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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母親”的聲音、關懷倫理與回憶詩學——論《在酒樓上》的倫理敘事

《在酒樓上》是魯迅小說中被闡釋得較多的一篇。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錢杏邨就將之歷史化，不過是把它當做魯迅“沒有現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現代”[1]的落伍之作。李長之則認為，此篇“寫得特別壞，壞到不可原諒的地步”[2]，理由是“魯迅不宜于寫都市生活”“使一個慣于寫農民的靈魂的作家，也幾乎不能措手”[3]。陳涌的研究具有劃時代意義，他根據藝術-思想（政治）的兩分法認為，“《在酒樓上》是藝術上十分完美十分成熟的一個短篇”，但同時魯迅也是用它“表現了呂緯甫的生活的沒有意義，沒有目標，不理解自己做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使命，失掉了一切戰斗的鋒芒和一切決斷的能力”[4]。這一論斷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后來《在酒樓上》的研究理路。王富仁將《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并稱為“覺醒知識分子命運的三部曲”[5]，認為它們抒發的是魯迅對這一群體“思想追求的痛心”[6]。嚴家炎則從“復調小說”的角度，說它的敘事特點是“將自己的內心體驗一分為二，化成兩個人物———兩個孿生兄弟似的人物，一部分以單純獨白的主觀的方式呈現，另一部分則以客觀的、非‘我’的形式呈現”[7]。吳曉東認為“我”與呂緯甫的“對話”是魯迅第一人稱小說復調特征的兩種形式之一。[8]李國華則從建立《在酒樓上》與辛亥革命之關聯入手，解讀該小說“反諷”的思想特質和藝術效果。[9]

由此可見，《在酒樓上》主要地是被當做一個啟蒙故事來解讀的：呂緯甫代表了新文化運動高峰過后失意、頹唐或退步的知識分子，《在酒樓上》就是關于其命運與精神狀態的書寫。即便是嚴家炎、吳曉東、蘇慶明諸先生重視小說敘事藝術的研究，在思想主旨上也未超出這一范疇。比如蘇慶明認為魯迅小說并非“復調小說”，因為其“反封建主旨（揭示傳統文化對人的壓抑和人的精神的蒙昧狀態）仍然是明確和不可松動的。作品的批判雖然也指向‘我’/啟蒙者，但并非是一種知識/價值立場上的質疑。它對傳統的批判和對啟蒙的懷疑并不屬于同一層面，后者更多地指向啟蒙者個體道德上的軟弱或社會實踐上的悲觀”[10]。這些啟蒙敘事的解讀都相當精彩，也強化了《在酒樓上》的經典性。然而，這些解讀與作品本身的結構和文意，以及作者當時的文學理解和思想狀況，仍然有不少的出入。這使得以上闡釋之間存在不少齟齬之處。《在酒樓上》依然值得細讀和重讀。

一、三個倫理故事與“母親”

啟蒙敘事論者的闡釋依據主要來自小說的兩個細節。一是小說中間部分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11]。二是小說結尾部分呂緯甫告訴“我”他教的是“子曰詩云”，而非“ABCD”。[12]這兩處都是呂緯甫對自己生命軌跡的介紹，也確實構成鮮明的今昔對照。這個對照被解釋為少年呂緯甫在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言行，與中年呂緯甫為了生計而向舊思想舊文化的妥協，也說得通。只是，呂緯甫在上下文的語氣和態度卻常常為人所忽視。

文中，接著拔神像胡子和議論改革中國方法，就是“但我現在就是這樣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接著又強調“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這里，破折號構成了“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我”“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以至可能失去故交，但“我現在就是這樣”，失去朋友似乎并無所謂。“然而”“就是這樣”這種用詞，既是對當前狀態的強調，也是表示對這種狀態的安之若素。呂緯甫并不迷惘，反而對自己的存在方式極為清晰和明確。同樣，在結尾部分，雖然有“我”“奇異”于呂緯甫的教學內容，但這方面的對話僅僅進行兩個來回，它實際上是服務于呂緯甫的生計這一更大的話題的，不應該被獨立抽離出來而理解為啟蒙失敗、舊文化復辟的表征。“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所以，能苛責呂緯甫去教《詩經》《孟子》《女兒經》嗎？（實際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已頒布國民學校令，通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將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語體文即白話文。）“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13]、“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14]，勉強支持生活的呂緯甫，有更多其他的選擇嗎？歸根結底，這是個中年人的生計危機問題。小說的真正結尾也不是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而是境遇明顯更好的“我”付了酒帳，二者才在酒店門口分別。

