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文化主體性的現實表達——評楊遙《美聲唱法》
近些年來,已經很少有人提到“后工業時代”了,因為我們正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期。其實,客觀辯證地看,無論是以社會經濟發展到以服務業為主導,科技和知識在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后工業時代,還是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現代化等五個現代化為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都在深刻影響著中國人民的思想、意識、審美和精神文化生活。楊遙的中篇小說《美聲唱法》(原載《十月》2024年第4期)正是基于這一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通過對新時代人們逐步蛻變的思想文化生活的典型性描寫,為讀者帶來了嶄新的視覺和深度的思考。
這篇小說沒有宏大敘事,也沒有離奇故事,而是以幾個文化人在現實的博弈和突圍中娓娓道來。正月十五元宵節,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唐銘被北漂導演蘇曉春請到太原“認一力”飯店雅聚,這里座無虛席、人頭攢動,人體、菜肴、酒精、香煙味、吵嚷聲、笑罵聲混合出一種俗世的快樂。唐銘滿臉通紅地說,“我給唱首歌吧!”于是他的高音一下子壓住了大廳里那么多亂七八糟的喧嘩聲。我(張老師)早年從寫小說轉到做雜志編輯,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發現好稿子好作者。可一路蹉跎走下來,雜志由八十年代每年發行十幾萬份,變成了現在每年只有不到一千份的訂戶。許多純文學刊物都在艱難度日,有的已經放下身段到處搞活動拉贊助。蘇曉春感激張老師早年從眾多自然來稿中發現了她的稿子,還專門請國內一位著名評論家寫了評論并發了頭條,于是特地邀請他去參加她小說改編的藝術電影首映式,但電影還沒有演到一半就有人開始退場。幾個月后,蘇曉春辭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太原成立了一家影視公司,請張老師當顧問。她要當導演,她說未來一定是影視的世界。她說她想組織個團隊寫劇本,把最好的留給自己拍那種純粹的藝術電影。他們在聚會中一直認為,真正的藝術是歌劇《卡門》和梅里美的小說《卡門》那樣的,因為《卡門》,音樂、文學、電影被聯系到一起。張老師的老朋友東先生出了新書,請朋友們吃飯。東先生在文學院做了幾十年的專業作家,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之一,卻在社會上知名度不高,這次首印才五千冊,如果作品形不成話題,過段時間就會被新的東西淹沒,因此張老師想推薦給蘇曉春搬上熒幕。蘇曉春看了東先生的新書很喜歡,只是她的合伙人城中村的村干部穆老板因投資拿不下來,蘇曉春只能暫時將東先生的小說改編制作成短視頻《一生》,沒想到發出來后,在好幾個視頻網站上了熱搜,微信朋友圈轉瘋了。蘇曉春趁著這股勢頭,要把東先生講龍城(太原)故事的幾個短篇小說合在一起拍成文藝片。在討論中有人提出,要請范偉或者黃渤來演男一號,拍成商業片。蘇曉春那邊不斷傳來電影拍攝進展順利的消息,他們感覺一部不錯的藝術作品就要問世了。這時投資人穆總卻因涉嫌經濟問題被警察帶走了......
楊遙小說善于關注底層特殊群體和生命個體,以他們的生存現狀、生活方式和內心世界,反映社會大背景下的變革帶給他們的碰撞和影響。這篇也不例外,以幾個文化人與當下世界的關系,較好地完成了沖擊、困境與堅守、突圍等“內核”的主題書寫。在日新月異的現實生活中,除過“堅硬”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外,最深刻的莫過于人們精神文化層面要經歷一場鳳凰涅槃。在小說中,音樂名校畢業的唐銘面對這個喧囂的世界,處處堅守純粹的音樂藝術,盡管他回想起上學時的情景,承認“即使在音樂學院,人們也不愛聽美聲唱法,那些教美聲唱法的老師平時聽的都是通俗歌曲,我們平時連個唱的機會都沒有。”盡管他也眼神迷惘地告訴大家:“我們這一屆畢業的,只有一位搞了本專業,還有幾位考了公務員,其他的不是給教輔機構上課,就是自己帶學生,還有的去房地產公司去賣房。”張老師自豪雜志發行量巨大和埋頭編稿子那個歲月,卻被炊事班轉業的小伙子發問:“張老師,您了解網絡文學嗎?有部作品我跟了三年多,一千多萬字還沒有看完。當兵那會兒,我們戰友都愛看。”蘇曉春感言人們不愿花幾十元上百元去看一場舞蹈節目,不屑“商業電影講個傻不啦嘰的故事,票房就呼呼往十億以上躥”的現實,執意要拍受眾面小的藝術電影,但也不得不借助穆總的投資去實現愿景。一輩子堅守文學的專業作家東先生,一旦遇到自己印量不大的小說有“觸電”的機運,義無反顧地樂于其中。凡此種種,他們所要面對的,往往與他們所希冀的發生碰撞和錯位,這時他們只能隨波逐流,趟水過河。其實楊遙要表達的,全部體現在小說結尾這段話里——“我們又聚了一次餐。告別的時候,唐銘送給我一袋東西,是《戰爭與和平》《尤利西斯》和帕瓦羅蒂、多明戈的兩張唱片。唐銘回到了上海。他說真正高貴的藝術值得用一生去追求。”這段敘事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過“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文化主體性”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強調文化的獨立性,特別是面對異質文化挑戰時的獨立性,以及如何在強勢文化交流中保持一種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楊遙這篇小說以“美聲唱法”為題,其實蘊含了一種隱喻和立場,我們不妨將其理解成對文化主體性的現實表達,以及對異質文化帶來的挑戰、疑慮和突圍。如果主體文化長期受非主體文化的嚴重沖擊,如果主體文化只能靠低頭求得贊助而成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話,那就不是簡單的文化從業者個人的悲哀了。好在,記得在哪里讀到楊遙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說一切向上的總會匯合,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光。這也應是楊遙在本篇小說中所抒發的,一種永不磨滅的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