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抗戰全面爆發后，新文學作家在動蕩的流亡與遷徙途中，也面臨著經驗結構與文學創作方式的重塑。作家如何在戰爭流亡中維系“生活”本身，以及如何以文學的方式理解和把握“戰時生活”，成為文藝界關心的重要問題。本文從抗戰初期大規模的戰時流動給作家帶來的“生活”問題入手，考察文學生產環境、作家生存狀態與實踐方式的戰時重構，聚焦丘東平、周行、周揚之間的一場論爭，及其與聶紺弩、艾青、馮乃超、端木蕻良等以胡風為中心的《七月》同人以及“文協”負責人老舍之間，就“抗戰文藝”的發展問題展開的對話，透視左翼作家力圖深入“戰時生活”，將“作家生活與抗戰實際”相結合的歷史訴求及其內在困境。

關鍵詞：戰時流亡 生活 左翼作家 抗戰文藝

1939年12月底，左翼作家羅蓀在《抗戰文藝運動鳥瞰》一文中以“一個不小的改變”和“一個不小的開拓”概括抗戰對作家生活的影響。1自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五四”以來作家們的生存空間、經驗結構與創作方式，新文學在1930年代已趨于穩定的生產方式與文壇秩序在戰爭之初更是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面對戰爭局勢的瞬息萬變、政治格局的打散重組以及戰時文化的風起云涌，1930年代成長起來的左翼作家們也必須要在漫長而動蕩的流亡與遷徙中，面對生命體驗、文學經驗以及文化政治實踐方式的重構。抗戰全面爆發初期，左翼文藝界曾圍繞“抗戰文藝”的發展問題展開諸種論爭。其中，作家如何在戰爭流亡中維系“生活”本身，如何理解和把握“戰時生活”，尤其是如何將文藝創作與抗戰的“實際生活”相結合，都成為這一時期左翼文學群體關心的重要問題。

一、“作者怎樣生活在抗戰里面”

從七七事變到八一三淞滬抗戰，此前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大文化中心的學校、書店、雜志社、出版社、電影制片廠等文化教育機構，開始大規模撤離，紛紛遷往內地。大批作家、藝術家等文化工作者也開始向各地疏散，或為躲避戰事舉家回鄉，或跟隨所任職的政教機關或私人團體四處流動，或加入救亡組織奔赴前方戰地從事服務工作或宣傳動員。茅盾、郭沫若、周揚、胡風、夏衍、田漢、鄭伯奇、穆木天、蕭軍、蕭紅、宋之的等左翼文化人都先后離開上海，去往武漢、長沙、廣州、香港、延安或新四軍所在的抗日根據地。隨著出版業的迅速凋零與文化界的離散，上海的各大刊物也相繼被迫停刊。1938年春，周揚曾撰文記錄下抗戰初期文藝活動的這種“沉滯”狀態：

首先我們看到了文藝活動的相當的沉滯。由于戰事的影響，出版界陷入了暗淡的狀態，不但文藝的，就是一般的書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難的事體。大型刊物是無法繼續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冊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的東西。有比較悠久歷史的《文學》，后起之秀的《文叢》，擁有廣大讀者的《光明》和《中流》都一齊停刊，雖然沒有多久，這些刊物的戰時特刊都先后與它們的讀者相見，但已經是小小的薄薄的本子了。戰事對于出版的影響，同時使作家在生活上失了保障，他們不能不紛紛離散，有的跑回自己的故鄉，有的投奔到前線去。作家沒有了從容寫作的余裕和心情，抗戰以外的題材的精心結構的作品，在這時候也不容易喚起讀者的共鳴。……他們寫的抗敵救亡的政論來代替作品，做一般的救國的工作來代替文藝的活動。在上海在西北，以及其他各地，都組織了文藝界戰時或戰地的服務團。他們進行了募捐籌款救濟難民，慰勞傷兵，發動組織城市和鄉村的民眾等等一般的工作。2

由此可見，出版界的沉滯顯然已無法保證文學生產機制的正常運轉。戰爭的巨大影響首先意味著文化中心的打散，文學刊物或停辦或遷轉，失去了穩定的辦刊條件、受眾與市場：“一個是物質的缺乏，像紙張貴，印刷貴，書店不肯出版，第二是失地一天天多了，失地多就流亡的人多，流亡的人當然沒有購買力。”3這也就自然無法為流亡中的寫作者提供持續、安穩的文學發表環境，以及以稿費為依托的生存保障。作家的生活如丘東平所說，“都一般地陷入不能想象的窮困”：“上海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書店不印書了，刊物不給稿費了，除了幾個少數的什志及報紙副刊有機關、團體維持之外，其他許多新出的什志都是作家自己掏腰包出版的，作家們立即陷于生活的恐慌，一部份已經很早就和難民一起開始了逃亡。”4時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負責人的老舍也曾談到：“印刷，發行，都有困難；因為這些困難，他們也就沒法多寫多印”；“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刊物的發行十分不易，所以往往在華南印好的東西，在華西就看不到”5。大量作家的生活因此失去保障，陷入困頓與苦悶，直接要面對的即如聶紺弩在《七月》1938年初的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作家怎樣生活在抗戰里面”6的難題。1940年2月，老舍即從艱難的切身處境出發，呼吁政府、出版家與社會重視作家的生存問題：

快餓死？至于那么嚴重？啊，的確是那么嚴重；不然，我們就還不愿說話。以我個人說，自七七事變以后，十分之九的版稅是停止發給了，稿費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二元，一千字。生活程度呢？先不說別的，只說我天天必用的毛筆已由一角五漲到五角一支。二元千字的報酬，除去紙筆的成本而外，不夠吃一頓飯的；更不用提還有少于二元千字的時候。因此，我們所謂保障寫家生活，決不含有其他的意思，而是直截了當的要求吃飽，吃飽才能寫作！7

甚至有作家在艱難的流亡途中已瀕臨家破人亡的凄慘境地：“有的寫家生病，一家斷炊；有的寫家死亡，全家也得跟著餓死；有的寫家自前線或淪陷區域逃來，無衣無食；有的寫家慘遭不幸，家破人亡。”8職業作家已無法維持生計，非職業作家只能跟隨機關或團體流動：

……既然作事，就身不由己，機關里教他們到哪里去，他們就得去。比如說：陳紀瀅在漢口《大公報》服務，《大公報》不動，他就不動。茅盾是為一家書店編刊物，書店托他到廣州去，所以他就去了。在漢口，現在還有馮乃超，胡風，盛成，安娥，宋云彬，子崗，孔羅蓀等位，都因為職務所在，不能離開；在公余之暇，他們還寫文章，并且辦理文藝協會的事。葉圣陶與王平陵來到重慶，一位是教書，一位是辦《文藝月刊》，都是奉命而來，不能棄職潛逃。穆木天到昆明，豐子愷到桂林，也都如是。政府機關及私人團體移動，辦事人員也隨著移動，文人既不能專靠賣稿子吃飯，所以就另有職業，當供職機關遷移的時候，當然也隨著走，并不奇怪。9