當我們深入作品的主干，就會發現整篇小說存在大量以上似乎在不斷解構或消解啟蒙敘事的細節。《在酒樓上》全文約6000字，結構簡單明了：開頭部分，記述北游南歸的“我”上一石居并邂逅呂緯甫，花了約1900字；中間部分，呂緯甫講述自己此次南歸做的兩件事，即遷葬和送花，用了2400字左右的筆墨；最后，故事講完，二人分別，僅用600字左右。顯然，中間部分才是小說的重心。這中間的故事恰好是三個倫理故事（而非啟蒙故事）：首先，遷葬事關“封建迷信”和人倫親情；其次，送剪絨花和吃蕎麥粉，與孝親和博愛都有關；最后，順姑命運的敘述，則對包辦婚姻和現代“愛情”的孰好孰壞提出了質疑。以往的研究者也注意過這一問題：

《在酒樓上》是一篇情深意濃的小說，但我認為，迄今為止，我們并沒有真正說清這篇小說的意識底蘊。[15]

這其實是兩個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種深情，有一種人情味，籠罩著感傷的懷舊情緒。我們猜測，《在酒樓上》有可能是魯迅最個人化的一篇小說，呂緯甫所做的兩件事可能是魯迅所真正激賞的帶有鮮明魯迅特征的事情，讓人感受到一種詩意的光芒。[16]

三個倫理故事，正是由“情”支撐起來的。小說充滿了思鄉之情、懷舊之情，但最核心的還是與倫理問題相關的情感問題：兄弟、母子、愛人、鄰里之間各種情感。在這些以情感為核心的倫理敘事里，拔神像胡子和議論改革中國方法這樣的往事變得迂闊、渺茫，人倫親情則占據了呂緯甫生命的主導位置；教“子曰詩云”，也是為了供養小說中呂緯甫唯一的親人——呂母。

呂母，正是小說在人物設置方面最微妙之處。以往的研究大都專注于“我”與呂緯甫的關系，卻忽視了隱藏在小說中的“母親”的聲音。在我看來，這正是小說中最重要的聲音。小說全篇出現了11次“母親”，可謂貫穿始終。雖然酒樓上只有“我”與呂緯甫兩人對話，但“母親”的聲音時刻存在。“母親”幾乎主宰了呂緯甫的一舉一動：呂緯甫的工作是為了贍養母親；他之南下，遷葬和送剪絨花，都是奉母親之命。呂緯甫對自己的人生軌跡有過這個著名的比喻：

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17]

這個譬喻常被啟蒙敘事論者解讀為個性自由受到人道主義的束縛，“溫情的人道主義羈絆住了呂緯甫的腳步，把他牢牢地拴在了現實的封建傳統的葛藤中，終于變成了一個折斷了翅膀的飛鳥，不想起飛也無力起飛了”[18]。這一闡釋是立足于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但細究起來其實拔高了呂緯甫言行的意義。因為呂緯甫接下來馬上解釋，“飛回來”是“為了無聊的事”，即遷葬，而這一行為又是母親交代和催促的。“蜂子或蠅子”之飛走與飛回的象征意義，理解為“五四”啟蒙知識分子的失落未免牽強。決定呂緯甫（也包括“我”）行動軌跡的是母親（家庭）這一因素，而非社會歷史因素。“母親”是掌控呂緯甫這只風箏的那個線軸。

