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54年，《紅樓夢》研究領域展開了對俞平伯、胡適及唯心主義的批判，孫犁參與其中，表現反常。就《紅樓夢》專題，孫犁平生僅發表過三篇文章，1954年就占兩篇，其中一篇長文發表時匿名。李希凡、藍翎贊譽《紅樓夢》是“現實主義”高峰，孫犁以此為基本論點，發揮點染，但對“階級論”含糊其辭。1954年的表態不能被當成孫犁的“紅學”研究觀點。能夠得到《人民文學》約稿，與老舍等同期發表，意味著孫犁接近了文壇權力中心。本是亮相《人民文學》的機會，卻選擇“匿名”（林冬平），說明孫犁配合中的復雜心理。孫犁反常表現之隱情，推測與一次“未果”調動有關。

關鍵詞： 孫犁 《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

1954年下半年，“《紅樓夢》研究”領域震蕩劇烈。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后，迅速蔓延，成為席卷文化界的重大事件。關于事件原委，有學者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察。1批判運動發生時，孫犁任《天津日報》副刊編輯，距風暴中心較遠，但孫犁“表現”卻一反常態。1954年11月接連發表兩篇文章，主動呼應形勢。就《紅樓夢》專題，孫犁僅發表過三篇文章，其中，1954年就占兩篇，其中一篇長文匿名。2如此“奇特”的表征之下，當有隱情，而此前研究者并未特意關注。3孫犁的本次舉動并不一般，多有可挖掘、闡釋之處。

一、兩篇頗為反常的“紅學”文章

孫犁1954年末寫作《紅樓夢》研究文章之緣起，來自“《紅樓夢》研究”批判。易言之，如無批判運動，孫犁并不一定寫論文，更想不到批判俞平伯、胡適的觀點。

看一下孫犁1953及1954年上半年的工作可知，運動來臨前，孫犁并未特意注意過《紅樓夢》。因所處《天津日報》編輯位置，雖不斷對某些“時事”問題表態，但屬正常工作范疇。1953年，孫犁精力仍集中于創作《風云初記》。1953年下半年，發表了《論培養》《論情節》《論風格》。41954年上半年，發表了《寫作漫談》5。能夠看出，孫犁創作的同時，也不斷思考、梳理文學基本問題，但大多限于普及，發表于自己供職的《天津日報》。1953年10月，因“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七周年”，寫了《全面的進修》，可以算是配合時事的“任務”6。由此來看，孫犁在選題上基本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平穩前行。1951年，電影《武訓傳》批判產生了全國影響，孫犁并未介入，也能說明，他對“時事寫作”保持著一定距離。孫犁這批作品，尤其是《論培養》等關于文學理論問題的小論文，體現出孫犁自然狀態下的思考，還包含對一些“任務”的抵觸：“我們常常是什么任務來了，才想到能寫什么稿件的人。臨時打個電話，要稿。好像到了夏天才想到紗窗，到了冬天才想到火爐一樣。”7有感而發，可見類似狀況不在少數。孫犁1954年上半年的狀態，可在4月14日致康濯的信中略見一斑：“信遲復之故，實以前弟曾小病三星期，后即參加會議十余日，昨日方得暇。然已日久筆墨荒廢，《風云初記》只寫成了二十五節，完成當待下月，故兄提議晚些赴南，弟亦同意。”8小病、開會、艱難寫作，就是當時孫犁的日常。孫犁對《紅樓夢》的熟悉，處處可感。就在此信，他還調侃北京的康濯信息不靈：“九日未知，相系兄孤處京郊寶玉帶焙茗出走之地，消息不靈，人跡罕到之故歟？”9在這個時候，孫犁對即將到來的“任務”還一無所知。

1953年1月，俞平伯將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略加刪改，加上1950年代初期寫的幾篇，結集為《紅樓夢研究》出版。本意是籌集為父親治病的費用。10查《俞平伯年譜》，他1954年上半年頻繁發表《紅樓夢》考證文章，“6月，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研室邀請，到中國人民大學做演講，講題為《〈紅樓夢〉的現實性》”11，在“紅學”道路上疾走如飛。俞平伯應該注意到絆腳石，但沒有在意。1954年3月，應《人民中國》之約，俞平伯完成了《〈紅樓夢〉簡論》，但雜志社給胡喬木看過后，認為需要重寫。俞平伯不以為然，讓助手王佩璋代寫了《〈紅樓夢〉評介》，交給《人民中國》發表，而把此前的《〈紅樓夢〉簡論》拿給《新建設》。12正是這篇文章引起了李希凡、藍翎的注意。設想，如果俞平伯對胡喬木和《人民中國》的觀點足夠重視，修正自己的看法，可能就不會出現后來的全國性大批判。李希凡、藍翎剛從山東大學畢業不久，分配至北京工作，看到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年輕氣盛，遂著文商榷，發表于母校刊物《文史哲》。131954年10月16日，從轉載過程中忽視“小人物”入手，高層關注了此事件，大規模批判運動展開。由上而下的運動開始之前，周揚、馮雪峰等文藝界負責人都對此缺乏關注，因此，都在運動中表示不夠敏銳。該運動本身，也反映出文藝界權力斗爭的復雜性。14

