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騎鯨記》寫于2019年，《大夜記》和《巡夜人手記》分別寫于2021年和2023年，三組風格有異但呈遞進關系的詩作于五年內先后刊發于《鐘山》，對我而言意義重大。下面，我想拋開作者身份以一個詩中主人公的角度從三個方面進行嘗試性探討。

愛爾蘭人的騎鯨之旅：一個愛爾蘭人在騎鯨環游中與鯨魚互換了身體（《騎鯨記》），雙方以新的身份在各自的環境中生活多年，最后又在當初的海域意外重逢。故事的荒誕以及詩中對“邊界”的設置來源于我長久以來錯綜復雜的想法，這種想法的發端其實相對簡單，簡單到只是為了印證，或者說喚醒“人”作為生物的“緊張感”。而“邊界”的設置在我看來其本質應該的模糊的，模糊到一切天馬行空的想法其實都有成立的可能，它們未必就不是“真實”，“邊界”也未嘗不可消散，這種“緊張感”同樣也是適用于“人”以外的生物，《騎鯨記》由此得來。

同樣，這組詩中關于對“烏有之鄉”（《烏有鄉即事》）和“狹義自由”“廣義自由”（《自由史》）的討論也基于“相對性”的理論，沿著主人公的視角發散出去，他所尋找的烏有鄉不過是一粒落地后又融化的雪粒，而作為尋找“自由”的主角之一，在一次失敗的離家出走后才驀然發現，他所渴望的“自由”竟然也存在狹義與廣義之分。詩歌的留白與張力化表達存在無限可能，我所截取或者說擅長的表達方式不過是其中之一。《騎鯨記》中關于“小個子愛爾蘭人”的設定未嘗不是一種嘗試，它讓作者與詩中主人公的連接以陌異化的方式展開，又以時間和空間的交錯扭回原點，這種嘗試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新奇的，又是成立的。

父與子的登山之旅：“我想我的敘述愈客觀，避免過分情緒化，就愈顯得可信和有用。”這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對自己創作的態度。《大夜記》刊于2022年第六期，這是第二次與《鐘山》結緣，如普里莫·萊維所言，此時我對寫作的理解有了新的想法，在十多年的寫作經驗里，生活經驗和閱讀經驗是構成我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閱讀經驗往往會嫁接到生活經驗上去。這句話轉換過來的意思就是，讀者在詩中看到的生活場景并非真的在現實中發生過，但也并不排除事件存在的可能性。這就是詩歌，一種感情上互通，但現實中存在“時間”和“空間”隔閡的“非線性表達”。

如何在一首詩中描述父與子的關系？我嘗試在《大夜記》中通過對話的方式展開，又在《聽馬》中以旁觀者的視角逐漸拉進，此后又陸續寫了很多關于父親的詩，這些詩中的主人公幾乎與我完全重疊，除了構建出來的生活場景。這一年，我父親63歲，剛因一場意外而罹患重疾。漫長的恢復期間，他時常因記憶的錯亂而導致行為的偏差，這與我印象中的父親大相徑庭，我需要通過寫作的方式將以往的父親重構出來。《大夜記》《聽馬》《星相》《鏡中記》《獨角獸》《諦聽》《晷跡》等一系列與父親有關的作品由此而來，它們都是片段式的，由不同年齡段的父親的形象接續而成，對我而言，除了對記憶的矯正，也是一次對多年來父子關系的重新梳理與記錄。

巡夜人的探尋之旅：《巡夜人手記》刊于今年第四期，刊發后，一位陌生的讀者在其個人公號對這首詩進行了兩次解讀，借此機會對這位朋友表示感謝也對他的解讀進行一個回應。

《巡夜人手記》寫于2023年4月，彼時我正在全力翻閱“地中海史詩三部曲”，為接下來的“大航海”系列組詩做準備。其中《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一書對我當時的寫作產生了影響，尤其是關于君士坦丁堡歷史前后變化的對比，強烈的沖突感讓我擁有了寫作的欲望。但詩歌的表達方式需要轉換和嫁接，轉換的媒介是思想內核和閱讀經驗，嫁接的媒介是生活場景和表達意象。思想內核通過閱讀、消化、提取，然后佐以個體思考，生活場景的構建和意象的表達就如那位朋友所說“這是一首虛構的詩作，指向的是‘想象’，并不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場景，當然肯定是從現實生活中汲取了經驗的。”這也是我很多作品的寫作手法，利弊參半。

站在一個作者的角度，《巡夜人手記》較之《騎鯨記》和《大夜記》呈現出一定的變化，這些變化的體現就在于詩中的“不確定性”被拉長放大，而空間和時間的架構在勉力回縮。如果從詩中主人公的視角看去，“他”的很多想法被作者冠以特定的符號，擦除符號的過程就是為“他”注入更多“人性化”的過程，而“人性化”，就是由“確定”轉向“不確定”。

因作息原因，我的寫作大多都發生在夜晚或者深夜，因此，詩中的場景也大多都設置在夜晚，巡夜人的形象在我腦海中徘徊了很久，落于紙面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并不是一個合格的巡夜人——面對提問無法給出有效應答，面對困境一樣束手無策。相反，從《騎鯨記》中的愛爾蘭人到《巡夜人手記》中的“我”，以五年的時間跨度完成了一次時空之旅，其中，各種角色與身份的互換讓這趟旅程充滿了奇幻色彩。然而這只是開端，詩歌寫作所呈現出的多元化與多樣性必然走向更深廣的層面，我的寫作只是一種嘗試或探索，但我愿意將這種探索進行下去，即如上文所說，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才是詩歌寫作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