聯想到《在酒樓上》是一篇夾雜了回憶、寫實和想象的小說，還得注意魯迅1919年返鄉之行所發生的事的折射其中。1919年12月1日，魯迅離京返紹，29日回到北京。在紹期間除了處理家里財物，還給早逝的小兄弟遷葬，所以周作人說此篇“所寫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實，所不同的只是死者的年齡以及墳的地位”[19]。此外就是接魯老太太進京。這次返鄉之旅，還構成《故鄉》和《祝福》的本事之影。在魯迅其他小說（如《藥》《祝福》《風波》）中，“母親”角色往往只是功能性人物，但《故鄉》和《在酒樓上》里，“母親”卻極為關鍵。《故鄉》中，是母親的提醒，才讓迅哥兒想起兒時玩伴閏土；也是母親的幫助，解了豆腐西施對“我”的奚落和糾纏；還是母親，讓“我”與閏土之間“一層可悲的厚障壁”[20]得以打破而可以自然溝通。“母親”的存在，讓“我”的返鄉之行減輕悲涼，減少尷尬。而沒有“母親”幫助的《祝福》，“我”面對魯四老爺是惶恐的，面對祥林嫂是失語和悔恨的，充分顯示了知識分子真正深入民間時，無力反抗統治階級，也無力與底層民眾進行對話的狀貌。“母親”是小說中神奇的紐帶，因為這一角色，使得呂緯甫避免了《故鄉》和《祝福》中知識者的啟蒙困境和倫理困惑。“母親”無處不在的聲音，使得《在酒樓上》的倫理故事精彩、細致和感人。“母親”的聲音，與知識分子（“我”、“呂緯甫”、作者）的聲音一起，構成真正的復調。“我”和“呂緯甫”可以被視作一個主體分裂而成的兩面，但“母親”是在這一主體之外的另一主體；酒樓上的對話，可以被作為一種（知識分子）話語的自我辯難，但“母親”的聲音是這一話語之外的另一種話語，它是活在酒樓（或者象牙塔）這一狹小空間之外的更廣闊空間的話語。它提醒我們，魯迅是有意將知識分子置于十字街頭和民眾之中的。倘若我們認為“我”和呂緯甫構成一種啟蒙敘事的內部搏斗，那“母親”則代表倫理敘事參與了與啟蒙敘事的對話。

二、關懷倫理與啟蒙

當我們從啟蒙敘事的視角理解《在酒樓上》時，闡發出來的自然是“思想”“意義”這些內涵。比如，“因為魯迅出于理性上的考慮和道德上的關切，在完全拒絕中國傳統的同時，又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義的，所以這種沖突的發生便不可避免了”[21]，就是從“意義”的角度對魯迅思想進行價值判斷。還有人覺得呂緯甫身上體現了啟蒙知識分子的局限性，他們只是一些表面的“知識新人”，內里的“倫理舊人”，所以容易“沉淪于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精神人格的陷落而墮入意義的虛無”[22]。這里所指的“意義”自然是指啟蒙大眾，而非“日常生活”。這些思想面向的“意義”闡發，多是知識分子“我注六經”式的解讀，帶有不同程度的主觀性，與文本自身是有距離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吳曉東較為辯證的分析：

呂緯甫的兩個故事表現的是對倫理、溫情以及個人日常生活和個體記憶的回歸，但他的個人化記憶以及他故事中的渴望和詩意在小說中面臨的是啟蒙主義的宏大敘事的壓迫，其存在的合法性同時又是被小說敘事者“我”甚至被呂緯甫自己深刻質疑的。[23]

這個分析確認了倫理敘事在小說中的地位。那么，是否存在倫理敘事受到“啟蒙主義的宏大敘事”的壓迫呢？結合上文的分析，這一壓迫是不存在的。無論是將呂緯甫與“我”視作“五四”啟蒙者的一體兩面，還是將這一啟蒙敘事當作倫理敘事的語境和背景，都說明啟蒙主義在小說中并不那么宏大、有力。呂緯甫與“我”對倫理敘事及蘊含其中的溫情、個人記憶，進行了“深刻”的質疑么？誠然，“我”是“奇異”于呂緯甫的教學內容的，“我”和呂緯甫也一起感懷過去的理想和現在的境遇。但無論是“我”與呂緯甫之間，還是敘述者與二者之間，都未構成強有力的辯駁或反諷。細讀全文，可以歸納出7個“無聊”，3個“模模胡胡”——這極易形成一種啟蒙者“沉淪”的假象。這其實是一種較為機械的誤讀。上文已經指出，呂緯甫對自己的生存狀況是清晰而不糊涂的。“無聊”“模模胡胡”具有自嘲意義，而非否定意義（實際上，類似的詞匯廣泛存在于魯迅的其他文章之中）。何況，小說還有4個意義不凡的“愿意”：

我當時忽而很高興，愿意掘一回墳，愿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24]

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25]

我對于這差使倒并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26]

這四個“愿意”，代表了呂緯甫南歸所辦兩件事的根本的情感態度。它出現在小說的最重要情節之中，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其地位是在“無聊”“模模胡胡”之上的。“無聊”一詞總是出現在兩個故事的或前或后，小說中呂緯甫試圖以此遮掩行為的意義，但敘事效果反而起到欲蓋彌彰的作用：是呂緯甫的“愿意”“高興”“喜歡”消解了“無聊”，而不是相反。

所以，真正值得“奇異”的，是三個倫理故事中呂緯甫的情感。司馬長風論及遷葬一段時說：“這與他從來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雜文），一貫要刺痛什么，砍殺什么，咒罵什么完全不同，這里他寫出他在深深的愛什么。”[27] 小說是這樣解釋緣由的：