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天津也不例外。11月5日，天津市委宣傳部對運動做出應對，召集在津文藝界人士座談，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孫犁、王林、方紀、魯藜等參加了會議。王林11月6日“日記”載：“昨日下午市宣鄭招集方、孫、魯、王等組織領導參加《紅樓夢》批評的小組”15，由此可見，孫犁介入“《紅樓夢》研究”批判，與運動逐步展開有關。天津市的舉動，是規定動作，與其他省市相同。11月3日，《人民日報》已經刊登了“華東作家協會”召開座談會的消息。16按說，此事與孫犁關系不大，表態過關即可——并不一定要寫文章發表。

孫犁很快寫成兩篇文章并發表。《〈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發表于《人民文學》）文末注釋，11月3日和4日寫作此文；《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發表于《天津日報》）則注明，寫作時間是11月11日。易言之，孫犁為了參加會議，寫了這兩篇文章，而在此之前，孫犁并未專文談論過《紅樓夢》。孫犁另一篇專論《紅樓夢》的文章，發表于二十五年后。17可以說，1954年的“紅學”研究的兩篇文章，對孫犁來說很重要了。不太了解內情的研究者，很容易把文章的觀點認為是孫犁自己的。如果這樣認為，就是對孫犁的誤解了。

二、孫犁1954年的“紅學”觀

孫犁一生鐘愛《紅樓夢》，有論者甚至認為他有“《紅樓夢》情結”18。但1954年的兩篇文章不能被當成他的“紅學”研究之作，因為有的觀點受到語境局限。孫犁寫文章之時，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口徑，已經確定。1950年代初語境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理論中具有崇高地位。周揚1952年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中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首先要求作家在現實的革命的發展中真實地去表現現實。生活中總是有前進的、新生的東西和落后的、垂死的東西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作家應當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出現實發展的主導傾向，因而堅決地去擁護新的東西，而反對舊的東西。因此當我們評論一篇作品的思想性的時候，主要就是看它是否揭露了社會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是無微不至地表現在生活的各方面的——以及揭露是否深刻。”19該思路被李希凡、藍翎復制。李、藍文章中，做了技術處理，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表述為“現實主義”或“古典現實主義”。李、藍主要思路是：一、肯定《紅樓夢》“現實主義”，然后從中找出“封建”的“落后”“垂死”的“規律”。他們認為：“紅樓夢是我國近二百年來流行甚廣而且影響很大的古典現實主義杰作”，“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在藝術成就上發展到紅樓夢時代，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20。他們認定，《紅樓夢》以“現實主義”的方法，寫出“封建官僚家庭”的崩潰，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主要是“索引”，而且對哲學問題進行“唯心”主義發揮，沒有使用階級論觀點。李、藍認為：“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21與“現實主義”相對，俞平伯的研究體現在“唯心”主義：“不加具體的分析，而確定紅樓夢從金瓶梅那里繼承了抽象的‘色空觀念’，這首先就從理論上否定了二者是現實主義作品。這種所謂‘繼承’根本不是什么文學的傳統性。如果真有這樣的所謂‘傳統性’，這些偉大作品也就不成為現實主義杰作，而卻變成了超時間的表現抽象觀念的萬能法寶了。”22當時分析《紅樓夢》等古典作品時，很少有人能夠自覺運用階級論觀點，因此，李、藍的觀點無疑有“新意”。李、藍起初并未想到，但順理成章，最終批判矛頭指向胡適。23這次《紅樓夢》研究批判，目標并非俞平伯，而是胡適思想。24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了大量批判“《紅樓夢研究》”的表態性文章。洪子誠論述對俞平伯、胡適的批判運動時已經指出，學者們表現并非出自本意。25

如上是孫犁在1954年“《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處境。當時，《人民日報》等已經發表文章，觀點明確，孫犁不可能溢出既定結論。但是，因此認為孫犁文章無甚可讀之處，也過于武斷。恰好相反，孫犁在批判風潮中重復什么觀點、怎樣重復，并不是簡單的事。

