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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陳彥的小說創作具有濃重的現實關懷，他的小說始終將目光對準人民大眾，關注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態，并借此回應時代問題。陳彥小說的現實關懷集中呈現在對勞動的書寫之上，其作品正視當下的社會現狀及其精神疑難，探索文學在新時代書寫勞動的可能。其小說創作借對勞動的書寫重新闡釋勞動的倫理意義及啟蒙價值，發掘勞動在新時代重塑社會總體性和個體價值尊嚴的意義，并以此種方式賡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及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亦為當下文學創作如何回應現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關鍵詞：陳彥 勞動 總體性 倫理 啟蒙

人類的歷史發展始終與勞動息息相關，勞動不僅創造了人，也創造了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藝術的誕生即源于人類的生產勞動，勞動也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敘事資源。在傳統社會，勞動更多是作為一種美德而存在，自近現代以來，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勞動的內涵也有了新的變化。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民主主義思想影響下，“五四”時期的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提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1這一口號在中國各個領域得到宣傳，文學創作受此影響，對“勞動”及勞動人民的書寫涵蓋了不同題材，這種創作思潮延續至延安文藝時代及當代文學時期。文學作品對勞動的書寫，不僅讓讀者認識勞動的意義和價值，也提供了一個觀察社會歷史的視角。

時代與社會的發展，使得人們對“勞動”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變化，陳彥的小說創作在新時代正視這種變化并及時給予回應，并探索文學在新時代書寫勞動的可能。在此，需對本文涉及的“勞動”概念做出說明，陳彥的小說《西京故事》《裝臺》《喜劇》中的羅天福、刁順子、潘五福等人均為底層勞動者，所從事的是傳統的體力勞動；《主角》中的秦腔名伶憶秦娥為藝術工作者，所從事的是精神財富的創造，但其成名過程中的下苦練功仍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體力勞動，因此，本文論述的重點主要是“體力勞動”。當下的社會，傳統的體力勞動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用歷史與審美的眼光去看待勞動，不僅是了解勞動人民、了解社會的重要途徑，更承載了守護人類精神家園的重要意義。陳彥的小說創作借對勞動的書寫回應當下的現實問題，重新闡釋勞動的倫理意義及啟蒙價值，發掘勞動在新時代重塑社會總體性和個體價值尊嚴的意義，并以此種方式賡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及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亦為當下文學創作如何回應現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一、勞動書寫及其危機

陳彥小說中的勞動書寫可謂是新時代文學直面當下，關注普通人在歷史及現實語境中所遭遇的迫切問題，并試圖重建個體信仰及時代總體性的嘗試。事實上，新文學史上，文學中的勞動書寫曾經具有上述的諸多功能，只不過隨著時代發展及社會的轉型，此種功能一度出現了斷裂。因此，將陳彥的小說創作置于新文學史上勞動書寫的變遷中予以考量，則更能體現出其創作的當下意義。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巨變，西方的進化論、民主、自由等思想的傳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都意味著中國開始步入“現代”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勞動”這一實踐活動始終參與其中，不僅重塑了個體的生命形態，甚至建構起人們對一個“現代”國家的想象。在這一過程中，“人”獲得了一種全新意義的闡釋，也即所謂“勞動者”，并進而確立了“無產階級”的主體性。2

“五四”時期“勞工神圣”的觀念涉及當時不同題材的文學作品，如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劉半農的《鐵匠》、魯迅的《一件小事》、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等，在這些作品中，下層勞動人民成為主要表現對象。但此時，“勞工神圣”這一口號更多的則是一種抽象意義的概念，是啟蒙者試圖啟蒙底層的“工具”，這些作品中的底層勞動者大多仍舊只是啟蒙者眼中的“他者”。盡管這些作品歌頌了勞動人民善良、正直、堅強等品質，但他們并未因為“勞工神圣”就獲得了個體尊嚴，也沒有因為勞動而激發出自覺改造世界的行動力，更談不上真正意義的解放。及至左翼文學時代，情況并未有太多改變，茅盾“農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寶一家一年的辛苦勞動換來的卻是不斷積壓的債務，好收成并未給他們帶來好生活，可以說，類似老通寶這樣的底層勞動人民的勞動仍然處于一種茫然狀態，他們的勞動行為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勞動并沒有使他們獲得自我意識。