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著急，幾乎幾夜睡不著……[28]

決定呂緯甫情感和行動的，是呂母的“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一知道就很著急，幾乎幾夜睡不著”。如果到此為止，這還只是個普通的孝親故事。接下來是“我”的情感和行動：

“……我的心顫動著，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29]

“我”之“心顫動著”“很小心的”“仔仔細細的看”，表現出的牽掛絲毫不亞于“母親”。“眼圈微紅”自然是含淚的表情，對應著呂母的“下淚”。呂緯甫的情感與呂母是完全一致的，卻與他“先前的朋友”有了明顯的分歧。

這種分歧或許可以稱為關懷倫理與啟蒙的分歧。倫理學專家卡羅爾·吉利根在其名著《不同的聲音》中，基于男女兩性的不同心理氣質，歸納出“正義的倫理”（“ethic of justice”）和“關懷的倫理”（“ethic of care”）兩種道德特質。“正義倫理”體現為追求正義和個人主義，強調人與他人的分離；“關懷倫理”則重視個人與他人的聯系，強調責任與溫情。《在酒樓上》中，倘若說“我”與呂緯甫在人生觀與價值觀方面構成了齟齬不合，那更近似于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的差異。這里的正義倫理的表征即是“五四”啟蒙。倫理問題是“五四”啟蒙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魯迅用力最多的地方。“五四”新文化運動倡揚的新倫理包括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社交公開、離婚自主、弱者本位等等。然而，在新倫理的踐行中，由于傳統倫理之強大，現實反動力量之頑固等原因，造成各種思想與選擇困境。正如楊聯芬所指出：

在“五四”正義倫理的邏輯視野中，新倫理建構的語境不是“正義”對“關懷”的否定，而是“非正義”語境中“正義”的搏殺。舊倫理與新文化力量差異的懸殊，即“非正義”的強勢，正統與“正義”的弱勢、新興，導致了五四新文化話語充滿矯枉過正的偏激。……正義道德追求的不是“情理當”，而是“主義真”，理以外的細節不在新文化的焦點內。[30]

以“主義真”取代或壓迫“情理當”，使得“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在倫理問題面前常常做出直截而粗暴的認知與行動。魯迅的思想和行為卻頗為復雜。1919年9月9日，他即發表《自言自語》之六《我的父親》和之七《我的兄弟》，分別表達對多年前逝世的父親的懷念，以及作為長兄對幼小的弟弟的歉疚。這些情愫，后來又在《野草·風箏》《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以及《在酒樓上》出現。同年11月1日，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和《隨感錄六十三·“與幼者”》，號召“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31]，宣稱“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32]，并憧憬“將來便不特沒有解放的話，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沒有什么眷戀和凄愴；只有愛依然存在。——但是對于一切幼者的愛”[33]。在創作方面，魯迅的25篇小說中，關于愛與同情的其實為數不少，如《一件小事》《傷逝》《鴨的喜劇》《兔和貓》《弟兄》《明天》。《野草》中的《風箏》《好的故事》《頹敗線的顫動》，以及整本《朝花夕拾》，也呈現著這一主題。

把這些博愛和同情的言論，以及魯迅生命末期所嘆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34]，與關懷倫理聯系在一起，是比較容易的。就像卡羅爾·吉利根所說：

女性把道德問題建構成關系中的關懷和責任問題，而不是建構成把她們在道德思考方面的發展同責任和關系理解上的變化聯系起來的權利和準則問題，如同公正的道德概念把發展與平等以及互惠的邏輯聯系起來一樣。因此，關懷倫理學的邏輯基礎是一種心理上的關系邏輯，它與那種表明公正探討的公平的形式邏輯形成對比。[35]

以此關照《在酒樓上》的倫理敘事的情感基調，我們可以認為呂緯甫乃至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近似關懷倫理。關懷倫理尤其重視“聯系”或“關系”，認為人類本來就是活在關系中，而不是活在分離中的。而在很長一段歷史中，尤其是在資本主義以降的時代，強調個人獨立，以與他人分離為榮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市場。《在酒樓上》的“我”，在小說的開頭部分，幾乎所有的體驗都是與孤獨相關的，如“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但從掌柜以至堂倌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36]。這些敘述顯示了“我”與社會和他人的隔膜，以及人與人的分離狀態——“我看著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愿有別的酒客上來”[37]。這一部分與中間部分呂緯甫的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呂緯甫介紹自己在太原，但他特意強調“和我的母親”這種關聯。后面的倫理故事，自然更是與小兄弟、長富、阿順這些親人、鄰里發生的關系。“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里。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里坐去了”[38]，故鄉的人情美是普遍的，彌布在各個細節之中。小說不遺余力寫了呂緯甫與這些人群的聯系，使得關懷倫理與啟蒙敘事的辯駁中占了明顯的上風。

