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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如何認識和把握中國鄉村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對中國大地發生的山鄉巨變進行理性分析、感性描摹與文化想象，是今天的鄉土文學面臨的重要課題。王松的長篇小說《熱雪》與一般鄉村振興主題書寫不同，作品以土地和糧食這一“三農”核心問題為抓手，有效吸納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資源，用口語化、地方化、幽默風趣的文學語言，較好地處理了宏大敘事與個體經驗、時代主題與地方特色、現代審美與民族風格的內在矛盾，探索出一條“新鄉土敘事”的獨特路徑。

關鍵詞：王松 《熱雪》 主題聚焦 文化想象 話語策略

今天的作家如何面對歷史、現實、想象中的鄉土大地，誠然比他們的前輩作家還要難。這不僅是由當下中國鄉村的復雜性、異質性、斷裂性決定的，更與身處新時代，創作者如何調適現實沖擊下的寫作心態，調整介入生活的姿態，克服百年鄉土文學傳統“影響的焦慮”，重新獲取與整合寫作資源等諸多難題有關。這方面，當下作家至少置身于三重思想背景與文學命題之下。首先是全球化高度發達的背景下，如何在全球性對地方性的沖擊與消化中，辨明鄉土社會所處的方位，指認出鄉村的來路與歸途。不論是現實層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交通、通信、互聯網、現代傳媒技術讓鄉村早已暢通無阻地接入世界；還是想象層面，經由社交媒體平臺上的直播、短視頻、各類“返鄉筆記”推文以及影視、網絡小說等對鄉村的景觀化呈現，豐富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學與文化景觀，中國鄉村納入全球化體系是不爭的事實。文學書寫如何在全球視野、比較視角下審視中國鄉村發展，想方設法馴服今日鄉村這一駁雜的龐然大物，難上加難。

其次，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百年新文學的“現代性焦慮”可否解除，依然是未知數，或者說存在時間差。從發生學的角度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它的核心問題就是“現代性”或者說“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鄉土文學也不例外。“其實說到底，中國真正的鄉土文學是從五四開始的，因此，它的總體氛圍與話語模式是現代性的，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大的歷史語境中的。于是，它的大的主題和總的關注點就是農村如何進步……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傳達出的精神就是對農村現代化的思考與探索。”1依這一視角看，現代作家眼中的中國鄉村，自然也就變成了審視、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農村、農業、農民成為了一個問題。”2鄉土文學研究者張麗軍這樣感嘆。當以自然資源為發展主導的時代成為歷史，中國的鄉土文明在西方堅船利炮下蒙塵，現代作家便以西方發達工業文明為借鑒和參照，意欲用新文化改造國民性，引導文明范式的轉型。另一些現代作家則在民族主義情緒驅使下，認識到這些舶來的文化、思想與文明范式在它們誕生的國度開出了文明之花，而在中國卻衍生出侵略、殖民、壓迫的惡果，轉而從固有的鄉土文明中汲取文化改造的力量。這種糾結盡管在后來的“農村題材”小說中有所弱化，但在新時期的“新鄉土文學”乃至今天，依然若隱若現地存在。鄉土“未完成的現代性”，依舊是擺在當下寫作者面前的問題。一方面，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社會—歷史實踐，改變了鄉村的自然景觀、產業面貌、物質條件，更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人倫關系、思想觀念、情感結構乃至總體性的人文生態；另一方面，不論是最高領導人“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的希望，還是“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倡導，都期望作家們拿出書寫新時代鄉村的文學答卷。如此看來，如何應對現實層面的鄉村新變，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宏觀視角觀照中國鄉村現代性的老命題，既是主流文學意識形態的外在倡導，也是百年鄉土文學生長的內在要求。