勞動真正使勞動人民獲得一種“強大的解放力量”3，并使之在延安時代獲得一種主體性。延安時代，中國共產黨通過“大生產運動”“勞模運動”“改造二流子運動”等形式在根據地形成了“勞動光榮”的潮流。勞動使勞動人民成為真正意義的“勞動者”，并使這一群體獲得主體尊嚴，并具有一種“主人”意識，獲得了政治地位和道德身份，從而實現了勞動人民的“翻身”，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勞動倫理精神。同時，勞動者“政治身份與道德身份的確定，為工農在‘革命中國’建立主體性，確實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4。因此，勞動也成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實現現代革命的一種想象和實踐活動，為一個平等社會的實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并借此建構起一個關于“新時代”的想象的共同體。延安時代對勞動的全新詮釋也體現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如歌頌勞動英雄的《吳滿有》《田保霖》《高干大》等作品；反映二流子改造運動的《鐘萬財起家》《劉二起家》等；尤其是一些女性題材創作如趙樹理的《孟祥英翻身》更呈現出女性經由“勞動”從而某種程度上實現解放。延安時代所建構的關于勞動的想象延續到了共和國時代，在這一“革命后”時代，實現“社會主義”的構想成為整個新中國為之奮斗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仍然需要“勞動”的參與。柳青的《創業史》再現了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進程，正如小說扉頁上的那條民諺“家業使兄弟們分裂，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柳青試圖探索“合作化運動”如何借助“集體勞動”這一嶄新的現代勞動形式使勞動人民“創造新生活”，并進而創造一個“新世界”，盡管這一新世界帶有某種程度的烏托邦想象的成分。延安時代建構的“勞動光榮”觀念貫穿于1950—1970年代的文學當中，勞動不僅關聯著平凡的世俗生活，更指向彼岸的烏托邦圖景。及至新時期之初，關于勞動的書寫仍然呈現在諸如《受戒》《靈與肉》等作品中。

但新時期以來，盡管仍有作品歌詠勞動之美，但社會歷史語境的變化也使得社會對于勞動的認識發生變化。事實上，危機早已出現，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結構已然出現“三大差別”，盡管普通勞動者享受著勞動帶來的尊嚴，但實際待遇和領導干部（包括知識分子）仍有不小差距。同時，這一危機也源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解決的難題，人一旦接受知識的傳播和教育，便會萌生出脫離底層進入精英階層的欲望，這一欲望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脫離勞動。關于勞動的危機在1980年代的文學中已然呈現，路遙的《人生》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盡管路遙在很多場合及文字當中熱烈贊美農民的“誠實的勞動”，但從路遙的奮斗歷程看，他并不甘于做一個在土地上勞動的農民。《人生》中的高加林有一種“對勞動的不適應感”5，小說中出現的高加林的勞動場景并不是出于“勞動光榮”，而是不得不勞動的無奈，更是一種發泄。高加林真正獲得滿足的時刻反而是在縣城圖書館閱讀《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參考消息》等報刊的時候。更有意味的是，巧珍，這樣一個以勞動和持家為操守的鄉村女孩在為高加林設計每周“過星期天”的日子時，流露出來的卻是自己的勞動比不上高加林的精神勞動這一潛意識。《人生》中關于勞動的危機似乎在此后的《平凡的世界》中已隱去，《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是一部關于“勞動”的贊歌，孫少安和孫少平兄弟通過“勞動”向命運抗爭，從而擺脫了苦難，實現了生活的富足，找到了生存的意義，兩兄弟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創業史和奮斗史感染了無數讀者。然而無法改變的是，在那個時代，“‘勞動’的歷史實踐，所包含的‘改變世界’的面向，不斷地被弱化”6。改革開放時代讓孫少平、孫少安兄弟通過“勞動”改變命運，同時，這個時代政治經濟結構變化所導致的階層分化預示著進入1990年代，“‘勞動’被改寫成‘工作’，‘勞動者’被改寫成‘勞動力’”7。