在《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孫犁重復了李、藍與自己相同的觀點。在普遍關注的“現實主義”26方面，孫犁積極表態，隨聲附和。文章重點談李、藍對《紅樓夢》“現實主義”的贊譽，并以此為基本論點，敷演成篇。對于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孫犁認為：“假使我們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用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就會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創作，它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作為一個時代的生活，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生活中間的復雜的斗爭。”27這段表述沒有問題，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實，這個表態對于孫犁說，自然而然。討論“《紅樓夢》研究”之前，孫犁文藝理論文章最頻繁使用的標準，就是“現實主義”28。孫犁并未對“現實主義”下過定義，但他確實把這個概念當作“法寶”，盡管有“無邊”之嫌。在1978年評價《聊齋志異》時，他同樣說該作“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書”29。由此可說，孫犁肯定《紅樓夢》的“現實主義”，并非完全得到李、藍文章的啟發，他只不過把自己文學評論體系中的“關鍵詞”又發揮了一下，運用于《紅樓夢》，不過，他對“現實主義”的理解，顯然更為寬泛一些。在李、藍論述邏輯中，肯定《紅樓夢》“現實主義”僅是第一步，更重要是借此說明作品中展示了階級斗爭，表明“封建主義”必將崩潰，而“舊紅學”只是關注“索引”等枝節問題，并未意識到《紅樓夢》的核心問題。以階級觀點分析《紅樓夢》，批判“舊紅學”，是李、藍觀點的“新穎”之處。俞平伯在隨后的“檢討”中，也對此觀點表示認同。30而孫犁卻對此展現不夠。孫犁也指出《紅樓夢》“現實主義”的貢獻，但并未乘勝追擊，卻轉而批判“資產階級”“標榜‘科學’的研究方法，回避《紅樓夢》所表現的階級斗爭，政治意義。不談它的傾向性。于是胡適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說《紅樓夢》只是寫‘自然趨勢’，只是一部自然主義作品”31。顯然，孫犁對李、藍的邏輯并非不懂，而是有意忽略，把論述重心集中在“現實主義”，反復闡釋，循環論證。《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約兩千余字，發表于《天津日報》，以“表態”為主，也可以理解。在批判風潮中，這篇文章穩重溫吞、避重就輕，并不引人注目，也在另一方面體現出孫犁的生存“智慧”。

《〈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是一篇長文，多達七八千字，更為準確、集中地表達了孫犁的“看法”。整體來看，如同題目，孫犁論述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而對“現實主義”做了發揮：“這個悲劇的結果，不僅是寶、黛、釵三個人的命運，還包括了：這一家族，這一社會階級，種種形成為制度的或形成為思想的統治力量的壽終瓦解，它的下自經濟基礎，上至意識形態的全部‘樹倒猢猻散’，崩潰大滅亡！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命運，是這種社會制度下，必然產生的結果。”32把命運悲劇歸結于“制度”“統治力量”，基本貫徹了階級論。但是輪到批評俞平伯、胡適時，卻很溫和：“他們所做的工作，總起來看，好像是要把這部書從廣大讀者的手里或心里拉出來，收回它已經發生的重大影響，而換給讀者一些看來和這部書有些關系，而其實是無關大體的雞零狗碎。”33孫犁并未給俞平伯及胡適上綱上線，而是恪守了學術討論邊界。

三、細節中的裂隙

表面看孫犁的基本觀點與李、藍沒有多大分歧，而在具體細節上，卻時刻顯示自己的獨立。孫犁毫不掩飾文章的觀點不是自己的：“我對《紅樓夢》是愛好的，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這次由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做的批評，引起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我說，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得到很大的啟發。”34批判《紅樓夢》研究聲勢浩大，自上而下，孫犁只能沿襲權威說法，但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的否定。“很好的學習機會”及“得到很大的啟發”的表述，雖是謙虛，但表述出自己之前對《紅樓夢》的看法，與李、藍觀點并不一致。孫犁還舉例說：“只有高度的現實主義，才能保證高度思想性的體現”，“十年前，我們在延安窯洞里討論過這一問題，當時我粗淺地認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過賈寶玉來表達”。35孫犁愿意把自己擺在一個學習、運用階級觀點的位置，而不愿上來就揮舞大棒。