再次，百年鄉土文學形成的傳統注定了今天的作家是在這條延長線上進行寫作。李興陽在《中國鄉土小說敘事傳統的承續與變異》一文中歸納了鄉土小說四個最重要的敘事傳統：“魯迅開創的啟蒙鄉土敘事傳統”“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鄉土敘事傳統”“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鄉土敘事傳統”“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延安鄉土敘事傳統”3。這四大傳統的交響疊加出百年鄉土小說斑斕駁雜的樣貌。今天的作家如何合理繼承這些文學資源，使之與自己的經驗資源有效整合，而不是沉浸在固有的套路中，被寫作慣性所裹挾，無疑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觀察近年來的“新鄉土敘事”4，可以發現王松對中國鄉村“未完成的現代性”有獨到的思考路徑。他沒有糾結于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或熱衷于對鄉村衰敗的反思批判，沉醉于對逝去風景的挽歌式哀悼，也不是純審美式地進行風俗畫卷的描摹，而是試圖在全球化背景下從鄉土民間挖掘地方性，以土地和糧食這一“三農”核心問題為抓手，整合傳統文化資源與現實經驗，呈現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獨特風景。這主要體現在其長篇新作《熱雪》中。

一、主題聚焦：以土地和糧食問題為核心

將土地和糧食作為中心問題，是《熱雪》的重要價值。不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當下的小說創作多有展現，比如老藤的《戰國紅》、趙德發的《經山海》、王松的《暖夏》、關仁山的《金谷銀山》、陳毅達的《海邊春秋》、梁曉聲的《田園賦》等，但并非每一部都將農業生產這個核心問題作為表現的重心。像喬葉的《寶水》以寶水村發展鄉村旅游為表現重點，陳應松的《天路灣》則寫農業轉型，種植經濟作物葡萄，發展葡萄酒產業。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個村子都有這樣的條件。千村千情，作為華北平原兩河交匯的一個小村——趙家坳，它在脫貧攻堅勝利后的出路是什么？這是《熱雪》關注的首要問題。王松的思考路徑傳統而可貴，直擊問題本質——土地為何不種糧？“農耕不足以謀生”何以發生？

《熱雪》第5章第4節叫“耕地里的糧食賬”，通過對農民不愿種糧導致土地拋荒的細致分析，表達了對糧食問題的隱憂。村長趙老柱、縣劇團張三寶、返鄉青年肖圓圓三人在一塊討論種一年地能掙多少錢。趙老柱以種小麥為例，把平整土地、底肥、麥種、播種、上水、追肥、農藥、除草劑、噴藥、雇零工等七七八八一算，與毛收入一比，純收入少得可憐。張三寶感嘆道：“要這么算，如果是夫妻倆，還頂不上去城里打工一個月的收入。”5這里沒有詳細引用書中每筆賬是怎么算的，但只看這個結論，就一目了然。王松不愧是數學系畢業，粗略一統計，就揭示出趙家坳村土地拋荒的問題本質。固然，作家只是寫出了中國鄉村的普遍現實，在以往的“農村題材”作品中，這類算經濟賬的情節也不鮮見，但把糧食問題作為小說的聚焦，無疑凸顯了作家對“三農”問題的精準把握和正面強攻的勇氣。糧食安全是“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倘若土地拋荒，農民不種糧，必然會造成糧食危機；但傳統的耕作模式，又沒法保證農民致富，安全與發展之間就形成了矛盾。小說中，在天行健集團董事長肖大鑼和女兒肖圓圓、村長趙老柱、天津農林大學教授牛大衍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趙家坳村決定借鑒東金旺有機農業聯合體的經驗，引入科技力量，發展高附加值的有機農業。由此，完成了“鄉土問題的即時性詮釋和出路想象”6。