然而遷徙途中炮火的威脅、困頓的生活與極強的流動性，正如周揚所說，使作家們失去了“從容寫作的余裕和心情”10，甚至直接造成了創作主體的分化乃至流失。11盡管抗戰初期文協的成立在不同立場、派別的文人陣營之間的確取得了相當程度上的團結與協作，胡風主持的《七月》這樣主張在抗戰中堅守文藝陣地的新刊物也集合了相當一批志同道合的寫作者，但在不同作家具體的個人選擇上仍有所差別甚至巨大的分歧。丘東平曾對身邊的文學友人有過如下觀察：有“不認識戰斗，為戰斗所驚嚇而噤若寒蟬的”，而那些“前進的，勇敢的，文學素養和天才都比較卓越的，有的還在寫著，有的卻不寫了”，或“口口聲聲宣稱在這時候寫文章（而且他所指的是文學創作呢！）是沒有用的”，或更傾向于“到前線去干起工作來吧，我們必得先認識中國民族怎樣地在戰斗，以為將來的文學創作的準備”12。1938年初，彭柏山在聽說武漢的刊物雖多，文藝方面卻只有《七月》時，也有過類似的感慨：“所謂作家之流，有的……有的被戰爭的烽火嚇慌了。而大多數文藝青年，都是急不及待，一個個趕赴前線去。所以這神圣的園地，好像也遭受過炸彈的災害一樣，大有凄涼之感。”13由此可見，除了經濟上的困窘、發表出版的困難與流亡生活的不安定、政治上的后退，或投筆從戎的激情，也都構成了文學創作主體（尤其是革命文藝陣營）的分化乃至作家的流失。

關于作家在抗戰中生活形態的劇烈轉折，胡風的觀察與羅蓀相似。在胡風看來：“民族革命戰爭的炮聲把文藝放到了自由而廣闊的天地里面”，作家們“興奮地，或者想鎮靜而不得地跑了出來，向愿意去的或者能夠去的各種各樣的領域分散”14。羅蓀也認為：“抗戰的烽火迫使著作家在這一新的形勢底下接近了現實：突進了嶄新的戰斗生活，望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的、真切的遠景。”15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風和羅蓀筆下，這種被迫發生的經驗轉換并不完全是消極的或無意義的：相比于戰前大都市中的書齋、客廳、學院、教室、亭子間、地下室、沙龍、咖啡館這些封閉、狹小的個人化空間，前方、戰地、游擊區、內地、城鎮與鄉村則被視為是嶄新的、更接近現實與民眾的、更富于戰斗性和遠景性的“自由與廣闊的天地”。事實上，在很多左翼作家眼中，抗戰不僅是革命的高潮，還包孕著在摧毀中重建一種新的文學秩序的可能。1938年初，丘東平在答復蘇聯塔斯社社長羅果夫關于中國抗戰文藝提問的回信中即滿懷信心地談到，雖然文學界遭遇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幾個文化城的陷落”，導致“許多學校毀滅了，整千整萬的學生變成了流亡者”，“許多大書局，大規模的印刷所沒有了”，“許多報館沒有了”，“許多書籍絕版了”，“然而這還談不到毀滅，同時卻給予我們許多益處”：

一、整千整萬的學生都離開了死的學校，走進活的戰斗的學校中去了。

二、沒有書局，印刷所會大規模的翻印中國的死的古書，以及那些性史之類的閑書了。

三、內地的印刷所除了印刷中國人所迫切需要的供應戰斗的諸種智識和技術的書籍之外再沒有工夫印別的有害的書了。

四、上海的市儈的文學傳統給打碎了，倚老賣老的所謂文壇的權威們沒有操縱文壇、壟斷文壇的法寶了，年青的熱情的文學者們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才能了。

五、全中國的新的文化人在戰斗中養育起來了。16

一方面，丘東平和胡風等人一樣，看到了戰時遷徙事實上能夠讓經歷了“脫域”的知識青年重新進入復雜、多變、動態的社會生活與民眾世界中去。所謂“活的戰斗的學校”與“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真切的遠景”17，指的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高度的互動性與政治性的實踐領域與處在大變動中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丘東平重視的是戰爭對于既有的文學生產關系、文學生態與文壇秩序的破壞與重塑。對此，馮乃超亦有類似的觀察：“抗戰以后，商業的文學關系，或者說文學的商業的關系，相當地被打破了”；“純粹消遣性的文學衰落了，離開了抗戰生活的文學沒有存在的余地。這是必然的。純粹消遣性文學的衰落，也就是有所為而為的文學能夠展開的基礎”18。這意味著，戰爭對于出版業的破壞以及戰時嚴肅、緊張的時代氛圍，實際上使得舊文化、俗文化尤其是消費性的文化也喪失了生產與傳播的可能，戰時大眾迫切的文化需求開始轉向更具有時代性、現實性和生產性的文化產品。與此同時，文學場中舊有的文化權力結構也在戰爭的沖擊下被打破，既有的文學陣營開始松動、碰撞與重組，新的進步力量也將在這個過程中被調動、發展或培養出來。無論是文協這樣的文化動員力量，還是《七月》這樣的文學實踐力量，實際上都構成了抗戰文藝中新的文化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帶來的破壞與流動，恰恰構成了新文學場域中既有的文學建制破舊立新的契機。

事實上，抗戰初期的文化界也并非完全陷入沉寂。1938年初，路丁（王堯山）在寫給胡風的信中談到，由于上海各大刊物相繼停刊，一時間“雜志之少，的確使一般青年大起精神糧食荒。因此由各救亡團體出版的小刊物便涌現出了四五種，如文協的《團結》，職協的《合力》，學協的《青年學生》（？），和工人的《勞動》，這許多小小的刊物，在大批的救亡分子中流行著，雖然內容不能像過去大雜志那樣豐滿，但關于迫切的問題都能相當的提出討論和指示，因此也大受讀者的歡迎。最近，停刊了兩期的《集納》，又出版了，內容仿佛《世界知識》，這是唯一的公開發賣，前進的綜合雜志。……此外，從抗戰以來在上海流布著的中心刊物《解放》，一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發行著。最近已到了二十四期。我們愿它像流水一樣永久流著！”19除了這些小型的自編刊物之外，演劇、歌詠、壁報、油印小冊子等配合救亡運動展開的大眾文化活動也非常興盛：

最近一月來，從新歷年到現在，戲劇運動卻在特別的蓬勃著，各團體的小小的公演，在難民收容所內，在學校里在俱樂部里，差不多有二十個劇團在活躍著。而“青島”劇團在新光公演《雷雨》則更現活躍，觀眾頗擠。推其理，除戲劇較易被群眾接受外，一般上海群眾的苦悶無從發泄，也大大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其他像新文字，歌詠，則還在小規模的活動著。大批的青年感到對社會科學的需要，社會科學的研究又形普遍化了。

壁報，也成為輕而易舉大眾化的文化活動，這給與群眾的幫助也非常大。此外比壁報更進步一些的各團體的油印小刊物也很流行。20

此外，文藝創作的體裁則集中在通訊、速寫、報告等更具有即時性與宣傳性質的短小形式，用周揚的話來說：“以抗戰救亡的事實為題材的小形式的作品取得了最優越的幾乎是獨霸的地位”，“散見在各報章刊物上的盡是戰時隨筆，前線通訊，報告文學，墻頭小說，街頭劇等等。”21與此同時，伴隨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以及如何利用“舊形式”的持續討論，通俗文藝創作也相當活躍：

在上海抗戰發動后兩個月中間，封建小調的產量還不及“一二八”時一個月中的產量的三分之一，而從革命的作家詩人方面，卻產出了不少的通俗故事，歌曲，以至小調，鼓詞。包天笑趙景深等先生也都努力于進步性的通俗讀物的提倡和制作。趙景深先生作了好幾首大鼓詞，其中的一首《平型關》就是歌頌第八路軍的勝利的。22