1970—1980年代之交，中國再次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現代性”取代“革命”成為社會主潮，曾經給予勞動者尊嚴和神圣感的社會語境已發生變化，社會轉型更多的是需要現代性意義上合格的勞動力而已。這種情況自198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新世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知識在現代化生產方式中占據核心地位，“當聰敏的知識掌握者利用互聯網的某一信息賺取的利潤遠遠超出了一個體力勞動者一年半載的收入，當體力勞動者在田間地頭、工廠車間辛勤產出的勞動成果被各種商家最大限度地‘榨取’時，勞動觀念本身的意義就發生著重大的變化，而過去勞動者身上所具有的力量與技能所呈現的美感也就自然地難以為人所關注、所欣賞了”8。盡管文壇也出現了“打工文學”和“底層文學”，但這些作品的書寫對象也僅僅是“勞動力”以及他們的不幸與苦難。

陳彥的作品恰恰在這個時代凸顯了其意義，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通過“勞動”安身立命，也讓自己獲得尊嚴。小說中的勞動具有倫理的意義，是個體價值尊嚴的彰顯，這種尊嚴曾經在改革開放時代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被人摒棄，但在陳彥的小說創作中又得以接續。小說中主人公對勞動的態度，體現出時代之“變”中的某種“常”。陳彥小說中的勞動書寫不僅有對人性和生命的理解，更呈現出作家直面當下紛繁復雜的社會及其精神難題的勇氣以及對未來的想象。

二、基于勞動書寫的倫理和文化重建

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潛藏的勞動危機自1990年代迄今愈加顯現。時代的巨變，使曾經賦予“勞動”以“尊嚴”的社會歷史語境已不復存在，勞動已不可能像柳青《創業史》所寫的那樣起到整合社會并建構起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作用。甚至在當下時代的“精致利己主義者”眼里，勞動本身就被摒棄，他們崇尚的是不勞而獲。這種危機在當下經濟全球化時代，在社會階層分化、生產方式和勞動觀念已然發生變化的時代似乎難有解決的途徑，“勞動力”們在物質及精神層面都處于貧乏的狀態，并且已經衍生出種種時代病癥。學者程光煒曾對富士康公司年輕打工者“跳樓事件”不無感慨，“關于勞動倫理、底層民眾在現代化擠壓下的命運和生存價值的討論，屢屢挑戰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進程的道德底限”9。面對這個時代，文學也顯得有些無力，似乎也無法再賦予“勞動”曾有的意義。因此，陳彥的小說通過書寫勞動再次賦予“勞動”價值和意義也就具備一種“‘反潮流’的‘潮流’意義”10。

陳彥小說中的勞動者如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身上都體現出勞動的倫理意義，勞動不僅是他們的生存技能，更是他們在喧囂浮躁的時代得以保持自我、安身立命的信仰。陳彥的書寫自與當下潮流化的觀念有著抵牾，但這未嘗不是解決當下種種社會時代病癥的途徑。陳彥試圖通過他筆下的人物回答“在一個勞動不再光榮的時代勞動還有什么意義”這一問題，并進而嘗試在當下時代對倫理和文化進行重建。