有機農業搞得起來，必須大規模流轉土地，進行集中連片生產，就觸碰到“土地”這又一個“三農”核心問題。小說借人物之口，說出了農民對土地的矛盾心理，比如“現在別管誰家的地，都已成了爛狗肉，扔了舍不得，可擱手里又沒啥用”7，“農民之所以叫農民，就是務農，說白了也就是種地，所以這土地，從來都是他們的命，田鎮長有一個比喻更恰當，在他們心里，就像是祖墳，看著沒用，可分量重得難以想象，就算他現在不種了，只要在那兒擱著，心里就踏實”8。與農民對土地曾經的渴望相比，今天農民關注的視點已經從生存位移到了發展，從溫飽、小康位移到了共同富裕，產生不了太大經濟價值的土地儼然成為一種“雞肋式”的存在。但農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又在土地，土地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上面生長著連接故土斬不斷的臍帶。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心理結構。《熱雪》典型地寫出了一代農民面對土地時的“二重性”。如此一來，想流轉土地也就沒那么容易了。小說開頭，天行健集團旗下的“三河口投資管理發展有限公司”在趙家坳流轉了一大片土地，但副總經理幺蛾子卻把經給念歪了，沒有種植大棚菜，而是蓋了一批“大棚房”，最后被查處拆除。糾正問題后，如何流轉更多土地，和已流轉過來的土地連成片是三河口公司發展有機農業的關鍵。在這一過程中，經營果園的外來戶曹廣林也對趙家坳的土地虎視眈眈。拋荒的土地一下子成了香餑餑，十三幺兒、蔫有準兒、竄天猴兒、崔書林、杠頭、趙老柱等人自然也就卷入了這場土地爭奪戰之中。畢竟，無人問津時土地不值錢，可有人要拿過土地經營權，觸碰到個人利益，趙家坳這個“能人窩”就沸騰起來了。

《熱雪》敘述最精彩、矛盾最集中、人物關系最巧妙的情節就是圍繞十三幺兒名下幾塊斜尖子地展開的爭奪。小說以一種“連環套”的結構，將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的復雜生動揭示出來，以戲劇化的方式進行了集中呈現。十三幺兒在村里開了一個太極大酒樓，手里有幾塊“斜尖子”形狀的好地，如幾根釘子，把往東一大片地都控制住了，至少涉及七八戶，有大幾十畝。想要這塊地的除了三河口企業，還有經營果園的曹廣林。但十三幺兒精明能算計，拿著這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暫時按兵不動。原來，他的飯店在蔫有準兒的地里新開了個分店，想開一條道卻遭到主人反對，兩家為此還動了手。十三幺兒盤算著，誰出的價高，又能把這條道拿下來，地就轉給誰。如此一來，矛盾就集中在了蔫有準兒身上。曹廣林為了拿地，用自己的外甥女做誘餌，拉攏蔫有準兒的兒子竄天猴兒；三河口企業請來趙老柱和曾幫過蔫有準兒的張三寶做他的工作。恰巧，竄天猴兒把十三幺兒給撞了，十三幺兒又偽造了一個醫院的診斷證明，要挾他簽一個允許開路的協議。眼看著天平即將向曹廣林一方傾斜，三河口企業的副總肖圓圓卻找到了十三幺兒的軟肋，用一番真情勸說他不要把孩子從小就送出國，獲得了十三幺兒的信任，驅使他同意不影響土地連片，繞道開路。從圍繞地的矛盾到圍繞人的矛盾，敘述者不斷拴扣、解扣，既有節外生枝，又有戛然而止，用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故事話語探尋民間社會的復雜性，體現出高超的敘事藝術。

在核心情節之上反觀作家的創作觀可以發現，在從現實的“鄉村”文學化為想象的“鄉土”過程中，王松站在百年鄉土書寫傳統的延長線上，抓住了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鄉村發展不可回避的核心主題——“糧食生產”。這不得不說體現出作家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和思辨意識。百年鄉土文學流變的內在驅動力受制于作家的認知結構和情感結構，而創作主體的這種認知結構和情感結構又隨中國現代化的時代主潮不斷起伏，在不同階段各有側重，間接體現在作品上，則有1920年代鄉土小說誕生之初批判與緬懷兩種傾向，1930年代左翼文學揭露資本對農村的侵蝕與京派小說家對古典人性的張揚，解放區文學乃至十七年“農村題材”對土地關系的聚焦和“新農民”的塑造，改革開放后的鄉土文化尋根以及對農村出路的想象，1990年代后以家族形式對鄉土宏大歷史的構形與重塑，新世紀以來對鄉土日常生活的重新發現，等等。這里之所以粗略勾勒鄉土文學發展的幾個時間點，是想說明《熱雪》雖對上述鄉土寫作傳統多有吸納，但并沒有復制其中任何一種模式，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這樣說可能會遭受質疑，因為從土地革命、土改、合作化運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土地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歷史時期的“三農”核心問題，對不同歷史階段土地問題的書寫代有佳作，比如《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創業史》《麥河》等。那么《熱雪》的獨特性在哪里？應該說，作者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基點，巧妙處理了“常”與“變”的關系，描繪出一幅新時代農業現代化的整體圖景。

