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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朱季海（左）與張洪鈞在蘇州雙塔寺。作者供圖

朱季海致張洪鈞一封信的信封。作者供圖

學人小傳

朱季海（1916—2011），上海浦東人。早年師從章太炎，學術興趣廣泛，尤精于音韻訓詁之學。曾任職于章氏國學講習會、太炎文學院、南京國史館、東吳大學等文教機構。著有《楚辭解故》《莊子故言》《說苑校理》《新序校理》《石濤畫譜校注》《初照樓文集》等。

張洪鈞，1934年出生，江蘇蘇州人。1956年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入職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后任研究員，培養碩士、博士近二十名。退休后返里定居。生平邃于光學研究。編著有《光學混沌》等，在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百余篇。

晚年定居蘇州的朱季海，每日定時出現在雙塔寺，四方慕名來訪者絡繹不絕，成為這座文化古城中一道別樣風景。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最欣賞的弟子之一，朱季海學問淵博，成就斐然。他一生淡泊名利，又個性鮮明，各種版本的逸聞流傳于學術界和文化界，留給世人一個孤傲的身影。

如果仔細翻閱《朱季海著作集》和《朱季海學術年表》，人們就會發現，朱季海大部分論著寫于蘇州。明清以來直到近代，蘇州一直是東南文獻名邦，典籍豐富，書鋪林立，藏書家眾多。然而，朱季海治學廣博，他的論著不僅涉及傳統文獻，還大量引用甲骨文、敦煌卷子等材料。當時，蘇州本地幾家公共圖書館收藏的古文字學、敦煌學書籍并不豐富。那么，朱季海是如何獲取學術資料，完成一篇篇功底扎實、新見迭出的文章的呢？

這離不開學界友人們的多方支持，尤其是張洪鈞的鼎力相助。張洪鈞比朱季海小18歲，早年在家鄉蘇州讀小學、中學，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后，任職于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一生耕耘于物理學領域，造詣精深。朱、張兩人，一位是文史大家，一位是物理學家，他們是如何產生交集的呢？

20世紀50年代，朱季海曾在晏成中學（今蘇州市第三中學）任教，張洪鈞正是他的學生。據張洪鈞回憶，當時朱季海擔任整個年級的語文課教師。第一節課，老師從一個字講起，廣征博引，講了整整一堂課，堂下諸生大為震撼。一個學期后，朱季海因故辭去教職，但不少學生課余時間常去找他輔導語文和英文，與老師時相過從，張洪鈞就是其中之一。

張洪鈞北上求學后，常與朱季海通信。老師寫給他的信，張洪鈞視若拱璧。但因為風雨滄桑，恩師早年間的來信已片紙無存，他保存下來的主要是1976年后的通信。張洪鈞深知，這一通通書信是研究20世紀學術史的重要資料，遂于2007年將保存多年的67封書信連同恩師所贈詩軸、拓片等慨然捐贈給新成立的蘇州大學博物館。在每封信上，他鄭重注明通信時間，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如今，翻閱這數十封書信，師生論學的場景，宛然在目。

搜求學術資料

章太炎對甲骨文的態度，一度是學術公案，曾引發諸多討論。最近，有學者指出，“章太炎晚年對甲骨文仍然持消極、懷疑態度，但已有轉變的趨向”。朱季海作為章太炎晚年弟子，顯然受到了老師這一學術思想轉變的影響。朱季海對甲骨文的興趣持續到晚年，撰寫有《甲骨別錄之一》《古文弌弍弎從弋說（附釋必、說樴弋）》等文章。

研究古文字學，困難重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在《談自學古文字》中說：“根據親身經歷的甘苦，我覺得有義務告訴大家，自學古文字學實在是很難的。今天的古文字學，已非歷史上的小學、金石學可比，它介乎考古學、古代史、語言學、文獻學之間，和這幾門學問都有密切聯系。因此，學古文字學，需要相當廣博的基礎知識。這是困難之一。古文字學的研究對象大都是珍貴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見到。就連著錄，一般也是印數極少，價格昂貴，在圖書館列于善本。有關論著多較專門，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現代語言編寫的概論性書籍。這是困難之二。”對于朱季海而言，“廣博的基礎知識”并不是問題。朱氏作為章門高弟，在小學、文獻學等領域造詣深厚，時已出版專著《楚辭解故》，并發表論文多篇。他面臨的主要難題是“書荒”，現存致張洪鈞的第一封信寫于1976年4月19日，信中他感慨道：“無論京、寧、滬都比蘇州小地方好多哩！”此時他已是六旬老翁，且并未在學術機構任職，身邊沒有藏書豐富的學術性圖書館，也沒有穩定的薪酬，憑借個人之力獲取文獻的難度極大。為了解決“資料問題”，朱季海首先想到的是遠在北京中國科學院任職的老學生張洪鈞，盡管張氏本人從事物理研究，且此時尚在河北文安中國科學院干校，但面對老師的請求，他熱情響應，積極奔走。

