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回望藏族作家創作取得的豐厚成果，不外乎有兩大因素：一是文學自身的發展，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政策指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保證。新中國成立后，藏族作家的文學創作從關注生活和靈魂苦難轉向對新生活的寫真和對新時代的贊譽，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新的歷史語境下的文學突變，也是身份和民族性得以確認、主體性得以回歸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重新開啟的文學創作新路。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把文學作為繁榮文藝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通過實踐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引領文學創作走著“富康”之路。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文藝為人民大眾”的提出，第一次文代會后文藝的“農村”路線，1952年“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題詞，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1958年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1979年提出“文藝的路子要越走越寬”，到第六次文代會、第五次作代會上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再到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等，足以見證黨對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視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正是在黨的文藝政策的正確指引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藏族文學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華多民族文學的多元與繁榮。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祝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為實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這些實績的取得與黨文藝政策的正確指引密不可分。自1949年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藏族文學在黨的文藝政策指引下歷經十七年（1949—1966）的嘗試，新時期（1978—2000）的繁榮，新世紀（2000—今）的多維話語建構等三個重要階段，實現了從方向指引到精神啟迪的大轉變，取得了創作上的豐收，開啟了當代藏族文學發展的新旅程。

十七年時期黨的文藝政策指引下的創作涌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和文藝繁榮發展?！?0世紀20年代，鄧中夏等指出“新文學”要“為了民眾”“激勵國民精神”。30年代，左翼作家持續拓展“文藝大眾化”“文藝的民族形式”創作之路。之后，黨在根據地組建各類文藝社團，開辟了革命文藝的基本“陣營”，逐步擴大文學的影響力。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边@一講話進一步明確了文藝創作方向，也就是文學為誰創作的問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政策與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在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中講到文藝要表現新人物，文藝要寫農村，要寫出“趣味性”。同時提出文藝要為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廣大人民群眾服務，要努力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政策確定了文藝的指導思想，同時可以看出文學獲得了創作上的自由。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無疑成為黨關心的一件大事。1953年《中國作家協會章程》提出了“發展各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決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為逐步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度、開展新生活奠定了基礎。西藏出現了歌頌新中國、歌頌解放軍的形式自由、激情洋溢的詩歌，如擦珠·阿旺洛桑的《歡迎汽車之歌》等，開啟了藏族文學的篳路藍縷之途。1958年中宣部召開了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的座談會，商討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寫工作。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勝利，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西藏作家隊伍得以擴充，降邊嘉措等作家開始進入長篇創作的醞釀期。1960年老舍先生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報告闡述了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發展前景，并提出了建議與具體措施，為推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1961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制定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論編寫出版計劃》等計劃。這些政策為少數民族作家明確了寫作方向，提升了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自信?？梢钥闯觯吣陼r期藏族作家的創作是在黨的指引下、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成果的影響下進行的自覺寫作。

十七年時期，在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藏族作家降邊嘉措、益希卓瑪等人對歷史、當代文學經驗都深有領悟。這個時期，在《紅巖》《紅旗譜》等革命歷史敘事小說的影響下，降邊嘉措開始了敘述解放軍進藏這一宏大題材小說《格桑梅朵》的創作（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出版）。小說通過對藏族青年男女邊巴和娜珍純潔愛情的描寫，生動地反映了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艱苦歷程中，廣大藏族同胞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而進行感人肺腑斗爭的歷程。小說深刻地再現了藏族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像格桑梅朵一樣美好生活的愿望。十七年時期，一批藏族作家緊跟時代主旋律創作出版了一批紅色詩歌，如饒階巴桑的《牧人的幻想》《母親》《金沙江邊的戰士》、伊丹才讓的《金色的駿馬》等。