陳彥小說中的人物對待勞動的態度構成了其不斷申明的“恒常價值”，即“經過人類歷史檢驗、并繼續適用于今天社會秩序結構、人的全面發展”11的重要內容。陳彥小說中的人物不論出身、職業，都奉行一種“誠實勞動”的行為準則。《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和那個時代無數從鄉村進入城市的人一樣來到西京城尋夢，他的夢想就是供一雙兒女讀完大學，這個新環境充斥著種種生存壓力和對農民無處不在的歧視與不平等，羅天福通過誠實勞動在城市中安身立命，找到認同與尊重。他以打餅為生，盡管條件艱苦，他仍每天起早貪黑地勞動，在東方雨老人看來，“這真是一種太苦太累的活計，我觀察一個餅平均需要四十多個手工動作，一天打四百個左右，也就是一萬六千多個機械動作，每早從四點多亮燈，每晚都是十二點左右熄燈，一年四季，無論刮風，下雨，飛雪，降雹，幾無停歇”12。他打的餅也是“料用得實在，價錢不亂漲，薄利多銷”13。他一生堅持的信念就是“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14，盡管他這種“靠雙手刨食吃飯”的生存方式在兒子羅甲成那里一文不值。在現實生活中，有太多人是用非正常手段來獲取自己的財富，不擇手段，投機取巧，如小說中賣菜盒的朱大頭靠抹黑誣陷打壓羅天福。面對生存困境，羅天福也痛苦過，也曾想一走了之，但他還是挺住了，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用腳踏實地的勞動換取回報。誠實勞動讓羅天福在城市安身立命，最終打動了兒子，更讓自己的人格具有了光輝，“他以誠實勞動，合法收入，推進著他的城市夢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勞作，撐持著一些大人物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15。《裝臺》聚焦一群面對日常生活的內憂外患雖掙扎但也有著堅守的裝臺人，深處底層的刁順子等人不同于羅天福，已無法通過“勞動”獲得一種尊嚴感，辛苦勞動對他們來說也僅是謀生手段。刁順子稱自己就是一個“下苦的”16，他從事的裝臺是西京城里最苦的行業，“基本上沒明沒黑，人都活成鬼了”17。干的是最苦的行當，周圍人卻將他的勞動視為“低下”的一類，同村人瞧不起他，連身邊人都不理解他。在女兒菊花眼中，這個父親“一副奴才相”18；在養女韓梅眼中，這個養父“活得如此卑微”19；在妻子蔡素芬眼里，他“活得太可憐太窩囊”20。盡管在他人眼里，刁順子太卑微，但他每次裝臺，哪怕是苛刻的要求，他都認認真真完成，從不偷懶。在刁順子看來，裝臺就得“下苦”，天經地義，裝不好臺毀了臺上的戲是不道德，他甚至體會不到自己的辛苦勞動背后有什么意義，可這種近乎本能的“下苦”反而讓人看到一個小人物身上的人格光輝，正如朱老師對他的評價：“我的學生刁順子，是一個靠自己雙手吃飯的活得干干凈凈堂堂正正的人不比他誰低賤。”21在陳彥看來，刁順子們盡管永遠活在光鮮的舞臺背后，但有他們自己的價值堅守，“他們不因自己永遠處身臺下，而對供別人表演的舞臺持身不敬，甚或砸場、塌臺、使壞。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托舉與責任，……在我看來，是有著某種不容忽視的莊嚴感的”22。《主角》中的憶秦娥身份不同于羅天福、刁順子，作為“秦腔名旦”，她已躋身藝術家之列，但她成功的背后，是同羅天福、刁順子一樣的“下苦”，是憑借“她吃了別人吃不下的苦”23而練就一身扎實的“手眼身法步”功夫。無論是在灶房，還是在練功場，她“比別人多出幾十身臭汗，比別人多使出幾十倍牛馬力氣”，“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雞早”24，一個臥魚動作可以一兩個小時不動，這是如同羅天福、刁順子一樣的“誠實勞動”。《喜劇》中的賀加貝是一個反面典型，同為秦腔藝人，他走的是一條與憶秦娥截然相反的道路，憶秦娥的成功憑借的是勞動式的下苦，而賀加貝的成功反而是放棄了下苦的技藝精進，急功近利，迎合市場，用庸俗的笑料包裝喜劇，最終走上悲劇之路。反而是小說中著墨不多的配角潘五福，相對于主角賀加貝，更體現出勞動之美，潘五福和《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很相似，雖只是個在農村賣餅的，但秉承誠實勞動，他賣的餅物美價廉，灶具每天洗得干干凈凈。

對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而言，通過誠實勞動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其實很渺茫，如果說憶秦娥憑借自己下苦練就一身功夫（當然她的成功也有機遇的因素）一鳴驚人改變了命運，那么羅天福、刁順子、潘五福進入另一個階層，過上另一種生活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他們渴望改變命運，但也順天知命，并不強求，他們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是“勞動者”還是“勞動力”，并不在乎身處的時代是否還能賦予勞動尊嚴，他們依然倔強地堅持用誠實勞動作為生存之道，這是一種源自內心的信仰抑或只是一種生存本能。正因為如此，才更顯現出他們將誠實勞動作為安身立命之道的崇高來，從更深層次來講，這是一種生存的意義和尊嚴。魯迅先生在《故鄉》結尾中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5學者汪暉對此有精辟的分析：“作為一種現實的行為，‘走’表達的只能是實踐人生的方式，同時也是面對現實的執著態度。”26勞動對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來說，就是他們實踐人生的方式，哪怕外在的生活重壓一度讓他們絕望，他們仍然用“勞動”來“反抗絕望”，哪怕這種方式在他人眼里是蠢笨的。這就如同余華《活著》中福貴的生命形態，“活著”本身就體現出了福貴對人生的執著態度。這種生活態度也是沈從文眼里普通生命的正大莊嚴，“他們那么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分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樣活，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27。陳彥小說中的人物從不逃避為了生存而應付出的誠實勞動，他們用勞動行走在喧囂的塵世中，或者說，是在“俗世中的艱難修行”28。他們的勞動甚至呈現出了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與人類最原初的生命形式緊密相連的勞動之美，這勞動之美來源于土地，并融于中國的歷史文化長河中。

