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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文淵閣，是清代為儲藏《四庫全書》而專門修建的一座皇家藏書樓。作為清宮最大的藏書樓，文淵閣與文華殿還兼具朝政經筵功能。文淵閣東側盔頂碑亭內豎立石碑一通，碑陽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文淵閣賜宴御制詩。這是北京中軸線上為紀念文淵閣建成這一盛事而立的一通石碑，形制精美，意義非凡。

形制仿照“天一閣”

我國的藏書文化歷史悠久。《尚書·多士》中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大概夏、商時期就已經有了官方的典冊文書。周代的太史寮主要負責“祭祀、禮儀、占卜、記事、典守文物檔案”等工作。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就是周王室的史官，孔子曾向他請教過關于禮的問題。此后，藏書文化相沿成習，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達，很多江南富商巨賈建起了藏書樓。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天一閣，就是眾多藏書樓最為知名的一個。天一閣為明代兵部侍郎范欽所建，是中國現存歷史最久的藏書樓，也是世界上三個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之一，距今已有450多年的歷史。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在奉天門東側建造藏書樓，賜名文淵閣，收藏古今典籍。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在紫禁城文華殿東南側建藏書庫，用于保存部分從南京文淵閣轉送的圖書典籍。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南京皇宮發生火災，文淵閣及藏書化為灰燼。1644年，李自成逃離北京時，燒毀紫禁城大量宮殿，北京的文淵閣亦遭焚毀，閣中大量藏書也未能幸免于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決定修撰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次年，開始建造用于專門存放《四庫全書》的藏書樓。藏書最怕火災，乾隆聽聞浙江寧波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書處，“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并無損失”，遂派時任杭州織造寅著前往天一閣實地考察，詳細了解后帶回圖紙，決定異地仿造。乾隆四十年（1775年），藏書樓在紫禁城文華殿北側原明代供奉歷代名醫的圣濟殿舊址上建成，乾隆賜名文淵閣。

文淵閣作為天一閣在京城的復制放大版，二者在建筑規制、功能、理念上基本一致。天一閣坐北朝南，外看為兩層，上層為一通間，下層為六間，暗合《易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意為水星和日月會聚，蘊含以水避火的美好愿望，這也是當初范欽將藏書樓命名為天一閣的由來。為了凸顯文淵閣作為皇家藏書樓的地位，將天一閣原來的重檐硬山頂改為重檐歇山頂，內部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在腰檐處增設暗層，民間傳說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這“半間房”指的就是文淵閣最西側上下樓梯連接處。

文淵閣坐北面南，面闊6間。兩山墻青磚砌筑直至屋頂，簡潔素雅。黑色琉璃瓦頂，綠色琉璃瓦剪邊，寓意黑色主水，以水壓火，以保藏書樓的安全。閣的前廊設回紋欄桿，檐下倒掛楣子，加之綠色檐柱，清新悅目的蘇式彩畫，更具園林建筑風格。閣前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橋，石橋和池子四周欄板都雕有水生動物圖案，靈秀精美。閣后湖石堆砌成山，勢如屏障，其間植以松柏，歷時二百余年，蒼勁挺拔，郁郁蔥蔥。閣的東側建有一座碑亭，盔頂黃琉璃瓦，造型獨特。亭內立石碑一通，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有文淵閣賜宴御制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乾隆命在避暑山莊建文津閣，在圓明園建文源閣。乾隆四十一年在盛京建文溯閣，準備存放《四庫全書》，加上紫禁城內的文淵閣，合稱“北四閣”。后來又在鎮江建文宗閣，在揚州建文匯閣，在杭州建文瀾閣，合稱“南三閣”。南北共七閣，都是仿照天一閣而建。

收藏首部《四庫全書》

盛世修典是中國的政治傳統，也是封建帝王為彰顯自己“文治武功”和政權合法性的常用手段，歷史上宋太宗趙光義修《太平御覽》和明成祖朱棣修《永樂大典》皆源于此。康熙、雍正年間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1萬卷，約1.6億字。乾隆是一個文化素養頗高、熟諳中國歷史且好大喜功的帝王，于是他決定編纂曠古大叢書《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下旨搜集古今群書，其中重點是江浙淮揚幾處大的藏書家。又于次年頒旨，稱“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勝屈”。兩天之后，乾隆又頒布了內容相似的諭旨，這次尋書的重點放在了商人之家。除向民間征書之外，乾隆還諭令要充分利用官方藏書。在他的推動下，征書很快取得進展，共搜集16.8萬余冊書籍，為《四庫全書》的編纂，奠定了豐富的基礎。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經大學士劉統勛薦舉，朝廷任命紀昀、陸錫熊為總辦，以姚鼐、程晉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綱為纂修，以余集、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在分校上行走”。乾隆還任命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大學士劉統勛、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為總纂官。

由于具體的編纂者都是當時享譽文壇的飽學之士，確保了編纂圖書的質量，而皇子和宰輔們的參與，為編纂工作順利推進在政治上和行政上起到了保證作用。此外，乾隆還經常性地參與到圖書的編纂工作中，比如這部叢書的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就是乾隆親自裁定的；他還親自確定了圖書的征集范圍、原則和方法，并親自遴選纂修人員；關注編纂進度，過問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還親自審閱了纂修人員陸續呈送的部分稿件。比如為“免魯魚亥豕之訛”，專門議定考成章程，對謄錄、校對人員的功過賞罰作出明確規定，紀昀、陸錫熊、孫士毅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冬就被記過三次，總校官王燕緒、朱鈴、何思鈞、倉圣脈四人被記過最多，最少的倉圣脈被記過1686次，而何思鈞更多達3728次。由此也說明，乾隆對《四庫全書》的質量督查之嚴、標準要求之高。

文淵閣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舉行經筵活動。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告成之時，乾隆在文淵閣設宴賞賜編纂《四庫全書》的各級官員和參加人員，盛況空前。

首部《四庫全書》連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文淵閣，按經、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經部儒家經典為首共22架和《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放置一層，并在中間設皇帝寶座，為講經筵之處。二層為暗層，光線極弱，只能藏書，不利閱覽。三層除西盡間為樓梯間外，其它五間通連，每間依前后柱位列書架間隔，寬敞明亮。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存放在此，明間設御榻，備皇帝隨時登閣覽閱。乾隆皇帝為有如此豪華的藏書規模感到驕傲，曾作詩曰：“丙申高閣秩干歌，今喜書成鄴架羅。宋輯明修彼有為，重熙累洽此無他。較其三萬猶富矣，即此十年詎久么。鼓瑟吹笙筐將是，慶茲日麗與風和。”清宮規定，大臣官員之中如有嗜好古書，勤于學習者，經允許可以到閣中閱覽書籍，但不得損壞書籍，更不許攜帶書籍出閣。

此后，《四庫全書》又續抄幾部，分別收藏于文津閣、文源閣、文溯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中。由此，四庫七閣終于成型。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幾乎涵蓋了中國古代所有學術領域，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編纂過程中，對不利于清朝的書籍，采取銷毀、刪削、挖改等文化專制手段，使中國古代文化又遭受了一次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