應當說，對于這些小形式、通俗形式或大眾化形式的選擇，既與戰時文學生產環境的改變、作家在流亡途中缺乏保障與余裕的現實制約有關，也包含著作家們普遍希望服務于抗戰，將“文藝和抗戰密切結合”23的強烈訴求。更有大批作家為此直接奔赴前方戰地，老舍在1939年3月以“文藝作家與抗戰”為主題的《答客問》中即提到：“在河南，有姚雪垠，臧克家，田濤，碧野，黑丁，王瑩等二三十人。在江西有邱東平，何家槐，王亞平，柳倩等十幾位。在太行山里的有賈午等。陜西有鄭伯奇，丁玲，田間等許多人。山東大概也有人，可是得不到消息，只聽說山東各處的游擊隊首領多是文人。”“他們除了在游擊隊里的，大多數是在戰地服務。”“生活苦，工夫短，自然不能多寫，可是像姚雪垠，王亞平，臧克家，何家槐等位還時常發表很好的詩歌與小說。”“那些沒有文章發表的也并沒閑著，他們在別項事務外，都給軍隊編劇作歌寫故事。這些作品雖然不見得好，可是極有用處。”24

二、“大時代的動向”與“偉大的作品”

在這種普遍期望“服務于抗戰”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家也面臨著如何在抗戰生活中安放自身，如何找到一種恰當的工作位置與實踐方式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作家們并未回避抗戰文藝存在的問題，他們清醒地意識到：“目前的文藝還是落在抗戰的現實后面，以抗日救亡為題材的作品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25更進一步講，所謂將“文藝和抗戰密切結合”，又如何才能像周揚所說“使這個結合不成為機械的，浮面的”，“使文學和抗戰的實際更接近，把文學在抗戰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26，甚至到底如何理解“文學在抗戰中的作用”，都構成了作家們在抗戰文藝實踐中需要面對的難題。一方面，這場“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27無疑帶來一種“大時代”的歷史經驗。那些在戰時遷徙的漫長旅路上紛至沓來的生活形象裹挾著強勁的歷史動能，對于作家們的經驗結構形成了巨大的沖擊，也帶來了文學心靈的反復激蕩。然而另一方面，如何在忙亂、窘迫的戰時生活中“看到大時代的動向”，“寫出偉大的作品”28，又構成了作家們的普遍焦慮。1939年2月，老舍以《抗戰以來的中國文藝》為題在四川內江的沱江中學所做的演講中就談到：

抗戰一年半沒有長篇著作出現，短篇好的也很少，這自然有它客觀的原因：因為生活不安定，到處奔走；在后方的還是常常移動，所以長篇就沒有時間來寫，而且寫一個長篇的東西，根本就太難，這給我們的教訓也很大。從“五四”運動以來，文學往往在文字上寫的漂亮就夠了。抗戰以來，單講文字漂亮就不夠了，一個寫作者，要知道政治，經濟，教育，社會，還要與抗戰有關及一切抗戰的情形。一個作家知道這樣多事情以外要是自己的生活不夠，在抗戰以前寫抗戰小說還可以，抗戰到了現在還是那樣就不行了。因為用那種小小經驗，寫偉大的抗戰文藝就不夠了，那是支持不起大局面的。29

對老舍而言，所謂“偉大的抗戰文藝”要求的是對于戰爭中的社會生活全方位的把握與理解，既有的“小小經驗”顯然已無法支撐起對這一“大時代”之“大局面”的文學再現。迫切地渴望書寫抗戰的亢奮激情和實際經驗匱乏之間的沖突，顯然構成了老舍在抗戰初期的文學困境：“炮火和血肉使他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壯的聲音，他必須寫戰爭。但是，他的經驗不夠，經驗不是一眨眼就能得來的。蝸牛負不起戰馬的責任來，噢，我只好放下筆！當‘七七事變’的時候，我正寫著兩個長篇，都已有了三四萬字。宛平城上的炮響了，我把這幾萬字全扔進了廢紙筐中。我要另起爐灶了，可是我沒有新的磚灰及其他的材料！”30面對這樣的寫作局限，老舍的選擇是暫時擱置熟悉的小說創作，轉向新內容的舊戲、大鼓書、河南墜子、數來寶等通俗文藝創作，為前方的士兵與民眾提供具有動員性質的戰時文化供應。事實上，以老舍的選擇為代表，以文藝動員的形式參加實際的救亡工作或戰地服務，也是大部分作家在面對“大時代”與“偉大作品”這一難題時的共同選擇與權宜之計。

1938年初，蘇聯塔斯社社長羅果夫曾向七月派作家丘東平提問：“中國在抗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31，可謂切中作家們的普遍關切。丘東平在抗戰爆發后，堅持小說創作的同時長期跟隨軍隊工作，而實際上他的革命經歷與實際斗爭經驗甚至開始得更早。丘東平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海陸豐人民武裝起義；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即在香港投身抗日宣傳工作，不久后到江西擔任19路軍78師159旅旅長翁兆垣秘書，1932到1935年參加“中央特科”工作；1938年春參加新四軍，擔任敵工科科長和陳毅的對外秘書，隨軍挺進敵后，轉戰蘇南、蘇北，歷經丹陽之戰、延陵之戰、珥陵之戰等戰役。直至1941年在蘇北鹽阜區的反掃蕩戰斗中犧牲之前，丘東平一直在動蕩、艱苦的隨軍工作過程中搜集材料堅持創作，更是抗戰文藝中極為難得的書寫正面戰場的作家。然而面對羅果夫的提問，丘東平在公開信中的回答卻對那些所謂的“實際工作”抱有懷疑：“這里所謂實際，是指在有名無實的會議廳上和朋友握手，請安，更實際些是教育難民，作軍隊里的政治指導員，寫鋼板，作壁報等等。”32面對來自文學友人“你快要和實際脫離了”的警告，丘東平直率地提出了作家在戰時面臨的意識形態困境：

沒有一個人敢于對這警告提出抗議說，“這些事不是我做的，讓一般的智識份子去做吧，我忙得很，我正在埋頭于一個偉大的作品的創作。”

實在，敢于提出這個抗議的人在我們中國中還沒有，如果有，他一定被認為一個瘋子。33

一方面，丘東平察覺到這些所謂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出現了打著抗戰旗號、有名無實、虛偽空洞的交際應酬；另一方面則透露出，作家在參與抗戰工作與埋頭文學創作的不同選擇之間，所要面臨的家國倫理與意識形態壓力。更重要的是，丘東平實際上并不認為一味扎進“實際工作”就能夠輕易把握住“抗日戰爭的偉大的內容”。除了他著力向羅果夫解釋的“經濟的，物質的因素”之外，丘東平還指出了戰爭初期作家們左奔右突卻無所適從的盲目狀態：

我們期待著這個戰爭，而當戰爭一到臨我們的面前的時候，我們似乎認不清這個戰爭。——去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后，我還在上海，我知道上海許多中國作家的活動情形，他們忽而在難民收容所服務，忽而在街頭募捐，忽而弄壁報，忽而弄“弄堂組織”，忽而作集體創作，作戰場的報告文，……開會的次數多至不能計算，類似文學青年戰時服務團的名目也多至不能計算，但結果是并沒有弄出杰出的東西來的，后來陸續出現了許多因戰爭而死去，又改變版樣出版的什志，如《光明》，《烽火》，《文學》等，和許多新出的什志如《七月》，《民族呼聲》，《救亡日報》等，紛亂什遝，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景才漸漸消除，作家們依舊找到了自己份內的事情。34