益希卓瑪是一位忠實于生活的作家，她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全國婦聯《新中國婦女》雜志社任編輯，1950年曾聆聽了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授課。1954年在黨的基層文藝政策的影響下，她自覺到中央地質部641地質勘探隊深入生活，之后便在《新觀察》雜志上發表了紀實散文《山谷里的變化》，這是她深入牧區，以生活實地為素材的嘗試寫作。不久，她又深入天祝草原，創作了反映牧區真實生活的電影劇本《在遙遠的牧場上》。1963年秋，她回到故鄉，建立生活基地，從事專業創作。她的短篇小說《美與丑》（20世紀80年代出版）借用了“美”與“丑”這一矛盾對立面建構內容，使小說充滿了哲理韻味。小說中的“美”指的是畜種改良人員侯剛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勤奮學習、永不放棄的精神之美，也是松特爾集體主義思想之美。小說中的“丑”淺層意蘊是指新疆公種羊的相貌丑陋，深層意蘊是指人性當中脾氣暴躁、執迷不悟、頑固不化的錯誤心態?！懊馈敝邪伺c人之間的諒解、忍讓和友好；“丑”則指人性之丑。小說結尾，松特爾看到侯剛在他的羊群中成功完成了新疆公種羊的培育實驗后，兩人重歸于好，他們同坐于草地，共同享受大自然的美。

馬克思認為美與美感來源于真正的勞動——即自由創造：只有在自由創造中，人才能充分運用自己的內在尺度，從而與對象建立起多種關系，在對象世界觀中正確認識人的本質。只有在此前提下，不僅社會美、藝術美，而且自然美也才會產生?！睹琅c丑》就是在實踐中體會美，在社會中感知美的藝術結晶。十七年時期，四川阿壩藏族作家昂旺·斯丹珍與段斌創作了兒童短篇小說《林中篝火》。小說深刻地反映了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個偏遠山區里幾個藏族孩子的生活。小說中的小獵人因為不懂事糟蹋了偷來的火藥，后來他們知道火藥是公家用來建設水庫的，勇敢地承認了錯誤，為了賠償糟蹋的火藥，他們將獵得的一只野豬賠給了公家?？梢?，十七年時期黨的文藝政策對作家引領的方向是深入生活，寫出生活的真實，發掘真善美。

不難發現，十七年時期，藏族文學在黨的文藝政策的引導下，在中國當代革命歷史主義敘事傳統的影響下，形成了忠于實踐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涌動的局面，為藏族文學的發展開了好頭。

新時期黨的文藝政策指引下的創作豐收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國社會進入了“新時期”。洪子誠認為：“‘新時期’存在著如‘五四’那樣將人從蒙昧、從‘現代迷信’中解放的‘啟蒙’的歷史任務?！边M入新時期以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成為文藝界的流行話語，而文學無疑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指出：“要恢復和發揚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培養和樹立優良的道德風尚，為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蓖瑫r他還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边@段論述足以見證，藝術自身有著勢不可擋的發展動力。

新時期黨給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1980年到1981年，中央先后在西藏、云南、新疆和內蒙古等省區召開民族問題會議，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1979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創建少數民族文學系，同時獲得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學位授予權，1981年《民族文學》創刊，1983年《民族文學研究》創刊和中央民族學院藏緬語族語言文學博士點獲批，這些都進一步激發了藏族作家和學者創作文學作品、開展文學研究的熱情。進入新時期，文學作品成為作家表達思想的重要載體。同時，改革開放前行的步伐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性得到進一步認同，主體性得以回歸。

新時期，書寫生活、反映時代、謳歌生活成為文學的主流價值取向。1980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新時期文藝發展再次指引了方向。新時期，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進步和文學、科學的設獎、評獎，尤其是茅盾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等獎項的設立，拓寬了文學發展前景，激活了作家的創作熱情，增強了藏族作家的創作自信。格桑多杰、益希單增、益希卓瑪、擦珠·阿旺洛桑、饒階巴桑、伊丹才讓、丹真貢布等藏族作家率先接受新的文藝思想，沿著黨的文藝政策導向創作了歌頌祖國、謳歌黨的文學作品。

