著餅子跑來，高叫：“媽媽——媽媽——”撿起地上的照片，背后的字是：“抗兒長大了，要學叔叔的為人處世……”

張忠良乘轎車匆匆趕到江邊，撥開人群。母親和抗生，正望著江水哭泣。

轎車后排坐著王麗珍、何文艷。何文艷說：“出了人命，這可如何是好？”王麗珍脖子一挺：“我們沒碰她一根指頭，一個仆人死了，沒啥了不起！”何文艷說：“就怕忠良變了心……”王麗珍瞪大眼睛：“他敢！我干爹一句話就能要了他的命！”

母親對張忠良哭訴：“總以為你回來了，咱全家能過太平日子了，可誰知道，你爹爹被日本人逼得上吊，你媳婦又被逼得跳江，這是什么道理啊……”

江水東流。篇尾曲響起：“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劇終。

寫下《一江春水向東流》劇本的最后一句，蔡楚生一臉淚水。他放下毛筆，舉手去擦，手指上的墨痕，把臉染出一縷黑斑。陳曼云走進書房，拿濕毛巾去給他擦。蔡楚生嘆息：“人間多憂憤……”陳曼云一邊擦，一邊抱著他的頭安慰：“寫完了，就稍稍舒心展懷吧，再拍出來，讓更多人看到，合力消除憂憤……”

這是上海一九四六年的三月，入春了，寒意猶存。蔡楚生自重慶回到光復后的上海，與同代同道人，并沒有感受到希望的輝光照臨。

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無果，內戰的陰影在蓄積，南北有槍炮聲繼續響起。好友費穆暢想新生活的《燦爛世界》，剛拍攝了開頭，就絕望、廢棄了。對國民政府絕望了，又如何廢棄它？四年前，在桂林淪陷前，蔡楚生看到那開往重慶的火車上，坐滿達官貴人和他們的第二、第三夫人，乃至寵物犬。逃亡的百姓，則被衛兵阻擋在車廂外。此時，也是這些達官貴人，在搜刮日偽覆滅后留在上海的資產，據為己有，從銀行賬戶、別墅，到被漢奸們遺棄的妖艷女性。報紙上，不斷并列刊登著同一男子離婚、結婚的聲明。律師們在討論新疑難：八年間，“聲訊不通、生死不明情況下的另娶別嫁”，是否合法，家產如何分割……

蔡楚生想到在汕頭給陳天唱過的潮劇《亂世鴛鴦》。在亂世中，在巨浪間，鴛鴦們如何不離不棄？這是一道世界性的難題。此時期，上海正熱映的歐美電影，就有《亂世佳人》《魂斷藍橋》等。當然，那些異國戰火中的情侶，不會知道“鴛鴦”這一中國意象。

他開始動筆寫《一江春水向東流》劇本，以一個家庭的離散和不同選擇，折射民族的苦難與抗爭，以及對未來的期望：張忠良從一個“鵬程萬里志可成”的愛國青年，轉變為國統區里的享樂主義者，先后與王麗珍、何文艷兩個艷麗女子，發生糾葛；張忠良走上戰場，成為八路軍中一員；張忠良妻子素芬，在淪陷區撐起全家老少生計，苦盼丈夫歸來，安慰在街頭寒風里賣報紙的幼子抗生，“等爸爸回來就好了”；為漢奸拋棄的女子何文艷，做洗衣工，素芬不知道手中揉搓洗涮的衣服，脫自回上海后一直未露面的丈夫身體，直到偶然在家庭舞會上，看見那一個陌生的張忠良，梳飛機頭，穿燕尾服……蔡楚生邊寫、邊咳血。他寫不動了，躺下來休息兩三日，在陳曼云陪同下去診所打針，再繼續寫……

終于，在三月的一個春夜，蔡楚生完成劇本，共分二十冊，每冊拍攝長度約二十五分鐘，由《八年離亂》《天亮前后》兩部分組成。

四月初，丁香花園，即聯華影業公司辦公地，夏衍、田漢、蔡楚生、費穆等七八人，圍坐在小樓二樓的一間房內，召開《一江春水向東流》劇本討論會。三位投資人夏云瑚、陶伯遜、任宗德，欣喜而惆悵。欣喜于劇本主題重大，惆悵于資金匱乏。同時期，史東山導演、陶金主演的抗戰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已讓公司捉襟見肘。他們需要通過這一場討論會，來下定決心。幾個人手握劇本，閱讀、交談、爭論。餓了，吃點心、喝咖啡，聽花園內傳來的兩三聲鳥鳴……