此前，張洪鈞在回鄉拜訪老師時，提到著名學者郭沫若之子郭漢英是自己在中國科學院的同事。在信中，朱季海請張洪鈞出面代他向郭漢英借閱其父的著作。信中說：“還有漢英同志，根本沒有識面，他那番好意，也極可銘感。我的意思，材料問題，日前還沒有必要驚動許多人。漢英同志如肯幫忙，郭老的兩部舊作《卜辭通纂》（有日本印本）、《金文叢考》（有新版本），他家里一定有，如有副本能送我，極好！如無復本，能借我一讀，也極為感謝，讀畢當掛號寄還。（只是要寬予期日，衰病之余，短期無以卒業也。）如有便，你試問一下，好嗎……聽到郭老的健康情況，我十分遺憾，難道這樣的病，我們的醫生，還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來嗎？”朱季海期待郭家如有這兩部書的副本，能夠相贈，但他也清楚《卜辭通纂》當時只有幾十年前日本文求堂印本，今時今日，郭家有副本的可能性比較低，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夠多寬限一些時日，以便研讀。

此后數十年中，張洪鈞一直往來于北京各圖書館與書店，甚至訪書海外，孜孜不倦為老師搜集資料。1987年夏，得知張洪鈞要到意大利進行學術交流，朱季海在當年6月13日信中說：“意大利真是令人神往之地，地獄與天堂都在那里，關于我所關心的，既是人類的苦難歷程，更是天才們的光輝成就！我最近買了一本書自學意大利語，商務的，太簡單，不夠用。以前買的外國出的意大利語文書和字典都沒有了！北京能找到一些，能給我寄來就好了。字典、文法、讀本都有用，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術史、文學史上某些問題，還得多學一些才是。我這幾天看了《但丁傳》，書未看完，已被人偷了去。現在正看《梅紐因談話錄》，他說起語言學家洛金斯基給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達·芬奇警句小冊子，里面有許多好看的插圖，他無論到什么地方都帶著它。這樣的書，在意大利想來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如可能，就給我弄一本來吧……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雕塑集，《十日談》的插圖本原文足本。另外關于羅馬、米蘭、比薩、威尼斯、佛羅倫薩的風土記載和畫片畫冊也可以搜集一些，不要豪華本，就平價而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就可以了。寫得太多不現實，也太破費您（人力、物力）！反正我的興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還是不拘一格，就您的方便，隨機應變，給我多弄一些來吧！”這一年，朱季海已經年過古稀，“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術史、文學史上某些問題”，毅然自學意大利語，展示了他開辟新領域的豪情壯志。其對新知識的熱忱，讓人無比欽佩。師生二人間的默契，也可由信中“反正我的興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一語窺得。張洪鈞也不負所托，為老師從海內外訪得多種資料。

尋訪海內外學者

朱季海的一生，不囿于傳統的四部之學，對20世紀以來的諸多新興學科，興趣濃厚，深有研究。用他的話來說，“我的科研成果雖不太理想，卻還是在不斷擴大和深入。現在涉及的范圍除了歷史、語言、考古、文化史、美術史外還涉及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等等，對宇宙學、混沌理論（近來報紙竟翻成‘紊亂論’，其實不好）、蝴蝶效應都很感興趣”（1990年3月9日信）。朱季海對海外學界的新信息和新成果，十分關注。如在1986年1月25日信中就談及：“我每天補課都來不及，寫信都沒有時間，真太不濟事了。近來看了一些美國雜志，才知道在紐約召開的一個有關古人類研究的學術會議，在兩間房間里集中了來自世界各大博物館的古人類化石珍品和第一流的專家，一面考察實物，一面作面對面的學術討論，對那些專家們來說，也認為是一生僅有一次的機會，這是多么令人神往啊！”因為與海外學者交流不便，朱季海感慨道：“我沒有單位作后盾。”于是，這中間的聯絡人角色，便由張洪鈞承擔。

聞知1986年張洪鈞有印度之行，朱季海于1985年12月23日信中寫道：“拙著二冊已如囑托冬冬寄上，想早收到。我想一本送給印度國際大學（泰戈爾創辦的），表示我對這一文明古國的最高學府的一點敬意。另一本想送給印度的藝術研究部門，或對梵文文獻、印度藝術研究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一切由您決定好了。”張洪鈞訪學之際，代朱季海贈書，并結識相關領域學者，以期使朱季海與印度學界建立起聯系。此后，張洪鈞又有意大利、美國之行，也均任勞任怨，代老師與海外學者取得聯系。