對于這種熱情亢奮卻茫然失序，又缺乏切實的文學生產性的工作狀態，丘東平顯然是充滿憂慮的。他更關心的是：如何在抗戰中找到作家“自己份內的事情”，“以文學者的本行的工作遂行抗日的任務”35。

然而這一發言很快引發了部分左翼文學友人的批評與爭議。丘東平答復羅果夫的公開信在1938年1月16日出版的《七月》第7期上發表后不久，周行也以公開信的形式與丘東平展開商榷，并發表在第8期的《七月》上。周行批評丘東平不應“輕視一些如軍隊的政治教育等等的實際工作”，更不應“把創作和一般社會活動對立起來，把一個作家和一個公民對立起來”。相反，周行認為要想使作品“在抗戰的意義上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正要深入戰斗生活的核心，才能鍛煉出一種銳利而遠大的觀點，才能吸取豐富的內容，而且，才能戰取一種進步的創作方法”36。而至于“偉大的作品”，周行則認為“這恐怕還是屬于將來的事”：“新的大時代還在發展中，文藝上的新人也還在孕育的過程中，還沒有被生產出來。而我們目前的工作，主要還是在于怎樣各自發揮所有的力量去搶救那陷于危亡境地的祖國！還是在于怎樣努力爭取一個文化的（文藝在內）解放的前途！”37與此形成呼應的是，1938年6月，周揚在《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一文中也對丘東平的發言提出了批評。盡管周揚亦承認丘東平“是一位很優秀的青年作家”，“并沒有埋頭于‘偉大作品的創作’，而仍然是在軍隊里跑動，不時地寫著報告，通訊一類的小型作品”，同時表示“我也并不主張所有的作家都丟下筆拿起槍上戰場去”，但他仍然認為丘東平的發言流露出一種“在新生活的巨大的吸引力面前徒然抗拒的傾向”38，并明確主張：

有一個要求是無條件的：作家的生活應和抗戰的實際緊密地聯系著。我們要反對那種不愿與大眾為伍，不屑做抗敵救亡的日常工作，而自鳴清高，孤芳自賞，以文學為至上的觀點。39

但關于“偉大的作品”，周揚亦不贊成周行的“將來”說：

我們不贊成自己關起門來去寫偉大的作品的那種作家主義，也不同意于說偉大的作品自會在將來的新人中產生的那種自發論的觀點。舊的作家和新的作家都應當和現實一同前進。為了適應在抗戰時期特別增高起來的大眾對文化藝術的要求，文學方面的干部更有大大地擴充的必要。我們不能容許文學的發展帶有自發的性質。我們要有計劃地大量地制作為大眾閱讀的作品，就是對于將來偉大的作品，每個文學工作者也都負有艱辛的孕育與小心翼翼的催生的責任。40

在周行和周揚的論述中，抗戰救亡的實際工作與文學創作看似并未被割裂開來，但實際上或是在輕重緩急的意義上被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或是以大眾文藝實踐的重要性取消了“偉大作品”的問題。在總體上，二人似乎都認為丘東平的發言存在某種“作家生活與抗戰實際相脫離”的傾向。

但事實上，丘東平不僅在實踐方式的個人選擇上并未脫離抗戰，面對這種質疑，他也有自己理論性的思考與爭辯。1938年2月16日出版的《七月》第10期刊發了丘東平的回應文章《并不是節外生枝》，以寫給胡風的公開信的方式對周行提出的問題做出解釋。關于“作家和生活的問題”，丘東平認為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作家的生活脫離了抗戰，而是缺乏像高爾基一樣“用自己的藝術的腦子非常辯證法地去認識，去溶化，去感動”，像磁石一樣“吸收”現實的文學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種堅守文學者自身責任的嚴肅態度：

中國的作家直到今日還說自己沒有認識生活，沒有和生活發生關系，我覺得這將不免是一種嘻皮笑臉的態度。其實中國的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緊緊配合著了，問題是缺少許多像磁石一般能夠辯證法地去吸收的腦子。……

那么，這些腦子是從那里得來的呢？是不是一個人生下來就有這樣的腦子呢？當然不是的，作家們如果不隨便放棄自己的責任，不隨便拋掉手上運用已久的優越的武器，不整天在街頭亂逛而自嘆一無所成，不把自己當為一個毫不相干的無靈魂無感覺的人而鉆進人堆里去，不為了在交際場上喝幾杯酒就醉暈暈的迷亂了心緒，連筆也動不起來，……那么，偉大的作品就不難產生了，即使在最艱巨的環境里面，我相信用同樣的筆墨，同樣的紙張，也可以寫出不同樣的比較杰出的作品來。41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丘東平認為周行的“將來”說不過是一種“守株待兔”、逃避責任的態度。他堅持認為：“作家的生活問題固然重要，作家對于自己的事業的把握也同樣重要。在抗戰中成為一個好作家，是不會變成中國人以外的另一人的，是不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問題在這里也只好不能成立。”42換言之，丘東平并不認為提出“偉大作品”的問題就是將抗戰工作與文學創作相對立，相反，以扎實、嚴肅的態度（而非一時的亢奮或隨波逐流的熱情）投入抗戰生活汲取文學經驗，才是作家真正深入抗戰現實、承擔國民責任的具體方式。

在關于文學創作與實際工作的選擇問題、作為“文學者”與作為“國民”在抗戰中的職責問題的爭辯之外，這場論爭實際上還涉及對于“偉大的作品”的評價標準，以及如何認識戰爭初期盛行的通訊、報告、通俗文藝等抗戰文藝實踐與“偉大的作品”之間的關系問題。丘東平答復羅果夫的公開信在《七月》上發表幾日后，以胡風為中心的“七月社”即召開了一次以“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為主題的座談會。胡風、艾青、聶紺弩、丘東平、田間、馮乃超、蕭紅、端木蕻良、樓適夷、王淑明都參加了這次座談，而丘東平在公開信中觸及的問題也成為了這次座談中引發論爭的中心議題之一。據胡風在七月社1938年4月29日召開的第三次座談會上的追述與剖白可知，“《七月》在上海出過三期旬刊，那內容主要的是‘報告’或‘報告文學’”：

《七月》創刊的時候就提倡“民眾活動特寫”，“抗戰英雄特寫”，“漢奸特寫”，“戰地生活特寫”，“通訊”等，被包括在“報告”或“報告文學”這個說法里面的一些寫作形式，而且鼓勵一些朋友寫，號召讀者寫，使作家的活動更直接地更具體地和對象結合。因為，在那樣火熱的空氣下面，除了詩歌，這應該是最適宜于作家的工作方式。后來《七月》移到武漢來了，但在上海的最后一期上登了啟事，說是將擴大篇幅，容納較長的創作，“誘發在血泊里含苞的花朵”。這就是說，我們原來就是努力想從“報告”發展或提高到創作的。剛才鹿地提到曹白和東平，他們寫的那些報告本身實際上就是很好的作品，而最近的東平的小說，更建立了創作的一個到達點。所以，也許可以說罷，東平和曹白在某一意義上是說明了《七月》工作目標的實現路徑的。43

