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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宋代詩史譜系時，王安石一直是特殊的存在。袁桷的觀點頗具代表性：“自西昆體盛，襞積組錯，歐、梅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于是唐聲絕矣。”（袁桷《書湯西樓詩后》）這種觀點一方面認為王安石是與蘇、黃并列的宋詩三大家之一，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締造宋詩面貌的只有后二者，王安石影響寥寥。此外，這段評論還透露出王安石詩歌在批評史上的另一關鍵訊息，與蘇、黃被視為宋詩典范詩人不同，王安石往往被視為宋代的“唐聲”繼承者。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頗具普遍性。此外，王安石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于一身，處于宋代黨爭政治最核心位置，對他的文學史評價，自北宋時就不可避免與黨爭政治互相糾葛，充滿爭議與遮蔽。因此，在唐宋詩風嬗變中廓清其究竟處于怎樣的位置，確實是令研究者深感興趣又頗費躊躇的問題。美國圣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楊曉山教授新著《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許浩然譯，崇文書局2024年7月）即試圖通過一系列具體個案對此問題作出思考，并取得了重要創獲。

《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英文版問世于2021年，其中不同章節發表時間跨越2004年到2019年，是著者在此期間對相關問題進行思考的結晶。此前，北美漢學界關于王安石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學術思想及其影響方面，對其詩歌的研究，只有喬納森·皮斯（Jonathan Pease）在198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From the Wellsweep to the Shallow Skiff:Life and Poetry of Wang Anshi[1021-1086]一本專著，圍繞生平與作品展開論述。中文學界的近著有徐濤《王安石詩歌研究史稿（兩宋時期）》（中華書局，2021年），圍繞王安石詩在兩宋的流傳、整理、闡釋、評論展開，宏觀地勾勒了其在宋代的詩史地位。楊著于同一年問世，同樣期望展現王安石詩歌“在宋代詩歌文化中批評性的接受”（中譯本13頁，下文均為中譯本頁碼），“置王安石于宋詩史中”（273頁），但結構方式與徐著完全不同，并不面面俱到梳理王詩在兩宋的接受脈絡，而是選擇聚焦于五個頗具話題性的個案，將之納入宋代詩歌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期望用以點帶面的拼圖方式呈現王詩與宋代詩學間的互動關系。

詩分唐宋，宋詩是在對唐詩典范的追隨與變革過程中形成自己面貌的，王安石在宋詩格調建構過程中表現如何，是楊著首要思考的問題，而尤以王安石對唐詩的“翻案”最為其著目點。“翻案”是本書關鍵詞之一。在楊著中，翻案指“對前人詩句進行反駁式更正”（antithetical correction）（8頁），但他顯然不僅以此為一種具體詩法，而且將之作為宋詩得以形成獨特格調的基本詩學精神，貫穿在對《明妃曲》《唐百家詩選》、擬寒山詩以及晚年詠鐘山山水絕句的討論中。《明妃曲》是王安石“翻案”詩學名作，也是最具爭議性的作品，對其中翻案句，朱自清、郭沫若、程千帆、鄧廣銘、漆俠、程應镠等文史學者均紛紛關注，力圖辨明《明妃曲》與王安石本人思想、與宋代士大夫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楊著此章首次報告于2004年，在此前后內山精也、劉成國等學者也曾從不同角度作過補充討論。楊著的新穎之處在于將這組詩置于自唐至宋的詠昭君詩傳統中，揭示這組作品對相關和作及后續同題材作品的影響力。通過對五篇和作的細致對讀，楊著認為當時無人對王安石看似異端的翻案言論表達嚴肅關切，和作紛紛從不同的角度翻出新意，是對王安石“翻案”詩法的呼應與“再翻案”，應從修辭層面來理解，這些作品整體表現的宋詩翻案傾向，“標志著一種愿望，即通過刻意指斥傳統觀念、反駁既定見解來標新立異”（60頁）。同時，“翻案詩法的運用使這兩首詩名聲大噪”（67頁），翻案詩句在宋代及以后同類題材詩作中形成了一些新傳統，如楊著指出“意態由來畫不成”這一母題在宋代詩人中反復出現，以及呂本中、晁補之、韓駒諸詩對“漢恩自淺胡自深”句意的因襲。以個案的“翻案”勾勒出王詩在新的詩歌取向中的關鍵地位的，還有關于擬寒山詩的討論。楊著指出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一改此前模擬抒情描寫類寒山詩的寫作傳統，轉而模擬寒山說教詩，使擬寒山詩風格“轉向了諷刺說教”（205頁），且他在這些詩歌中，始終貫穿了“將日常口語的表達方式與博學的典故征引相結合”的特點，在語體語域上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詩歌類型。王安石對寒山說教詩的獨特興趣，在佛教與世俗詩歌中都影響甚廣，同樣形成了新取向，楊著揭示出這點，無疑有助于豐富對王安石在唐宋詩歌史中地位的認識。