陳彥小說中的勞動書寫，體現了作者的“民間認同”，具體而言就是對勞動的道德認同，這種道德認同來源于土地，與人類最原初的生命形式緊密相連。“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農耕經濟的持續性是中國傳統自然經濟的顯著特點之一。”29農民在土地上勞動，這是他們的生活常態和生存方式，春耕、夏種、秋收、冬藏融于大自然的四季變化之中，融于“天人合一”的“整體性”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勞動就是農人的價值追求，“勞動成為農民的內在本質特征，尊重勞動、信任勞動成為他們的基本價值規范”30。農人將勞動視為基本價值規范，從而形成了中國的耕讀文化，“勞動”被視為個人的“美德”，從而構成一種“德性政治”31，維持著民間的倫理秩序。在這樣一種鄉土文化傳統中，“勞動”成為辨別一個人是否具有“德性”的標準，《創業史》中，梁三老漢之所以信服敬佩郭二老漢，就因為郭二老漢是勞動的好手。頗有意味的是，《創業史》中對郭振山的描寫，勞動的場景出現次數非常之多，柳青這樣寫的意圖原本是表現郭振山的個人發家致富思想，對公家事的漠視，這種思想對于共產黨員郭振山來說顯然是落后的。但對郭振山勞動場景的描寫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沖淡了他的負面形象，這可能也是柳青始料未及的，以至于柳青也不無感慨：“勞動是人類最永恒的崇高行為！人，不論思想有什么錯，拼命勞動這件事，總是惹人喜愛，令人心疼，給人希望。”32

從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身上，就呈現出這種來自民間大地的美德，“誠實勞動”使他們身上具有一種崇高感，盡管他們自己可能并未意識到。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那種與人類原初生命形態緊密相連的勞動之美一直在民間存在，并未隨著時代社會語境的變化而消失。陳彥通過小說中的勞動書寫，勾連起了民間古樸的價值倫理，但陳彥并不滿足于此，更試圖從更宏大的意義上重建傳統文化，這種重建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新的建構，尋找傳統文化能夠重塑當下的可能性。《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憑借誠實勞動安身立命，在東方雨老人眼里，“他身上有許多古代圣賢身上的東西。所謂圣賢，就是那些始終在持守社會常道，一旦發現人類恒常價值、恒定之規遭到歪曲、肢解和破壞時，就站出來說幾句話，提醒人們不要有狂悖心理，要守常、守恒、守道”33。《喜劇》中的潘五福靠賣餅、修鞋養活全家，供兒子上大學，任勞任怨，這樣的人，就是民族的脊梁。《裝臺》中的刁順子盡管艱難生存于社會底層，但自有他的責任、擔當和價值堅守，誠實勞動讓他“不靠天，不靠地的活得周正硬朗”34。刁順子堅韌地行走在人世間，這讓他“無論面目如何柔弱卑微，其內在精神力量都是堅不可摧的”35，骨子里是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主角》中的憶秦娥以自己柔弱之軀吃了別人吃不了的苦承繼起秦腔這門藝術的人生歷程恰恰契合了秦腔的精髓，即那種“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36。

陳彥小說中對勞動的書寫，是用中國古典思想來觀察當下人世，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等人之所以能在喧囂浮躁的時代堅韌地行走，用誠實勞動作為安身立命之道，正是源于其精神深處深藏的民間倫理道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進取的因子。“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文明史積累，已總結出了諸多生命演進的常識與通識，也可以叫價值范式，其實我們更多時候，是需要站在當下，做好繼承以往價值譜系的工作，把那些最有價值而又被時尚不斷遮蔽、湮沒了的東西持續‘打撈’上來，讓它們在新的生活現場重放光芒。”37因此，小說中對勞動的書寫呈現了陳彥試圖在當下時代重建倫理和文化以解決現實難題的深度思考。

