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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燈》是一部關于創傷者的療愈之作，這似乎也是兔草小說創作中比較常見的主題。兔草的許多小說關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尤其是那些遭受生活重壓或受到意外事件沖擊而內心受到傷害的失意者或者創傷者，書寫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逃避與掙扎，以及自我的療愈與新生。她的作品大多格調低沉，節奏舒緩，但又透出一股執著探尋的韌性，總是在尋找療愈之術與自洽之道，尋找安放自我的位置，以及與世界和生活相處的方式。

兔草小說中的許多人物似乎都有著內在的心理創傷，身處各種困境之中。《白日密語》中的主人公葉臻與倪虹多年之后通過相親意外相逢，發現彼此皆是被放逐在主流生活之外的“游蕩者”，在相對封閉的世界中修復自我；《穿過鯨魚之腹》中的樊古是躲進藝術中的現實失意者，力圖通過電影的造夢術尋找“意義的燈繩”；《林中空地》中的楚原一出生就有生理缺陷，且因為母親和姐姐早逝而陷入與父親的對抗之中。這篇《大地之燈》中的翟靜和“我”同樣有著各自的心靈傷痕。可以說，創傷構成了兔草小說人物的一種重要精神特征，她所極力觀照的就是這樣一群在社會底層和邊緣游走、在現實中失意甚或是遭受傷害的人物，所以她的作品筆調總是憂傷的、悲憫的、沉郁的甚至是壓抑的。

具體而言，這些人物心靈創傷的來源又有多種形態，映射著不同的生活困境或時代癥候。比如，有的來自于社會意外事件的沖擊，像《大地之燈》中的墜機事件造成了翟靜兒子的失蹤，也澆滅了她通向現實生活的熱情。她此前放下藝術，一心建構日常生活之塔，卻被這一意外事件終止，由此被推進了無盡的深淵之中。如果說這種傷害帶有意外的性質，而來自丈夫尹鵬的傷害則更具殺傷力。尹鵬以攝影的名義，將她的創傷作為作品進行展示，并將她定義為一個“瘋婦”，使她這樣極具天分的藝術家形象被徹底解構了，她被迫遠離社會中心，到邊緣處療愈自我。小說中的“我”是一個采訪者，但實際上也有著內在的精神創傷。原本有著共同職業理想的丈夫因為家庭觀念的不同而結束了婚姻。這場婚姻不僅給“我”帶來沉重的精神打擊，也在身體層面留下無法復原的創傷。因此，《大地之燈》中的人物關系結構，看似是一個采訪者對被采訪者的單向度的觀察、詢問、傾聽與記錄，實際上也是“我”的自我療愈之路。在這場采訪與交流中，我不僅更深入地了解了翟靜的故事，也從她的故事中獲得了療愈自我的精神力量。因此，小說的結構不是單向的提問或者呈現，而是有著反向輸出和傳遞精神能量的一面，是一種雙向關系。而這種關系建立的基礎，就是雙方都有著內在的創傷，有著相似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感受。

在兔草的小說人物中，還有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創傷形態是來自于社會生活的壓力，主人公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成為了失意者或者失敗者，被迫逃遁回故鄉或者自我的世界。比如《白日密語》中的倪虹從大城市的壓力下逃走，回到故鄉，卻仍舊找不到自我在社會中的位置，在生活的各種夾縫中游走。曾經的同學葉臻不僅經歷了少年喪父之痛，而且在社會重壓中遭遇了一場重度精神疾病，淪落為社會邊緣人。《穿過鯨魚之腹》中的樊古和“我”想通過藝術實現自我價值，但在高度資本化的導演行當苦苦掙扎，連畢業作品的完成都很困難。《林中空地》中的楚原多次變換工作，最后仍是過著一種漂浮的生活。這些人物都是在社會生活的壓力之下不斷后退的人，他們無力在時代的激流中建立自我的根據地，由此形成內在的心理創傷。

創傷引發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對于世界的確定性的懷疑，當這些事件發生之后，主人公無法獲得一種自我修復，由此而充滿對于生活的不確定性的恐懼，這種恐懼使他們無法再與生活正常相處，進而引發諸多問題。這種情形在《大地之燈》中的“我”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作為媒體人，在工作中看到的那些時代皺褶中的普通人的不幸遭遇最終化為自身的精神暗疾，使她對生活失去了信任感，由此造成了婚姻的解體。創傷使這些人物越來越遠離時代主流和日常生活，成為一個個的游蕩者、漂浮者，他們不同于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形象，他們是被動的、彷徨的、充滿懷疑的，缺乏對時代生活介入的熱情和能力。