然而饒有意味的是，在七月社的第一次座談會上，為胡風所推重的丘東平自己卻并不滿意于這些戰時通訊、報告的寫作質量：“抗戰以來每天每刻我們在報紙上以及在小刊物上看得見許多報告啦通訊啦一類的作品，如果把這些當作文學看，那當然熱鬧得很，但是，我們想一想，這些是不是可以留到將來？如果不能，將來不是沒有文學了嗎？例如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報告啰，詩啦，出特輯啰，熱鬧得很，但在這些文章里面，那篇是最好的？誰也不能回答。這是現在一般的毛病。”44

在報告文學因其“真實，簡單，生動有力”的特點而被文壇視為“天之驕子”45的抗戰初期，丘東平的這一批評可謂相當尖銳，也切中了很多作家關于抗戰文藝往何處去的困惑之處。聶紺弩即在丘東平的發言后表示，自己常常在兩種觀點之間徘徊：

第一個是文學的觀點，從文學的觀點上，我希望有偉大的作品，（當然啰，所謂偉大的很難說，但總是有力量的，能經過時間的磨煉的），希望偉大的作品出現，我自己也是愛好這種作品的，但另一方面，雖然不是偉大的作品，是乘機起哄的，如像八百壯士的作品，從作品的價值上看，是粗糙的，沒有力量的，但這些作品也有一時的影響。如果沒有這些，我想文壇就更寂寞了。46

使聶紺弩感到矛盾的兩個觀點，一方看重的是“偉大的作品”具有堅實的力量，能夠傳之久遠的文學價值，而另一方看重的則是在戰爭中對當下現實有所反映與回應，富于即時性和動員功能的社會功用。對于文學性與功利性這兩種評價尺度之間的沖突，端木蕻良的發言則提出了一種“恰當其時”的意義：“我以為文學的價值，偉大或不偉大，要看它對于人類有用沒有用。所以只要是恰當其時的作品，就是好的，如像列寧對于高爾基的意見。現在的作品，偉大或不偉大，是要待時間來決定的，只要是能在此時此刻恰當其時的作品，我以為都是好的，無論偉大，或不偉大。”47對于抗戰初期“誰也把握不到抗戰的全局”48的作家而言，想要看清“大時代的動向”是相當困難的，而“恰當其時”的意義正在于對那些正在發生的、切身的戰時經驗的鮮活記錄與積極回應。如老舍所說，這樣的報告文學寫作保留下來的恰恰是一種“活的歷史”49。在這個意義上，“一時的影響”也就未必經不起“時間的磨煉”，而“報告”寫作到底能否被視為“文學”，又到底是在什么意義上被視為“有力量”或“沒有力量”，在根本上觸及的其實是對“文學”本身的理解。這意味著，“現代文學”體制確立以來形成的一整套價值體系在戰爭現實的沖擊之下也開始得到反思，作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思考“文學”的邊界、形式與價值標準問題。在七月社的這次座談會上，關于報告寫作與“偉大的作品”的關系問題的討論基本是以胡風的總結作為收束的，并得到了樓適夷和馮乃超的贊同：“這是應該聯系起來看的，現在的這些作品，同時也就是將來的偉大作品的準備。”50如胡風所說，這也成為了《七月》“工作目標的實現路徑”，即通過通訊、報告的寫作積累經驗與素材，“努力想從‘報告’發展或提高到創作”51。

事實上，這一關于“大時代”中“偉大的作品”的爭辯，不僅反映出戰時作家對于抗戰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普遍關切，也透露出作家在新的時代氛圍、文學評價標準、戰時文學倫理與意識形態下面臨的種種批評壓力。在左翼作家之外，像老舍這樣暫時擱置了小說創作，專心于文協的組織工作與戰時文化供給的作家，也面臨著類似的質疑甚至詰難：“你來到大后方，怎能看到大時代的動向，怎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呢？”“那么你就不管什么大時代不大時代？不管什么偉大作品不偉大作品？”“那么以后你還繼續寫通俗的東西？”“偉大的作品就沒人管了？”52從1938年到1942年，老舍在雜文中多次以“答客問”的形式做出回應。對于這些反復糾結于“偉大的作品”的質詢之聲，老舍提出批評者應考慮到作家在戰爭中的艱難處境與實際作為，而不應一味苛責：

在前方的朋友們，時時遭遇到極大的苦處與危險，能天天作點筆記已算不錯；你既愿他在前方跑，而又責他不寫大作品，既不給他時間，又不許他坐下，不是待人太苛了一些么？在后方的，各有專職，既愿他寫些有用的文字，又怨他不寫大作品，既愿他忠于職守，又怨他不敢到前線去；一個人到底能作多少事呢？文人并不會七十二變，也沒有千手千眼。假若有幾位文人，發誓要寫偉大作品，那他們就只能東跑西奔，先去搜集材料，恐怕你又以為他們吊兒啷當，只管亂跑，不作正事了。真難。還有一樣，假若他們立志創作大作品，他們就得躲著炮火走；被打死還能寫作么？那么你或者就又責備他們有心而無勇了。你只能教他們干一樣事，不能兩頭顧著。不錯，歐戰后產生了不少的好作品，可是你也須記得，有多少詩人與小說家都還沒寫出好作品就死在了沙場。這是極大的損失。我們應當欽佩死在戰場上的文人，可是既要他死，就別再向他要好文章。兩樣都要，誰也來不及。53

與丘東平“以文學者的本行的工作遂行抗日的任務”54的態度相近，老舍也特別強調扎實工作、“各盡其力”的理性態度；但具體到在文學者的崗位上從事何種工作，老舍與丘東平的認識和選擇則有所差別。不同于丘東平對中國文壇還未像蘇聯一樣出現“偉大的作品”的焦慮，老舍則更焦慮于自我與抗戰之間的關系問題：“我依然繼續寫我的長篇小說，而沒有一個無名英雄來取讀，我與抗戰恐怕就沒有多大關系了吧？在今日，我以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滿意的巨制，還不及使一位傷兵能減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曲；正如爭得百米第一的獎牌，在今日，遠不及一位士兵掛彩那么光榮。”55因此對于老舍而言，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通過文藝實踐的方式，在個人與時代、抗戰之間建立起有效的關聯：

我只知道應在大時代里盡我小小的力量。假若我夠當兵的資格，我便去當兵。體弱，不能去當兵，我便給武裝的同胞們寫些讀物；他們需要精神食糧。大時代不僅是一兩本偉大文藝作品所能支持得住的，也不是幾十萬精兵所能支持得住的，而是全民族都不說空話，都老老實實的作事；每個人把能作與該作的都作得好，才能成為大時代。

再說，對大時代的認識不是只到前線便能得到，而是須由四面八方的看。沒有一個人能都看到，都明白，只能各據一角，相互補充，才能略有輪廓。空抱野心，日夜為大作品發愁，而實際工作毫不盡力，則永久空虛，毫無所得，且誤了在抗戰該作的事了。你努力打鐵，我拼命寫通俗讀物，咱倆都藐小而偉大；你怨我不寫偉大作品，我自恨無才，相對而泣，終無好處了。56

在老舍看來，文學者的工作不僅僅是對于大變動時代的記錄與反映，同時也是對于歷史的參與和構建。換言之，“大時代”是靠每個人的切實工作與具體行動參與創造的。當這場戰爭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現代總體戰的形勢將每個人都卷入其中時，無論是“作品”形態的偉大文藝，還是以實力計算的軍事力量，都不足以完全支撐起這樣一段復雜而嚴酷的政治進程。這一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大時代”，要求的是一種廣泛參與、能夠相互補充與激發的社會組織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戰時文藝的政治性也就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要求，更內涵著一種如何調動個體的位置與能力介入現實與歷史的實踐性維度。

