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國家文學體制”是理解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的重要框架，應當注意“國家”“文學”“批評”并非不言自明的本質化概念，其體制需要被歷史化地看待。2014—2024年間，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持續變動，民族國家觀念被進一步重審。當代文學批評作為文化生產的前沿陣地，可被視為思考當代中國的認知界面。在此視野下，這十年間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的三重面向值得關注，包括批評界的經典化沖動及其反思、“講好中國故事”的多重策略、文明論與地方性視野下的中國觀更新。這三重面向彰顯出當代文學批評與國家認同、文化戰略間的密切關聯，也揭示了當代文學批評的文化政治潛能。

關鍵詞：當代文學批評 國家文學 經典化 文明論 地方性

“中國現當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一般被視作與民族國家同步創生的文學建制1，尤其是當代文學，被視作一種由國家主導設計的、自覺超越封建、資產階級文學與新民主主義文學的社會主義文學類型2。吳俊便以批評史為視角，將“國家文學制度”視為理解當代文學的關鍵：

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文學生產、文學傳播、文學評價、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及由此關聯構成的文學整體和文學結構系統，最鮮明、最突出的一個宏觀表現特征，就是政治剛性規范的制度制約性。這一政治剛性規范特征的系統要義是國家制度的頂層設計，國家權力的全覆蓋即全面和直接的介入與干預，政治利益首位即政治的“底線”和“紅線”不容逾越、質疑和挑戰，文學生產鏈、生產全過程及其中要素環節（從資源、傳播到評價、研究以及市場或專業利益等）都須考量并受制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識形態性，概言之就是國家權力的制度規范導向、制約和支配。國家文學制度的型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大顯性特征和政治特征，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演變的根本力量和內在邏輯呈現。3

這一分析清晰地描述了“國家文學制度”是推進當代文學發展的根本力量與內在邏輯，論述了國家與文學的同構關系。從國家主導的角度看，2014—2024年間的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之所以能構成一個獨立的觀察段落，一個重要理由便是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批評工作進行了重新定位與規劃，以國家力量推動了批評界的反思、學習與行動，直接影響了近十年間的批評實踐。總而觀之，這十年間批評實踐的主要形式包括：制定政策與標準、研討經典與新作、重要時間節點紀念、刊物組稿與發表、批評人才培養、評獎、排榜、撰史/綜述、選本、翻譯，等等。其中，頂層設計與文藝管理仍是構建批評秩序與方向的主導因素。

但這十年間的批評實踐并非“國家文學制度”的一個簡單注腳，或者是被決定的、附加的產物。事實上，批評以其特定的方式參與著中國觀念的重構。賀桂梅曾提示：“……由‘二十世紀’‘中國’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組合起來的范疇，從八十年代到今天，其具體內涵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世紀之交的諸多社會變遷而導致的文化轉移，使得那些支撐它的不言自明的知識譜系和話語機制被‘暴露’為一種歷史的‘建構’。”4也就是說，“當代”“中國”“文學”從不只是不言自明的概念，而必須在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批評則是其中最為活躍的建構力量之一，不斷發明著中國故事的講法。

近十年間國內外變遷不斷，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熱門議題。加之數碼文明、生物革命、人工智能的高歌猛進，宣告了“未來已來”，不夸張地說，人類文明迎來轉折點。在此意義上，以文學批評為場域，既可以看到國家文學體制運作的過程，也可以反觀文學批評如何參與著中國觀念的形塑過程。文學批評從不只是單純的作品評鑒，更持續建立著文學經典秩序，塑造著時代的文學感知與文化認同，負載著“廣義的教育功能”與“文化政治使命”。5下文將聚焦2014—2024年這十年間的文學實踐，從中梳理出“經典化建構”“講好中國故事”“中國觀更新”三條脈絡，思考文學批評與國家認同、文化建設的密切關聯，釋放文學批評的文化政治潛能。

一、內在于國家歷史的經典化建構

文學批評的重要職能是評估價值、篩選經典、建立秩序。當代文學作為進行中的、開放性的場域，始終都包含著自我經典化的焦慮與訴求。經典化的行動，常常集中爆發于各種國家級的紀念節點上。在每個重要的歷史節點，批評家們都會進行表態與總結，由此匯聚出一次次話語熱潮。2014—2024年十年間的重大時間節點大致包括：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2015）、先鋒文學30周年（2015）、尋根文學30周年（2015）、新詩100周年（2015）、新文學100周年（2017）、新時代5年（2017）、改革開放40周年（2018）、馬克思200周年誕辰（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2019）、五四100周年（2019）、新世紀文學20周年（2020）、建黨100周年（2021）、魯迅140周年誕辰（202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2022），等等。具體到重要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流派與文學社團等紀念性節點，也會出現相應的批評文章，在此無法逐一羅列，但也足見當代文學批評界應接不暇的“定時”活躍。這當然不只是批評界獨有，而是形塑文化記憶的慣例——正是在一次次紀念中，文學秩序的主線、分期更加鞏固，特定的文學史觀也得以加強。

具體到這十年間的當代文學批評實踐，有三類紀念活動值得關注：第一類，以先鋒文學30周年（2015）為代表，總結回顧文學史上的重要潮流與事件；第二類，以改革開放文學40周年（2018）、當代文學70周年（2019）為代表，凸顯文學發展與政治節點的關聯，在當代史的視野中對文學實績加以觀照與回顧；第三類，以新世紀文學20周年（2020）為代表，及時總結最新進展，在回顧中思考當代文學的發展動向與可能性。

