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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房偉的長篇報告文學《太湖萬物生》以“生態”為關鍵詞，實現對太湖生態島的全景式書寫。在長時段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作者重點聚焦其歷史流變、古村振興、自然風物、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等，給予讀者時空匯聚、縱橫捭闔的閱讀體驗和切身感受。作品以“生態”為鏈接條，將現實、歷史與哲思貫通，是基于合乎非虛構的事實與史實之上，超越于新聞與歷史客觀呈現所帶來的零度立場給予讀者以描述對象意義的理性判斷和價值引領。作品以“生態”為核心意象，其藝術呈現表現出發散式結構、詩意呈現和特寫式人物建構等特質，為當下非虛構文學寫作增添別一番風景。

關鍵詞：房偉 《太湖萬物生》 報告文學 生態 藝術呈現

近些時，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已經成為一個顯流，其中的報告文學尤為特出。長于小說創作的學者房偉，近期出版了他的長篇報告文學《太湖萬物生》。在我看來，這部作品既是作者創作視域的新拓展，也是報告文學生態書寫的新收獲。不同于一般的非虛構寫作，《太湖萬物生》將目光集聚到一個太湖“群島”的地理區域，即江蘇省蘇州市金庭鎮范圍內的西山島等二十七個太湖島嶼和水域，以及東山鎮和光福鎮的部分生態區域，而并非某一個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重點描述這個隸屬于長三角核心板塊、中國“最強地級市”蘇州的“島”，以綠島桃源記、古村振興記、道法自然記、美島風物記、生態經濟記、桃源文心記等六章構筑多維透視的“太湖生態島尋蹤錄”。作品涉及生態島的歷史淵源、鄉村振興、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等諸多方面，將“美麗”“低碳”“富足”“知識”和“藝術”作為太湖生態島五位一體的“島向”展示給世人，將高速現代化建設的蘇州市區與節奏相對舒緩的西山群島關聯起來，力圖以此“生態興則文明興”的典型個案，思考城與鄉、工與農、窮與富、中與外、快與慢等諸多現實問題，探尋一條基于太湖、蘇州、江蘇，更關乎中國與世界由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最終達成生態文明的人類發展之路。

一

以“生態”為關鍵詞，《太湖萬物生》實現了對太湖生態島的全景式書寫。在長時段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作者重點聚焦其歷史流變、古村振興、自然風物、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等，給予讀者時空匯聚、縱橫捭闔的閱讀體驗和切身感受。

生態島的歷史流變主要呈現于作品的第一章“綠島桃源記”之中。一方面，作品追溯太湖群島的歷史流脈，從公元前3200年的“太伯奔吳”李彌大之“用世之隱”、“大宋烈士”徐揆的執節尚義等敘說北人南遷所帶來的中華文明的“由北及南”，“他們將勇武的血性，暗藏于秀麗山水，保持愛國本心。他們的故事，為文質彬彬的太湖生態島文化，增添了幾分血氣擔當，也使得生態島的文化構成更加豐富多元化”1。他們塑造了江南蘇州“崇尚隱逸”與“敬愛自然”的文化和尊重自然的生態觀，由此發掘出太湖生態島所具有的“移民文化融合性”。“太湖生態島文化，這種‘合’既表現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也表現在太湖文化融匯南北的特質。它并非封閉的，而是將北方詩書教化與南方島民的溫柔細致結合，使生態文明有了生長的文化基礎。”2將植根于悠久歷史文化之中的太湖生態文明建設的傳統理念進行了詳盡梳理。另一方面，作品詳實清晰地描述了生態島從晚清以來由雪災、干旱、臺風、湖災等自然災害因素，以及“湖匪橫行”等社會因素所形成的“窮島”，到改革開放時期的煤礦、水泥、采石、化工產業，水域等基于經濟建設的大開發所產生的“富島”效應及其以石材開發等種種生態危機，再到21世紀以來修復保護群島自然生態為主線的“生命島”建設。作品寫道：“從‘窮島’到‘富島’，再到‘生命島’，當代太湖生態島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相連，與蘇州市的發展相連，也與生態文明的轉型相連。”3此章再現的“為石請命”的吳縣文物保護委員會負責人張志新，帶領村民進行山林修復的西山縹緲村黨支部老蔣書記，為保護林屋洞歷史遺跡積勞成疾、因公殉職的吳縣風景園林管理處處長王正林等人物形象鮮明生動。這些人物以生命為代價捍衛自然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行為，深刻印證了美國科學家德內拉·梅多斯等人在五十多年前所預見的生態危機——“任何導致可再生資源存儲量下降，污染匯增加或者不可再生資源存量下降并且沒有可預見的可再生資源替代的活動都是不可能持續的。”4因此，“綠島桃源記”一章奠定了全文的基調，即在有關太湖生態島的自然概貌及歷史淵源的書寫之中，呈現其具有東方生態文明觀念和江南文化模式的基本形態。而這種形態又無疑顯現著人類生態進程的共性與個性，既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也鐫刻著強烈的“中國式”生態文化烙印。