這幅圖景中，主干是糧食生產和土地流轉。種糧這件事沒變，但是方式方法變了，其中引入了硬核技術。基礎是留住人，農民身份由第一產業從業者轉移，但不是傳統的進城務工，而是變身新型農民、在地經商或是投身當地新興文化產業。依托是文化，評戲作為一種整合涵化能力極強、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地方戲曲，是小說的靈魂所在，也是維系鄉土親緣、地緣關系的紐帶，作者典型地寫出了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途徑及其在鄉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糧食和土地為主干，以農村人才為基礎，以在地文化為依托，三者結合而成的牢固“鐵三角”，勾勒出新時代鄉村現代化的有效路徑，完成了富于時代精神的鄉村振興文學想象，這是《熱雪》迥異于其他山鄉巨變主題作品的地方。

二、文化想象：傳統與民間作為思想資源

在文學批評領域，有一對著名的概念——“席勒式”與“莎士比亞化”，它們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回信中評價拉薩爾劇作《弗蘭茨·馮·濟金根》時提出的觀點。馬克思說：“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了，而我認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9大體而言，“席勒式”主觀主義傾向較強，從理論預設出發尋找人物、設計內容，著力就時代命題與人的精神發聲，注重思想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創作風格背離了現實主義原則，“莎士比亞化”是從莎士比亞成功的藝術經驗中抽象出來的一個詞，指從生活中來，不主觀推斷，注重細節刻畫，塑造典型人物，強調文學性，屬于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在當下的鄉村振興題材書寫中，如何避免“席勒式”過于直白、直露、直接的主觀化傾向，用“莎士比亞化”的綿密細節進行展示尤為重要。這方面，《熱雪》做出的有益探索是，找到了一條時代主題與文化底蘊充分結合的敘事新路。具體來說，就是通過援引傳統文化、民間文化作為思想資源，實現二者在鄉村振興主題性創作中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作家借鑒傳統話本小說說書人講故事的方式，借助京津冀三地的方言土語，通過故事嵌套、交叉敘事、以傳統音律為敘事結構等，輔以評劇作為情節的推動力或標識物，賦予《熱雪》鮮明的“文化小說”品格。

從文化人格上看，《熱雪》對中國農民的性情氣質進行了深入挖掘，著力刻畫了具有中國性格的人物形象，將傳統文化中順天應時、中庸、留余、說此言彼等豐富內涵，妥當地安放在人物身上，使小說成為讀懂中國民間性格的百科全書。當土地大規模集中流轉遇到阻礙時，趙老柱等人心焦不已，看著土地不能及時播種，仿佛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茁壯成長，這體現了延續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給中國人打上的順天應時的深刻烙印。書中人物的性格還體現出中庸（“過猶不及”）的特點。這種性格養成不是通過書本上的道德教化完成的，而是從民間社會尤其是傳統戲曲中天然習得的。比如肖大鑼早年學戲，從梨園行的老話中學到“一半黑時尚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他進而說：“不光做藝，做人做事都如此，所以古人才留下一句話，日正則移，月滿則虧，可見凡事不能頂著流兒想。”10中庸的理念也讓他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能夠逢兇化吉，越做越大。“留余”的觀念是農耕社會抵御天災人禍外在風險總結出的智慧，不僅體現為物質層面的豐年多留糧食以備災患，還在精神層面深刻影響了中國農民為人處世的風格。比如趙老柱是個“愛反芻”的人，“一樣的事，如果擱別人，過去也就過去了，他不行，還總后捯磨……捯磨的過程也就是尋思的過程，有些事，只有這樣捯磨了才能尋思明白”11。留有余地也是書中許多人物的共同特點。“說此言彼”在《詩經》中是比興的修辭手法，在《熱雪》中則體現為一種“拐彎抹角的才能”。凡事不直接說，而是點到為止、旁敲側擊，尤其是在批評教育人時，既給對方保留面子，又空出咂摸的余地。比如田鎮長提點趙老柱工作如何開展，并未直接列出一二三四作指示，而是用死不了和云杉這兩種植物的小苗長大后的區別作比方，又接著用唱整本大戲和唱一出作比，將鄉村振興事業的質量和連續性加以強調。最重要的是，小說寫出了民間仁義精神的因襲與延傳。作家用簡省的筆墨，追述幾個已過世的老人，寫了1900年出生的張久陽一輩人的仁義、正直、知恩圖報，1932年出生的肖紅醫一輩人的隨遇而安、博施濟眾，既賦予小說深遠的歷史背景，又暗示了前輩精神在張三寶、肖圓圓等當代青年身上的延續傳遞。