朱季海與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相識于1981年在武漢舉辦的中國訓詁學會成立大會，兩人惺惺相惜。朱季海1985年12月23日信：“饒先生對我是極友好的，因為愛好相近，所以意氣相投也。只是接觸太少，目前還不曾有較大的幫助，您看見他只要代我問好就可以了。說話要有分寸，只談些我治學的興趣。”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與香港通信不便，張洪鈞等人居中聯絡，兩位學者一直保持著聯系。饒宗頤屢次應朱季海之請，代為搜羅港臺學者論文，比如代為復制周法高的音韻學論文等。兩人有新的學術論著，也互相贈送交流。收到饒宗頤贈送的舊體詩集后，朱季海不但高度評價，而且還手書三絕句相酬。

朱季海1986年2月7日致張洪鈞信：“手書及梵文字典、選堂詩詞集均先后收到，在那么匆忙的情況下，代我辦了許多事，還為我作了那么多美好的設想，這不僅是聰明才智之力，還得有那般美的心靈才行……饒先生的詩詞集也看了些，極有趣味。第一部分佛國集就是專講印度的，可惜我沒能身歷其境。饒先生的通訊地址您如知道可以示我，如您和他的研究生通訊，可先代我向饒先生致謝。”

1987年5月23日信：“寄饒先生詩已寫出，您如成行，可以帶去。余俟后信，即問近好……給饒先生三絕句已寫出，這是您交給我詩集的三天之后口占之作，已弄不清是1987（年），還是86年的事了，您如還記得那本書是哪天給我的，那么這詩的寫作日期是明確的。我已想不起所以只好寫上年時舊作了。您如遇到饒先生可以向他說明。”

1989年3月10日信：“饒先生的復制件已于今日上午收到，極清楚可喜。這就可以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對讀了，是由李書提及周文才想到找來一看的……饒先生處您不妨先寫個信去謝謝他，告訴他我手還不大好，身體健康也不免受到一些影響，等好些（可能與天氣有關，天暖些可能會很快好起來）我會另外給他寫信，他的地址您來信時請告訴我。”

1991年8月9日信：“饒宗頤先生的文集，估計出版了，卻沒見寄來，能為我發個信，請他寄一本來嗎？別忘了告訴他我的郵編和地址。這事是他答應了我的，看來不會有什么問題吧。上回他寄了周法高的音韻論文給我，也請代我聲謝一下。”

…………

朱先生晚年，中華書局推出《朱季海著作集》，不僅收入了之前已有單行本的《南齊書校議》《莊子故言》等書，還搜集其平生論文詩作等，結集為《初照樓文集》。這部論文集，即是由饒宗頤先生題簽。

推薦教職、推動出版

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禮聘程千帆先生的故事，早已是學界佳話。對于章門高徒朱季海，匡校長當時也曾發出過邀請，但雙方最終未能達成共識。

朱季海長期居家研究文史，生計是一大問題。除了章門弟子為朱季海積極奔走外，張洪鈞也曾為朱季海任教蘇州大學作過諸多努力。

在1976年4月19日的信中，朱季海談到希望“能轉地休養，將對我的研究和健康都很有益”。在1985年12月23日信中，朱季海感慨道：“文字生涯十分清苦，還買書，一味讓人打發，如何活得下去也。話雖如此，我正在為人類文明勾勒一些新的藍圖，看來還不曾把有限的生涯白過了也。”尊師重道的張洪鈞，除了竭盡所能為老師提供幫助外，也為改善老師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尋求解決方案。1989年，數學家姜禮尚出任蘇州大學校長，為問題的解決帶來了希望。姜禮尚1954年畢業于北大數學系，系張洪鈞同學，后長期任教于北京大學數學系。執掌蘇大后，姜禮尚力勸張洪鈞南下回鄉，到蘇大物理系任教，作育英才。張洪鈞趁機積極向姜校長推薦恩師入職蘇大，而朱季海也通過友人了解過蘇大情形。

朱季海與蘇州大學淵源頗深。早年他曾就讀于東吳大學附中，后來也短暫執教于東吳大學國文系，而東吳大學正是蘇州大學的前身。朱季海在晏成中學時的友人陳友祺也于1980年執教蘇州大學，教授理論力學。早年的晏成中學畢業生常有聚會，同學會上經常邀請朱、陳兩位老師出席。朱季海在1989年3月26日信中談道：“前回也有蘇大內部人物關心我，和我閑聊的，問我如果來校要什么條件，我說大約二級教授也就可以了。他們反而說如果二級教授，那還得給一級教授待遇，否則錢不夠用。現在教授工資太低，這確是一種實情。”