這些創傷既是一個群體的心靈鏡像，也映射出一些時代整體的文化癥候。比如，倫理道德的失序，信任關系的缺失等等。在這些赤裸的創傷面前，最親近的關系也并沒有給予理解和關愛，反而成為一種助推力。比如，翟靜的丈夫尹鵬，面對失子之痛，他并未與妻子站在一起，反而利用妻子的痛苦大做文章，假借藝術之名，以犧牲愛人形象的方式博取流量和關注，嚴重違背職業倫理和道德底線。這也是當下流量經濟的一個縮影，在名利的驅使之下，道德的樊籬一再被沖垮。“我”的愛人也并未能理解“我”對于生活不確定性的恐懼，而到處造謠，將“我”形容為一個瘋婦人。《林中空地》中楚原與父親之間也存在著深深的隔膜和誤解等等。這些凸顯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是基本的信任和情感的缺失。兔草通過這些人物和故事表達了對于“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的觀察和理解，也使一些帶有癥候性的問題浮出水面。

創傷是兔草小說人物的一個重要精神特征，也構成了敘述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對于這些人物，作者是悲憫的，充滿人文關懷的，盡管其最終也無法建立一個與外在世界之間的確定和穩固的關系，但她總是努力尋找療愈的方法，來給這些掙扎中的人物點亮一盞希望之燈。在《大地之燈》中，翟靜的療愈之術是藝術，藝術是一種造夢，在這個想象的世界中，翟靜實現了自我的治愈和自洽。她雕塑了一個沒有臉的人物，將兒子的形象寄寓其中。她建造了一個大地之燈，為兒子照亮回家的路。雕塑（藝術）重新構建了她與兒子的鏈接，使翟靜走出了痛苦的深淵，并且生發出比以往更堅韌的精神力量。小說結尾，當一場暴風雨損壞了她的地下室，摧毀了她的大地之燈，這些都無法再對她構成傷害，她平和地接受了這一切，并且重新建造新的希望之燈。當采訪者“我”帶著隱秘的傷痛尋她而來，面對這樣一個陌生者，她給予了對方巨大的撫慰力量，成了采訪者“我”精神療愈的力量源泉。大地之燈不僅照亮自我，也照亮他人，溫暖著萬事萬物。在兔草的其它作品中，也往往都有這樣一種療愈的方式和通道，比如，楚原的脫口秀、樊古的電影夢等等。兔草的小說不僅提供一種對時代精神的觀察，同時努力探尋可能的解決方案。

在敘述風格上，兔草的小說有一種幻夢色彩和寓言性特征，人物的精神感覺以及小說的語調均籠罩在一種迷離的幻夢之中。幻夢既是其小說人物對世界的感覺和認知的表現形式，也是作品的一種敘述語調。比如，在《大地之燈》中，小說開篇寫道，“雨聲潺潺，仿若在造一個避世之夢。我撐著傘，拖著行李，沿碎石小路，向村內行進。沿途不時可以看到廢料、被閑置的藝術裝置等，一時間，我竟難以分辨哪些是垃圾，哪些又是藝術品。”類似的表達在兔草小說中大量出現，她不追求對于現實的精準描摹，更在意表達人物的內在感覺，沿著人物的精神感覺展開敘述。因此，在兔草的小說中，真實與虛幻沒有清晰的邊界，她的敘述語調與作為主角人物的精神感覺緊緊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似真似幻、迷離憂傷的敘述效果。她的小說同時具有一定的寓言性特征，常常通過對情節的別出心裁的設計，實現對于現實、命運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寓言化講述。比如，《大地之燈》中“我”在上山途中遇到的蛇吞鳥蛋的場景，就是對個體與世界關系的一種寓言，是對主要人物“我”的心理狀態的形象呈現。這種獨特的講述故事的方式以及對于細節的精心處理，顯示出兔草鮮明的個性風格，也大大增強了其作品的辨識度。

崔慶蕾，現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兼任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著有《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該著作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當代文壇》《小說評論》《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學術報刊發表論文多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