從人倫關系上看，《熱雪》通過密織人情網絡，寫出了鄉村熟人社會的魂在于親緣地緣關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于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于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騰的情欲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于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12《熱雪》希望表達的是，這種內在于中國人心靈的情感生活，并未在當下有根本改變。小說的親緣與地緣書寫，接續了中國文學延綿幾千年的“主情”傳統。《熱雪》固然塑造了以張三寶、肖圓圓為代表的返鄉青年形象，如諸多論者所關注到的，他們與當下許多鄉村振興題材作品一樣，構成了一個“時代新人”形象譜系。但另一方面，支撐二人返鄉的精神動因是內在于他們心靈深處的血脈親情與故土情結。張三寶的曾祖父張久陽無處可去時，是趙家坳收留了他，鄉民對他的恩情無以言表。張三寶幫十三幺兒辦貸款，回鄉寫《熱雪》小戲，支援家鄉文化建設，不僅是出于時代“共名”，更是出于對這片血地的反哺之心。肖圓圓回趙家坳一開始遭到父親反對，她的個人事業在國外可能發展得更好，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決定用專業知識為父老鄉親做點事。在這里，肖圓圓與父親肖大鑼之間沒有以往作品中緊張的代際沖突與矛盾，而是一種親緣驅使下對父輩事業的認同。這也使得小說開頭肖圓圓的返鄉行為不再生硬虛假。與《人生》中高加林急于擺脫鄉村的羈絆相比，《熱雪》中的青年已成為有能力改變鄉村的一代，他們對鄉村親緣血地的情感體認不再擰巴，體現出作家有意化解鄉村與城市對立沖突的和解傾向。此外，在“能人窩”趙家坳這個人情社會，村民盡管斗斗心眼子，但真遇到事時卻還是講感情。比如滑頭的十三幺兒最終被肖圓圓的善意感化，對她服服帖帖，趙老柱不顧兩輩人之間的恩怨，給十三幺兒的父親趙五送終等，充分表露了作家對民間傳統人倫關系的體認。在王松筆下，民間社會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絕不是一個藏污納垢的世界；小說中的人物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仍不失為一群可愛的人。

