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殷飛《南方隱塵》以平實的語調與白描的手法敘寫了兩個四十來歲的“老閨蜜”華梅和秦蘭的一段生活，于看似平常卻奇崛的敘述中隱含了心靈的波瀾與人性的動蕩，令人回味無窮。

兩位女性雖是小說的主人公，卻都是為了別人而生活的配角。二人的生活有著共同點，即她們的丈夫都長年在外打工，且都是在縣城租房為讀高中的兒子陪讀的操勞者。因此，嚴格說來，二人首先是留守族，然后才是“專業”的陪讀母親。與一般的陪讀母親相比，她們的生活更加拮據，也更加艱難。如果只是陪讀，如果只是把自我全部變成以孩子為中心而旋轉的后盾，那么仍然不失為一種人生的活法，孩子的前途就是她們自己的命運，孩子的希望才是她們的希望，孩子的成功才是她們的“自我實現”。甚至人們常常以此來贊美奉獻者的無私和母愛的偉大。問題就在于，二位主人公遭遇了連“陪讀”都難以為繼的打擊。先是秦蘭的兒子成績不斷下滑，令人焦急萬分。“孩子的成績是頭等大事，不然她們陪讀就沒了意義。”要提高成績必須請家教，但是補課費根本拿不出來。繼之，華梅的丈夫在工地上摔斷了腿，雖然兒子成績很好，但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來源，一家人陷于絕望的境地。在這一過程中，秦蘭與華梅先后加入了按摩店兼職技師的行列。

小說雖然是第三人稱敘述，但并沒有采取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而以一位陪讀母親眼中的另一位陪讀母親為聚集點，即以華梅的視角推進故事流程，并成為謀篇布局的關鍵。所謂“南方隱塵”，意在提醒人們塵俗世界中還有更為隱秘的塵世生活，悲歡人生中深藏著更多的人生悲喜劇。這一敘述視角的采用也隱含了作家體驗生活和書寫底層的別具匠心，使小說沒有停留在反映生活表象的層面上，也沒有止步于陪讀題材本身。實際上，小說第一段就是從華梅疑惑秦蘭到底是從什么時候變成中年時髦女郎開始的，“她的變化是一個放肆的下午？還是具體是哪一天呢……”由此引起二人之間互助相惜的故事敘述，以及對于二人之間或親密或疏遠的關系變化的突出。直到秦蘭突然失蹤，小說故事戛然而止。置身于陪讀生活中的母親彼此關注的焦點，并不是陪讀生活的艱難，也不是母親身份的稱職與否，而是女性特有的敏感、女性身份的出軌抑或恢復。由此，小說形成了陪讀生活與女性自我掙扎的雙重敘事結構。由華梅的視角形成的第三人稱限制視角，既使小說故事深入生活，也使小說敘述深入人心，于逼仄的生活空間中蕩開一片新的審美天地。

殷飛的小說創作多以女性書寫見長，數年前她曾以長篇小說《桑枯》引起關注。《桑枯》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上個世紀初至二十年代，以主人公白水靈輾轉漂泊的生活、情感經歷書寫著女性、水鄉、東方的故事。開篇“我”家屋后的獨眼女人說“我這輩子要經歷五個男人”，預示著“我”以及關于“我”的故事不可能簡單明朗，必將陷入重重波折之中。由家道敗落被送至遠方大伯家并目睹男女通奸開始，“我”便陷入水渦之中一任沉浮，既無力掌控一己命運，又渴望抓住哪怕一絲生機。在與子魚、朱先生、胡墨原、蔣司令等男人的復雜糾葛中，時代與命運的冥冥關連、倫理與性別的多般羈絆，于神秘、悲情、凄婉的敘事色彩中自然流露。這個“亂世佳人漂若浮萍”的東方故事被作家用成熟的語言、不急不躁的節奏、水汽飽滿的情調娓娓呈現，仿佛一首東方女性的悲歌溢滿心懷，繞梁不絕。

《南方隱塵》雖是短篇，但我們仍然能從中看到，殷飛在題材的開闊性、現實性、歷史感的結合，對于女性心理的發掘，以及對于生活的洞見等方面，有了極大的提升。小說女性書寫的探索意義超越了陪讀題材本身的現實價值。秦蘭的失蹤，令人感到意外，但于全篇敘述中又似乎透露著許多因果必然性。她是發現了女性的自我，還是找到了女性的自我？是看到了新生的希望與轉機，抑或是背棄了責任與人倫？這些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本來寄托惟一希望的兒子的高考，那分居兩地感情淡薄的打工老公，那捉襟見肘的陪讀生活，不再是她生命的全部。小說的敘述似乎不作道德評判，也不進行價值指引，但能夠于不經意間融入對于女性和生活本身的獨特思考，顯示出作者寫作功力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