新時期得益于黨的文藝政策的指引與獎勵機制，藏族文學迎來了創作的黃金期，出現了緊密契合時代主旋律的作品。如降邊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七年時期開始寫作）、益希卓瑪的《清晨》《娜珍走向太陽房》、多杰才旦的《走向新的草場》、益希單增的《真金》、意西澤仁的《月光照在帳篷上》、尕藏才旦的《最新最美的畫》《重逢》《三送冬肉》《三月花芳香》、德吉措姆的《漫漫轉經路》等小說，意西澤仁的《草原日出》、完瑪央金的《遙遠的歌聲》、楊貴平的《多情的草原》、野鷹的《阿力克草原的早晨》、益娜的《海思》《草原在呼喚》《青龍和他的子孫》《綠色的鄉思》《我的心在雪鄉》等散文，伊丹才讓的《雪獅集》、格桑多杰的《牧笛悠悠》、端智嘉的《晨曦集》、列美平措的《孤獨的旅程》《心靈的憂郁》、饒階巴桑的《云之歌》、貢卜扎西的《星，祖國會唱歌的星》、班果的《雪域》、丹真貢布的《祖國》《春愿》《獻給家鄉的花》、阿來的《哦，川藏線》等詩歌，益希卓瑪的《日喀則的時代脈搏》《青藏高原上的太陽房》《人類建筑史上的大革命》等報告文學。這些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學佳作，進一步繁榮了中國當代文學。

這一時期出版的最具影響力的藏族作家長篇小說有降邊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卓瑪的《清晨》，益希單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班覺的《綠松石》，多杰才旦的《又一個早晨》，丹珠昂奔的《吐蕃史演義》等。紅色家庭出生的益希單增始終以感恩之心創作文學，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幸存的人》，小說塑造了德吉措姆和桑杰普珠等一大群聰明智慧、勤勞勇敢、富于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與農奴主的曲折斗爭歌頌了他們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民族氣質等，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甘屈服的英雄氣概。《迷茫的大地》是益希單增獻給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的厚禮，小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宏大歷史敘事中，將視野聚焦于以陳營長為代表的駐藏部隊，集中突出他們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與廣大藏族同胞建立“魚水之情”的軍民友好關系。小說塑造了一位反面人物貴夫人，她兩面三刀，施以詭計，阻礙解放軍開展解放西藏的思想工作，但廣大藏族同胞擁護黨的政策，堅持黨的路線，聽從黨的領導，他們和解放軍同心協力，圓滿完成了西藏解放的大事。小說一再證明，歷史是沿著中國共產黨指引的道路前進，中國共產黨是廣大藏族同胞的領路人。

扎西達娃是西藏繼降邊嘉措、益希單增之后，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新時期以后他的創作幾乎成為西藏的一面旗幟，自1979年小說處女作《沉默》發表，相繼創作了中短篇小說《沒有星光的夜》《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西藏，隱秘的歲月》，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等多個獎項，出版了長篇小說《騷動的香巴拉》，散文集《古海藍經幡》，并擔任過多部影視劇編劇。扎西達娃寫出了西藏的神奇與魔幻，為自己贏得了“魔幻現實主義”“先鋒文學的開創者”等多個標簽。拉巴平措、旦增、央珍、吉米平階等都是新時期成長起來的藏族作家。拉巴平措的《三姊妹的故事》、旦增的《神的恩惠》等都充滿了強烈的控訴性與批判性。吉米平階的《北京藏人》、央珍的《無性別的神》等小說深沉書寫了人的生存境遇，充滿了人道關懷。此外，巴桑羅布、通嘎等都是新時期比較優秀的作家。由此看來，解放軍進藏、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勝利等都迎來了文學發展的新境遇。本時期在黨的文藝政策引領下，藏族文學出現了“以高原簇擁高峰”的文學豐收。