王安石對唐詩遺產的繼承以及在宋代唐詩經典化過程中的影響，是楊著另一關注點。《唐百家詩選》作為北宋唯一一部唐詩選本，其編選意圖、詩學旨趣及其對宋代唐詩經典化的意義，備受關注卻眾說紛紜。楊著將這部詩選置于由唐至元的選本傳統觀照下考察，發現該選在編選詩人方面的失衡，只是受到了唐詩選本選詩傳統的影響，既不存在復雜的編撰意圖，亦不能體現王安石“翻案”的詩學傾向。這一結論促使我們能以更復雜的眼光反思詩選在唐詩經典建構中的作用，亦由此窺見王安石延續唐詩傳統的一面，這對客觀評價《唐百家詩選》在宋代詩學中的定位無疑是頗具只眼的啟示。王安石通常以“唐聲”繼承者的面目出現在歷代詩論中，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晚年絕句，往往被評論家置于堪與唐詩媲美的評價話語系統中。楊著將這些被稱為“王荊公體”的詩歌與宋代的“晚期風格論”相聯系，發現正是杜甫經典化過程催生了宋代“晚期風格論”，這種尊老抑少的詩論很快不僅施之于杜詩，也體現在對當代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詩人的評價上。在這一詩歌評價氛圍中，王安石很可能成為“第一位明確表示悔其少作的大詩人，而這種自我否定很快就成為一種文化現象”（163頁），在對晚期風格的追崇中，王安石走向了其晚年“精微”的“王荊公體”。借以上兩個案例，楊著呈現了王安石與宋代詩學建構間變化多端的關系——早年的《唐百家詩選》在唐詩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或許微乎其微，但“王荊公體”的形成，展示了他如何引領并通過自身創作呼應著宋代的“晚期風格論”。

北宋詩歌文化中另一重要現象是詩歌與政治之間復雜的糾葛，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烏臺詩案”就出現在此時，因此，以往學者如朱剛、淺見洋二、內山精也等人，多聚焦于此案中所涉詩歌，探討在黨爭政治場域中北宋詩歌文化所發生的轉變。楊著在關于《君難托》一詩的討論中指出，幾乎與“烏臺詩案”同時發生的何琬劾王安石事件，體現了“構陷性地利用詩歌對付政敵，并不限于亦不源于新黨的手段”（261頁），由此可見，通過闡釋文本羅織罪名，對詩歌的政治性解讀、曲解以及構陷性利用，隨著黨爭政治愈演愈烈，成為北宋詩歌史中的突出現象，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王安石許多晚年詩作被解讀為政治上的怨望之詞，包括《君難托》。楊著將《君難托》作為本書最后一章，別有意味地與第一章的《明妃曲》形成了強烈對照。早年所作《明妃曲》，即使其翻案句如此標新立異，但并未引起意識形態方面的非難；晚年同樣植根于樂府傳統的《君難托》，則不可能避免地被闡釋為訕謗朝廷的怨望之詞，可見從《明妃曲》到《君難托》，構成詩歌乃至言論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王安石正是宋詩歷程中這一轉變的見證者與親歷者。本章末尾，著者留下疑問：“王氏寫給呂嘉問的詩何以如此之快就落入何琬之手？”“文本傳播的模式是怎樣的？”“文本監控的模式是怎樣的？”（271頁）將對這一轉變原因的追溯引向印刷術即詩歌傳播媒介引起的詩歌文化的時代性巨變。不過，面對詩歌的構陷性利用，王安石終未像經歷“烏臺詩案”的蘇軾那樣，并未來得及在創作中留下積極應對的記錄，這或許正可與內山精也《王安石〈明妃曲〉考》所論互相印證：通過“烏臺詩案”而從現實社會中感受到傳媒之力量的北宋末以降的士大夫的意識，與寫作《明妃曲》時的王安石以及當時士大夫的意識，兩者之間存在著時代的隔膜。

總之，楊著通過細繹具體個案，凸顯了王安石在推陳出新的宋代詩歌文化中作為過渡性大家的詩史地位。全書各章節延續了北美漢學界一貫的文本細讀作風，不但建立在對相關文本不遺余力的搜集與詳細精微的解讀基礎上，而且建立在對詩歌史發展脈絡中具體問題切實把握的基礎上，由此得以看到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復雜多變而細膩多樣的關系，在唐音變為宋調的詩歌歷程中，他絕不僅僅是深染唐風或呈現宋韻的“孤立的大家”，而且是宋詩格調的重要建構者，引領著若干寫作傳統，是唐宋詩風嬗變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