1990年，姜禮尚與張洪鈞同往初照樓探望朱季海，并邀請其任教蘇大，為研究生開課。在1991年1月26日信中，朱季海談到這次面談情況和他對蘇大發展的設想：“首先，學校經費短缺。其次，教授待遇十分菲薄。聽姜口氣縱然要我去上研究生課，卻并無房屋安排，也無車輛提供，要坐公共汽車去，這就遠不如南大了……我的設想原是打算助姜校長一臂之力，意思是幫他組織規劃一兩門目前極為需要也很有特色的科目，有條件在全國范圍內邀請一些有真才實學，有影響的學者們來交流講學，其實所費無多，而收益不淺，只要有一定時間，必然會為這些學科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其次是蘇大現有的有用之才，由于沒有中心，沒有很好配合，沒有很好發揮，關于這些，我可以提些參考意見，有必要時也可以講幾課。總之，我只能幫他們開個頭，要我全力以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信中不僅談到了加盟蘇大后的工作設想，希望借一己之力為蘇大打開局面，還對自己身體情況有所介紹，表示很難按部就班正常講課，“如有一定條件，能提供足夠的作息之需，我可能幫他們講幾課，但課時還是不能和一般課時同樣要求，因為我不能多說話，時間略長就會引起胸部不適，好像感到很大的壓力”。由于種種原因，朱季海最終與蘇州大學“擦肩而過”，對于蘇大、對于朱先生，這都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對于張洪鈞這位來往密切的老學生，朱季海常常談及自己的學術設想和最新成果，如1988年2月18日信中，在請張洪鈞代為往北京圖書館復制敦煌卷子時，他談道：“我正在搞民俗學，這是有關唐代西北婚俗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我接到復制件后才把它初步解讀出來，這沉埋千載的極為可貴的文獻才算初見天日哩！但是殘缺不清的部分太多，總希望盡可能多地讓它重現應有的光彩，這不也是我們的責任么？這兩件寶貝您能設法給我弄來么？這不也是我們對人類文明能出一份小小的力量的機會么……您希望我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新成果這已不是希望，就新春前后論這已是事實，現在且告訴您兩件小小的，但是可喜的收獲：一是徐邈《楚辭音》，這是一部早已亡佚的十分珍貴的晉人著作，前幾天我把它釋錄出來了，并作了考釋。這對楚辭學、古音學的研究都有較大的參考價值。二就是關于《下女夫詞》的再認識。其他還有關于敦煌學的東西，比敦煌研究院搞的那些或者略勝一籌乎？”張洪鈞為老師復制敦煌卷子，前后花費了大量精力，而朱季海也在獲得這些寶貴材料后，取得了諸多成果。

正是在為老師奔走查閱資料之際，張洪鈞深知恩師著作之價值，除了為老師推薦教職外，張洪鈞也為出版恩師的未刊著作而進行謀劃，以期使這些焚膏繼晷撰就的學術成果得以流傳于世。

朱季海在2007年2月2日信中說：“只是你們上回提的要為我印書，是怎么回事？你們接洽好了哪個出版社，還是由你們出錢印？現成的未刊稿就有《說苑校理》《新序校理》《夏小正略說》《初照樓文集》等等，你們有成算否？若只是一時的雅興，過了就算，那也給我個回信。”

這一年張洪鈞73歲，老師朱季海91歲。白頭弟子仍然想著要與諸位老同學一起為恩師出版未刊稿。這些未刊稿，最終在各方努力下，在朱先生生前以“朱季海著作集”為名，由中華書局出版。精金美玉，得以永存世間。

因為20世紀50年代在晏成中學短暫的交集，在此后的日子里，張洪鈞為老師朱季海的學術事業，作了大量默默無聞的貢獻。張洪鈞曾向老師提出可否為自己寫幾個字，朱季海遂賦詩一首相贈：“當時兩少年，如今亦未老。相見比新知，一見一回好。”這首《初照樓文集》失收的五絕，平白如話，又富有哲理。當年教張洪鈞時，朱季海也才三十歲出頭。相交六十年，師生間每次見面，談的都是學問上的新收獲。師生情誼如此純粹真摯，令人感動。

通過朱季海寫給張洪鈞的這些書信，可以看到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在晚年為中華學術事業而努力，直到九十多歲高齡去世，也可以看到一位勤懇的老學生，為老師前后奔走數十年，關心尊敬之情，讓人動容。古往今來，中華民族尊師重道的傳統，推動著我們的文明一代代傳承，生生不息。

（作者：孔令通 單位：常熟理工學院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