在“綠島桃源記”之后，作品又通過“古村振興記”“美島風物記”“道法自然記”“生態經濟記”和“桃源文心記”等章節敘寫生態島的自然風物、古村振興、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等若干側面，深度描摹生態島的原生態自然狀貌，進一步凸顯具有東方生態觀念和江南文化模式的人文經濟生活景觀。

相對于蘇州市區快速的現代化城市建設步伐，生態島上尚存多個千年歷史的古村落。《太湖萬物生》從不同維度再現這些古村在當下的保護、修繕或發展。具有多座明清風格的祠堂和大宅院的千年西山明月灣村的古建保護，在曾擔任金庭鎮古村保護負責人的鄒永明看來，“多方共贏”是解決其古建保護難題的最終出路。作為生態改造示范村，衙甪里村的旅游經濟日漸興盛，駐村第一書記楊建華等人還依靠網絡銷售碧螺春“一記紅”紅茶，幫助村民致富，與此同時也帶來車位不足、環境污染等問題。集體經濟好、旅游資源豐富、人居環境整治好的東村古村、東蔡村和蔣東村等，則正在由工業區轉向生態區。“隨著環境問題的凸現，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杠桿的調控、技術手段的運用、法律的約束、道德的引導等在解決環境問題上‘一個都不能少’。”5與古村保護相對應的是，作品生動再現了民宿經濟、內塘養殖、碧螺春茶業和枇杷產業、電商銷售等為代表的生態島特色經濟孕育發展過程及其所面臨的各式挑戰。它們或因島而生，或因地制宜，或順時而為，為的是逐步祛除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生態危機，再造青山綠水、藍天白云。

“文化生態島，是生態島挽留人們的最重要的核心理念。”這是蘇州西山石公山的沈純道有關生態島發展的建言。他倡導舉辦首屆宏道流中國學習班，力求將插花傳統發揚光大。作品以此將生態島的靈魂內涵所在——文化的力量提升至一個全新高度。因此，我們可以在“桃源文心記”一章中看到，“真清官”暴式昭為蘇州西山厚植的“廉潔”文化基調；熱心公益的李嵐救助有智力遺傳缺陷的俞家雙胞胎姐妹，并跟蹤幫扶、心理引導和情感陪伴處于困境中的兩兄弟，組織志愿者團隊幫助困境家庭，實施“公益助農”；蒯惠中、邢靚、姚永強等本土藝術家倡導的胥口“中國書畫之鄉”、 藝術家的“太湖寫生”計劃，力推生態島的藝術建設，產生更多“留住”游客的文化附加值。作品也由此告知讀者，廉潔、大愛、藝術之美，正在成為太湖生態島得以持續發展的文化之根。

