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文藝發展舉旗定向。十年來，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在講話精神指引下，勇擔新的文化使命，于人民的偉大創造中實踐杰出的藝術創造。以中篇小說為樣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時代文學正在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標志性現象和時代性特征，構筑新時代文藝的獨特景觀，彰顯新時代中國的文化力量。

弘揚家國正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一方面為廣大作家扎根大地、淬煉經典提供源源不絕的精神動能，另一方面也呼喚更多對重大時間節點、重大歷史事件、重大題材提供深廣文學觀照的家國正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時間節點，以黨史、軍史、國史為素材和題材的優秀作品不斷涌現。徐貴祥《鮮花嶺上鮮花開》駐扎大別山，以鮮活的英雄形象、英雄情結和英雄史事源流考，向沉睡在歷史深處的英雄致以深切問候。楊怡芬《里斯本丸》從多年后的紀念活動起筆，多視角審視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海難，彰顯歷史正義和對和平的守護與期許。王松《紅駱駝》向新中國第一代核工業者致敬，以對祖國“清澈的愛”樹起一代人“奮斗青春，無悔抉擇”的精神豐碑。王凱《荒野步槍手》聚焦軍事演習，以飽滿明快的語調描述新時代強軍故事和軍旅生活風景，稱頌可親可敬的基層官兵。西元《徒步走到終點》在常態和艱險雙重境遇中，貼近戍邊軍人的心緒，書寫家國意志和崇高信仰的深沉力量。小白在《封鎖》中用周詳廣博的細節考據、重重鏡像的風俗還原，讓抗戰時期的上海在淪陷與封鎖的暗處迸發出民族大義的壯烈光芒。董夏青青《凍土觀測段》遞交了一份青年作家眼中的和平年代軍事斗爭素描。

家國正聲是國之大者對新時代文藝氣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對新時代文學的鄭重囑托。它激勵廣大作家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錘煉文學的視野和格局，以莊嚴、崇高、宏闊的藝術表達承載愛國情懷、民族精神和英雄禮贊，以吾土吾民、人間正道的浩然之氣和民族尊嚴不可侵犯、世界和平不容踐踏的正義之聲，構筑新時代文學的筋骨和脊梁。

家國正聲還包含著那些被稱頌和銘記的屬于文學的榮光時刻——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改革文學’作家的代表”蔣子龍、“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路遙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為“人民藝術家”王蒙頒授勛章獎章；在從事文學創作70周年系列活動中，王蒙作為當代文學乃至文化重要代表，其杰出成就和深刻影響贏得無數禮贊，新時代十年創作的十余個中篇，也成為他生命偉力、人間大愛以及豐沛創造調性的有力證明。感應時代精神、體現時代高度的文學大家，由他們所發起的領唱，本身亦是正聲。

把握時代進程

新時代文學作為新時代的重要文化實踐，其生命活力，就在于以強勁的時代脈動、火熱的現實生活、生動的人民創造為深厚基礎，于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書寫山鄉巨變，攀登文學高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 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全面小康的第一現場，活躍著新時代作家潛心深入、孜孜以求的身影。艾平《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以草原上最出色的牧馬人三次回鄉為線，讓新時代故鄉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新變化，結結實實生長在草原豐美水草、醇厚民風以及天地人的交流互通之上。楊遙《父親和我的時代》寫脫貧攻堅中的父輩新曲，時代深處生長出的活力與不接地氣的“隱疾”并存對照，兒子進步、老人猶疑的人物關系模型也就此被刷新。蘇二花在《拉大鋸，扯大鋸》中蒸騰起雁門關外返鄉后充滿生機的“純天然綠色”新生活。

此外，在家族敘事、城鎮變革、都市生活、世界圖景等領域，新時代文學同樣多有掘進，累積著藝術探索的新成果。邵麗《黃河故事》翻涌兩輩人波瀾起伏的命運，映照出中國社會數十年間家庭倫理、情感結構和社會觀念的變遷。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融現實主義品格、抒情精神和青春理想于一體，在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性格命運中濃縮社會生活特定形態，展現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堅守。林森在“心海三部曲”（《海里岸上》《唯水年輕》《心海圖》）中尋繹海洋敘事與家族、倫理、時代、歷史等坐標系的呼應，常與變，出走與歸來，順應或對抗自然及時間，都被吞沒在潮汐的奔涌里，由此，寫作也得以從心海走向文學的深海。黃立宇《制琴師》借助陳腐乖張的木匠形象，傳遞了特定時代縣城青年生命的困頓與希望，同時將整個時代向外部張望的渴求描繪得意味深長。楊少衡《銅離子》、洪放《追風》寫城市建設、生態保護、科技興業中的為官為民、家國情懷和理想擔當。荊永鳴《較量》、常小琥《長夜行》里的醫者仁心、眾志成城、同舟共濟，令人動容與敬仰。王威廉《你的目光》以“家族尋根”為敘事動力，以“眼鏡”設計為紐帶，書寫了客家人和疍家人的歷史淵源和生存境遇。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以方言入文，從個人生活史到少數族群生存狀況，再到城市的文化變遷，為城市景觀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擴容。周嘉寧通過《基本美》記錄大陸小城青年和香港青年之間的友誼，探討重要歷史時段如何與青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建立聯系。楊方將兩個大陸板塊看似分離又不曾斷裂的情感，安置在《澳大利亞舅舅》幾十年的光陰中，時代變遷、時光流逝投射其中。