從民俗文化上看，《熱雪》的戲味兒夠足，不僅寫出了海州濃厚的戲曲氛圍，將評戲在當地的群眾基礎進行了全方位展現，而且注重戲曲對人的涵化作用，突出當地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正是戲曲塑造的。在這里，梆子、評戲，人人能唱，人人愛唱，就連“烏了尤兒”竄天猴兒也得叫戲給拿住。小說寫道：“趙家坳的男女老少不光喜歡評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就是‘發燒友’。當初去駐村時就發現，村里的人平時說話聊天兒，抬杠拌嘴，哪怕誰跟誰在街上矯情都像評戲里的‘白口’，尺寸裉節兒大小節骨眼兒比有的傳統戲拿捏得都準，不了解內情的行里人聽了，用句臺上的行話說，還以為是‘死鋼死口 ’。”13書中的諸多情節都與戲曲有關，比如張三寶深入生活寫新戲，以“唱戲要飯村”變身“領先驢頭村”為題材；戲曲演出受歡迎，“幸福拱門文化節”辦了好幾屆；戲曲演員白玉香粉絲眾多，觀眾爭著見她一面等。此外，《熱雪》更彰顯了戲曲作為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農民世界觀潛移默化的影響。名票李楯曾說：“在那個已經過去了的時代，人們是活在戲中的，戲，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凝集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感知、記憶、表達方式，一種情緒宣泄的方式。或者說，戲，是他們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體。”14不同的是，在王松筆下的海州，這個時代并未“過去”。戲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戲名、戲詞與事件相互映襯。《熱雪》的某些小節以戲名為題或化用戲名，書中更有三十一處直接援引戲詞。通過人物之口講出來的戲詞多用于對事態發展的指稱、命名或總結，比如大眼兒燈和陳廣福因為糧田開道的事打起來后，趙老柱聽到消息趕過來，“一見她倆這陣仗，噗地笑了。哼一聲說，這可真應了那句戲詞兒，旦碰旦，兩不怨”15。從思維與語言的同一性看，戲詞不僅是人物的一種語言習慣，王松更著重強調了評戲之鄉、評戲窩子的人們感知現實、認知世界與思考問題的方式，正是評戲，它已經深深鐫刻在海州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王松近幾年的《爺的榮譽》《煙火》《暖夏》《飛花調》等，實際上都可視作文化小說。不論是京味文化與津味文化內核，還是相聲、戲曲、說書等元素，抑或是敘述語言的方言化、口語化，都令當下讀者感到似曾相識。近的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地域文化小說，遠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話本小說、說唱藝術，其中的市井風味、民俗風情、百姓故事、平民世界，有效提高了文本的可讀性。這同樣體現在《熱雪》中。考察其鄉土文化想象可以發現，作品巧妙處理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系，雙管齊下，勾勒出一個自由自在、活潑跳脫、生機勃勃的民間世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筆下五方雜處的世界中，又有與前輩作家明顯的區別，那就是對時代主潮的有效整合和對時代精神的有力彰顯。

三、話語策略：雜糅的地方性語言凸顯風格

老舍在談到語言問題時曾說：“不幸，有的人寫了一輩子東西，而始終沒有自己的風格。這就吃了虧。也許他寫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為語言不好，沒有風格，大家不喜歡看；或者當時大家看他的東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為文學事業積累財富。傳之久遠的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它有好的思想內容，一方面也因為它有好的風格和語言。”16王松的語言風格在當代文壇辨識度頗高，這自然也體現在他的《熱雪》中。作為一部反映時代生活新變的作品，盡管它寫的是鄉村振興，但小說全文沒有一次提到過這個詞。也就是說，不論處理什么主題，王松都保持著定力，堅持自己一貫的創作風格，這不僅是作家自身尊嚴的體現，也代表了“新鄉土敘事”的一種可能路徑。

《熱雪》風格的形成與小說的敘事語言密不可分。王松自述：“我很幸運，祖籍是北京，小的時候和后來也曾在北京生活過。但又是天津生人，在天津長大。我母親的娘家是河北。我從小就在這三種地域氛圍里長大，時間一長，已經分不清誰是誰了。”17成長環境的變化與對傳統曲藝的熟稔，形成了王松語言駁雜的特點，這在創作中顯然能發揮獨特優勢。王松在作品中多用方言土語、俗語俚語，分不清是北京話、天津話或是河北話。其實，沒必要刻意分清是哪里的。畢竟，京津冀行政區劃在歷史上多有變動，實際早已連為一體，密不可分，許多土話并非局限于一地。這些土話包括“嘀咕”“賣撇”“掰不蘗”“冒窮氣”“兩下鍋”“不系外”“軟托兒”“怕婆兒”“橫豎褶咧”“耍肉頭陣”“刮鋼繞脖子”等。其中敘述者在行文中強調是三河口土話的，有“夾紙”“屁屁”“眼黹毛兒”“老畢丘”“知不道”“敢切敢拉”“閑錢補笊籬”“吃飽了不認大鐵勺”等。除了土話外，小說中還有許多戲詞、歇后語和行話。戲詞如“山高路遠”“惜墨如金”“一還一報”“想吃冰就下雹子”“災荒年餓不死看病先生”“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總為強出頭”“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破家三冬暖，出門一夏寒”。歇后語有“一張報紙畫個鼻子——好大的臉”“王八的屁股——規定”。行話則是三教九流內部的說法，比如“三條腿，一窩邊兒”，是戲曲行話，指三句整話說完，還有一個小半句，前面的是鋪墊，最后的意思落在這小半句上，又如開飯店的管尋釁滋事叫“鬧砸兒”。