二

以“生態”為鏈接條，將現實、歷史與哲思貫通，無疑是《太湖萬物生》寫作的另一個顯明特質。作品各章均有大量有關太湖生態島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在內的歷史敘事。這些對作者而言手到擒拿的敘事，十分貼切地與現實性敘事相交融，也常常融匯于哲理思考之中。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非虛構寫作常常將敘事性話語與非敘事性話語相結合，后者的功用在于，或引領讀者的閱讀，或呈現作者的思想。而這種話語又成為非虛構寫作文化反思性的核心構件，也是其有別于“零度寫作”的基本姿態。在作品中，作者敘述逾千年歷史的太湖西山明月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同時，又思接千載，陷入了對當下古村落存在意義的哲思之中——“人類需要古建筑，無論輝煌的皇城大邑，還是湖水中的千年古村。人類需要在建筑中撫摸歷史痕跡，讓腳步慢下來，在沉靜之中保持冥想，反思所有自以為永恒正確的事物”6。此語將生態島古村保護的意義和價值做出別具一格的闡釋，一語道破古建對于人類“撫摸歷史”和“反思自身”的重要作用。“新生態農村”是個新詞，作品通過村支書吳健之口，對其做出闡釋——“一方面將‘農文旅’結合，另一方面將‘環保與非遺保護’結合，既要解決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又要在科技加持下，走綠色發展道路”7。作品還將蘇州碧螺春茶產區與杭州西湖龍井村旅游風景區進行對比，直陳前者在媒介營銷上的差距——“我們沒能利用宣傳讓顧客有‘來了西山必須喝碧螺春’的動力。”8“拋開市場經濟效益追求，中國人對故鄉的情愫，始終是支撐農村發展的核心。”9對東山電商產業園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和困難的思考也是如此。在“禽鳥江湖”一節中，作者針對鳥類保護當中既有“環保與鳥生存”的矛盾，也有“人發展與鳥生存”的矛盾，指出其中存在的種種悖論——“濕地保護，蘆葦非常重要，沒有蘆葦，鳥類失去棲息環境。但是，為了保護水質，又不得不割去枯萎的蘆葦。結果是，野生環境鳥很多，人為環境鳥就變少了。”10而“輪割方案”則是針對這一矛盾的解決路徑。類似這種糾結于人、自然、動植物之間生存與發展的描述及其由此生發出來的思考，在作品中可謂比比皆是。

這樣一些貫通歷史與現實的非敘事性話語的哲思，其視域無疑是廣闊的——既關乎生態島人文歷史遺存，也關乎當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既觀照人與自然生態關系的修復，也觀照自然界生物關系的和諧共生。可以說，立足于“生態”的這些敘述，是基于合乎非虛構的事實與史實之上，超越于新聞與歷史客觀呈現所帶來的零度立場，給予讀者以描述對象意義的理性判斷和價值引領。在我看來，這正是融媒體時代關注現實的非虛構作品凸顯其內涵深度的必由之道，是對當下以短視頻為代表的快速、碎片、淺表、獵奇性閱讀的一種反叛，也是其求取生存與彰顯個性的有效路徑。