夏衍放下劇本，最先表態：“我相信，這將是一部劃時代的巨作，值得拍，必定載入史冊。”說完這句話，他起身、下樓、匆匆離去。他的身形比八年前更瘦削，依舊警覺于身份和處境的危險性。

田漢沉吟一番，說：“八年離亂，造就這部作品，天亮前，尤需喚醒世人。但，素芬最后跳江的結局，觀眾會不會難以接受？”蔡楚生用手帕蒙著嘴巴咳嗽幾聲，說：“我也不想讓她死，可，她的死，是最有力的喚醒——天太黑，應該亮了。”悄悄展開手帕，看見一縷血絲，他攥緊手帕。田漢點頭：“劇本里有江南民歌，很合適。‘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我也會唱。楊萬里詩中也化用過。蔡兄，將來準備選誰唱？”蔡楚生答：“周璇如何？金嗓子嘛。記得一九四二年春節前，我和夏衍、茅盾等先生，長途跋涉到桂林，那一天，您組織歡迎會，安娥唱過這首歌，當時就覺得，如果把它作為一部電影的插曲，多好。”田漢點點頭，有些走神。

安娥，那一個才華橫溢的美麗女子，其真實身份，是留學莫斯科后歸來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一九二九年，她接近“創造社”成員田漢，引領他加入左翼作家聯盟。而后，田漢引領聶耳成為同路人。一個時代的杰出者，彼此塑造對方的形象和命運。安娥愛田漢，田漢已有婚約在身，她只得轉身離開，回故鄉河北，寫信告訴田漢，生下的一個兒子死了。后來，安娥因《漁光曲》愛上任光，任光加入新四軍后犧牲在戰場上。上海淪陷后，在前往武漢的一艘輪船上，安娥與田漢重逢。她告訴田漢：“你的兒子，還活著……”田漢哭了。船舷邊，兩人擁抱在一起，終生不再分開……

此時，在丁香花園，蔡楚生尚不知安娥的隱秘身份。但他覺得，安娥像陳曼云，也是一個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新女性。

費穆雙手抱著厚厚一疊劇本，眼睛湊近去閱讀。他戴一副厚厚的圓邊眼鏡，一只眼睛幾近失明，另一只眼睛，顯得特別明亮，像內心的全部感情集聚于其中。他與在場其他人一樣，身著西裝，這似乎是一代人關于中國現代性構建問題的表態。但每逢春節、端午、中秋這些節日，他會穿長衫上街。他自小熟讀詩詞曲賦，又習得英、法、德、意、俄多種外語，表情蒼茫多思。在蔡楚生等影人選擇去香港或內地避難的八年間，他隱居租界，退出影壇，拒絕日偽背景電影公司的拍片邀請。他曾導演一臺隱喻抗日主題的舞臺劇《小鳳仙》，連演不衰，滿城爭看。日偽人士闖入劇場威脅、阻擾，費穆不為所動，對演員們說：“有我在，繼續演。”他的長衫下暗藏一把匕首。光復后，他重出影壇，此時正籌拍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片《生死恨》，由剛剛剃去胡須復出舞臺的梅蘭芳主演。

放下《一江春水向東流》劇本，費穆感嘆：“如此宏大的史詩結構，我是駕馭不了的，敬佩蔡兄大才。每一場戲都好，一場都不要刪！當然，我的趣味，是宋詞元曲風格的敘事，留白，隱喻。花褪殘紅青杏小，也可以拍出好片子。祝蔡兄這一部大作成功！中國有太多苦難，需要用大作品喚醒，盡管……能喚醒幾許，我疑慮……”

寂靜。稍頃，其他人又絮絮而談。天漸漸黑了，室內的燈，花園里的鐵質燈柱，都亮起來。

最后，三位投資人表態：按劇本拍攝，一場不刪，不惜一切代價制作。掌聲響起，蔡楚生起身鞠躬。彼此道別，四散而去，一彎新月高懸。花園一角的攝影棚內，燈火通明，在拍攝一部電影。后來，《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張忠良父親被日本人吊死的場面，也拍攝于這一攝影棚。用泥土堆出的山坡上，挺立一棵松樹，布景中繪制出陰云和黯淡日色……

一年半后，一九四七年十月，由陶金、白楊、上官云珠、舒繡文等出演的這部影片，上映了，轟動上海灘以及全中國，連續放映數月。繼《漁光曲》《新女性》之后，《一江春水向東流》成為蔡楚生的巔峰之作。