當然，《熱雪》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人物的綽號，全書開頭有個主要人物表，人物的名字都以綽號標記，真名反而在后面的注解里。綽號有“幺蛾子”“大眼兒燈”“竄天猴兒”“蔫有準兒”“劉二豹”“杠頭”等，或突出人物性格，或提點本人興趣愛好，或與人物的某個故事有關，這種手法顯然是對水滸故事等民間話本的借用。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王松在小說中意在營造一個雅俗共賞的雜語世界，俚詞俗語、戲詞、歇后語、綽號等，不僅在突出地方特色、形構場景環境、塑造人物性格中發揮作用，還閃現在人物機智的對話、激烈的交鋒中，具有推動情節展開的功能。而語言的選擇背后是作家觀照和書寫現實的視角問題。敘述者貼近人物的講述，通過大量原汁原味、豐饒生動的民間語言，有效消解了政策性話語對文本文學性的干擾，擺脫了同類題材創作從上向下俯瞰式、從外向內窺探式敘述的弊端，反映出作家的民間敘事立場與貼近底層的姿態。

當然，光靠恰當用詞，還不足以形成旗幟鮮明的敘事風格。《熱雪》語言風格的形成既得益于口語化的講述方式，更與話本、通俗小說、民間曲藝（評戲、相聲）敘述方式的化用有關。這里暫舉三例。一是小說人物或敘述者化身“說書人”。《熱雪》由于涉及當下鄉村農業、商業、文化產業發展以及農業科技創新等多方面內容，必然要摻雜政策話語、經濟術語、農業生產用語。但作家在敘述中，往往將復雜的理性邏輯轉換為感性形象，以說書的形式宣講出來。比如張三寶分析趙家坳鄉村振興過程中，為何集體經濟上不來：

他說，趙家坳現在這窮廟富和尚的局面，當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村里人的錢都是從外面掙來的，再有就是，都是個人掙的，這錢看著是錢，其實都在個人手里，對村集體來說，也就是“飛錢”，沒根兒，再多再少也是人家自己掙一分多一分、花一分少一分，跟村里的集體經濟沒一毛錢的關系，所以全村人的窮帽子雖然都摘了，也就還是廟歸廟，和尚歸和尚，一直兩拿著。18

這段話看起來和讀起來速度是不一樣的，如果僅閱讀文字，看不出太大區別，只能看出長短句相間，如果朗讀出來，會發現張三寶的語速是不均勻的，應該是慢—快—慢。開頭說局面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比較慢，從“沒根兒”這里開始加速，到“所以”后開始減速，最后落在“廟歸廟，和尚歸和尚，一直兩拿著”。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在寫對話時，是在心里念著寫的，而張三寶的分析儼然民間說書人的陣仗，最后的重心落到一句土話上，把一個復雜問題講得活色生香。這自然也符合人物擔任過兩年駐村干部的身份。

二是相聲敘事技巧的化用。比如十三幺兒琢磨發小肖大鑼，進而決定效仿他，安排自己孩子出國的情節，有一段心理描寫：

一個人本事大小沒關系，關鍵是，對自己的能力得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只有這樣，面對一件事，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該怎樣做，是否有能力做好。一個本事再大的人，也不可能所有的事都能做，而再沒本事的人，也不一定所有的事都做不成。況且只要腦子清楚，他就會知道，這件事即使自己沒能力做，但哪個人能做，只要讓這個人去做就行了。也正因如此，往往一個本事小的人，反倒可以成就比他本事大的人成就不了的事。所以關鍵不是本事，是能力。一個能力強的人不一定本事就大，而本事大的人，也不一定能力就強。說到底，還得看他的頭腦是不是清楚。