如果細看孫犁的表述，有趣的是，孫犁對俞平伯只是點名否定，而在具體操作中，不少觀點卻“所見略同”。比如“自敘傳”問題。早在批判運動開展的一年前，當時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剛出版，《文藝報》刊發書訊介紹該書，其中云：“《紅樓夢》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雖然一切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和實際事實是兩回事情，但考證和研究作者的身世等等，對于我們了解作品是有很大幫助的。這本《紅樓夢研究》是我們研究《紅樓夢》時值得參考的。”36在這里，“現實主義”與“考證和研究作者的身世”之間的關系被敘述為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實際是，打出“現實主義”的旗號，為“新紅學”留出了生存空間。書訊發表后，風平浪靜，“自敘傳”觀點及其研究方法未引起爭議。李希凡、藍翎等剛畢業的大學生掌握了新的理論“武器”，自然非常敏感，看出了《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在《評〈紅樓夢研究〉》中，李、藍認為：“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對于紅樓夢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主義見解”，“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別家庭和個別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的作品。這就是新索隱派企圖達到的共同目標。《紅樓夢研究》就是這種索隱派的典型代表作品”37。核心觀點，是否定《紅樓夢》家世說，進而推翻“索隱派”的工作。李、藍及俞平伯“索隱派”的觀點，經過時間檢驗，自有公論，本文不贅述。38有意味的是，對照一下可知，孫犁的觀點極為曖昧：“把《紅樓夢》當作一個家庭的歷史，這是錯誤的。我認為書中所表現的是曹雪芹一生的生活體驗，有他家里的事，也有不是他家里的事，是作者掌握了很多的材料以后，創作出來的。如果把這部書，單純看作是作者家世的記錄，那也會降低它的現實主義的意義。”39在孫犁看來，《紅樓夢》不能被“單純看作是作者家世的記錄”，這也等于承認，“家世的記錄”是《紅樓夢》的重要特色。孫犁認為：“《紅樓夢》一書雖然可能有許多部分是作者的自傳，但同時一定經過了創作的加工”，“過于強調自傳性質，過于信任真人真事，無疑將會降低以至抹殺《紅樓夢》一書的現實主義價值”。40也就是說，《紅樓夢》的“自敘傳”確實有，但不能“過于強調”，因此，俞平伯的“錯誤”就變成了“程度”問題。可以說，孫犁與李、藍觀點保持了一致，但在論述過程中，卻忠于真實判斷，無意中承認俞平伯的工作有其價值。

類似現象，也發生在對“低級趣味”的理解。俞平伯論述《紅樓夢》時經常以“趣味”為尺度，樂此不疲。41在《〈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中，孫犁把俞平伯的傾向界定為“低級趣味”，算是一個“自由發揮”，因為李、藍的批判文章中并未提及這一點。批判運動中，也有學者指出俞平伯的“趣味”問題42，但沒有使用“低級趣味”。可見孫犁在這個問題上，“火力”很猛。孫犁說：“有不少人是用市民的低級趣味在對待這部偉大的作品”，“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傳統心理和思想，是這種低劣趣味的根源。那些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服務的考據家、批注家的‘工作’，培養和助長著這種低級趣味”43。孫犁在文中認為，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無關宏旨，僅是在個別枝節上糾纏，趣味低級。“低級趣味”在這里，意味著研究者關注作品中的愛情，疏離階級論，“這些紅學家的工作，是多么忘本地掩蓋和違反了曹雪芹著書的意旨啊”44。“趣味”本是文學欣賞中常見概念，而“趣味”存在差異，無可厚非，但“低級趣味”，則是對作者審美傾向的否定。孫犁來勢洶洶，似乎要在這一點做文章，但此后的論述，卻露出“底牌”。孫犁在同一篇文章中，這樣質問：“作家必須具備一個崇高的目的，才能完成一部偉大的著作。難道像曹雪芹只是為了滿足那些低級的趣味，‘悅世之目，破人愁悶’，才拼著如此華貴的才力寫這樣一部書嗎？”45指出“悅世之目，破人愁悶”，說明曹雪芹的觀點也不容忽視；并且“只是為了”一語，含有一部分肯定“滿足低級趣味”的意思。可能這并非孫犁“文章原意”，但字里行間，透露出孫犁的“內心原意”了。

將孫犁1954年“紅學”批判風潮中的發言與此前、此后他的觀點做下對比，更能看出孫犁在特殊情境下的言不由衷與內心底線。遠的不談，1953年一組談文學創作的文章中，孫犁所舉的例子很多來自《紅樓夢》。在《論情節》中，作者說：“《紅樓夢》只寫寧榮二府，然而在小說中間涉及了多少方面的社會生活和人情動態？”46在《論風格》中說：“曹雪芹總結和批判了過去和同時代的文學成果，卓有識見地開辟了自己的道路。他這個綱領當然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綱領。”47在論述寫作問題時，他首選《紅樓夢》為例，當然也包括魯迅、俄蘇文學及《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其他作品。可以說，孫犁是把《紅樓夢》當作自己的資源庫來使用的，但可以看到，他從未使用過階級論觀點來解讀《紅樓夢》。孫犁另一篇關于《紅樓夢》的專論《〈紅樓夢〉雜說》發表，已經是二十余年后，文末的“1979年2月4日重寫”頗為引人注目。既然是“重寫”，必定會對“以往”做出改動，而呈現出的，是“改動”后的模樣。《〈紅樓夢〉雜說》中的論點，殘留著“此前”的氣味，強調“現實主義”外，還有背景介紹：“清兵的入關，使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發生新的畸形的變化。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交織在一起，相互促進，廣大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壓榨，更加深重了。”48動輒談及階級，且以此開頭，時代氛圍濃郁，不難判斷是“舊有”。也有一些應該是“重寫”的：“從現實生活中，歸結出一個普遍的規律：生活在時刻變化，變化無常，并不斷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決定人生命運的，不是自己，而是外界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有時可知，有時不可知。他痛感身不由主，‘好’‘了’相尋，謀求解脫，而又處于無可奈何之中。”這段論述，顯然是曾經遭到批判的“唯心”論，推測是后加。到了1986年，孫犁在其他場合中說、“創作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朝夕間一變而為向錢看，是一個大諷刺。”49此刻，分析《紅樓夢》時運用的階級論，與孫犁1954年的“紅學”表態一起，已隨時代遠去。

