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國慶檔10部新片扎堆上映，寧浩+葛優的導與演組合、“我和我的”系列中張北京角色IP加持的電影《爆款好人》，幾乎被淹沒在一眾新片中，開畫首日排片率不足5%。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并非喜劇片在類型更迭的熱潮中走向階段性的衰落，而是青年觀眾偏愛的喜劇片式樣產生了變化。《你好，李煥英》《抓娃娃》等小品式樣的喜劇片已成為觀眾的“心頭好”，經歷春晚考驗的創作者將小品敘事方法引入電影創作，憑借笑點的密集呈現與笑料的即時反轉，屢屢笑傲春節檔、暑期檔等重要檔期。相較之下，沿襲經典喜劇片敘事程式、“爆梗”頻率明顯偏低的《爆款好人》，如同該片主人公張北京一樣，雖有自身的精神追求，卻并非能駕馭市場流量的弄潮兒。

在國產喜劇電影發展史上，寧浩和葛優二人自有其標簽。寧浩曾憑借“瘋狂”系列成為闖入電影界的一匹“黑馬”，2019年系列新作《瘋狂的外星人》仍能斬獲超22億元票房。葛優的銀幕角色成長史，覆蓋了從北京青年到歸國蒼孫的不同人生階段。此番二人搭檔，順理成章地進行了喜劇要素的優勢疊加，為蒼孫張北京度身定制瘋狂的流量之夢。

張北京的職業身份雖是的哥，但角色造型基本集中在葛優慣常飾演的模子里。與《甲方乙方》里的姚遠、《非誠勿擾》系列中的秦奮如出一轍，張北京滿口京腔、貧嘴幽默，對大事小情常一笑了之，身體略顯瘦弱，還因上了年紀動輒氣喘吁吁，沾染了幾分不靠譜、好面子的市井習氣，大是大非面前卻絕不糊涂。在《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你好》單元，初次登場的張北京運氣爆棚中得一張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門票，四下顯擺時門票意外丟失，當他得知換走門票的四川男孩的目的是紀念修建過鳥巢的亡父，便大方地成全其思念之情。《我和我的家鄉》之《北京好人》單元，張北京用辛苦積蓄的買車錢，支付了甚少來往的外地表舅的看病費用，再度彰顯了小人物的溫情。

及至獨立成篇的《爆款好人》，張北京的行動邏輯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擺在張北京面前的是，前妻嫌棄他“不夠有面兒”的生活困境。他意外走紅之后選擇成為呼喊“西北玄天一只鷹”口號的“維權哥”，恣意享受著“網紅”身份帶來的名人效應和高額收入。經歷過短暫的美好時光，張北京替人發聲的維權行為遭到或斷章取義或刻意抹黑的解讀，旋即墜入負面流量的深淵。不過，在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最終抉擇上，張北京仍舊給出了犧牲自己、成全他人的一貫答案。

《爆款好人》的敘事邏輯，并未落腳于展覽兜售網絡流量環境中的種種新奇亞文化景觀，而是側重于張北京的市井生活與小人物的人生反思。一閃而過的蜂巢式直播間與牽涉社會熱點的維權案例，只是張北京人生中的一段奇幻旅程。小人物在時代浪潮中的命運變遷這一現實主義的議題，才是影片試圖討論的重點。

在影片中，張北京反復與同伴們商討的一個頗為時髦的概念，可以表述為“底層邏輯”。他先是試圖使用這一詞語闡明“網紅”效應的生產方式，幡然醒悟后明確生活的底層邏輯也即為他人服務的好人本心才是人生真諦。因此，故事結尾處，張北京決定做那個沖向風車的騎士，粉碎“維權哥”形象的同時愚弄了流量，成就邏輯閉環。

需要在本心邏輯與流量邏輯中做出選擇的，不只張北京，還有影片的創作者。曾經極為擅長迎合喜劇片接受心理的導、演組合，此次默契牽手，走向了本心邏輯的一端。以一種不無調侃的語氣來評價，影片情節結構、敘事節奏、人物造型等方面，處處顯露著中老年藝術家的圓潤處理與駕輕就熟。頗為令人驚喜的一處場景是張北京深夜歸家遇襲的獨角戲：他家被不知來處的磚塊擊破了玻璃，他先在院中虛張聲勢恫嚇襲擊者，隨后沖出家門作勢與敵火拼，奔跑數步便已體力不支氣喘吁吁，只得無奈作罷返回家中。對于當下慣常使用對白來制造節奏的部分國產喜劇片而言，這場行云流水般的獨角片段確有幾分示范意義。

誠然，在當下的電影市場上，類型敘事成熟、新奇程度欠缺的作品，難以有效激發觀影熱情。寧浩與葛優的市場競爭力下降并非無跡可尋。寧浩攜手劉德華推出的《紅毯先生》在競逐2024年“春節檔”之時陷入排片率過低的困境，臨時宣布撤檔；葛優在2023年第三度飾演《非誠勿擾》系列的秦奮一角，但影片的市場反饋不及預期。與此同時，部分小品式樣的喜劇片基本敘事邏輯存在明顯漏洞，卻憑借密集“造梗”法，不斷給予觀眾心理刺激，從而捕獲流量。藝術與市場的二分難題，至今仍在困擾著喜劇創作。

本心與流量，本無絕對的好壞對錯之分。值得電影從業者思考的問題是，當下的喜劇電影創作究竟應該堅守敘事“配方”的經典傳承，還是再度隨著市場口味改變類型程式？張北京的人生或許本就是一種頗顯倔強的回答：流量來時洶洶、去時匆匆，我堅守“好人”的本心邏輯。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