文藝工作座談會以來的十年，是新時代文學現實題材創作豐收的十年。作家們以敏銳的藝術感知力深入現實內部與細部，在時代的深度和廣度中生成無盡的創造力。我們有理由相信，更多具有新時代情境氣象、精神氣韻、人物氣質的現實題材力作正在走來。

在人民中實現藝術創造

作家們能否寫出傳得開、留得下的優秀作品，從根本上取決于能否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在人民中實現藝術創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人民，作為新時代文學的關鍵詞，在作家筆下得到了深刻熨帖的呈現。尹學蕓《李海叔叔》真實懇切、情深意長，兩個家庭二十多年的交集纏繞，在形式技巧匿名的狀態里牽動起人們的記憶、經驗和情感。艾偉《過往》從代際關系的角度試煉人性，以獨有的故事張力詮釋美德和寬恕的力量。田耳《一天》以死亡為契機，將人物連同他們的命運召集、容納進特定的時空容器里。劉建東在《閱讀與欣賞》的工廠生活中，貢獻了一位文學長廊里少有的風姿綽約、行為大膽的女性師傅形象。張楚在《過香河》里創造別具一格的舅甥關系，是對過于強盛的日常生活的飛升。魯敏以臨終拜訪為主題結構《無主題拜訪》，浩茫的心事無一落實，卻又在不圓滿處得見圓滿。葉彌《是誰在深夜里講童話》、陳倉《再見白素貞》于現代童話和傳說中傾注慷慨與虔誠，鋪陳與人相擁的善和暖。裘山山《我需要和你談談》、程青《父親的深夜》、馬金蓮《蒜》關注暮年敘事，面對代際間或焦灼或洶涌的情感，抽絲剝繭。蔡東通過《來訪者》的心理治療提示我們，對于戲劇性之后升起的日常之物，以及人的不健全與自省，誰都無法真理在握。孫頻在《鮫在水中央》中處理創痛，用情感的素樸與溫熱，營造出相對安全的暗處，企盼居于其中的人走向愈合。在胡學文《叢林》、許春樵《麥子熟了》、東君《上海為什么沒有山》、弋鏵《秋千引》里，命運強有力地闡述自身；在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班宇《雙河》、韓松落《給雷米楊的情歌》、陳再見《旁觀害羞者》、杜梨《今日痛飲慶功酒》里，年輕且敏銳的才情得到充分彰顯。

文學的常溫，在于在歷史的承續處和時代的更新處看到人，從蘊含在具體生活中的理想、勞動、境界、趣味和共同的價值追求中，提取整全的人的心靈。那些以人為本的優秀作品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就是因為“事業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存在和死亡，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能夠在其中被洞察并洞見。

承續優秀文化傳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新時代文學的根基和寶藏正在于此，十年間，傳承中華美學精神、賡續中華文脈，成為越來越多的作家的自覺追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新時代以來，傳承中華美學精神、賡續中華文脈，成為越來越多的作家的自覺追求。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的優秀作品不斷涌現。遲子建在《碾壓甲骨的車輪》中鉤沉東北歷史，小說以樂章的形式集結，古與今、現實與世情、歷史與文化在迷霧般的人物命運中次第展開，借由甲骨文物碎片的遭遇，作者完成了對中華悠久歷史文化的深情回望。肖江虹《儺面》在歸來的游子和最后的儺面師之間展開“變”與“不變”的對話，小說中一切機緣巧合都籠罩在對神、對信仰、對漫長的人類經驗的敬畏里，這將它同一般意義上的民俗書寫區分開來，獲得了獨立的精神空間。葛亮在“匠人”系列（《書匠》《飛發》《瓦貓》），對飽含傳統文化光暈的器物和手藝，以及灌注其中的生命遭際和文化情感進行持續書寫，在完成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開掘的同時，也傳遞了與當代審美追求同聲相應的古典文脈、風格與精神。冉正萬以《鯉魚巷》《指月街》《醒獅路》等為代表的貴陽系列，建構著寫作者新的寫作地標，也展現著一座城的文化氛圍，可以以“情書”的方式烙印在文字里。普玄在《太陽刻度》中交付足夠的耐心和誠懇，描述看似“前現代”的守信方式和道德準則，在遭遇“現代”生存智慧時，如何被磨損卻依舊刻畫在人的心里。陳集益《大地上的聲音》起筆地方劇種，描摹地方性文化與時事命運的審美綜合。孫正連《江水燉江魚的日子》以“活傳統”與“后繼人”的父子關系，再現北方漁家文化的風俗畫卷。林筱聆《故香》在150多年的時間跨度里，以世界視角講述茶的歷史與傳奇，茶的哲學及文化，寫茶人茶事，亦是對傳統文化和家國想象的詩性演繹。龔萬瑩自詡“鼓浪嶼小孩”，《出山》在成長小說、新南方寫作、島嶼敘事、閩南風情畫等條目外，自有為達觀熱鬧的生命哲學所滋養的光澤與韻律。舒飛廉《團圓酒》寫鄉村一場遲來的婚宴，小說中的人與萬事萬物始終并存，那些品性、造化跟前程也因團圓的篝火而被一一點亮，作品的自在與自足指向傳統審美范式的活化魅性。