三、作家如何“打進緊張生活里”

不同作家對于抗戰現實的多重認知與實踐路徑的不同選擇，也顯示出文學個體置身于激變時代中曲折、復雜的自我調試。丘東平引發的爭議背后，更內在化的癥結在于“作家與生活”的問題，這也是1938年初七月社的座談會上，與會者最關心、引發爭議最多的話題。聶紺弩在座談會上繼丘東平之后提出的“作者怎樣生活在抗戰里面”，涉及的不僅是作家如何在戰爭與流亡中生存下去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參加實際生活”57，以及如何理解與把握“戰時生活”的問題。

丘東平在座談會一開始，就從自己的切身經驗出發提出：“現在我們不跟著軍隊跑，就沒有飯吃，如果跟著軍隊跑，就不能寫東西。因為，如果我們還是照老樣子只管寫自己的東西，他們一定把你當作特殊的存在：這個家伙，不曉得他干些什么！結果只好和他們一道混，沒有工夫寫東西了。”58丘東平的困擾其實包含著幾個不同的層次：一方面，“跟著軍隊跑”實際上構成戰時作家解決生計問題的一條出路，但是隨軍奔波的流動性顯然無法保證安定的創作環境；另一方面，如何在軍隊中自處，找到自身合適的位置也成為一個難題。事實上，“跟著軍隊跑”這一選擇背后，本身就包含著某種改變既有的工作方式、突破個人化的寫作空間、融入更廣闊的戰地現實及民眾生活中去的強烈訴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丘東平顯然不想被“當做特殊的存在”，然而“一道混”這樣的修辭又透露出作家似乎還未真正找到融入軍隊生活的有效方式和新的創作機制。這次座談會后不久，丘東平就跟隨新四軍進入敵后，并在給胡風的信中多次表達了類似的苦惱。他顯然更傾向于隨軍寫作，而對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方式頗為不滿：“我來此地后寫得少了，真是失敗。我們服務團的同志真要命，整天唱歌，噪嚷，大笑，作毫無意義的音響，像一個動物園，弄得我頭暈，最近想逃到部隊里去。我的工作是自由作文，可以隨便到部隊中去。”59實際上，這也是丘東平對其生活與寫作并重這一主張的踐行：“我的意見要用我的行動去表現，我企圖既不放棄工作，又能寫得挺多。我現在完全為實現這企圖而苦斗，如果這企圖成功，證明我對作家多生活多寫文的要求是正確的，否則，那就是過高的要求。”60然而，丘東平也在信中坦陳自己始終沒有找到新的工作狀態：“我現在對于寫東西還是保留著過去亭子間的習慣，常常把文章與工作對立起來，文章與工作互相妨害，好在這里的同志都了解：文章也即是工作。”61與此同時，在頻繁流動的遷徙途中，作家盡管積累了大量新鮮的素材，卻沒有余裕處理與消化：

通過封鎖線到現在已三個多月，生活方式習慣完全改變，從這個縣到那個縣，這個村子到那個村子，不斷地走新的地方，不斷的接觸到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材料，故事，一天多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的壓在背上幾乎令我不能喘氣了，這是苦惱的事，卻沒有再好、再新、再有效的法子來打發這些材料，相反的我寫得又粗又少，質和量都表現了極大的遺憾，生活太流動了，而創作總是切求著安靜，我日夜焦思著如何把自己從新改變來負擔起這個新的任務。在以前，如果有三天沒有作品產生就不免悲觀失望，現在一個月沒有作品產生還是覺得有事可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不過只是消極的表示了一點頑強和矜持，另一方面卻是一個大失敗！62

在這段充滿矛盾心理的表述中可以發現，隨軍遷徙雖然不可避免地剝奪了作家的創作余裕，卻深刻地改變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與經驗世界。新的地方、人物、事件的應接不暇，帶來的是一種“有事可為”的充實感，也是對“作家”這一固有位置的突破。然而使丘東平感到壓力與挫敗感的恰恰在于，如何找到一種“新”的方法來處理這種“新”的經驗。換言之，丘東平所謂“文章與工作的對立”，并不僅僅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性質之間的客觀沖突，還意味著作家的主體狀態尚未完全從既往的“亭子間文人”的位置中掙脫出來，變動不居的戰地生活與作家既有的經驗結構之間實際上仍然是彼此隔離的。而這種狀態在文藝上可能帶來的問題也即如聶紺弩所說：“抗戰以后，讀者最關心的是抗戰，作者最關心的最愿意寫的題材也是抗戰，但一般地說，作者和抗戰是游離的。”63

如何改變這種作家與抗戰相“游離”的狀態，也成為了戰爭初期困擾大多數作家的難題。丘東平在座談會一開始拋出自己的困境之后，聶紺弩很快把問題指向了另一個極端：“現在，我們想參加到實際生活去，但是沒有機會，所以生活沒有辦法，寫文章的材料也沒有了，弄得非常苦惱。我覺得，如果能夠參加到實際生活里面，寧可不寫文章。”64在聶紺弩看來，如果要徹底改變這種“游離”狀態，似乎只能放棄既往的“作家”身份與寫作實踐，徹底投身到抗戰的“實際生活”中去，反而有可能獲得足夠豐沛的經驗與材料。這種對于參與“實際生活”以及文藝和生活之關系的理解，也是戰爭初期很多作家的共識。1938年春，周揚即在《抗戰時期的文學》一文中指出：“凡是一個普通國民所應做所能做的工作，文藝家都沒有權利把自己除外。先是國民，然后才是文藝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藝。所以一部分作家放下了筆去做救國工作雖形成了文藝活動沉滯的一個主觀上的原因，但這并不是可指責的現象。應當知道，作家豐富的生活經驗的積蓄正是新文學的更偉大的將來的保證和基礎。”65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聶紺弩才特別強調自己提出的是一個與丘東平“恰恰相反”的問題：“我提的是一個生活問題，一個中國人的問題，并不是作家的問題。我寧可不寫文章，但非生活不可。”66

但實際上，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聶紺弩的問題在這次座談會上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回應。67盡管幾位與會者都對“游離”于抗戰的傾向表示并不認同，如馮乃超就提出“我以為如果有時間而沒有生活，也會感到苦悶”68，但總體上仍是在堅持“作家”身份與文藝創作的前提下展開討論的。艾青就從批評目前的文藝大眾化形式還不夠有力的角度提出：“我以為還是和生活隔離得太遠了的緣故，作家和生活隔離了，作品也就和生活隔離了。我們底想像還不能達到現實生活的深處。”69在很大程度上，艾青等人關于“作家與生活”問題的討論，還是從作家如何書寫抗戰生活、如何從“新的生活”中找到“新的形式”70的角度出發的。換言之，與聶紺弩、周揚不同，艾青等人首要的關切點其實仍然在于“文藝”本身，“生活”問題恰恰是作為“抗戰文藝缺乏新的形式”這一問題的內在癥結被提出的。《七月》同人既對“逃避抗戰，關起門來寫作”的偏向有所警惕，也強調“對于取消文藝的偏向作了斗爭”：“過去，有人以為我們只抓住時代忘了藝術，現在又有人主張抗戰時期文藝應該讓位，我們的意見倒不會這么動搖不定，始終有一貫恰如其份的理解。”71因此，參與這次座談會的大多數作家更關心的是：如何以文學的方式解決這一文藝與生活相“游離”的問題，如何才能在不“取消文藝”的前提下，真正把握住“實際生活”呢？