由此可見，前人所說的“他愛著一切人，為別人犧牲了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理想，但他自己是非常痛苦的”[39]，并不準確。否則，那株雪中怒放的山茶花，何以要“蔑視游人的甘心于遠行”[40]呢？就像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諾丁斯所說，關心（careing）意味著走出個人框架而進入他人框架，“是為了保護或者提升被關心者的幸福”、“希望從他的利益出發取悅他們，而不是為了他對慷慨的感激”[41]。呂緯甫的心意與行為是契合關懷倫理學的理念的。

只是，關懷倫理學畢竟誕生于西方當代社會，而《在酒樓上》的關懷倫理則生發于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歷史土壤。回到歷史現場，探討魯迅獨特的關懷倫理的發生，更合適也更有意義。敏銳的學者已經發現，1922年是魯迅思想和創作的一個顯著的分水嶺。大體而言，1922年前，魯迅“對于社會文化的批判層面較為廣泛，批判的焦點較為零散”，1922年開始，他“一邊繼續和復古保守的思潮奮戰，一邊開始正視五四的新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42]。在這一轉變的發生中，日本作家有島武郎和俄國詩人愛羅先珂起的作用可能是最大的。1919年11月，魯迅在文章中說，“在有島武郎《著作集》里看到《與幼者》這一篇小說，覺得很有許多好的話”[43]，并且做了大量摘錄。接著他很快發表了《一件小事》，觸及知識分子與底層勞動人民的關系這樣一個新的主題。《故鄉》《明天》等作品也帶有島武郎的影響。魯迅思想中愛與同情的成分，與有島武郎有一定關聯[44]。愛羅先珂的影響則主要是在1922年以后。愛羅先珂1922年2月抵達北京，1923年4月離開中國，期間主要居住在八道灣，與周氏兄弟交誼甚篤。愛氏抵京后第一場公開演說的題目便是《智識階級的使命》。魯迅隨后的雜文便“反映了他的震驚與自覺”[45]。愛羅先珂在演講中直言：“民眾離開了文學的光明就要變為迷信、愚蠢，變為自私自利；智識階級隔離了民眾也要退化為書呆子，退化為孔雀、鸚鵡，或者退化為更壞的東西。”[46]他援引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為典型，鼓勵中國的智識階級以之為榜樣，為了理想而深入民間，不惜犧牲自我。魯迅之后的小說中，普羅大眾一改先前麻木愚昧的形象，而開始有更正面更豐富的性格與情感，比如《社戲》和《在酒樓上》。此一轉變受耳鬢廝磨的愛羅先珂的影響是可證的。

在《愛羅先珂童話集》的序言中，魯迅總結了愛羅先珂作品的內在精神：“我常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47]這里所說的“無所不愛”，也是匹配于愛羅先珂所說的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的。

受有島武郎和愛羅先珂的影響，加之魯迅自身生命體驗的變化，1922年之后魯迅的社會思考方向發生了變化，表現在文學上則是開放了對自我的書寫，對日常與回憶的挖掘。《在酒樓上》的關懷倫理即產生于斯。

三、回憶詩學中的有與無

《在酒樓上》的對話者是兩個十年不見、北游南歸的舊同事，因此通篇充滿了回憶。但這種回憶卻是帶著不確定性和不真實性的，始終在有無之間移動。

小說開頭部分，敘述“我”邂逅呂緯甫之前的漫游和獨飲，竟然用了1200字左右。這部分筆墨純然是抒情的，思鄉之情與思舊之情，因為Ｓ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而且“我曾在這里的學校里當過一年的教員”[48]。而“我”暫寓的又是“洛思旅館”，暗含西晉張季鷹莼鱸之思的典故。文中的“我”與呂緯甫，恰好也是江南人而北游，二者的人生與古人的人生構成另一對話。“洛思”，此一情緒構成小說一個強大的伏筆和潛流。然而，這種思鄉和思舊終究落了空，“我”在城里成了生客，在酒樓成了孤客。