十三幺兒認為，肖大鑼是個既有本事又有能力的人。19

這段心理活動，既像繞口令，又像相聲的貫口，最終落的底又像兩個相聲演員捧逗的一頭沉。繞口令和貫口不必說，如果把這兩段改編為兩個相聲演員的對話，則第一個人說的那一大段，接上另一個人畫龍點睛地來一句“那這么說，肖大鑼正是既有本事又有能力”，就形成了一頭沉的戲劇效果。

三是借鑒古代世情小說與近代通俗文學的語言特點，精于描摹人情世故，在分析人物性格時盡管采用第三人稱敘述視角，但敘述者并非外在于民間世界的“他者”，而是深具民間思維的“在場者”，因此對人物的心理有精準把握。敘述者對人物的情感態度和價值立場是曖昧的，盡管有時不乏看笑話的心態，但更多是同情理解，而非批判。在敘事節奏上，呈現“找補”與“黏連”的特點。

十三幺兒在趙家坳是出了名的能算計，腦子轉軸兒也快。能算計，轉軸兒又快，如果換個說法兒也就是滑。但他這滑跟別人還不一樣，雖然滑，卻滑而不奸。奸和滑當然不是一回事，奸是算計別人手里的，能多占一點兒是一點兒，滑是看住自己手里的，該是我的，你就是說下大天來也別想占走一點兒，不該是我的，就是再大的便宜我也不惦記。這十三幺兒不光滑而不奸，平時想事兒也跟別人不一樣，別人遇事這么想，他偏不，非得那么想，就像天津的大麻花兒，總跟別人擰著。20

這段話先說十三幺兒“能算計”“轉軸兒也快”，之后把這兩方面特點定義為“滑”，緊接著闡釋“滑”的意思，用的是與“奸”對比的方式。接著宕開一筆，寫十三幺兒不僅性格特點是“滑而不奸”，而且思維方式和別人也不一樣。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王松不直接點明“滑而不奸”，再說為什么，而是用“找補”的方式反向敘述，通過步步為營、不斷否定的分析，推導出結論。這就形成了“黏連”的敘事風格。這種語言風格的特點是繁而不亂、針腳綿密、由淺入深、層次豐富，用一句歇后語說就是“老鼠拉木锨——大頭在后邊”。這個特點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突出體現。

王松曾說：“我覺得小說的語言一旦被融入某個公共的話語體系，是一件很麻煩的事，進去容易，再想出來就難了，往往不能自拔。但要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敘事語言，就更難，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我追求的敘述方式和語言很簡單，就是怎樣可以更好地把一個想講的故事講述出來，讓讀者在閱讀時沒有障礙。”21用讀者最易接受的方式，就是接近讀者的語言習慣。通過對俚詞俗語等民間語言的征引，對民間口頭藝術和戲曲敘述方式的挪用，小說抵御了意識形態話語對鄉土敘事話語的入侵和壓迫，通過后者對前者的含化，找到了公共話語體系之外，敘寫鄉村振興的個人化語言策略。

[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中國現代文學生命意識研究”（項目編號：2022020235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汪政：《不一樣的鄉土 不一樣的文學》，《文藝報》2021年4月23日。

2 張麗軍：《鄉土中國文化重建與新農民想象》，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頁。

3 李興陽：《中國鄉土小說敘事傳統的承續與變異》，《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7年第2期。

4 關于“新鄉土敘事”的概念，參見李壯：《歷史邏輯、題材風格及“縫隙體驗”：關于“新鄉土敘事”》，《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5 7 8 10 11 13 15 18 19 2 0王松：《熱雪》，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213、131、402、209、25、99、346、51、485、9頁。

6 余凡：《新鄉土寫作的三種形態及其評價問題》，《創作評譚》2022年第6期。

9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頁。

12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黃興濤、宋小慶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頁。

14 李楯：《中國戲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頁。

16 老舍：《老舍談寫作》，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頁。

17 王松：《“故事”的故事（創作談）》，《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2期。

21 王松、教鶴然：《寫一些“飛起來”的故事 做一個尋找“密碼”的人》，《文藝報》2023年1月20日。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