第一類是更多基于文學史內部的總結。2015年同時迎來先鋒文學與尋根文學30周年，但前者的紀念活動顯得更為踴躍。《南方文壇》2015年第3期推出“先鋒文學三十年”研究專輯，《文藝爭鳴》《文藝報》《文學報》《小說評論》等報刊均推出了相關文章。作為先鋒文學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陳曉明在《先鋒派的歷史、常態化與當下的可能性——關于先鋒文學30年的思考》中指出：“先鋒作為一個派已經無法在當代文化中存在，但作為一種精神和意識，隱藏在我們看似常規化和常態化的文學現狀中，它要起到撕裂和開辟的作用。”6這就將“先鋒文學”普泛化與經典化為一種精神意識，而不只是指向某個具體的文學潮流，這一觀點也代表了許多批評家關于先鋒精神的共識，將先鋒精神轉化為撬動當前文學資源的批判性話語。

第二類則在當代史視野中定位當代文學。“改革開放文學”的概念被提出7，四十年來的批評實踐也被視作一個整體。莫其遜在《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批評學術史脈絡研究》中結合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對批評史作了如下分期：撥亂反正的新時期文學批評（1978—1987）、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當代文學批評（1988—1997）、世紀之交的跨世紀批評（1998—2007）以及文化強國進程中的新時代批評（2008—2018）。8關于中國當代文學70周年的紀念，則把“前三十年”納入進來加以完整總結。在“紀念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來賀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發表講話，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的領導與作家藝術家代表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文藝報》《人民文學》舉辦創刊70周年座談會，“全國詩歌座談會”將當代中國詩歌70年發展成就與經驗啟示作為重要討論話題。《文藝報》專門開辟“新中國文學七十年足跡”等專欄，分別盤點不同文體的創作成績，并刊發了一系列回顧總結70年中國文學發展成就的名家訪談文章。《人民日報》“逐夢70年”專欄和《光明日報》“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都體現了自我經典化的意識。此外，“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文學作品精選》《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等主題出版物的隆重推出，當代文學經典化工作繼續推進。

第三類是對最新發展階段的盤點總結。2020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杭州師范大學合辦“新世紀文學20年：走勢與前景”研討會，集中展現了學界對于當代文學基本問題的思考。《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推出“新世紀20年文藝”專題，刊發丁帆、王一川、傅謹、洪治綱、耿占春、王兆勝、李朝全等批評家的文章，對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各文體的發展情況進行總結。《藝術廣角》2020年第5期也組織了“新世紀文學20年：回顧與觀察”筆談，以類型寫作、倫理向度與作家姿態為關注對象。張頤武指出：“20年的歷程，正好是觀察、總結和回顧的有利時距，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文學新變的各種跡象和征兆也已充分顯示出來。如果說媒介載體在文學活動中具有重要而關鍵的意義，新世紀文學可謂是給未來形態的文學提供了種種可能，當然也預示著種種問題或癥候。”9由此可見，定時觀察反思，也是批評家們及時介入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式。

伴隨著當代作品的持續涌現，定期評獎是批評實踐推動經典化的重要方式，以便及時篩選與評估價值。在2014—2024年間，2015年、2019年、2023年共頒發三屆茅盾文學獎，2014年、2018年、2022年共頒發三屆魯迅文學獎。此外，各種媒體與民間的獎項也層出不窮。伴隨著新晉獲獎作品出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都會催生出各式評論專輯，各種批評研討活動全面開花，這也是以熱點作品、新出作品驅動下當代文學批評的常見行動軌跡。

此外，在日常性的批評生產中，《當代作家評論》開設“尋找當代文學經典”欄目，《小說評論》雜志開設了“重勘現象級文本”專欄，以批評的方法重勘與尋找當代文學的經典，這代表了批評界將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強烈訴求。與此同時，也有不同的聲音響起：“由于文學批評界漸成風氣的‘加速經典化’趨勢，也就導致當代文學史版圖的所謂‘經典化作品’擁擠不堪，這之中的一個致命問題就是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的作家迅速擠進當代文學史的評價對象范疇。而與擁擠現象相聯系的，是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在審美價值、思想價值上所具有的過濾功能，正在‘學院派’批評家當中喪失。”10這一論述觀察到“加速經典化”這一值得思考的現象，重提批評的過濾功能、批評與文學史敘述的關系，以及學院派批評家的職能等相關話題，不啻一份及時的提醒。

對當代文學經典化標準提出挑戰的，還來自網絡文學與科幻文學。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討論，在21世紀初網絡文學的主流化討論便已萌芽，到了2010年前后，歐陽友權、邵燕君等學者繼續推動網絡文學主流化的討論。近十年間，網絡文學的經典化繼續深化，邵燕君、黎楊全、趙靜蓉、王玉玊、湯哲聲、林俊敏等都提出自己的觀點，特別是趙靜蓉、王玉玊圍繞黎楊全的文章《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展開商榷，探索了對于網絡文學經典化的不同理解方式，其中蘊含著如何面對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之間的差異性這一“元問題”，前者的經典性標準需要被重新思考與確立。