與我之思舊落了空一樣，呂緯甫執行母親交付的任務，得到的也是“無”或空。遷葬時，棺槨中被褥、衣服、骨骼皆不見，連頭發都沒找到，“什么也沒有”“蹤影全無”。送花呢，少女已經零落成泥，“沒有福氣”戴花了。但是，盡管世事難料，命運無常，呂緯甫卻未受此命運的擺布而放棄任務或潦草完事。他并沒有平了土、賣掉棺材，而是“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里，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剪絨花也沒有丟棄，而是送給阿昭——他顯然不喜歡的一位姑娘。于是，溫情和愛又延續了。

魯迅何以要如此出入于回憶的有和無、虛與實呢？關于回憶，魯迅有過兩處充滿辯難的論述。一是寫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的《<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49]

另一處則是寫于1927年5月1日廣州的《朝花夕拾·小引》：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50]

這兩段隔了五年的話構成了互文，是對回憶的反復拉扯的體味。回憶即過去的事，即“夢”。回憶是有意義的，最可怕的就是“連回憶也沒有”。回憶也罷，回憶的內容也罷，都有些“寂寞”和“無聊”，但只要有回憶，最重要的意義就會在偶爾“仰看流云”時閃爍。或許無論在北京還是廣州，魯迅都未曾仰看流云，但上述論述表明，魯迅文學始終帶著念念不忘少年和故土的回憶之色彩。

從《吶喊》《朝花夕拾》和《在酒樓上》看，回憶并非產生于魯迅之離散之感——否則就會流于一般意義的鄉愁，而是源于魯迅之粘滯于往事和小事的習氣。1925年，和徐志摩、研究系的矛盾沖突時，魯迅說自己“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51]。這還只是意氣用事意味的“執滯于小事情”。呂緯甫的行為，才是具有日常生活意義的小事情。前人就是從這個角度批評呂緯甫的：“這大都是些平常的人看來會感到十分平常的生活中所經常遇到小小的悲歡，然而呂緯甫便粘滯于這樣的事件。……呂緯甫把自己的精力都消耗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而自己又沒有能力自拔。”[52]恰恰相反，呂緯甫并非無力自拔，而是極其超拔。吃大碗的蕎麥粉，雖然飽脹難受，但“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著的得意的笑容，已盡夠賠償我的苦痛而有余了”；為了找一朵剪絨花，從太原尋到濟南，“對于這差使倒并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在論及自身境遇和邦家大事時，呂緯甫是敷敷衍衍的，但對移葬和送花這樣的事，他做起來卻眼中有光。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日常小事的處理，讓呂緯甫的生命熠熠生輝了。他說：

……祝贊她一生幸福，愿世界為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跡，即刻就自笑，接著也就忘卻了。[53]

倘若我們貶低呂緯甫的執滯于小事、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回憶，認為只有“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才有意義，那就貶低了魯迅思想的價值了。小說中，鄰里之間的人情美超越了知識階級與無知階級的鴻溝；青年男女的真愛，也超越了“包辦婚姻”這種啟蒙話術。“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其實不然。在三年前的《故鄉》中，魯迅即提出“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54]這樣的思考。

我們不能將小說的回憶詩學與啟蒙敘事對立，就像不能將倫理敘事與啟蒙敘事對立一樣，只是在反思一種基于知識精英本位的啟蒙精神的建構方式。比如，“覺醒知識分子或取其人道主義而棄其個性意志，或堅持個人意志而棄其人道主義，兩者是不可兼得的。呂緯甫在二者之中選擇了前者而放棄了后者，取了人道主義，壓抑了個性意志”[55]。以“人道主義”和“個人意志”概括魯迅筆下如呂緯甫、魏連殳這樣的知識分子，有些簡單化了。《孤獨者》中最動人的，分明是呂緯甫為祖母之死的慟哭：“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56]“常說家庭應該破壞，一領薪水卻一定立即寄給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57]，這句話也不是人道主義和個人意志能解釋的。

家族故事和少年經歷，對魯迅寫作構成了深深的印記。《<吶喊>自序》到《野草》再到《朝花夕拾》，皆有對這一印記的反映。關于《在酒樓上》的小兄弟，周作人說魯老太太請人畫了早逝的小兄弟的畫像以示紀念，“這畫掛在她的房里（后來在北京是房外板壁上）足足有四十五年”[58]。魯迅對小兄弟的感情，應當有很大部分來源于母親的影響，尤其是1919年底北上之后，魯瑞主要與魯迅生活在一起。周氏三兄弟之間，也一度共同進退，兄弟怡怡，直至1923年7月周大周二的失和。但即便如此，后來魯迅也寫了《弟兄》《風箏》這樣的追念文字。