三、勞動：啟蒙與總體性重建

如上所述，陳彥小說中的人物對待勞動的態度包含著傳統中國文化的種種元素，同時，這些人物以自己的誠實勞動為中介，將這些傳統元素轉化成當下社會所缺乏的新的價值和精神力量。在當下社會，勞動的貶值是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勞動也很難再賦予人尊嚴和自我認同，急功近利的時代氛圍使越來越多的人迷戀不勞而獲，就像《喜劇》中的賀加貝。在這個意義上，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身上腳踏實地誠實勞動的品質反而更加可貴，盡管這品質源自傳統文化，但在新時代卻有了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在歷史連續性的意義上接續了1942年《講話》以來并在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成為主潮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1942年延安時代以來，中國開始實踐不同于五四的另一種“現代性”，在這一“現代性”的實踐過程中，“勞動的人”是實現現代性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僅是現代性得以實現所需的物質基礎的主要創造者，也構成了一個關于“新世界”的“想象的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傳統道德倫理的勞動觀念內化為當代中國的價值指向，即“中國革命政治中的‘德性傳統’”38。柳青的《創業史》無疑是對這一過程的經典呈現，其書寫方式也成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典范，但這一文學傳統隨著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啟及持續的現代化進程開始式微，路遙的創作成為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在新時期最后的堅守。

同時，這種“新質”讓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等人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新人”，這樣的時代“新人”連同小二黑、梁生寶、孫少安、孫少平、帶燈、吳小蒿構成了一個現代文學史上的“新人”譜系，而這一“新人”譜系恰恰又是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中的核心要素。“新人”往往是與一個“新世界”互為表里的，如柳青的《創業史》，“勞動”可以創造新世界，這一過程的重要根基即是梁生寶這樣的“新人”，同時，這一“新世界”同樣可以塑造新人，當梁三老漢真正理解了兒子的事業，接受了合作化這一新事物的時候，他也就邁入了“新人”的行列。這里需要思考的是，當下社會處在前所未有的巨變和轉型當中，可謂也是一個“新世界”，那么這個“新世界”需要什么樣的“新人”？這樣的思考，使得當下文壇出現了如帶燈、吳小蒿這樣的人物。賈平凹《帶燈》中身為鄉村基層女干部的帶燈為鄉鎮工作竭盡全力，充分體現出了精神之正能量；趙德發《經山海》中的吳小蒿同樣身為基層干部，她正義、果敢、堅韌、仁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干部。陳彥同樣用他的小說告訴我們，這個新世界需要的“新人”恰恰不是那些能夠緊跟潮流的“新新人類”，而是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這樣看似“舊”的人，但他們身上看似“舊”的東西反而是這個時代所需的“新”的東西，是當下時代所缺乏的價值認同和精神能量，這些反而是不斷推進當下“新世界”向前的動力。同時，“新”意味著一種啟蒙的力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還需要啟蒙嗎？人們真的獲得了一種精神的自由嗎？從陳彥的小說看來，“勞動”恰恰在這個時代具有某種啟蒙的功能。

事實上，“勞動”曾經在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中承擔啟蒙的功能，承載起新時代的精神風向和價值坐標。五四時期，知識精英曾提出“勞工神圣”的口號嘗試對底層勞工大眾進行啟蒙，盡管其啟蒙效果未必理想，但不可否認的是，“勞動”確實是個體重新審視自我的一個重要途徑。勞動真正實現其啟蒙價值則是在延安時代，勞動使勞動人民成為真正意義的“勞動者”，勞動不但承擔了對人的改造功能，還使勞動人民獲得主體尊嚴，具有一種“主人”意識，這一啟蒙功能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當代。可以說，“勞動”所具有的啟蒙功能既有其蘊含在傳統中的“德性”因素，也有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所賦予其的政治認同、社會認同和個體認同。但吊詭的是，賦予勞動啟蒙功能的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種種傳統在新時期“思想解放”之后日趨式微。1980年代李澤厚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流思想概括為“救亡壓倒啟蒙”39，思想界對這一觀念的認同，也啟動了1980年代以五四思想資源作為武器的“新啟蒙”，但始料未及的是，“新啟蒙”雖使中國人擺脫了“文革”時期政治的蒙昧，其借用的西方話語在之后的市場經濟時代及至經濟全球化時代又使中國人陷入了物質主義的蒙昧。同時，由“思想解放”運動催生的“文化熱”雖也有對傳統文化的理性思考，但并未對傳統文化如何在實踐層面有效介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出有效的路徑。在文學層面，出于“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目的，曾經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也被剔除在1980年代文學主潮之外，其價值意義幾乎被全盤否定。“尋根文學”貌似回到文化層面，但“文化”更多是作為一種武器以與以往的“政治”話語抗衡，同時試圖建立一個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平臺。由此可見，1980年代的“新啟蒙”所秉持的“現代”話語使其忽視了傳統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同時也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價值觀視為“陳舊”而全然拋棄，加之“國家自己逐漸喪失了以精神話語來補償來支持來激發人的勞動熱情的可能性”40，勞動所具有的啟蒙價值也就逐漸衰退。“文革”之后，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松動，使得物質主義重新出現了，由社會的邊緣地帶和邊緣群體伴隨著不斷擴大的商品經濟輻射能力逐漸向核心地帶和主流人群擴散，中國進入了世俗化時代，這一時代同樣會參與對人的塑造。因此，從1990年代至今，整個社會及個體的精神層面越來越物質至上，作為個體的人面臨另一種“異化”。