科幻文學11、兒童文學也在加速經典化，相關文學史、文學選本接連出現。而且伴隨著莫言、劉慈欣、曹文軒、郝景芳等作家接連斬獲國際大獎，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影響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的事實，相關批評與討論也及時跟進。比如，2013年12月7日的“莫言：全球視野與本土經驗”學術研討會、2014年10月24日—25日的“講述中國與對話世界：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都將莫言的創作定位于世界性與本土化的多維度坐標系之內，并以研討莫言作品為契機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立足“中國身份”，講好“中國故事”，書寫 “中國經驗”的主題。與此類似，關于劉慈欣的探討也往往離不開“走向世界的中國科幻文學”這類話題。在此前后，“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當代文學出海傳播”、當代文學翻譯研究無不成為熱議話題。

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孟繁華所說：“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業已形成。”12張望的《中國文學經典建構的海外因素》便從海外漢學的理論方法、海外獲獎與海外譯介三個方面探討中國文學經典建立的海外因素。13這些都展示了當代文學經典標準的更新與變動，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也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宏闊視域中展開。由是，國家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構成十分迫切與現實的學術議題。

二、“講好中國故事”：現實主義深化、二次元民族主義與想象力政治

回顧2014年的當代文學批評，“講好中國故事”是非常鮮明的主題詞。根據曹成竹的梳理，“中國故事”作為當代文學批評話語，在20世紀末便已出現，比如海力洪的《寫好“中國故事”》（《南方文壇》1999年第1期）14。在這個時間點出現類似觀點，并不奇怪。在1990年代的批評界，現代性、后現代性、全球化與民族寓言等都是批評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在圍繞后現代性展開的熱烈討論中，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合寫了一篇帶有宣言性質的文章《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鑒于20世紀末中國的發展狀況，包括社會市場化（大眾傳媒化、消費化、分層化）、審美世俗化、文化價值多元化（新保守主義、實用主義、新啟蒙主義）等，他們認為“現代性作為一種現實進程已趨于完結”，進而開始轉向“中華性”這一新的知識型，而中華性正是對古典與現代的雙重繼承與超越。15邁向“中華性”的一躍，首先是研究者身處全球化語境中嘗試構建自身主體性的理論創造，但卻以另一種理想主義的姿態避開了對全球秩序的深入分析，以急切的態度想象性地克服了西方霸權，同時又對消費主義與后現代懷抱過高期待，對1990年代盛行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學熱也不無暗合之處。從“現代性”“后現代性”再到“中華性”，預言了21世紀學界的總體趨向。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至2010年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崛起”逐漸成為海內外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提出“中國夢”的說法16，同年8月《在全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8·19”講話）中，“講好中國故事”的說法出現：“著力推進國家傳播能力的建設，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17同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18可見，“講好中國故事”從誕生起，就與對外宣傳、國家軟實力等議題結合，“講好中國故事”最初是傳播學、對外交流領域、出海外譯傳播的話題。

在曹成竹的梳理中，“講好中國故事”被明確提出后，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其一，在2014年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與文藝工作直接掛鉤。“‘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提供中國經驗’等重要表述，明確了講好中國故事的內涵和目標。”其二，2016年５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之與學術研究對接起來。 其三，“2017年10月的十九大報告第七部分是“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在該主題的第五個方面“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中，再次提到了“講好中國故事”。 這一問題是與中國在新時期的文化自信、文化繁榮、國家文化軟實力等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具有文化治理和文化策略的意義。”其四，“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對‘講好中國故事’做了集中凝練的概括，從文化根基（彰顯中國審美旨趣）、文化導向（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文化格局（反映人類共同價值追求）這三個方面規劃了中國故事的文化內涵與價值向度”。其五，“2022年10月的二十大報告在‘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和影響力’的標題下，提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這一提法將文藝創作、對外傳播、學術研究、文化建構等方面結合在一起，可看作對‘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凝練總結，而‘中華文化立場’‘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中國敘事體系’等提法，則是緊貼當代文化精神所做的新概括和提出的新要求”19。至此，“講好中國故事”成為集合對外宣傳、文藝創作、學術研究、文化戰略、文明建構于一體的重要理論話語，經由上述梳理，其發展路徑與理論內涵都是十分清晰的。

這意味著“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宣傳口號或某種理論譜系，更是旨在重塑一種中國觀念，重塑中國意識與文藝工作的內在關聯，并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滲透下去。借用《文化縱橫》雜志2015年第4期的封面主題，這種努力最終指向“重建中國史觀”，是以各種各樣的文化實踐重塑歷史意識與主流價值觀念。

如此看來，2014年批評實踐中“講好中國故事”的高頻出現，便不僅容易理解，而且具備開啟一個新時段的“標識性”。相關代表文章包括張頤武的《中國故事：命運與夢想》（《解放日報》2014年2月23日）、霍俊明的《如何講述“中國故事”與“本土現實”》（《文藝報》2014年4月28日）、陳思的《現實感、細節與關系主義——“中國故事”的一條可能路徑》（《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徐剛的《“中國故事”與本土傳統的觀念化表達》（《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等等。其中，李云雷的相關討論較為持續而系統。2014年1月24日，李云雷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何謂“中國故事”》，他從當代文學層面界定了“中國故事”的內涵：

在我看來，所謂“中國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國人共同經驗與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命運與希望。而在文學上，則主要是指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所講述的故事，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相較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個人敘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國故事”強調一種新的宏觀視野；相較于“五四”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走向世界”，“中國故事”強調一種中國立場，強調在故事中講述中國人（尤其是現代以來的中國人）獨特的生活經驗與內心情感；相較于“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等經濟、社會學的范疇，“中國故事”強調以文學的形式講述當代中國的現代歷程，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國模式”的理論概括，而更強調在經驗與情感上觸及當代中國的真實與中國人的內心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想在“現實與虛構”這一普遍的范疇中看待中國與故事的關系，而將講述“中國故事”作為一個整體，一種新的文藝與社會思潮，我想這可能會更有意義，也更能啟發我們的思考。20