關于如何理解和參與抗戰中的“實際生活”這一基本問題，在戰時作家當中本身就存在深刻的分歧。面對聶紺弩的提問，王淑明、樓適夷、艾青、蕭紅等人大多從創作理論的角度指出，目前無法在寫作中把握實際生活，只是因為還缺乏時間的沉淀，沒有思索與整理的機會。但聶紺弩則表示自己提出的“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現在我想走進實際生活里面去，但是不能夠，成天飄來飄去，到底應該怎么辦？”“心情不緊張，不就是生活不緊張嗎？所以我想走進緊張的生活里面去。”72對于這一說法，胡風顯然并不認同：

蕭紅說的很清楚，（大家笑），現在大家都是在抗戰里面生活著。譬如你，你覺得要走進更緊張的生活里面去，實際上這一種感覺，這一種心境，就是抗戰中生活中的感覺心境了。你寫不出作品來，像蕭紅所說的，是因為你抓不住，如果抓得住，我想可寫的東西多得很。不過，我以為問題應該更推進一步：恐怕你根本沒有想到去抓，所以只好飄來飄去的。73

我看不是的，并不是走不進去，而是因為你自己主觀的條件，有許多生活領域你不愿意走進去。只要是緊張的生活你就走進去，我看是不成問題的。得不到一個使你愿意走進去的緊張生活的環境，這里面有許多復雜的原因，如像整個后方工作沒有系統地展開，前方和后方沒有配合起來行動等等。74

艾青也提出：“打進緊張生活里是必要的，如果不能，也應該隨時隨地抓住自己所能抓住的生活現象。”75這一爭辯透露出，聶紺弩與胡風對于“緊張的生活”的理解顯然并不相同：聶紺弩所向往的“實際生活”是一種能夠直接參與抗戰工作、介入歷史進程，具有主動性、斗爭性的政治行動，而胡風、蕭紅、艾青、馮乃超、樓適夷、端木蕻良理解的“實際生活”則更為廣泛，既包括前線激烈的戰爭與政治生活，也應包括后方廣闊而豐富的生活領域，因此“題材是到處都有的”76。

在某種程度上，聶紺弩與其他作家的分歧，折射出的也是戰時文壇對于“前線主義”熱潮的不同態度。在民族危機與救亡熱情的驅動下，眾多新文學作家尤其是革命作家紛紛奔赴前線，深入戰地，“前線工作”與“前線經驗”的意義一時間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這也是作家們在戰爭初期為避免生活經驗的匱乏與文學的空洞化問題而訴諸的重要路徑：

至于說到生活經驗不夠的原因，大多數都是關上門來寫抗戰的文章，如像他們寫前線的打仗，形容炮聲，一律都寫成轟！轟！其實平射炮，高射炮，野炮，機槍都有各自的聲音，并且在晚間，白天都各有不同，這都是因為生活經驗不夠，所以寫來就很空洞，也沒有感情在里面了。文藝界的同志吃了這個虧，所以我們不要把抗戰當成一幅畫來看，要親自到前線去參加工作。現在不是有許多文藝家都到前線去了嗎？77

在1940年重慶《大公報》的“七七紀念特刊”上，老舍在總結抗戰文藝三年來的發展狀況時就特別強調：“這些人把文藝帶到了前方去，給文藝以切實的試驗。試驗的結果是可靠的治療文病的藥方。這些藥方使全國的文人們曉得了怎樣才能教文藝更接近士兵與百姓。文人自動的開拓了文藝園地。同時也發現了文藝種種的毛病而加以改造。他們的工作，同時，也豐富了他們的經驗，抗戰文藝的材料多數是由前方帶回來的。動的文人產出動的文藝，武裝的寫家產出抗戰的文藝。”78但隨后老舍也指出：“抗戰文藝的最大缺點，是政治上的效果遠不及軍事上的。……抗戰文藝注意了軍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質建設；這大概由于軍事材料容易獲得，而建設的真況不易打聽或看到。”791941年在西南聯大的演講中，老舍則指出：“抗戰文藝的所以空洞標語化，并不是抗戰文藝沒有可寫的，而是因為我們對抗戰的認識太少”；作家在遷徙、流亡尤其是軍隊生活中，“材料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的缺點，在不知道整理材料，全篇中不能抓住故事中心，不知如何控制材料。……他們的作品中無人，寫著寫著就不知人到何處去了。他們也不知道解釋，即由事實中找出建國的大路。他們抓住了現實，而沒有眼光與理想。他們以為現象就是現實，其實現實是更真于現象的”80。由此可見，抗戰文藝最初的確相當看重戰地文藝工作的意義以及來自前方的經驗，但其中隱含的問題在于：在流動性極強的前方工作中，軍隊生活的豐富經驗也伴隨著觀察的浮泛，因此，“動的文人”創作出來的所謂“動的文藝”未必真的能夠把握到時代的脈動；相反，大量碎片化的前線經驗也極易被空洞化與公式化，更無法取代包括后方在內的一切戰時生活。1938年夏，茅盾在分析抗戰文藝為何“不夠深入”時指出，問題正在于這種一擁而上的“前線主義”熱忱：

我以為那一時期的作品之絕少令人滿意，癥結不在于作家之深入生活者尚少，而在于描寫壯烈事件之成為風氣者實多。因為戰地的經驗固非大多數作家所有，但戰地以外的經驗并非不相當深入者，則亦未必沒有，不過在當時熱剌剌的空氣中，作家會感情的地不愿拿出來寫罷了。而這結果，除了壯烈事件之寫來亦未成功而外，又造成了題材的單調與貧乏。81

換言之，“前線經驗”未必就能保證作家深入“緊張的生活”，卻反而可能造成抗戰文藝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現象，而戰地以外的“后方經驗”也未必不值得作家深入挖掘與書寫。

與這些批評相對的是，周揚在1938年到1940年間曾多次撰文對“前線主義”運動表示支持。在《我們的態度》一文中，周揚指出“一部分作家的生活都還沒有和戰爭結合”，“必須在各方面來發動和組織作家到前線去的運動”，他認為“對于前線主義的非難似乎是多余的”82。實際上，周揚在對于“前線”的具體解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前線生活的范圍與實踐方式的多樣性：“我們的前線包括廣大的敵人的后方，我們的根據地和游擊區，在那里，作家可以有從事于各種工作（也包含文藝工作）的余裕。”但與聶紺弩對“緊張的生活”的內在期待相契合，周揚更看重的是“前線”斗爭生活中涌現出的“劇烈的變化”與“偉大的覺醒”，而這正是那些既“停滯和沉悶”又“保守和頑固”的“遠后方的社會”83所不具備的新的經驗。1940年2月，周揚在與老舍關于文協工作的通信中再次談到“如何使文藝和戰爭結合的問題”：“具體的方針就是把作家引導到戰爭的方向。作家到前線去已經成了一個運動，這是極有意義的。雖然有人以為作家為找材料去前線是可笑的事，雖然也有作家到前方去跑了一下子之后，只看見了砂，土，灰塵，毫無所得而歸，但我卻仍然是作家上前線去的主張者。”84對于作家在前線難有實際收獲的問題，周揚也給出了分析和建議，例如文協總會組織的作家戰地訪問團與延安組織的戰地文藝工作團“都不免于時間太短促的缺點”，因此在這些組織形式之外，“作家與戰爭還可以有更固定一點的聯系的方式”：一方面“派遣作家到前線較長期的去實際工作”，另一方面“在前方的實際工作人員特別如政治工作人員中間發現作家，以他們為通信員建立起一個廣大的戰地通信網”，由此獲得定期的通信與供稿，以便“有計劃有組織的去規劃戰時作品的活動”85。應當說，這些建議確實針對“前線主義”運動既有的問題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也在此后邊區與根據地的文藝實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踐行。由此也可以見出，作家“如何打進緊張生活里”這一難題，其實并不單純是一個在“前線”與“后方”之間的選擇問題；即使選擇了“到前線去”，也仍然需要不斷摸索一種落地、有效的實踐方式，才能在作家、文藝與戰爭之間建立起切實、長久、有效的聯結。