那么，如何重新塑造時代和個體精神呢？《創業史》中梁生寶帶領一群農民經由勞動而“創業”的過程讓人看到了“新世界”并不是遙不可及；《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孫少平兄弟通過誠實勞動改變命運的故事曾經成為無數草根的黃金信仰。那么，當下時代，勞動以及與勞動相關的創業、奮斗能否讓個體重新獲得自我認同和個體尊嚴呢？陳彥的小說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等人始終秉持誠實勞動的信念，這就是他們的黃金信仰，憑借這一信仰，他們堅守自我，腳踏實地行走在人世間，陳彥也意識到這樣未必能完全解決他們的生存困境，但這樣的信仰在當下是最有可能重塑時代及個體精神的。當下時代價值觀的混亂，源于我們認定只有拋棄舊的根基才能更好向前走，很多時候需要擺脫急功近利的心態向后看一看，往往那些看似“舊”的東西恰恰是成就今天事情的前提、基礎、條件和保證。同時，種種問題也迫使正走在經濟高速發展道路上的中國社會不得不重新面對一些基本的情感和價值判斷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傳統中國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價值觀在當下也具有“啟蒙”的功能，哪怕這些傳統的整體形態可能會瓦解，但“它內部的那些元素又可以以單個的方式或者以群體的方式潛入到下一個時代，然后又和其他的因素結合起來，組成新的生命形態或是物質形態”41，這一新的形態也即當下社會所缺乏的新的價值和精神力量。如果勞動在當下具有“啟蒙”的意義，能生成新的價值和精神力量，那么它也就具有重建總體性的可能。回到文學層面，陳彥小說通過對主人公誠實勞動的書寫，賡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及社會主義文學傳統，這也是文學在當下時代試圖重建總體性的努力。

如何認識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如何理解時代發展的動因與趨勢？如何在人類歷史長河與全球范圍內書寫中國經驗和中國精神？如何有力地寫出當代中國的眼前現實，生動活潑地塑造當代人的形象？這種種的問題都使作家面臨巨大的考驗和挑戰，需要作家具有總體性的視野，即“歷史視域、現實關懷甚至對未來的可能的希望愿景的總體性體察”42。同樣，這種種問題也不獨是當下作家才會面對的，柳青寫作《創業史》時，面對合作化運動這一嶄新的事物，他“并不滿足于對周圍生活的稔熟而透徹的了解；他同時還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和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中去，以便將自己所獲得的那些生活的細碎的切片，投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深遠的歷史上去檢查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43。同樣，路遙在寫作《平凡的世界》時，以宏闊的視域勾連起了1975—1985年十年間鄉村與城市的社會生活及其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生存狀態。只是，當下的時代遠不是柳青、路遙生活的時代，這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是一個“總體性”危機的時代，但“總體性在危機中才能呈現出來”44，這也正是陳彥小說之于當下的意義，陳彥通過小說不僅是在發現總體性，也是在建構總體性。