這段界定將講述中國故事標舉為新的文藝思潮，強調其鮮明的中國立場。在《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文學的新主題與新趨勢 》中，他對“如何講述”有了更清晰的描繪：“新近出現的一些作家作品預示著，新的時代已經超越了近代以來啟蒙與救亡的總主題，中國文學正在走出五四新文學的傳統，當前不同層次的文學作品中都顯現出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覺；中國人的形象正在發生變化，在國外的中國人形象不再是‘落后者’，傳統中國文化不再被視為愚而國內的中國人形象也發生了變化，中國人不再以農民的形象為主要代表，而更多地以都市人群為代表；不少中國作家開始探索新的中國美學，突破西方傳統小說的規范，更關注中國人獨特經驗與情感的表達。”21這就結合最新的文學創作，從主題、形象、美學等角度為“中國立場”注入內涵。他的論述也彰顯了討論“中國故事”的兩個角度：概念界定與實現路徑。此后，李云雷陸續出版的專著也以“中國故事”作為核心概念的，包括：《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故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新時代文學與中國故事》（團結出版社2021年版）。與此同時，諸多批評文章還圍繞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如何化用民族文化傳統來展開。2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聲音也時有出現。李振在《關于“中國故事”的若干疑問》里追根究底：“中國故事”到底是誰的故事，“中國故事”如何制造，到底需要怎樣的中國故事。23這是對大而化之的討論方式的糾正。賀仲明的《講述，還是中國？——對“如何講述中國故事”討論的思考》則力圖糾正討論的“重點”，認為之前過于關注“講述”的行為，卻對講述對象“中國”沒有進行深入思考24。金春平的《主體的延展與敘事的自覺——“敘述中國故事”的文學情境、維度及范式》系統全面，批評了對“中國故事”概念的濫用，強調要對其內涵與外延溯源清理，在文明差序格局中真正建構本土經驗，警惕本質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敘事陷阱。25楊慶祥的《重建一種新的文學——對我國文學當下情況的幾點思考》則以“新傷痕寫作”揭示中國故事書寫中“歷史的反復”。他在文中以莫言的《蛙》、余華的《第七天》、閻連科的《炸裂志》等為案例，指出這種書寫中國故事的寫作潮流以改革開放史為對象，依舊秉持人道主義話語，對苦難進行事件式鋪陳，與傷痕文學同樣基于文學與政治的二元論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為“新傷痕文學”。他認為對中國故事的書寫需要突破傷痕模式，展開更多辯證思考。26對“講好中國故事”的持續討論，雖觀點角度各異，但共同關注點都是如何深化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更深刻、更具主體性地把握當下現實。

在這方面，近年來的現實像網絡文學、主旋律影視劇（比如受到年輕人追捧的《大江大河》《山海情》《覺醒年代》《人世間》）、國風游戲、國潮品牌、文化遺產的文旅融合等方面的表現更加亮眼，發揮著講述中國故事、構建情感共同體的作用。下文將以批評家對這一趨勢的兩種討論路徑為例，其一為“二次元民族主義”的提出，號一則為科幻批評中的想象力政治。

“二次元民族主義”是較早被白惠元闡發的。他發現動畫電影《大圣歸來》的“自來水”現象在2015年引人注目，并總結道：“這種民族主義動能在文本內部以‘大鬧天宮’的‘民族形式’復現，進而召喚出觀影者的民族主義情懷，詢喚出‘動漫一代’的民族主體性，使他們滿意、感動、潸然淚下，自發形成網絡‘自來水’大軍，最終助推了本片的票房逆襲，而孫悟空也又一次成為‘想象的共同體’的重要觸媒。”27他借鑒高寒凝“民族主義的逆向破壁”一說，挖掘二次元民族主義的動能，打破了御宅一代、動漫一代以自我為中心的刻板印象。林品也在《青年亞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雙向破壁” ——“二次元民族主義”的興起》中正面闡釋了二次元民族主義的含義，借助2015年現象級網絡動畫《那年那兔那些事》討論二次元文化與民族主義的接合。他指出：“所謂‘二次元民族主義’，指的是在中國的動漫游戲愛好者社群中形成的、通過動漫游戲的媒介形式表達的民族主義潮流。”28高寒凝、白惠元與林品等研究者都從文藝發展的前沿敏銳覺察到，針對動漫一代/御宅一代的民族國家敘事正在形成，并且逐漸生成區別于傳統現實主義寫作的敘事邏輯。王玉玊將新代際的生命體驗概括為“宏大敘事稀缺癥”兼“宏大敘事尷尬癥”，二者并存意味著，青年人既不能接受以往的宏大敘事，但同時也渴望新的宏大敘事，因而有著不合時宜的別扭。29總之，這十年間批評實踐的巨大變化是需要正視新一代青年人的生命體驗，關注新的歷史觀、現實觀的最新形態。