《在酒樓上》有相當的1919年魯迅返鄉的記憶，何以直至1924年2月才完成于凄冷的磚塔胡同呢？磚塔胡同期間，魯迅寫了小說《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和《祝福》。從經驗寫作的角度看，前三篇都涉及家庭，《祝福》則寄予了作者的懺悔之情。但細察《在酒樓上》，說內中含有挽回兄弟情誼的情愫，也似乎并非妄言。周作人即認為應當把寫作時間僅隔十一天的《傷逝》和《弟兄》合起來看，這樣晦澀難懂的《傷逝》的意義也就凸顯出來了：“《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59]在《傷逝》和《弟兄》之后，我們不妨加上更早一些的《在酒樓上》，從而豐富對魯迅兄弟情誼情結的理解。兄弟在肉體上寂滅了或形式上斷絕了，但魯迅依然堅持以文學的方式加以反復的記憶和不斷的確認。《在酒樓上》于1924年寫1919年的遷葬一事，何嘗不可理解為以關懷倫理喚起周作人的兄弟之情從而修復關系？畢竟此時距失和才半年多。呂緯甫送花遇到窮兇極惡的阿昭姐弟，然而他終究是把花送給了阿昭，盡管“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只狼或是什么”。遷葬時“什么也沒有”“蹤影全無”，暗喻失和的事實；但作為兄長依然鄭重處理，顯示對血緣與情誼的珍重。

魯迅情感熾熱但又很善于壓抑這種熾熱。呂緯甫祝贊順姑，有如迅哥兒祝贊阿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懷里永安她的魂靈！”[60]這種直抒胸臆的表達，與魯迅的回憶詩學息息相關。呂緯甫說自己母親“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其實是一種稱贊，與此相對的正是容易忘卻過去的青年一代。回憶之于魯迅，有很特別的功能。他說：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菱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61]

這讓人想起《社戲》結尾的“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在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62]。而寫《朝花夕拾·小引》的魯迅已46歲，不再年輕，但他仿佛更加執著于對往事的追念：回憶是有虛有實、虛實相間的，“極其鮮美可口”“也不過如此”是實，“思鄉的蠱惑”“哄騙我一生”是虛。實有虛的困惑，但虛也有實的內涵。最重要是是回憶這個行為，只要“屢次憶起”，時時反顧，那記憶便“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這呼應著他數年前關于愛羅先珂童話的意義的認識：“這夢，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罷？那么，我也過于夢夢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離了這童心的美的夢。”[63]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夢”穿過《<吶喊>自序》，遇見愛羅先珂，經過《社戲》，來到順姑的期盼，構成魯迅的回憶不斷的朝花夕拾。這種不斷召喚往事的寫作范式，當然也反映在了《在酒樓上》。或許從這個角度理解周作人所說的“最具魯迅氣氛”[64]更為恰當。

結語

《在酒樓上》是這么描述呂緯甫登場時的相貌的：“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65]前人大都關注“頹唐”“失了精采”，忽視了更有意味的呂緯甫對“廢園”閃出的“射人的光”。這末一句顯然與前文“我看著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愿有別的酒客上來”形成對比。

按照柄谷行人的說法，“風景”在現代文學中具有特別的意義，必須從整體的感受去把握它。他舉的典型例子是國木田獨步的《難忘的人們》（1898年）。《難忘的人們》寫了一個孤獨的對著夜燈回憶往事和舊友的人。柄谷行人分析道：

這里表明，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接在一起的。這個人物對無所謂的他人感到了“無我無他”的一體感，但也可以說他對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換言之，只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風景才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66]

以此觀照《在酒樓上》，“我”之觀察廢園，從中感受南北方差異，是“我”之孤獨寂寞的鄉愁在先，觀察廢園在后，所以小說才說“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里。但現在從慣于北方的眼睛看來，卻很值得驚異了”。這是作為“內在的人”的“我”對廢園這一風景的發現。

呂緯甫對廢園閃出“射人的光”，卻屬于另一種觀看。呂緯甫并非“無視‘外部’的人”，他并不“對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他的身后聯系著母親，身前則是小兄弟、順姑……他是和世界、他人有著多重的日常聯系的人。同樣是觀看廢園，他的“射人的光”就不同于“我”傷春悲秋的人生感嘆——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感反應。

國木田獨步是魯迅所喜歡的日本作家之一。1923年6月，周氏兄弟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出版，里面介紹的15位日本作家，屬于經典作家的只有夏目漱石和國木田獨步。一直到三十年代，魯迅在《上海所感》等雜文，和《致山本初枝》等書信中多次提到國木田獨步，可見國木田獨步之于魯迅的影響，《難忘的人們》應該也在其中。魯迅《故鄉》和《在酒樓上》的開頭寫景和抒情部分，并非全然寫實，而是體現著現代小說對“風景”的發現。