《太湖萬物生》的“結語”有言：“縱觀太湖生態島歷史與今天，從南渡后的文化歸隱之地到鉆天洞庭商幫崛起，百余年現代化進程之中，從擺脫窮島的太湖大橋之夢，到追求集體工業致富的蘇南鄉村現代化，再到今天以生態文明為目標的生命島建設，太湖生態島發展之路，銘刻著幾代人的光榮與夢想，既是蘇州和江蘇發展的道路探索，也寄托著未來中國的制度創新。”11此段話語所概括的太湖生態島的“生態文明”踐行之路，很大程度上與生態整體主義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生態整體主義將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將人類的利益作為最高價值，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平衡和持續存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為評判人類生活方式、科技進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終極標準。誠如德內拉·梅多斯等人所說：“在生態系統里，物種卻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其中的一種消失，那么它將引發與它相關的其他物種的一長串反應。”12因此，這就需要破除實際上存在的人類中心主義，形成人類與自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識，最終凝聚成命運共同體。當我們將視線擴大到世界范圍，便可以發現，以梭羅的《瓦爾登湖》、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和戴維斯的《濃煙似水》等為代表的美國生態非虛構文學大多呈現的也是集聚著生態整體主義觀念的書寫與思考。1960年代初，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發表了她的《寂靜的春天》。這部被譽為當代生態文學“覺醒之作”的作品，沒有一如既往地書寫人與自然的詩意關聯，而是對當時被視為科技進步的“DDT”化學農藥進行反思和批評，因為它在殺死危害農作物的昆蟲的時候，也扼殺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將一個喧鬧生機的春天變成為一個寂靜的春天。這部作品及其之后的美國生態非虛構文學，是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來臨之際對生態危機的強烈預警和反應，以對自然生態的人為破壞、人類再生系統面臨無法預知的厄運警醒政府和人民，表達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和對人類愚蠢的盲目自大的反叛。而發起于1980年代中國臺灣、繼而風行于中國大陸的生態非虛構文學寫作，譬如《伐木者，醒來》《沉淪的國土》《長江傳》等，同樣是以生態整體主義密切關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生態所頻現的危機現實，對工業化進程中人的“詩意的棲居”環境淪喪予以痛斥與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說，秉承生態整體主義的《太湖萬物生》并未規避描述因工業化帶來的種種生態“后遺癥”，但更進一步再現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實步履，以及在建設中發展、在發展中建設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

三

以“生態”為核心意象，《太湖萬物生》的藝術呈現表現出發散式結構、詩意呈現和特寫式人物建構等特質，為當下的非虛構文學寫作增添別一番風景。

作為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多面手，房偉的小說、散文、評論和理論研究各具特色，是當代70后學者作家的代表之一。《太湖萬物生》全書凡六章，分別以綠島桃源、古村振興、道法自然、美島風物、生態經濟和桃源文心為題，從六個不同維度形象闡釋太湖生態島包含人和自然的“萬物生長”。其敘述的核心對象是“生態島”，敘述的核心理念是“生態”。作品并不追求事件和人物的一條紅線貫穿，而是由核心出發，作歷史與現實的發散狀敘述，呈現多維、多向、多層敘事的特質，以及體現“萬物”的視域廣闊、含義雋永的故事空間。在這樣一種結構當中，敘述就顯出游刃有余的從容。這種從容當然是對太湖生態島“悠然自得”狀態的形象勾畫——作者也在書中多次談到自己特別享受這種“時光很快，又似乎走得很慢”的感覺。

建立在發散式結構之上的，正是作品的詩意呈現。這種詩意遠遠不止于作者對于作品章節標題的設定，譬如“明月見灣”“有情滿山”“余山有余”“良石生水中”“隱秀太湖錄”等等，而是彌漫于全書各章節的詩性敘述。作品以詩意描述西山明月古村的今昔——唐代詩人劉長卿興高采烈種下的樟樹苗，“就這樣站立了一千多年，從幼苗長成垂垂老者”；湖心泛舟、邀月高歌的詩人范成大與陸龜蒙吟唱的詩，已成流傳千古的名句。此外，還有“漁民飄蕩的消夏船歌”和“漁網上跳蕩的白魚”等。對余山小島原生態自然景觀的描述亦是詩意盎然——“一塊突出的巖石，龜背一般，很是光滑，坐在那里，可以望見碧波蕩漾的湖面，些許水葫蘆和碎石依附在巖石旁邊。湖水極清澈，有陽光的地方，湛藍可愛，陽光弱的水域，則碧綠宜人，風吹水擺，拍打在大石上，好不愜意。”13作品第三章寫作者在金庭古鎮的青石板漫步，觀察建于明清之際的老房子，觸摸到歷史的積淀，“心和身體都是放松的，好似泡在陽光里的白菜，有著微微的甜味”，營造出靜謐、閑適的氛圍。形象化的描述將事物的靈性激發出來，為寫實增添了幾分生氣——“那磚，出生時是熱的，散發著一種胎兒般溫熱的活力。它的身體里有‘火’，要等它們安靜，沉睡下來。慢慢地，那紅紅的火，調皮的紅血，變成了凝固的，仿佛石頭般堅硬的‘心’。”14即使是對歷史人物與情境的描繪，作品也毫不吝惜其詩性筆墨——“走在這一處處古人的大宅院，不禁有恍惚之感，仿佛進去就能看見在書房用書本蓋著臉小憩的男主人，被檐廊下奔跑嬉戲的孩子撞個趔趄，就會與內院天井旁淘洗大米的古代美女們四目相對，登時弄個面紅耳赤。”15作為記錄太湖生態島的非虛構寫作，其最為重要的特質應該是真實再現人物和事物的寫實性。作者將田野調查過程清晰呈現在讀者面前，同時將記錄性文字與詩性文字有機結合，使文本透露出藝術表達之美，而不至于淪為干澀無味的“日志”。當然，對于非虛構文學創作而言，僅有詩意是不夠的。在洋洋三十三余萬言的《太湖萬物生》中，作者安排有豐滿細膩生動的細節和場面，譬如，再現周敏軍觀測鳥類“猛禽”，遠距離放無人機，用專業相機拍照，還要做記錄，救助各種被傷害的鳥或鳥蛋，阻止各種“盜獵”行為，忙得不亦樂乎；描述蔣師傅翻炒茶葉的過程，將炒制碧螺春的四道工序——高溫殺青、揉捻整形、搓團顯毫、文火干燥等一一詳實道來，并加以描述作者炒茶的親身體驗。這些細節與場面既加強了讀者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和參與感，也使作品的詩意呈現得以 “及物”。