何威在研究中發現，在對于二次元一代的研究中，2016年是一個轉折點。他指出：“從2016年開始，國內圍繞‘二次元’的學術話語和媒體話語建構數量猛增，而對‘御宅/宅文化’的論述則相對減少，事實上完成了一次概念的‘升級換代’或曰‘重構’。”30他認為二次元在中國受到獨一份的重視，與其適應文化體制改革，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與講好中國故事都密不可分。“二次元亞文化”“再政治化”背后有著四大主要機制：“現實政治對主體的結構性影響和對客體的審查規制”“愛好者規模急劇擴大，促進二次元亞文化主流化和大眾化”“黨政部門在宣傳工作中頻繁征用二次元亞文化”“市場力量引導二次元經濟向國家主流政治話語靠攏。”31“二次元民族主義”是在個人生命體驗與現實政治、市場力量的匯流下出現的，情感世界日漸被資本力量滲透，而虛擬形象激發的情感又是如此真切，這些都是當下文藝生產的特點。與此類似，劉海龍等新聞傳播學學者，也陸續發表《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假想敵、怨懟與粉絲民族主義的動員機制》（《上海思想界》2018年第4期）等文章，分析新媒體技術、商業文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復雜關聯，并認為簡單持有批判立場已難以奏效。

另一個例證來自“制造未來”的科幻電影。如果說英美科幻電影長期壟斷著想象未來的權力，那么《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節檔的橫空出世，則標志著中國開始參與對未來的想象與敘述之中。當《流浪地球》中出現大量中國地名，以中國視角講述未來故事時，無數觀眾為之震撼，共同認定這部電影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但從批評實踐來看，《流浪地球》有著兩極化的評價，在不同地區也有迥異的接受情況。其中的根本分歧，便出現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碰撞之中。《流浪地球》打破了歐美的想象力霸權，中國人開始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一些人為之興奮，而另外的群體則由此引發了對“太空戰狼”的隱憂——社會內部不同的政治觀點/潛意識由此浮出水面。可以說，即便是在以宇宙為尺度的至高至遠的想象中，依舊可以看到民族國家與本土文明形態的強大在場，規定著想象力展開的路徑與形狀。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從古老文明形態的視角出發，去闡釋中國式想象力的價值自是在情理之中。正如劉復生所說：“我們這個文明共同體需要建立新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文學需要重新體現出生存意義與文化價值的決斷。”32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國科幻研究的一個重大命題在于如何理解科幻這一舶來文類的“中國性”。有沒有必要突出“中國性”，“中國性”的所指為何，如何體現本土科幻的“中國性”，如何從中國文明內部重塑科幻想象力等，都成為驅動當代科幻想象力的深層機制。對此夏笳的總結很有啟發：“中國科幻受到關注顯然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或者文化事件，而必須放在一種更大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也即是‘中國’作為一個文化政治議題、甚至可以說一個開啟想象空間的符碼，在這個‘后冷戰之后’時代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國科幻作家們提出了這個時代最為敏感也最為核心的一些問題，得到了很多關注，但是否能夠形成有意義的對話還需要假以時日。”33基于科幻視角的文明論述，是會復制既有的全球文明秩序，還是能夠基于本土特性發明更為多樣開闊的文明理解，讓人拭目以待。而這也是科幻這一文類逐漸主流化的重要原因，它已經構成重新理解中國現實與未來的有效中介與思想平臺。

總之，二次元文化、科幻中的想象力政治等批評路徑無不為“講好中國故事”不斷續寫著新的篇章。根據上文的梳理，從頂層設計、文化戰略與文藝管理方針，到現實主義向度的傳統文學創作，到虛擬時空的世界建構，再到技術化、媒介化時代的嶄新生活方式與情感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始終是潛伏在底座的元意識，而文學批評實踐也在與新時代、新代際的碰撞中努力開掘疆域，邁向自我更新。

三、重建中國觀：文明論與地方性的時空視野

自2014年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迄今已有十年時間，“文化自信”（2014）、“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2014）、“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4）、“建設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2016）、“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21）、“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文明倡議”（2021）、中國式現代化（2022）、“文化傳承”（2023）等重要理論相繼推出，主線十分清晰，那便是逐步構建立足于中國主體性的文明觀、文化觀與發展觀。

在人文學術領域，2017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的頭條便是：“順應文化氣候變遷，建構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學術話語正在成為學界的自覺訴求”34，構建本土學術的自主性意識愈發加強，王學典認為中國人文學術迎來第三次轉型，將從“以西方化的現代化為綱”轉變為“以中國化的現代化為綱”35。2014—2024年這十年間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需要被置于這一自主性加強的趨勢中予以理解。對中國的認識與討論，以及如何立足中國本土經驗展開知識生產是近年來各個學科共通的問題，構成理解批評實踐的總體背景。而當代文學批評作為當代思想話語之一種，也在積極發揮建構作用。

1980年代，文學批評轉型受到西方理論的極大影響，到了1990年代學院派批評實踐中，理論的操演更為頻繁。正如洪子誠的總結：“批評的理論化是這個時期出現的重要征象。傳統的作家、文本批評自然還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批評成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評價上，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即在文本闡釋基礎上的理論‘創作’，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目標。這與80年代以來對歐美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引進有很大關系。敘事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諸種理論在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表現頗為活躍：這大抵由‘學院派’批評家引領風騷。”36而在本文所觀察的這十年間，將西方理論套用在中國文學經驗的弊端被高度關注，以致達成共識。比如，丁帆在《新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摭談》中提出應該建構21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新體系，但這個體系一定要符合中國文學批評實情，否則一味跟著西方的文學批評潮流走，是無法走出困境的。37類似的，批評家們紛紛開始反思理論的限度，倡導批評的“及物”，探索更好的文本解讀方式。比如，《文藝爭鳴》2022年第7期推出專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爭鳴專輯。朱國華的《漸行漸遠？——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離合》一文，梳理了1980年代以來“涵納了文學欣賞、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某種文學研究統一體”逐步分化的歷史過程、內外原因以及文學評論自身的分化情況，指出文學批評及文學理論在一些時候容易“滑向自指的、不及物的智力游戲，引向學院內部的文化產品的自產自銷、自我循環”，提出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脫鉤”現象的憂思。38王逸群的《走向文學批評的“物美學”》、汪涌豪的《及物批評亟待重返現場》、沈杏培的《正義與及物——關于文學批評何為及當前困境的思考》等都共同呼喚批評的及物性。

