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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博物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研究專輯，展開的是二里頭發掘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是我國最早的龍形象之一。

在漢代，人們心中的龍是“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龍的樣子則是“頭似牛，角似鹿，眼似蝦，耳似象，項似蛇，腹似蛇，鱗似魚，爪似鳳，掌似虎”。至于龍究竟如何起源，由何演變，今天隨著各種龍形文物的出土和考古學對龍的研究，這種與中國人關聯至深的吉祥之物，也在一件件國寶中展現出它與中國人千年不解的緣分。

《龍藏九州：博物館尋龍記》就是一本以龍為線索，展開對中華文化中、國寶文物中龍形象的運用和探索。中國國家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晉國博物館、哈密市博物館、河南大學、美國達慕思大學、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等眾多研究學者，從他們涉及的領域內探索“龍的傳說”，深入探索中華民族最為神圣與象征性的圖騰——龍，在浩瀚歷史長河中的瑰麗身影。

書中以其獨特的視角，勾勒出龍文化從萌芽、生長到成熟、輝煌的壯麗畫卷。從遠古時期質樸的龍形圖騰，到歷代工匠精心雕琢的金銀玉器、陶瓷壁畫，每一種形態的變化，都是對龍這一神話生物深刻內涵的不斷豐富與詮釋。在書中龍的形象從模糊走向具象，其象征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日益豐富多元。書中展示的龍文物材質之豐富、工藝之精湛，幾乎涵蓋了古代中國所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從堅硬冷峻的金屬到溫潤如玉的瓷器，從絢麗多彩的絲織品到古樸典雅的碑碣，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心血的結晶，也是龍文化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新石器時代早期，西遼河流域出現的小河西文化和興隆洼文化，在黑土地豐富的動植物中，孕育著中華文明?，F遼寧阜新查海遺址一條長約19.7米、體寬近2米的石龍展現了8000年前龍跡。巨龍全身由紅褐色的石塊堆砌而成，龍首龍尾若隱若現，屈身弓著腰，在陽光的照射下，石塊就好像紅褐色的鱗片一閃一閃的。而在內蒙古敖漢興隆洼遺址中，出土的兩條堆塑龍，讓人們清晰地看清了最早人們對龍的想象。龍頭由野豬頭骨擺成，碎石塊和陶片擺出了龍身，由豬組成的龍成為人們最早對龍的祭祀，這也呼應了人們最早的天人崇拜。

豬作為人類最早馴服的野獸之一，也是祭祀的常用物。遼河流域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核心區域之一，人們的糧食主要靠種植小米，而在寒冷的地區補充熱量的重任就落到了飼養家豬上。正因為豬是如此重要，人們將豬的形象融入了祈盼風調雨順農業興旺的神祇中，龍最早的形象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可見龍的本源也是與民生息息相關。

1984年，位于遼寧省朝陽市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有了重大發現。考古人員在發掘一座古墓時，發現墓主人胸前放著兩件精美的玉器。經過專家鑒定，這兩件玉器是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距今約5000年。這個消息引起了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賈鴻恩的關注，因為就在13年前，本地村民在勞作時發現了一個“鐵鉤”，沖洗過后人們發現這個“鐵鉤”像是玉石做的。于是，村民就把這個不知道是什么的東西交給了當地的翁牛特旗文化館。

玉豬龍的發現讓賈鴻恩覺得，之前村民給他的應該也差不多是玉豬龍，他坐火車來到了北京，找到了考古學家蘇秉琦。經過蘇秉琦先生的考證，這個“鐵鉤”是一件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遺物，是一件玉龍，是最早的龍形器物，可以稱為“中華第一龍”。玉龍高26厘米，通體呈C形，玉龍中間有個小孔，如果用線穿過小孔后懸空，龍頭和龍尾就會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工藝十分精細。后來這件玉龍經歷輾轉，后來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成為《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書中提到紅山文化玉龍，都是頭部細節極為豐富，而身體很簡單。學者將紅山玉龍置于東北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去認識，發現玉龍的出現絕不是巧合。比如興隆洼文化出現的堆塑龍就是用動物頭部加幾何身軀的方式呈現的。興隆洼文化在考古研究中可以說是紅山文化的重要來源，而與紅山文化區域相鄰且時代更早的趙寶溝文化的陶器紋飾上，常見用鹿頭搭配幾何身軀，可以說在與紅山文化密切關聯的遺跡中，都能看到動物頭部加幾何身軀的結構觀念在東北地區有著悠久的傳統。

紅山文化的玉龍，無論是C形還是玦形，整體造型呈蜷屈狀，這個造型對后世玉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山文化并非只是東北地區的一種孤立的文化，而是深刻影響著中華文化的形成。

河南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是我國最早的龍形象之一，其造型與興隆洼文化中的龍有著相似的結構。龍頭張揚，龍身由數千片精細雕琢的綠松石片鑲嵌而成，工藝精湛令人嘆為觀止。綠松石龍的出土加深了我們對中華早期文明的認知，也讓我們對于“龍”的起源更加好奇。新石器時代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都有蜷體玉龍出土，而商周時期，甚至到了漢代仍有蜷體玉龍的出現，體現出了千年不斷的文化延續性。中國的龍形象也在各種文化的互相影響和傳承下，變成了今天大家見到的模樣。

在興隆洼文化中我們就能看到龍與權力相關聯的端倪，人們將龍作為祭祀之物，認為龍可以通曉天命帶來好運。這種意識后來被統治者運用，中國的龍元素在歷史的塑造中，逐漸與陽剛、男性、權力聯系起來，甚至成為人民的禁忌、統治者的專屬。龍成為皇權最特別的符號，在我們的印象中尤其是皇家，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龍的形象，其他貴族使用就是僭越，而女性更是不能觸及。但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明神宗孝端皇后的九龍九鳳冠，通體的青藍色鳳冠上，九條金龍極為耀眼。

鳳冠在宋代時就被正式確立為后妃的禮服冠，但龍是皇帝鳳是皇后，也是絕對的，兩者的服飾上不可能出現對方的形象。但是到了南宋，鳳冠上就增加了龍的形象，明初更是規定，皇后冠服眾禮服冠均為九龍四鳳冠。但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鳳冠是九龍九鳳冠，鳳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相比明初，明朝末期皇后及其女眷的地位有所增加，制度的形同虛設也讓奢靡之風流入禮制之中，但即便是龍鳳相等的情況下，龍上鳳下則是借此表示等級地位，表明封建皇權的不可逾越。

在先秦時期，龍雖然也有特殊的權力意義，但更多的還是代表著一種文化的延續和一種藝術性。但到了大一統之后，龍的形象運用越來越單一，逐漸成為權力的象征，最后更是成為皇權的代表，這給予龍越來越確定的含義和形象。直到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制，龍不再是統治者的象征，龍又回到了民間，成為人們對于中華文化傳承與塑造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