對于生態島各式真實人物形象的特寫式再現，是《太湖萬物生》的鮮明印記。在全書六章的篇幅當中，每一章都敘寫了眾多人物。與一般長篇小說等虛構文體有別，這部作品對于人物的再現常常采用的是特寫式片段式描摹，即突出描述人物的個性、身世或職業的某個特點，而不追求全面展開。作品第三章“道法自然記”描述了位于城鄉結合部的蘇州西山金庭古鎮里的多個人物：“太湖之心”民宿老板李大姐，善良淳樸，自強不息，有著艱辛的奮斗史；祖上為大戶人家的八旬高齡羅奶奶，整潔干凈熱情自信；來自鹽城的職業養蜂人夏大娘和丈夫一起結束漂泊生活，定居在這片鳥語花香的桃源之地，或冥想發呆，或怡然自樂；傳奇女性朱巧英，是漁民女作家、特立獨行的女隱士，也是一位試圖在孤島打造博物館的女強人；80后女大學生、返鄉創業修繕老屋開民宿“余光里”的女黨員小趙；親歷漫山島由遠離繁華的荒涼之地到通水通電通路等開發過程的沖山村黨支部副書記秦政華等。在第五章“生態經濟記”里，人物呈現亦各有特點。譬如，與“民宿經濟”有關的富有奉獻精神的西山島“吾鄉山舍”民宿老板娘凌春燕，疫情期間樂于助人的“薈園居”民宿主人金文玉，辭去高薪工作、回村創辦以家庭農場主為成員的青承合作社的曹高宗等。可以說，眾多特寫式人物的再現，為《太湖萬物生》非虛構敘述的個性化和飽滿度畫龍點睛、增光添彩。

結構、詩意和人物，在成為《太湖萬物生》藝術表現亮點的同時，亦為生態非虛構文學，或者更為廣泛一點的生態文學抑或文學生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本。“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對生態文明建設而言，我們祈望類似這樣的樣本越多越好，成為不可或缺的文藝繁榮推進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中國非虛構文藝創作研究”（項目編號：20BZW04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3 6 7 8 9 10 11 13 14 15 房偉：《太湖萬物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5、29、35、39、353、281、134、338—339、111—112、81、37頁。

4 12 [美]德內拉·梅多斯、喬根·蘭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長的極限》，李濤、王智勇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1頁。

5 李培超：《倫理拓展主義的顛覆——西方環境倫理思潮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