這十年間對于“理論熱”的反撥，并非要驅逐理論，而是更深層次的理論自覺，以及對恰切的、基于本土文學經驗生成理論的熱切渴求。楊揚的點評非常中肯，認為當前文學評論大多是閱讀感想，較少有理論建構與核心概念。39邵燕君的感受也很有代表性：“進入網絡文學乃至網絡文化研究以來，理論的貧乏一直是我們的瓶頸。”40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日本學者東浩紀、大塚英志、宇野常寬，美國學者亨利·詹金斯等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研究影響很大，目前更多的前沿理論被譯介，同時本土理論體系也在逐步建設中。總之，一邊是理論的濫用、套用，一邊是理論的貧乏，這些都真實地共存于這十年間，共同指向本土的理論建構。

各學術期刊積極推動本土理論建構，比如《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推出專題“中華美學精神”，2019年第4期推出專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及知識體系”；《文藝爭鳴》2019年第6期推出了“理論批評的中國問題”研究專輯。此類努力鮮明地顯示出理論評論界構建中國本土文藝理論話語的自覺意識；《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開設由郜元寶主持的“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專欄，旨在回顧總結當代小說發展的創作經驗、話語資源與理論建構的可能性。批評界對建構自身理論主體性的意識十分強烈，并不斷推進相關工作。

這十年間，女性主義、生態主義、文學地理學、圖像學、媒介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也逐漸受到關注。總體來看，在構建理論自主性上，現實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文論受到的重視程度較高。圍繞現實主義，《文藝報》開設了“理想性與現實主義文學的可能性”系列筆談，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孟繁華的《現實主義：方法與氣度》、丁帆的《我們經歷了什么樣的“現實主義”》、李松睿研究現實主義的系列論文，均值得關注。網絡文學現實主義、科幻現實主義，也成為討論的高頻對象。此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傳統文論資源的結合，也成為近年來構建中國特色文藝批評體系的方向。中國評協、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辦“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文藝路徑”論壇，推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主辦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展報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歷程研究”課題等，都在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的研究。

歸根結底，深入理解中國經驗、建立自身理論體系的前提，還是離不開如何理解當代中國。賀桂梅在《“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中對21世紀的中國研究做了詳細系統的梳理，包括：費孝通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自覺”、2004年成立的“中國文化論壇”、趙汀陽的“天下體系”（200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潘維主持的“中國模式”討論（2009）、韓毓海以中國為本位重述世界史（2009），并且以韓毓海的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勾連出海外中國研究的脈絡，包括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喬萬尼·阿里吉的《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等等。41王德威則梳理了西方（尤其是華裔）學者近年來對中國的認識，典型代表如杜維明的“文化中國”論、王賡武的“在地的、實踐的中國性”、李歐梵的“游走的中國性”、王靈智的“雙重統合結構”的中國性，提供了海外視野。在此基礎上，王德威特別強調葛兆光“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思路，“承認了‘中國’總是一個從他者的眼光來界定、協商、互動的一個政治、歷史場域”42。合而觀之，海內外對于中國的最新研究或顯或隱地影響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展開。

從國內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來看，在后冷戰與“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文明論”作為支配性的話語場域，在當代中國以“文明—國家”、傳統文化熱、“儒家資本主義”等具體形態呈現出來，以文明為單位重構中國與世界的圖景。劉復生的《文明論視野與當代文藝創作潮流》一文將此與文化保守主義相連。“保守主義在新世紀的強勢回歸并走向文明論，和1980年代的傳統文化熱已完全不同……新世紀的主題則演化為反現代性的文明中國論，核心關切是如何保衛以民族性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和文明共同體。”作為總體格局，這一形態的文明論滲透進革命歷史、知青、軍事、科幻等題材領域。43該文聚焦現象級作品中的文明論色彩，總體省思當前文藝生產中保守主義回歸的趨勢。

與此不同，賀桂梅則在梳理英法傳統普遍主義的“文明”論、德國式的民族主義的“文化”論以及當代中國國族主義的“文明”論的三條線索之上，試圖突破凝固、封閉以及等級制的文明論。她強調“文明”是總體性、包納性的概念，它包含了政治經濟的層面（但又并非僅是政治經濟學），包含了文化的層面（但又并非文化主義），此外，還強調文明的“復數”形態與流動性，探尋一種超越民族主義、超越冷戰意識形態、超越后殖民情境，也超越所有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思想介入其中的可能性。44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互為主體”的方法論，進而獲得一種自反性的視野。