新時期，益希卓瑪的長篇兒童小說《清晨》，以“清晨”象征藏族地區舊社會的結束，朝霞萬道、金光四射的美麗清晨到來。小說表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幫助藏族人民戰勝階級壓迫，獲得自由幸福生活的宏大題材。作品以小巴丹阿爸的悲慘遭遇和小巴丹成長的曲折故事為主線，歌頌了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的大無畏精神。小說中巴丹的阿爸因向鄉親們宣傳解放軍要修一條幸福路，宣傳解放軍和藏族同胞是一家人，被殘匪和反動頭人殘殺。他的阿媽也被剜去了眼睛，而他被殘匪扔在山谷里喂狼，是解放軍把他從“虎口”里救了下來，小巴丹雖然失去了自己的家，但他在黨的指引下，找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又有了更多的親人——解放軍。在黨的呵護下，小巴丹穿上了新衣服、新皮鞋，吃上了可口的飯菜，而且還被組織送到北京學習。小說一再表現出黨就是人民群眾的救星，人民群眾只有依靠黨才能獲得自由和解放。

新時期以來，在黨的文藝政策的正確引領下，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勃興中，阿來無疑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阿來的激情最早是以詩歌形式迸發出來，新時期以后，他在民族文化的交匯與融合中逐步成長成熟。20世紀90年代的流行文化、大眾文化進一步加深了他對主流文化的思考。在此基礎之上，藏族文化的影響和對藏族歷史的熟知，多維文化、多重智慧共同凝聚出了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新世紀初，這部小說摘得了茅盾文學獎的桂冠。這部小說成為重新認識阿來的途徑，也預示著在黨的文藝政策指引下，中國社會從新時期邁向新世紀的征程中，藏族文學創作有了成為經典的可能。

新時期黨的文藝政策完成了對藏族作家的啟蒙任務，使他們自覺更新話語體系，沿著黨的文藝路線開啟了文學創作的“富康”與“經典”之路。

新世紀黨的文藝政策指引下的創作轉向

新世紀以來，黨對文藝政策的指引體現在多個維度和多個層面上。除了指引文藝思想、確立文藝方向、實施文藝方針之外，黨還以文化部門為主導，以文聯作協團體為力量，以文學出版和報紙刊物為平臺，組織文學合理運作、健康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學機制和文化體系。力求作家堅定文化自信，聆聽時代聲音，創作出與時俱進的文學作品。新世紀以來，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脫貧攻堅”“人民立場”“講好中國故事”等政策觀念的提出，全面建構了新世紀的文學話語體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成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重要使命，老一輩藏族作家吉米平階、意西澤仁、阿來、扎西達娃、完瑪央金等人和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藏族作家緊跟時代步伐、轉變創作觀念，力求文學創作與時俱進。

新世紀以來，次仁羅布、萬瑪才旦、梅卓、尹向東、扎西才讓、牧風等一大批年輕藏族作家浮出、崛起，他們以身垂范，引領不少藏族新人作家共同走進新世紀。新世紀初，文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堅持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的創作原則，使得作家們在文學創作中自覺追求文學的真善美，追求文學藝術與完美。在黨提出發展和繁榮先進文化、豐富全民精神世界、弘揚民族精神等呼聲的指引下，出現了書寫青藏高原上藏族人生存精神的系列小說，包括扎巴的《寂寞旋風》、阿來的《瘸子，或天神的法則》、次仁羅布的《紅塵慈悲》、旦巴亞爾杰的《黑虎》、仁真旺杰的《那輪霧中的月亮》、梅卓的《麝香之愛》、尹向東的《牧場人物二題》、何延華的《嘉禾的夏天》、央今拉姆的《風之末端》、阿布司南的《青稞架上的舞靈》、洛桑卓瑪的《其米比嘎》等。同時出現了以表現生命平等為主題的小說，如德本加的《哈巴狗收養記》、格絨追美的《我是一只老去的藏獒》《殺手》等。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成為藏族作家文學創作的重要指引?？倳洶褜崿F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文學繁榮結合起來，提出了文藝作品應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的審美追求，要求作家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指引下，藏族文學出現了一批高格調、大氣象的作品，如次仁羅布的長篇小說《祭語風中》、小說集《強盜酒館》《放生羊》、萬瑪才旦的小說集《塔洛》《氣球》、白瑪娜珍的長篇小說《復活的度母》《拉薩紅塵》、尼瑪潘多的長篇小說《紫青稞》、王小忠的小說集《五只羊》、扎西才讓的詩集《大夏河畔》《桑多鎮》、剛杰·索木東的詩集《故鄉是甘南》、祁翠花的長篇小說《九九重陽》、牧風的散文詩集《青藏舊時光》等，進一步繁榮和充實了中華多民族文學。