雖然提筆寫“《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文章，但孫犁自認不具備相關知識儲備。此前，孫犁多次引用《紅樓夢》，但并未寫專論，更不以紅學研究者自居。相比而言，他對魯迅的解讀和研究，卻很充沛，有多篇專論。50對俄蘇文學，孫犁的著述也是連篇累牘。51孫犁喜歡《紅樓夢》，但并未當作主要研究對象，經常將其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相提并論。1954年突然出手，大書特書《紅樓夢》，打破了慣例。由此可見，孫犁這次參與“《紅樓夢》研究”中，另有隱情。

四、“紅學”表態后的隱情

孫犁1954年論述《紅樓夢》的兩篇文章，難稱“出彩”，恐怕亦是后來被忽視的原因之一。52“命題”作文情況下，孫犁的觀點來自李希凡、藍翎，而他當時并未對此有充分認識，也來不及消化。多數倉促參加批判運動的人，大抵如此。李希凡本人多年后也承認，當時只不過是“青年文藝學徒”，“即使要表達自己的新觀點，也是半生不熟的”53。由此可見，“《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需要的是表態，而不是觀點。孫犁本可以像周邊朋友一樣，點頭附和，隨波逐流。上次電影《武訓傳》批判（1951），就是如此54，但這回，他的表現卻有若干反常。

孫犁對運動表現出“不一樣”的積極性。孫犁對運動一貫散淡，但這次除了參加會議，又連寫兩篇文章，對自己此前并未涉足的“紅學”指指點點，一反常態。1954年11月10日，天津文化學術界召開會議，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時間甚至早于12月8日召開的作協主席團會議。孫犁于11月10日，做了發言。關于當時的發言情形，王林“日記”1954年11月11日載：“昨日晚七時在文化局開討論會，響應中央對俞平伯資產階級思想批評。孫犁同志發言甚精辟。我和孫犁交游十七八年中第一次見他在大庭廣眾之下（不算在課堂上講書）說那么長的話。”55王林與孫犁相交多年，獨對此次發言嘖嘖稱贊，可見孫犁當時風采之一斑。如前所述，孫犁對《紅樓夢》熟稔，“現實主義”問題又可發揮，故而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表明，孫犁在運動中態度積極、準備充分，與以往判若兩人。

《〈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文末注釋“11月3、4日”，約八千字左右，是完備的論文。56《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文末注釋“11月11日”，約兩千余字，多次使用“一二三”綱目，明顯是為發言準備。57可以看出：孫犁在座談會召開前，其實已經寫就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長文，胸有成竹，故而能在會議上縱橫捭闔，妙語連珠。此后，他把長文交給《人民文學》，短文則發表于自己供職的《天津日報》。似乎可以這樣解釋：孫犁本來熟悉《紅樓夢》，恰逢批判運動，就借機表現了下。

不過，再看《〈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的發表狀況，可以發現，情況不止如此。長文完成于11月3、4日，剛好是10月28日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發表，批判運動升級之后。要知道，如前所述，10月16日高層決策之前，周揚（中宣部副部長）、鄧拓（《人民日報》主編）、馮雪峰（《文藝報》主編）都對即將來臨的“《紅樓夢》研究”批判一無所知。以孫犁當時職務級別，不可能知曉事件走向。孫犁如此之快做出反應，寫出近萬字長文，且迅速發表在文藝界矚目的《人民文學》（1954年第12期，12月7日出刊），這些信息說明，孫犁的“出手”頗有來頭。查看1954年第12期《人民文學》，情況便更清楚。為了批判“《紅樓夢》研究”，該期編發了一組文章，孫犁的《〈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為其一。這組文章共四篇，其他是：《紅樓夢并不是夢》（老舍）、《賈寶玉的典型意義》（白盾）、《評近年來關于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胡念貽）。老舍、孫犁為作家，白盾、胡念貽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相互搭配，明顯是“有意”選擇。