關于“作家與生活的問題”，七月社的座談盡管最終也沒能解決聶紺弩的困惑，但以端木蕻良和艾青的發言為代表，還是暫時抵達了某種“結論”：

端木 其實戰爭場面只是關于抗戰生活的一方面，如果不懂得政治內部種種復雜情形，不懂得后方民眾的各種變動的情形，那就不能夠寫出這個戰爭。不過，戰爭場面是抗戰生活重要的一面，作家們也應該深入，了解，將來才能夠描寫這個戰爭。

艾青 是的，我看應該把打進緊張生活去這個說法解釋作參加一切社會活動里面去的意思。86

從總體上講，《七月》同人并未在“前線經驗”或“后方生活”之間做出價值上的區分，而更強調抗戰生活的總體性與多面性，而如何從戰爭的方方面面入手，把握與呈現抗戰生活的豐富面相與復雜層次，也成為這部分革命作家戰時寫作的用力之處。座談會召開五個月后，身處延安的周揚在《解放周刊》上發表《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一文，幾乎可以視為與胡風、丘東平、聶紺弩等《七月》同人之間的某種“對話”，甚至直接回應了聶紺弩的問題：“作家被兩種力所牽引著：抗戰引導作家走向更緊張的生活去，舊的生活習慣卻總是絆著他的腳。因此，作家雖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了動搖和不滿，然而還不能夠立刻建立一種新的生活來代替它。這也就是為甚么他們‘成天飄來飄去’且不能不以這種‘飄來飄去’為痛苦。這種抗戰生活中的‘感覺’，‘心境’，正是戰時知識分子無著落的生活的反映，正是作家的生活的苦惱，同時也就是他們正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力圖解決的一個問題。深入生活的核心，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的關鍵。”87對于新文學創作者的戰時困境，周揚的這一表述可謂切中肯綮，然而到底如何“深入生活的核心”，也只能在“深入生活”的艱難旅程與具體探索中找到答案。在這個舊的生活方式與經驗結構幾乎已被破壞殆盡的危急時刻，革命作家們或跟隨軍隊趕赴前方戰地，或同難民一道在后方流離失所，或進入廣闊而陌生的城鄉基層世界。在這條漫長的旅路上，他們深入戰時生活的角角落落，也在曲折艱難的自我調試中試圖重建自我與現實、個人與群體的關系，以及文藝與革命、戰爭之間的嶄新關聯。關于戰時生活的觀察與記錄，以及對一種“新的生活”的想象與實踐，也將在作家們各自的遷徙之途與文學試驗中徐徐展開。

注釋：

1 15 17 羅蓀：《抗戰文藝運動鳥瞰》，《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第5卷），顏同林主編，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204頁。

2 10 21 22 23 25 26 65 周揚：《抗戰時期的文學》，《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233、234、235、235、235、235—236、234頁。

3 見聶紺弩在“七月社”1938年1月中旬舉辦的第一次抗戰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7期。

4 丘東平：《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答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七月》1938年第7期。發表時署名“東平”。引文中的“什志”“部份”原文如此，應為“雜志”“部分”。

5 9 24 28 52 53 56 老舍：《答客問（文藝作家與抗戰）》，《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02、203、203、203—204、204—205、204頁。引文中的“邱東平”原文如此。

6 44 46 47 50 57 58 63 64 66 68 69 72 73 74 75 76 86 《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7期。

7 8 老舍：《怎樣維持寫家們的生活》，《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249頁。

11 周翔：《“遷徙”與“封閉”的時空敘述——論戰時經驗對蕭紅文學形式的塑造》，北京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周翔的研究對抗戰初期的文壇狀況以及《七月》同人立場的觀察對本文有很大啟發，特此致謝。

12 16 31 32 33 34 35 54 丘東平：《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答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七月》1938年第7期。引文中的“智識份子”原文如此，“什志”“什遝”應為“雜志”“雜沓”。

13 柏山：《從上海寄到武漢》，《七月》1938年第8期。

14 胡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對于文藝發展動態的一個考察提綱》，《七月》1939年第1期。

18 馮乃超在“七月社”1938年1月中旬舉辦的第一次抗戰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見《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7期。

19 20 路丁：《從上海寄到武漢》，《七月》1938年第8期。引文中的“（？）”“救亡份子”原文如此。

27 《一九四一年文學趨向的展望（會報座談會）》，《抗戰文藝》1941年第1期。

29 77 老舍：《抗戰以來的中國文藝——在內江沱江中學講演》，《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第197頁。

30 48 老舍：《三年寫作自述》，《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頁。

36 37 周行：《關于〈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七月》1938年第8期。

38 39 40 87 周揚：《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246、246、256、247頁。

41 42 丘東平：《并不是節外生枝》，《七月》1938年第10期。發表時署名“東平”。

43 51 《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3期。

45 老舍：《抗戰中的中國文藝（對蘇廣播）》，《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頁。

49 老舍：《寫家們聯合起來！》，《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頁。

55 老舍：《這一年的筆》，《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59 60 見丘東平1938年2月28日自南昌寫給胡風的信，《丘東平文存》，羅飛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頁。

61 見丘東平1939年10月10日自江蘇溧陽城外寫給胡風的信，《丘東平文存》，羅飛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頁。

62 見丘東平1938年7月27日寫給胡風的信，《丘東平文存》，羅飛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頁。

67 周翔認為，這與《七月》同人的總體傾向及立場有關：“較之于作家們紛紛棄文壇而赴戰場，《七月》則始終在辦刊思想上強調文學‘不肯讓位’的態度，這在《七月》的參與者中間基本達成共識。”見周翔《“遷徙”與“封閉”的時空敘述——論戰時經驗對蕭紅文學形式的塑造》，第15頁。

70 艾青批評抗戰初期的文藝缺乏新形式的創造：“現在的生活是新的生活，但文藝上卻沒有新的形式出現，像歐洲大戰以后，出現了許多新的形式，但我們卻仍舊和戰爭未開始以前一樣。”見《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7期。

71 見馮乃超在“七月社”1938年4月29日舉辦的第三次抗戰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紀錄》，《七月》1938年第3期。引文中的“恰如其份”原文如此。

78 79 老舍：《三年來的文藝運動》，《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第265、268頁。

80 老舍：《抗戰以來文藝發展的情形》，《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365頁。

81 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引文中的“感情的地”原文如此。

82 83 周揚：《我們的態度》，《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1—262頁。

84 85 周揚：《關于文協的工作（并老舍來信）》，《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7、308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