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后，藏族作家進一步明確了文學的使命擔當與價值導向。阿來、萬瑪才旦、王小忠、南澤仁等作家詩人創作了具有深刻啟示價值的生態系列小說和散文。阿來的小說《三只蟲草》《天火》、王小忠的小說《小鎮筆記》《做珠記》等以追求經濟效益對生態造成的破壞為敘述視點，講述當下生態破壞的慘痛事實。扎西才讓的小說《山神永在》、王小忠的小說《天邊的月亮湖》等作品通過書寫藏族文化中“生態敬畏觀”引發了集體無意識的生態保護啟示。王小忠的散文集《黃河源筆記》《洮河源筆記》、阿來的小說《已經消失的森林》等作品中，作者深入自然實地，以紀實的筆墨有理有據地記錄了嚴酷生態下牧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發揮了文學的社會意義。新世紀的幾部散文集如完瑪央金的《洮河岸上》、南澤仁的《遠山牧場》《戴花的鹿》等是以平靜淡雅的心態描摹出沒有慘遭破壞的自然生態中人們的詩意生活。

新世紀在藏族漢語詩歌創作方面，沙冒智化無疑是西藏最具詩性的年輕詩人之一。2014年出版詩集《光的紐扣》，之后又相繼出版了《掉在碗里的月亮說》和《月亮搬到身上來》兩部詩集。在詩集中，詩人將新時代的幸福生活與美好人性作為呈現層，把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書寫的核心旨歸，努力實現了新時代藏族詩歌理應承擔的藝術使命。尤其是《掉在碗里的月亮說》中，詩人以農耕文明、高山文明、江河文明等中華文明為背景，書寫了新時代中國人的美好生活，以樸素的詩歌語言回歸到“詩歌即生活”的文學現場，極大地提升了漢語詩歌宏大內核與藝術格調，而且他的雙語思維，極具張力的詩性空間與出其不意的跳動語言，都表現出中國語言文學的博大與深奧。

新世紀以來，我們黨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文藝政策的一項重要創作源。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創作出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思想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在這一政策指引下，以文學書寫民族文化成為新世紀文學最亮麗的主題?！案袼_爾文化”“藏族非遺文化”等成為文學表現的新題材。藏族民間傳唱的格薩爾史詩是中華民族最長的英雄史詩。新世紀以來，書寫格薩爾文化、塑造格薩爾形象成為文學的主要題材和藝術旨向，如阿來的《格薩爾王》、次仁羅布的小說《神授》、江洋才讓的小說《馬背上的經幡》、王小忠的小說《鐵匠的馬》《草原小騎手》、格絨追美的口述史詩《格薩爾王傳》等。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文學創作的重要資源。費孝通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即56個民族是多元的，中華民族是一體的，由此構成了“多元一體”的創作意識。在中華民族傳統工藝中，藏族的唐卡、民間石刻、藏戲等彰顯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藏族作家在維護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前提下，表現出了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梅卓的小說《麝香之愛》、萬瑪才旦的小說《嘛呢石，靜靜地敲》、尹向東的小說《風馬》、扎西才讓的詩歌《桑多鎮》、牧風的詩歌《青藏舊時光》、剛杰·索木東的詩歌《故鄉是甘南》、花盛的詩歌《黨家磨3號》等都不同程度地書寫了藏族非遺文化的審美特質與傳奇價值。梅卓的短篇小說《秘密花蔓》以唐卡為線索敘述了一段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小說將唐卡文化的藝術尺度與民間信仰結合起來，完成了一次神秘敘事。萬瑪才旦在短篇小說《嘛呢石，靜靜地敲》中，以非理性的手法講述了藏族民間石刻藝人的工匠精神；王小忠的短篇小說《羊皮圍裙》表現了科技時代里民間非遺文化傳承與保護所面臨的困境，深沉再現了作者對民間工藝文化傳承的焦慮；尹向東的長篇小說《風馬》以民間刻印文化“風馬”命名，書寫康巴人的生存精神。