由此可知，孫犁參與“《紅樓夢》研究”批判，來自約稿。幾篇文章口徑基本一致，以李、藍觀點為樣板，批判俞平伯及“舊紅學”。批判運動展開的方式，就是連續發表文章，鋪天蓋地，營造聲勢。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研究”批判文章，除第一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基本都是組稿。運動開始后，組稿發表的現象，并不鮮見。58據北京市黨委11月11日《討論紅樓夢問題的各校動態》，時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金岳霖，運動中比較消極，“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層干部于光遠打來電話，囑他發起批判胡適，他才找了湯用彤、馮友蘭、鄧廣銘、石峻等教授開會，倉促地給每人分配題目分頭寫批判文章”59。從另一角度說，《〈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是孫犁寫作生涯中少見的理論長文，因此，他主動寫如此規模的文章并投稿《人民文學》，可能性不大。如此看來，孫犁寫作《〈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的直接原因，應為《人民文學》約稿。問題是，孫犁并非“紅學”研究者，也非批判氣質出眾的理論家，為何得到“青睞”？

還有更為反常之處。《〈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發表時，署名“林冬平”，也就是說，孫犁不希望讓讀者知道，自己是此文作者。《人民文學》自誕生起，就定位為“國刊”，地位尊崇。孫犁當然知道《人民文學》的影響力，他1949年致康濯信中，請康推薦發表作品，但強調“在《人民文學》發表不大合適，且易遭風”60。1950年，《秋千》發表于《人民文學》3月第1卷第5期，署名“孫犁”；1952年，《在蘇聯文學藝術的園林里》發表于《人民文學》第11期，署名“孫犁”；1956年，《鐵木前傳》在《人民文學》發表時，也署名“孫犁”。以常理論，《〈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能在《人民文學》發表，孫犁應當很高興，且應署讀者、朋友熟知的“孫犁”。為何孫犁匿名，用“林冬平”？查《孫犁文集》中冉懷舟編輯的“著作年表”，可知孫犁1949年后使用筆名情況。61孫犁使用筆名的文章，多發表于自己任編輯的《天津日報》（或為避嫌），且多為補白類作品，而且，他使用筆名時，多會重復，朋友們能認出。而此次使用“林冬平”，則是唯一一次，也就是說，連身邊朋友也不知“林冬平”就是“孫犁”。看此次署名情況：胡念貽、白盾是學者，用本名，自不必說；老舍也用的是常用筆名；只有孫犁用的是從未用過的筆名。以孫犁行事之細膩謹慎，匿名背后必有思慮。

本文就此推論：1950年代初期的孫犁，遇到一個轉換工作環境的機會，而這次約稿可以視為對他的考察。孫犁當時四十歲上下，年富力強，經驗豐富，但僅屈就《天津日報》，因此，一直有轉換工作環境的機會。孫犁1950年致康濯信中說：“丁玲他們有愿意我去《文藝報》工作的意思”62，但他猶豫不決。1952年，孫犁跟王林說調動意向是電影局。63事實上，當時孫犁受邀寫了關于冀中白洋淀抗日的電影腳本，但是沒有被采用。孫犁認為寫腳本是“一次嘗試”，“寫得也確實很不像樣子”。64因為已經進入考察視野，不排除孫犁表態不愿去《文藝報》和電影局后，還有到其他部門的機會——這也是他本時期表現活躍，與北京方面有很多互動的原因。1953年8月致田間信中，孫犁說自己寫小說“有些沉悶”，“想轉移一下”，“不愿專門當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仍拿不定主意，“俟康濯回京，你們可代我思考思考”65。同年9月，孫犁去北京參加文代會，打算住田間處，“屆時，可從容談談轉移工作之事”66。可見，孫犁一直在考慮轉換工作之事，但他行事低調，不肯過早透露，叮囑田間、康濯“不要和其他方面談及”67。徐光耀回憶孫犁時，將這件事稱為“謎”，也有所印證。68或許是展示能力，孫犁此時開始發表批評類“大文章”。1953年的《論農村題材》對農村題材的“概念化”現象提出了批評，算是試水。691954年底，孫犁深入介入自己并不熟悉的“《紅樓夢》研究”領域，意圖就很明確：嘗試轉換角色。這次露面于《人民文學》，與老舍等同時亮相，表明孫犁進入到“約稿”視野，但他署名“林冬平”，又表明他沒有準備好讓“孫犁”接受這個角色。這次“跨界”顯然不算成功，此后，孫犁再沒有因“約稿”為高級別刊物寫過理論文章。約稿、寫作更為具體的狀況，仍需材料。有一點肯定，在此后的批判“丁陳”集團、馮雪峰的運動中，孫犁又如常應對。孫犁的行文方式及個人意愿，使他到北京工作的動議“未果”，就此作罷了。

結 語

孫犁1954年在《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中的表現，頗顯“反常”，而此前研究多將其作為特殊狀況下的“常態”，甚少提及。《紅樓夢》是他鐘愛的作品，也多次引用，但此番發表長文，應為約稿，配合當時的批判運動。孫犁如此高調，此前并不多見，甚至絕無僅有。得到《人民文學》約稿機會，與老舍等同期發表，意味著孫犁得到“器重”，接近文學權力場域中心。不過，在《人民文學》上亮相，展現自己理論批評水平的機會，卻選擇“匿名”（林冬平），又說明孫犁的復雜心理。其中，應有對“配合”行為及“《紅樓夢》研究”觀點的雙重反省與焦慮，預示著孫犁的“自我放逐”。將孫犁這次表現置放于“轉換工作”中，當可更深入理解孫犁1950年代的文行出處。