“天快亮了，天快亮了……”走出電影院內人造的夜色，無數人擦著為素芬、也是為一切被侮辱被損害者所流的淚水，低語著，抬頭看看天空。

七

張曼玉勉強笑著，伸手，撫摸梁家輝濃密的頭發，幽幽道：“沒事，我開玩笑呢。你蹲下來，我才能摸到這頭發。你太高啊，我夠不著了……”梁家輝眼里一下子涌出淚水，低頭擦去。

“OK！”導演關錦鵬高喊一聲，做出結束的手勢。那一臺對準床上張曼玉、床邊梁家輝的攝影機，停止轉動。補光燈關閉，攝影棚暗下來。

一九九一年九月，上海，傳記故事片《阮玲玉》正在拍攝。張曼玉扮演阮玲玉，梁家輝扮演蔡楚生。劇組其他演員，還有秦漢（飾唐季珊）、吳啟華（飾張達民）、劉嘉玲（飾黎莉莉）等。

最初，關錦鵬想請梅艷芳演阮玲玉，這兩個異代女子，有相似的身世、韻致。梅艷芳拒絕，大約想擺脫阮玲玉不幸命運的暗示，若干年后，還是因病離開她愛恨交加的人間。張曼玉作為替補出演此片，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女主角之殊榮。她說，在演阮玲玉的過程中，學會表演：“阮玲玉真是嫵媚到極致啊，舉手投足間，有無限情愫。能演任何角色——擦去口紅，理直頭發，就是底層女子模樣。但沒能演好自己……”拍攝此片的過程中，香港報紙登出張曼玉多年前的情書，錯字連篇，話語纏綿，惹得滿城熱議。張曼玉很受傷害。她曾戀愛三次，對象分別是發型師、設計師、導演。關錦鵬安慰她：“不是你的錯……”她嘆息一聲：“人言可畏，我徹骨入心地體會到阮玲玉的悲哀。我不會像她那樣選擇死，不是舊時代了。”

《阮玲玉》結構奇特，敘事中，穿插了拍攝期間演員和導演的閑談，對阮玲玉和那一個舊時代，作出即興評判。比如，關錦鵬問梁家輝：“你覺得蔡楚生愛阮玲玉嗎？”梁家輝想了想，說：“應該是愛的。那么美的女子，如何不愛？但，又沒愛到不顧一切去改變她命運的地步……而阮玲玉，需要一個男子去改變命運，這，就是她的悲哀所在吧。”關錦鵬沒吭聲，扭過頭，看窗外的蘇州河、外白渡橋。

被關錦鵬選擇扮演蔡楚生，梁家輝感到意外。他拿著蔡楚生青春時代的照片，細細看：一張國字臉，眼神里，明亮夾雜迷茫，頭發整齊地向后梳理，緊貼頭皮，嘴角固執地抿著。而他，扮演過《情人》里的中國少爺、《垂簾聽政》里的咸豐皇帝，臉型和身高，雖與蔡楚生相似，卻天生一種柔軟氣質，臉上總是長出青春痘，像青春期過于漫長的浪子。關錦鵬鼓勵他：“蔡楚生也有一顆柔軟的心，你可以演好他。”于是，在攝像機鏡頭內外，梁家輝一次次擦著自己的、也是蔡楚生的淚水。

這部影片，必出現與阮玲玉合作多多的費穆。作為當年抬棺人之一，他為阮玲玉乃至一切時代里的悲哀女性辯護：“在人世上，她們總是作為被看、被消費的對象，去依附男性。依附不了，就病、死、逃。這社會的不公，要變。”這些話語，或許并非出自當年費穆之口。但可以由此理解，一九四八年，費穆為何拍攝故事片《小城之春》：以女主角玉紋的視角，審視抗戰后成為廢墟的家園、病重的丈夫禮言、戰后歸來的初戀情人志忱，在“情”與“義”沖突中，最終作出“留在丈夫身邊、眺望情人遠去”的選擇。破敗的城墻外，芳草連天春風軟。五個演員和一只雞，組成這部小成本電影，玉紋的旁白，貫穿全片——女性發聲，主動表達對時代和自我的理解，在中國電影史上屬于開先河之舉。

一日，蔡楚生來到松江，探訪《小城之春》拍攝進展。他與費穆并肩站在城墻上，一高一胖，一西裝一長衫，看扮演玉紋的女演員韋偉，一手挽著裝滿青菜的竹籃子，一手提藥包，從遠處走來。機位一直不動，像表情平淡而內心洶涌的旁觀者。附近，黃浦江流過，到下游的主城區和大海里去，承載起素芬跳入而后消逝的命運。