小說中，當呂緯甫以“射人的光”觀看廢園，他的故事也就逐漸展開了。可以說，小說第一部分的敘述是隸屬于本文的回憶詩學敘事的。回憶詩學側重于形式和情感，倫理敘事則指向思想和主義。《在酒樓上》有主情主義的特點，但宏觀上看，也可以說是與啟蒙敘事相對的一種思想對話。

這一對話中，呂緯甫并非被置于審判席的被批判者，也不是充滿自省，“表現出很強的歉疚感”[67]的啟蒙反思者。他重視親情，珍惜舊誼，對血緣牽腸掛肚，對窮人念念不忘。我們如何能枉顧這些事實而去輕佻地談啟蒙呢？前人的研究已經注意到，魯迅極其重視，甚至迷戀下民的世界和鬼魂的世界，并將之命名為魯迅的“向下超越”[68]。這一命名頗有爭議，但卻再次提醒我們：魯迅與傳統、與民眾的關系并不那么簡單。

在《在酒樓上》中，身為知識分子的呂緯甫，很顯然被作者拋到了民眾之中，而不再局限在象牙塔（小說中則是Ｓ城的學校）中。他不再高高在上地議論改革中國的方法，而是將自己置于社會這張大網的關系中。他接受“他者”，內化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小說沒有否定啟蒙的價值，然而卻反思了“五四”啟蒙的個人主義，及其可能帶來的道德冷漠。小說寫于新文化運動落潮和兄弟失和之后，其中的倫理敘事和回憶詩學都與此有密切關聯。可以說這篇小說深化了對“五四”啟蒙的認識，也反映了魯迅自身處于轉型期的生命狀態。

注釋：

[1]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太陽月刊》1928年3月號。

[2]李長之：《魯迅批判》，《李長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3]李長之：《魯迅批判》，《李長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頁。

[4]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學》1954年第11期。

[5]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頁。

[6]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頁.。

[7]嚴家炎：《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3期。

[8]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

[9]李國華：《革命與反諷——魯迅<在酒樓上>釋讀》，《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10]蘇慶明：《魯迅小說的“復調 ”問題》，《上海魯迅研究》2011年秋季號。

[11]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12]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13]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14]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15]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頁。

[16]吳曉東、倪文尖、羅崗：《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l期。

[17]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18]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頁。

[19]周作人：《遷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頁。

[20]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頁。

[21]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穆善培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頁。

[22]謝曉霞：《魯迅的現代知識分子書寫及其意義——<傷逝><孤獨者><在酒樓上>閱讀札記》，《魯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2期。

[23]吳曉東：《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問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

[24]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頁。

[25]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26]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27]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頁。

[28]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29]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頁。

[30]楊聯芬：《新倫理與舊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認同的困境》，《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31]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頁。

[32]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33]魯迅：《隨感錄六十三·“與幼者”》，《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頁。

[34]魯迅：《“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頁

[35][美]卡羅爾·吉利根：《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肖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36]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37]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頁。

[38]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

[39]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頁。

[40]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頁。

[41][美]內爾·諾丁斯：《關心——倫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徑》，武云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42]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43]魯迅：《隨感錄六十三·“與幼者”》，《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頁。

[44]參見秦弓：《魯迅與有島武郎——以“愛”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

[45]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46][俄]愛羅先珂：《智識階級的使命》，《晨報副鐫》1922年3月6日。

[47]魯迅：《<愛羅先珂童話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頁。

[48]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49]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50]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頁。

[51]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52]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學》1954年第11期。

[53]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頁。

[54]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頁。

[55]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頁。

[56]魯迅：《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頁。

[57]魯迅：《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頁。

[58]周作人：《小照》，《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頁。

[59]周作人：《不辯解說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頁。

[60]魯迅：《阿長與<山海經>》，《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61]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頁。

[62]魯迅：《社戲》，《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頁。

[63]魯迅：《<愛羅先珂童話集>序》，《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頁。

[64]曹聚仁：《與周啟明先生書——魯迅逝世二十年紀念》，《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6頁。

[65]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66][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5頁。

[67]蘇慶明：《魯迅小說的“復調 ”問題》，《上海魯迅研究》2011年秋季號。

[68]汪暉：《魯迅與向下超越——〈反抗絕望〉跋》，《中國文化》2008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