可以看到，新時代文學的豐盈質地，根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文化堅守與精神追求，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創造的奧義，也將在新時代文學的書寫中得到持續的審美的驗證與升華。

繪就人類文明新篇章

古典與現代、科學觀與人文觀、想象力與使命責任并行，科學精神、技術支撐在美學層面上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相互交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新時代文學是堅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國氣派中國風范的文學，也是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體現廣大人類關懷的文學。

集天地生趣，與萬物共生，是中國精神的精妙所在，也是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參與構建人類共同價值的重要內涵。這當中既包括對生命原力的追溯，也包括在天地人的多維結構中恢弘心界，尋求人文與自然的融通。《三只蟲草》《蘑菇圈》是阿來“從青藏高原上出產的，被今天的消費社會強烈需求的物產入手的小說”。小說的人物來自樸素的詩歌時代、手工勞作的時代、靈魂眼睛和身體相互協調的時代，來自時間無限充裕、智慧可以予人忠告、講故事的藝術和口口相傳的經驗孕育其中的時代。在與消費社會的碰撞交鋒中，人的神性、“齊物”的智識之境以及面向未來的強大力量橫亙其間，深情召喚人們重新開始、再度出發，與世界相親相敬。張煒《尋找魚王》將出門遠游、拜師學藝的情境處理得靈動活潑、富有深意，讓時間和自然當中指引人生的恒常之理一代又一代傳承。羅偉章《聲音史》中，主人公小如草芥卻天賦異稟，耳朵無限延展，能將萬物的聲音收納于心，再在嘴唇上開花結果。在他的講述中，世事更迭與古老神秘的歷史以合于天地的狀態形成呼應。索南才讓《荒原上》構建了富有原初生命活力和原始詩性的生存空間，在那里，生靈萬物和山川河流堅韌，廣袤無垠的大地與人的渺小并置，精神游牧者行走期間，自由吟唱。

近年來，科技與科幻在文學領域聲勢漸長。科幻文學是大國文學、生命文學，也是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于一身的探索人類文明存續拓展的審美共同體。在中國科幻發生、發展、崛起的過程中，科幻文學作家用幻想、更用思想，有力參與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新的觀念和新的時空的塑造與創造。新時代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時代命題，讓科幻文學恰逢其時匯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洪流，陳楸帆、李宏偉、寶樹、程婧波、江波、張冉、阿缺、顧適、晝溫等一批作家以迭出的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著中國科幻的智識與審美擔當。

現實題材領域中，科技題材小說的出現與累積，尤其值得關注，并正在形成新時代文學獨有的科技風景。《中關村東路》聚焦國產芯片創業史，作者秦北憑借十余年半導體行業從業經驗，講述了“中國芯”坎坷波瀾的研發之路。陳謙在《無窮鏡》中用3D成像的技術難題，隱喻現代科技背景下人類看與被看的存在主義難局。吳清緣《衛煌》處理守護敦煌的主題，讓現實與幻象、史跡無縫對接，知識之核在精神與美的洇染下化為文學圖景。在彭楊《故事星球》里，年輕的科技公司創業者高呼“中國在長高”，也道出了向世界敞開胸襟的文化自信與自豪。在這些作品中，古典與現代、科學觀與人文觀、想象力與使命責任并行，科學精神、技術支撐在美學層面上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相互交融。

優秀作品不勝枚舉，新時代文學向高峰砥礪奮進的嶄新氣象，有賴于文學場域內外乃至新時代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斗志昂揚。期待更多珍惜來路、識微見遠、豐沛開闊的新時代文學敘事，在新的文化情境中發揮應有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發展研究處處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