《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一書旗幟鮮明地提出“革命的‘文明’論”，從民族形式的角度考察1940—1970年代的革命文學，重審當代中國的底色、基礎和形式。書中犀利地指出，正因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1940—1970 年代民族形式建構對于傳統文化的轉化與再造，才會導致 1980 年代直接跳過曾經的經驗一頭扎進“尋根”話語。45而這也直接奠定了后革命的今天，輕易地將革命定義為“腰斬”文明的罪魁禍首，或是將革命粗暴地等同為“封建倒流”的前現代時期，繼而去親近想象中的、既純且美的文明傳統。

因此，該書致力于揭示革命文學曾經涵納古今中西的“氣派”，描畫曾經存在過的，扎根于傳統與生活，卻又不失現代性與革命性的文明氣象。在中國文明的脈絡中理解革命的發生，探討一種革命的、“政治化”的“文明”論如何可能。事實上這也是一種以當代文學特性為基礎的文明論重構、傳統重構。賀桂梅自述這是將文明論再政治化的過程：“（但）我覺得，21世紀中國知識界在用‘文明’來看待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時，整體上呈現出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特點，即將‘文明’視為某種本質性的、靜止的東西。《書寫“中國氣派”》將討論的范圍放在1940—1970年代這一時段，其實是要討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當代性視野中，如何調用、重構中國文明史的傳統和經驗，將其中的地方因素、傳統因素、民間因素重新組織、納入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與實踐之中。此時，‘革命’‘文明’的涵義都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個將‘文明’‘政治化’的過程。所以，我所討論的革命的‘文明’論，重心是在‘革命’，討論的是‘革命’如何在‘文明史’的視野中展開、如何使文明‘政治化’等問題。”46

汪暉在與賀桂梅的對話中指出，必須重新界定“文明”的含義：“過去我曾經用‘跨體系社會’來描述中國文明，其實中國文明也可以說是一種‘跨文明的文明’。中國文明的強韌有力之處就在于它總有一種包容力，可以將其他文明的要素內化為自身的要素，同時又不會變為另一種文明。這種包容力涵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往之中。這就是‘中國化’的含義，是一種持續再造自身的過程。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進入中國有漫長的歷史，其實都已經在歷史進程中逐漸內化為中國文明中非常內在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很難簡單用近代的‘文明’范疇加以描述，即很難被民族主義和種族觀念單面化的‘文明’范疇所描述。……說明一點，我對重新調用文明范疇并不持反對態度，關鍵是如何在揚棄19世紀歐洲的文明概念的基礎上重新界定這一范疇。”47以“文明論”講述革命中國，以革命實踐重構“文明論”是革命的“文明論”的內在含義，其關鍵在于揚棄19世紀歐洲發明的文明等級論。這也是近十年間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領域自發主動的理論建構，從長時段、跨學科的視野來重新理解當代中國，值得繼續關注。

除去對中國主體性、中國與世界復雜關系的關注，地方性視野是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大熱點。《當代文壇》雜志較早關注“地方路徑與文學中國”這一主題，《文學評論》《探索與爭鳴》等雜志也相繼加入。其中，中國文學的多民族性是地方性研究展開的重要路徑。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當代文學審美版圖是“由不同民族的寫作者共同完成的”，“它的文化景觀（這其中當然包含文學景觀）的真正魅力，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它和而不同、多樣共生的厚重標志，是國家值得驕傲的文化寶藏”48。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內部的多樣性，一方面是不平衡性與集體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如劉大先的概括：“中國是個非均質存在，充滿著種種區域、族群、經濟、文化的不平衡。在文學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多民族敘述與抒情的差異性，這種由生產與生活方式、民俗儀軌、宗教信仰、語言、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內部多樣性不能忽視。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這個多元的中國也有自己的‘總體性’問題，畢竟無論‘全球化’如何深入滲透到政治、貿易、消費、文化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體系依然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的對話、合作、聯盟與沖突的格局。這種多元與一體的辯證法要求我們必須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以文化的公約數，建構某種共通經驗和未來可能。”49在這樣的基礎上，劉大先始終強調“文學共和”的概念，以及倡導重建一種基于多樣性的文學整體性，這是與當代中國的特質相互匹配的。50

而回顧十年文學批評實踐，“新東北”與“新南方”幾乎是最受關注的話題。《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中，“新南方寫作”與“新東北文學”遙相呼應，成為當下令人矚目的兩股文學浪潮。“新XX”也是當代文學批評界面對新潮流的常見方式。以此為模板，新北京作家群、文學新浙派等類似命名層出不窮。

2018年以來提出的“新南方寫作”從地理政治學的角度，超越傳統的南北分野與國家民族體制，在世界視野中召喚先鋒的文學審美，“方言性、邊地性、科幻性、魔幻性和異質性經常被強調”51。《南方文壇》是推動這一批評實踐的關鍵平臺，陳培浩、楊慶祥、曾攀等批評家對這一話題的展開作出很多努力。而這一批評浪潮也與王德威提出的“華語南洋”概念形成參照，拓寬了文學地理的版圖。頗有意味的是，作為文化批評概念的“新南方”與“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國家政策呼應，邊緣性的文學想象未嘗不會順利進入時代主流建構之中。

“新東北作家群”的提出，關注的則是社會主義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經驗，對此的討論已經相當繁多，由此還帶來階級視角與藝術形式分析、東北化與去東北化等矛盾張力，在此限于篇幅不再逐個展開，僅強調一點，與此前被動接受海外中國研究的狀況不同，在“新東北”“新南方”的批評實踐中，海內外形成合力，互相補充，各自不同的立場與視角推進了當代批評話語的深廣度。與此同時，也有論者提示“地方性”熱潮有可能淪為地方文學績效的展示，實際上沒有真正獲得對當代文學的深刻認知。這樣的自覺意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們也應該期待在批評家的參與下，挖掘更多元的當代文學經驗，基于差異性與異質性，共同創造更為飽滿立體的當代中國文學。