新世紀以來，藏族文學中依然有表現主旋律題材的作品，降邊嘉措的紀實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尕藏才旦的長篇小說《紅色土司》，扎西措的小說《啟明星》等深沉表現了深情厚誼的藏族地區革命歷史，再現軍愛民、民擁軍的感人事跡。才朗東主的短篇小說《石頭糖》，萬瑪才旦的小說《塔洛》等是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一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回應?！妒^糖》最初發表于《西藏文學》2019年第4期，后又被《小說選刊》2019年第10期轉載，并刊登于“我和我的祖國”欄目首篇。小說展現了新時代一個普通藏族牧民的雷鋒精神，他身上的人性美與人情正是作者才朗東主對中華民族美好品德與民族精神的再現和書寫?！端濉繁憩F了一個淳樸牧羊孩童所秉持的“為人民服務”的使命?？蛋妥骷疫_真的長篇小說《命定》深沉書寫了康巴籍抗日遠征軍的感人故事，呈現了藏族人民參與抗戰、自覺參與“多元一體”國家建構的歷史。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黨始終更新文學創作觀念，力求文學與時代共命運，與人民同呼吸。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才能把握時代脈動，才能領悟人民心聲，才能使文藝創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雋永的魅力?！毙聲r代的幾部長篇小說與中短篇小說集，無疑是這一精神的回應。2022年藏族作家嚴英秀出版了散文集《就連河流也不能帶她回家》和《走出巴顏喀拉》之后，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狂流》。如果說兩部散文集是作家個人真實生活的書寫，那長篇小說《狂流》則是一代青年人的成長印記，這部小說是作者嚴英秀大學校園生活的體驗和感受最深刻的結晶，小說中處處充滿了歲月的傷痕，小說中一群年輕人跌跌撞撞從新時期走進了新世紀。小說中的師生戀、同學戀，最后落實到了鄉情戀，無一不說明作者感知生活與洞悉生活的敏銳。2022年10月尼瑪潘多出版了長篇小說《在高原》，小說寫漢族人在高原奮斗史的同時，十分巧妙地融入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實，使小說充滿了“勵志”性價值。《民族文學》2023年第6期扎西才讓中篇小說《敬禮》引起了學術界的一波熱議，《敬禮》在利與義中檢視了人性向善向美的價值觀。2023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何延華的中篇小說集《尋找央金拉姆》，小說表現“扶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時代強音，作者深入實地，親身體驗，寫出了新時代人性的美好。王小忠2023年底出版的兒童系列小說《草原小曼巴》《草原小騎手》書寫了在牧區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藏族地區兒童成長的快樂。達真發表于《民族文學》2024年第2期上的長篇小說《家園》書寫了川青藏交界地帶，藏族地區社會從當代到當下的“山鄉巨變”，進一步凸顯了多民族融合的事實。《民族文學》2024年第5期江洋才讓的小說《牛皮繩上鈴鐺響》講述了人性復雜的同時，呈現了美永遠屬于好人的真理。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痹邳h的文藝政策的正確指引下，藏族作家以現實主義和歷史抒情為兩大維度，并借以中國經驗全面書寫了中華民族精神。文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食糧，它在鼓舞人心、反映人民真實生活和宣揚真善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文學記載著我們偉大時代的歷史變化。100年來的歷史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遵照黨的文藝路線、方針、政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才能不斷繁榮、不斷出新，碩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