注釋：

1 孫玉明：《紅學：1954》，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周文毅：《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江南》2014年第3期。

2 孫犁專門討論《紅樓夢》的文章有三篇：《〈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人民文學》1954年第12期；《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天津日報》1954年11月26日；《〈紅樓夢〉雜說》，《天津日報》1979年2月18日。

3 有學者注意過孫犁對《紅樓夢》的接受，但因結構宏觀，對孫犁1954年的看法無法充分展開，細節未得到詳盡討論。傅瑛：《孫犁與〈紅樓夢〉》，《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4 《論培養》載《天津日報》1953年11月19日；《論情節》載《天津日報》1953年11月23日；《論風格》載《天津日報》1953年12月2日。

5 孫犁：《寫作漫談》，《文藝學習》1954年第6期。

6 孫犁：《全面的進修》，《天津日報》1953年10月23日。

7 孫犁：《論培養》，《天津日報》1953年11月19日。另見《孫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頁。

8 9 60 62 孫犁：《致康濯》，《孫犁文集》（第9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4、48、52頁。

10 《紅樓夢研究》編輯文懷沙回憶：“大約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親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錢，我答應幫助他從上海棠棣書店預支稿費舊幣二百萬元（新幣二百元）”，“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紅樓夢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樣？俞平伯在舊作的黃紙上用紅墨水刪改，用漿糊、剪刀貼貼剪剪，弄成一本十三萬字的書稿”，“沒想到銷路很好，印了六版”。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0頁。

11 孫玉蓉編纂《俞平伯年譜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頁。

12 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人民日報》1954年11月3日。

13 發表具體細節，藍翎有詳細記述。藍翎：《四十年間半部書》，《黃河》1994年第5期。李希凡在回憶錄中說，當時他也很懵懂，“不大相信，這談《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文章，能有多大的現實意義！”《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82頁。

14 丁一嵐（鄧拓夫人）曾跟記者透露：“50年初期，批判《武訓傳》、1954年‘討論《紅樓夢》研究問題’。這些重要的活動把領導文化工作的周揚同志撇在一邊，江青出面找到鄧拓，要報紙發稿，最后是毛主席親自審定。”《與丁一嵐談周揚》，《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李輝編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頁。

15 王端陽：《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2期。

16 《華東作家協會召開關于〈紅樓夢〉研究討論會》，《人民日報》1954年11月3日。

17 孫犁：《〈紅樓夢〉雜說》，《天津日報》1979年2月18日。文末注明“1979年2月4日重寫”。“重寫”字眼意味著，孫犁在此文中，對以前關于《紅樓夢》的說法進行了“修正”。

18 閻慶生：《晚年孫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19 周揚：《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頁。

20 21 22 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

23 在10月24日的《走什么樣的道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于〈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一文中，李、藍的批評調門有所拔高，矛頭直接指向胡適：“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胡適之，為了抵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在學術上提出了反動的實驗主義的‘考據學’”，“胡適之所提倡的學術路線，其反動的目的就是阻撓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傳播”，“在文學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就正是這條路線的忠實的追隨者”。《人民日報》10月24日。文章的主要觀點顯然并非來自李、藍，而是得到鄧拓的授意。參見藍翎《四十年間半部書》，《黃河》1994年第5期。

24 1954年11月5日，王若水在《人民日報》發表《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1955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共八輯，收錄二百余篇文章。

25 “這些批判文章，有的表現了認真的‘學術’態度，有的是無限上綱、用詞粗暴而忮刻，有的則有些避重就輕、言不由衷。”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頁。

26 孫犁對“現實主義”，早有自己的理解。1938年即在《紅星》雜志創刊號發表《現實主義文學論》。冉懷舟：《孫犁著作年表》，載《孫犁文集》（第10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頁。

27 31 34 39 孫犁：《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12、212、215頁。

28 如，他在1953年的《全面的進修——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七周年》中說：“研究魯迅的作品，包括兩個主要的方面：在現實主義上的成就，和它對革命的重大意義。”《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29 孫犁：《關于〈聊齋志異〉》，《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頁。

30 俞平伯說：“我只是片面地提出一些繁瑣的證據，主觀地做出一些枝節的結論，迂回曲折地運用陳舊的美學觀點做所謂文藝批評，歪曲并抹煞了這部名著的社會內容，便是明顯的事例。這都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完全相反。”《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于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文藝報》1955年第5期。

32 33 35 40 43 44 45 孫犁：《〈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202、205、203、200、202、201頁。