綜而觀之，本文從“國家文學體制”出發，強調以“文學批評”為思考界面，觀察2014—2024年間的批評實踐如何參與國家觀念的建構過程，其中又有哪些觀念、方法、經驗被批評家們提出與關注。具體來說，上文梳理了文學批評的經典化嘗試、“講好中國故事”的多種策略以及中國觀念的時空更新等三重角度。提出這樣的論述框架，既是為了總結過去十年的文學批評實踐的基本狀況，更是力圖挖掘批評工作的能動性與認知潛力。批評實踐從不只是純粹的知識生產，而是塑造文化認同、創生當代文化的前沿陣地，因而不能只在“批評”本身與“學科”內部討論文學，而需要在古今中西的更為廣闊的時空范疇里定位批評工作，挖掘批評的文化政治潛能。本文是在此問題意識下的一次自覺嘗試，力圖作出階段性的總結，希望從中汲取展開未來批評實踐的思想資源，召喚更具能動性的批評力量。

注釋：

1 劉禾如此描述現代文學的特點：“‘五四’以來被稱之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這一文學的產生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中國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剛好同步，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家園文學》，《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增訂版）》，唐小兵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2 參見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3 吳俊：《批評史：國家文學和制度規范的視閾——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若干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6期。

4 賀桂梅：《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4期。

5 張旭東：《“革命機器”與“普遍的啟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語境及政治哲學內涵再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6 陳曉明：《先鋒派的歷史、常態化與當下的可能性——關于先鋒文學30年的思考》，《文藝爭鳴》2015年第10期。

7 何平：《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邏輯起點和階段史建構》，《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8 莫其遜：《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批評學術史脈絡研究》，《南方文壇》2020年第4期。

9 張頤武：《主持人語》，《藝術廣角》2020年第5期。

10 何平、顧奕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分期、審美嬗變與新時代走向》，《南方文壇》2023年第4期。

11路遙：《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經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9期。

12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以莫言為例》，《文藝研究》2015年第4期。

13 張望：《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建構的海外因素》，《國際漢學》2020年第1期。

14 曹成竹：《“中國故事”與當代中國文藝實踐的感覺結構》，《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

15 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16 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2013年3月17日。

17 習近平：《講好中國說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328頁。

18 習近平：《提高文化軟實力》（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

19 曹成竹：《“講好中國故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闡釋》，《山東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20 李云雷：《何謂“中國故事”》，《人民日報》2014年1月24日。

21 李云雷：《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文學的新主題與新趨勢》，《文學評論》2014年第3期。

22 比如批評家對賈平凹《老生》的重要關注點是其對傳統資源的借用。代表文章有謝有順：《鄉土的哀歌——關于〈老生〉及賈平凹的鄉土文學精神》、陳思：《“新方志”書寫——賈平凹長篇新作〈老生〉論》，等等。

23 李振：《關于“中國故事”的若干疑問》，《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

24 賀仲明：《講述，還是中國？——對“如何講述中國故事”討論的思考》，《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25 金春平：《主體的延展與敘事的自覺——“敘述中國故事”的文學情境、維度及范式》，《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5期。

26 楊慶祥：《重建一種新的文學——對我國文學當下情況的幾點思考》，《文藝爭鳴》2018年第5期。

27 白惠元：《叛逆英雄與“二次元民族主義”》，《藝術評論》2015年第9期。其專著《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關注孫悟空形象變遷與現在中國歷史的同構關系。

28 林品：《青年亞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雙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義”的興起》，《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2期。

29 參見王玉玊《編碼新世界：游戲化向度的網絡文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21年版，第19—24頁。

30 何威：《從御宅到二次元：關于一種青少年亞文化的學術圖景和知識考古》，《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31 何威：《二次元亞文化的“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年第10期。

32 石曉巖主編：《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

33 轉引自徐蕭《中國科幻的進擊與隱憂》，澎湃新聞2019年5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06429。

34 《2017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中華讀書報》2018年4月25日。

35 王學典：《迎接第三次學術大轉型》，《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6日。

36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頁。

37 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摭談》，《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

38 朱國華：《漸行漸遠？——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離合》，《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

39 楊揚：《新世紀文學批評得失談——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參評作品讀后》，《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

40 高寒凝、邵燕君等：《中國的“二次元宅”如何解讀東浩紀？》，《花城》2017年第4期。

41 賀桂梅：《“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1—42頁。

42 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40頁。

43 劉復生：《文明論視野與當代文藝創作潮流》，《當代文壇》2020年第2期。

44 參見賀桂梅《“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5期。

45 書中指出：“‘文化尋根’正是在這樣的后革命氛圍和去冷戰的歷史語境中，才得以作為問題提了出來。”參見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頁。

46 47 汪暉、賀桂梅、毛尖：《民族形式與革命的“文明”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

48 何平：《批評的返場》，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5、94頁。

49 劉大先：《重建集體性——恢復“中國故事”的多元共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50 參見劉大先《文學共和：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少數民族文學》，《民族文學研究》2014年第1期。

51 陳培浩：《“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南方文壇》2023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