“費兄，您果然講了一個宋詞元曲般的故事——花褪殘紅青杏小啊。我是喜歡的。”蔡楚生感嘆。費穆遞過來一根煙，也僅僅是禮節性一遞，他知道蔡楚生因肺病戒煙數年。費穆獨自抽，吐出春霧般的煙氣：“兄的《一江春水向東流》轟動全中國，如洪鐘大呂，我看兩遍。這《小城之春》，大程度上，走一條寂寞的運程。兄喜歡就好。”果然，《小城之春》上映后備受冷落，在國共角力、革故鼎新的社會背景下，受冷落是自然的。多年后，該片與《一江春水向東流》，一同成為中國百年電影經典，進入電影學院教材和課堂，被研究、分析、致敬。費穆在一九五一年逝世于香港，終年四十五歲，比同齡的蔡楚生，早辭世十七年。

在丁香花園里開座談會那一天，茶歇中，幾人走到陽臺，談起這園子所聯系的一個晚清女子——清末重臣李鴻章的小妾丁香。盛宣懷親自審圖、監工，為李鴻章金屋藏嬌，建起這一美式別墅。他叮囑建筑師：“要種丁香樹……”李鴻章偏愛的這一小妾，自然不為家居合肥的正室所容，受欺凌，最終在上海一隅，獲得身心的安放。李鴻章每隔數月或半年，自北方來這院落小住幾天，再啟程，為大清這一座透風漏氣的屋子當裱糊匠。李鴻章故去后，丁香離開這園子，去浙西山中做了尼姑。

一個晚清女子，也可以成為后世女性紛亂命運的參照，讓幾個文人唏噓片刻。

如何安放被男性凝視、被時代碾壓的身心，是女性苦苦求解的疑難，不論著名或無名。從真實的丁香、阮玲玉、胡蝶、周璇、梅艷芳、張曼玉，到虛構的素芬、玉紋。她們死了、瘋了，或隱入山中異域，或站在原地，由時間流動來改變周遭景象。

在二十一世紀，當下，心理學研究者統計：女性抑郁癥群體仍遠超男性。二〇一七年十月，美國女明星艾莉莎·米蘭諾，多次受性侵后，發起抵抗運動“Metoo（我也是受害者）”，召喚一切受害女性，說出自己的遭遇，引發公眾關注和社會變革。一位美國前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這一運動，是危險的，威脅到了整個有權勢階層的男性。”

我沒有什么權勢，從話語、體力、地位，到資產，一概平庸，即便擁有所謂的權勢，亦須站在丁香、阮玲玉、胡蝶、周璇、梅艷芳、張曼玉、素芬、玉紋、艾莉莎·米蘭諾等人一邊。維護女性尊嚴，就是維護母親、姐妹、女兒的尊嚴，就是維護人的尊嚴。這樣的維護，未完成，永遠屬于“現在進行時”。

曾與友人在丁香花園吃飯。那里，現成為一家粵菜館。丁香樹和鳥鳴，依舊生機勃勃。新時代食客，不知這園子里的往事，無論丁香姑娘和李鴻章，還是蔡楚生和《一江春水向東流》。他們的話題，側重于當下的重負與輕盈，也好。一代人吃一代人的飯，咀嚼一代人的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樂悲恐驚。

我也曾去松江游蕩。此地古稱“華亭”“云間”，是《文賦》的作者陸機的故鄉。“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詞，良多變矣。……”《文賦》開篇所言，也可指向蔡楚生、費穆這些“用鏡頭寫作”之才士。眼下，松江不再是一座孤立小城，與上海主城區連綿無間。從前的田野，建起宏大的“車墩影視基地”，虛構出小規模的蘇州河、南京路、霞飛路、丁香花園等場景，為敘述前情舊事提供空間。此地，拍攝了《色戒》《功夫》《情深深雨濛濛》等眾多影視劇。我尋找當年《小城之春》拍攝地，無果。那城墻和廢墟，早已不存。黃浦江洶涌東流，運送木材、鋼材、水泥的駁船，突突突突喘著粗氣掠過，蕩起一道巨大漩渦，似乎想讓人淡忘掉素芬跳入后激起的細小浪花……

一九四八年那一天，在城墻上，蔡楚生對費穆說：“真巧了，《小城之春》啊，《一江春水向東流》啊，各有一‘春’字。雖是春愁春恨，畢竟已入春，青杏總會泛黃成熟……”費穆點點頭，抽煙。韋偉身著旗袍、穿布鞋，站一旁聽著，微微笑。蔡楚生低頭去看她的菜籃，點點頭，贊許：“準確。”

那籃子里，是江南春日遍野生發的馬蘭頭和薺薺菜。

【作者簡介：汗漫，作家，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紙上還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