36 靜之：《新書刊》，《文藝報》1953年第9期。

37 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研究〉》，《光明日報》1954年10月10日。

38 “‘自傳說’的提出，是紅學的劃時代的進步。持‘自傳說’的紅學家們對于曹雪芹事跡家世進行了艱苦而細密的考證，把曹家與《紅樓夢》的賈家作了認真細致的比較，不管我們是否同意‘自傳說’，他們的研究都深化了對于曹雪芹和《紅樓夢》創作過程的認識，其學術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見石昌渝《政治介入學術的悲劇——對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思考》，《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

41 “其中饒有趣味的一條不妨略談的，即寶玉在這有名的誄文里把他的意中人晴雯，比古人中夏禹王的父親叫鯀的。”見俞平伯《紅樓夢簡論》，《新建設》1954年第3期。

42 “這一趣味中心，貫串在俞先生紅樓夢研究的全部工作中，每篇文章的選題是如此著眼，文中許多立論也直接表露了這種意味。”見吳組緗《評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工作并略談“紅樓夢”》，《光明日報》1954年12月5日。

46 孫犁：《論情節》，《孫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47 孫犁：《論風格》，《孫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103年版，第445頁。

48 孫犁：《〈紅樓夢〉雜說》，《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頁。

49 孫犁：《創作隨想錄》，《孫犁文集》（第6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頁。

50 1941年，孫犁就出版了《魯迅、魯迅的故事》《少年魯迅讀本》，并于1949、1952年魯迅逝世紀念日，著文緬懷。

51 1949年，孫犁發表《蘇聯文學怎樣教育了我們》（《天津日報》1949年9月26日）《迎法捷耶夫》（《天津日報》1949年9月30日）；1951年底赴蘇訪問后，又有多篇關于蘇聯文學的作品。

52 《孫犁傳》（郭志剛、章無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中，沒有相關內容。孫犁本人在后來的著述中，多次言及《紅樓夢》，但對俞平伯及“《紅樓夢》研究”只字未提。

53 李希凡：《往事回眸——李希凡自述》，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75頁。

54 1951年，孫犁致王林信中云：“文壇除武訓問題外，我認為重要者，一即魏巍（紅楊樹）歸國后發表的驚天動地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說明孫犁知道《武訓傳》批判是文壇大事，但他并未作文回應，參見《孫犁文集》（第9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頁。

55 王林：《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王端陽、冉懷舟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頁。

56 孫犁文末注釋為“11月3、4日”。在兩天內完成一篇長文，除了此前積累，還需要艱苦的體力勞動，急就的因素頗大。

57 發表時題為《在天津市文化學術界關于〈紅樓夢〉研究的座談會上發言摘要（1954年11月11日》。《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王林著，王端陽、冉懷舟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注釋云，“這篇發言是孫犁同志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稿，不是事后根據記錄整理，它不僅表明孫犁同志在那場運動中的態度，也展現了他的文藝理論水平”（62頁）。又云，“201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孫犁文集(補訂版)》，也沒有收入這篇文稿”，因此，“還沒有引起讀者和研究專家的注意”。（62頁）后一條有誤，201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孫犁文集》（第6卷）收錄了這篇文章，題為《在一次〈紅樓夢〉座談會上的發言》。

58 1954年《文藝報》第21期（11月15日）發表的一組文章，顯然系約稿：《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王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中所聯想到的和體會到的》（黃藥眠）；《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是反愛國主義的》（范寧）；《我對于討論〈紅樓夢〉問題的認識和感想》（吳小如）。

59 陳徒手：《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轉彎》，《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2頁。

61 1949—1954年后，孫犁使用筆名較多的是“縱耕”“少達”“孫蕓夫”“編者”等，且多使用數次。

63 王林在1952年3月的日記中記錄了孫犁的談話：“他說中央調他到京電影局寫劇本，他不愿去。”王林著，王端陽、冉懷舟輯：《我與孫犁四十年》，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頁。王林日記的信息較為可信。電影局于1950年在京成立，隸屬當時的文化部，首任局長是袁牧之。

64孫犁：《我寫過的電影腳本》，《孫犁文集》（第8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頁。

65 66 67 孫犁：《致田間》，《孫犁文集》（第9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頁。

68 徐光耀談孫犁“跟形勢不緊，不夠激進”時，接下來說，“約在50年代中期，我的老上級侯金鏡從華北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的位置上調到《文藝報》當副主編。他曾特別把孫犁邀來北京，兜里揣著孫犁的作品，二人在頤和園盤桓了相當一段日子。然而，卻無結果而終”，“他們有過哪些交流、切磋，甚或交鋒，應是有篇大文章的。但二人都沒有文字發表，這很奇怪”。《最純粹的作家》，《孫犁百年誕辰紀念集》，劉宗武、白貴、王彥博主編，河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頁。

69 孫犁：《論農村題材》，《孫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頁。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