在陳彥筆下，總體性具體凝結和聚焦在“勞動”這一行為上，正是在“勞動”這一個點上，歷史與現在、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個體與總體得以統一起來。“勞動”在上古時代將人與自然融于整體之中；“勞動”在共和國時代曾經讓人民大眾團結在建設“新世界”這一共同體中；“勞動”在當下同樣有可能讓人們擺脫物質主義的藩籬，重拾倫理信仰，激發出潛藏于歷史深處的熱情和能量，讓我們在當下這個更大更復雜的現實語境中建設一個“整體性”意義上的中國，并有能力面對未來可能的種種危機。因為，“勞動”本身有著基于千年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所賦予的道德性、合法性、正當性、神圣性，能夠實現生活世界和價值世界的契合。基于此，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腳踏實地勞動的品質不僅讓他們作為個體能夠堅守自我，并且在他們身上迸發出一種生生不息的向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當下時代不僅能夠形塑個體精神，也能夠形塑時代精神，能不斷衍生出更多的“新人”，同樣也可以塑造一個“新世界”。

陳彥小說中對勞動的書寫在當下生產方式和勞動觀念變化的時代重新賦予勞動理想和情懷，這讓陳彥筆下的人物得以憑勞動安身立命、堅守自我，并迸發出“明朗、剛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氣象”45。這體現出勞動在當下具有“啟蒙”的意義，如若個體的人能夠擺脫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浮躁心態，重拾自覺勞動并從中獲得個體尊嚴，則會激發出促進社會積極發展的力量。這力量源自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是構成國家民族棟梁所在；這力量同樣源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能使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現代”世界，那么在當下則能形塑個體及時代精神，孕育出新的共同體，這一新的共同體之建構也即總體性的建構。

結 語

勞動從本質上就是人類的生命活動，因此，勞動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充滿生命氣息和創造性的審美意象，人類的文明是勞動創造的，文學的起源也與勞動息息相關。無論是在社會歷史文化層面，還是在文學審美層面，勞動都是不該被遺忘和完結的話題。如果文學的視線遠離勞動，則不僅是內容的缺失，也是文學擔當和信仰的缺失。陳彥小說中對勞動的書寫，探索了文學在新時代書寫勞動的可能。陳彥小說中的勞動是羅天福、刁順子、憶秦娥、潘五福作為個體的生存之道，這一基點和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呈現出新時代的某種“新質”，但同時，這一“新質”本就存在于這片土地上，流淌在歷史長河中。陳彥小說立足勞動這一基點，不僅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態，還勾連起中國古典傳統和社會主義文學傳統，重新闡釋勞動的倫理意義及啟蒙價值，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種融合“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生活”與“意義”世界的總體性視野。在陳彥的小說中，可以看到勞動的“美”與“創造”“啟蒙”的價值，這些不僅存在于過去和現實當中，更指向未來，指向一個“新世界”。

[本文系西安外事學院高層次人才啟動基金項目資助（項目編號：XAIU2023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門慶祝“協約國”獲勝的集會上，喊出了“勞工神圣”的著名口號；同月，李大釗發表了以《庶民的勝利》為題的演講，提出“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參見《新青年》1918年第5期。

2 3 31 38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226、242、241頁。

4 姚丹：《重構“革命中國”的政治正當性：勞動、主人及文學敘述》，《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1期。

5 9 程光煒：《關于勞動的寓言——讀〈人生〉》，《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3期。

6 7 黃平：《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10年第5期。

8 譚桂林：《文學當重新書寫“勞動”》，《人民日報》2012年9月14日。

10 42 楊輝：《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陳彥兼及現實主義賡續的若干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0期。

11 35 陳彥：《邊走邊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13頁。

12 13 14 15 33 陳彥：《西京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316、377、381、420頁。

16 17 18 19 20 21 22 陳彥：《裝臺》，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5、5、26、124、138、299、433頁。

23 36 陳彥:《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4、897頁。

24 陳彥:《主角》（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72頁。

25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頁。

26 汪暉：《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與“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卷），王曉明編，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202頁。

27 沈從文：《歷史是一條河》，《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頁。

28 李敬澤：《修行在人間》，《會議室與山丘》，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174頁。

29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頁。

30 張明：《毛澤東勞動觀的當代解讀》，南京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32 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頁。

34 陳彥：《堅挺的表達》，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頁。

37 陳彥：《〈西京故事〉創作感悟》，《四川戲劇》2011年第5期。

39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頁。

40 41張旭東：《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50頁。

43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頁。

44 李敬澤：《會飲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5—166頁。

45 張新穎：《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從“關系”中理解“我”、文學、思想和文化實踐》，《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

[作者單位：西安外事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