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三體》為起點或者中心，可以思考許多中國當代文學議題，但《三體》巨大的產業能量和大眾傳媒的過度關注反而容易使得一些問題被忽視或者難以深入。現象級文本的熱點“現象” 固然值得注視，但如何不被現象級文本的“現象”熱點所迷惑，去逼視和抵近現象級文本的“硬核”，是“重勘現象級文本”的意義之所在。

詹玲重勘《三體》的讀者接受雖然是常規路徑，但和所討論的當代中國文學科技啟蒙問題一樣，都需要以獨屬于科幻小說文類的專業知識為前提。某種意義上，文學研究者很難專業地解讀所有的文本。這里面涉及到研究者的教育背景、閱讀興趣和研究領域等等問題。研究者的所長所短決定了專業的事由專業的人去做。這不只是文學和文學之外的領域。文學研究者跨界到文學之外開展研究也許有做得出色的，但大多數會很“尬”。而具體到文學本身的研究，其實也需要細分。科幻的“點子”，與科學技術相關的創意或設定，其涉及的認知挑戰和讀者“爽感”機制，是科幻 小說之所以為科幻小說的文類屬性。一定意義上，讀《三體》的讀者，很多是文學讀者中的“科幻迷”。正是這些“科幻迷”讓《三體》首先成為科幻小說這個從小說細分出的文類的“現象級文本”。因此，如果從“科幻迷”這個讀者群體觀察《三體》的“現象級”，與科學技術相關的創意或設定，被劉慈欣《三體》編碼的“點子”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但《三體》的讀者肯定不只是“科幻迷”，《三體》成為“現象級文本”的硬核也不僅僅是科幻小說的“點子”。比如詹玲認為：“像《三體》這樣的科幻小說還自覺承擔起了融合另外的科技啟蒙使命，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自然科學的價值立場出發，告訴讀者什么是‘真的人’，如何看待這樣的‘真的人’以及如何‘大寫’人。二是挖掘、張揚現代科技的詩學之美。”[1]經過她的重勘， 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足夠密集、足夠震撼科幻讀者的點子，《三體》不可能擁有那么多的科幻粉絲；沒有足夠的想象力、足夠的技術樂觀主義支撐，形成超強的辨識度，《三體》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將技術啟蒙納入中國文學的啟蒙視野；沒有足夠的科學與人文情懷，《三體》不可能將對宇宙、對真理的敬畏之心注入讀者心靈，讓讀者獲得超越性的詩意體驗……”[2]“省略號”意味著還有更多 “重勘”的路徑，包括但不局限于科技啟蒙問題。詹玲的論文提到一件事。華裔科幻學者宋明煒，當他第一次接觸雜志版《三體》時，開頭就讀到大篇幅描寫主人公葉文潔在“文革”期間的遭遇， “誤以為這是一本煽情老套的‘傷痕文學’，便沒有看下去”。事實上，為什么不可以將解讀《三體》 的起點移動到改革開放文學的起點“傷痕文學”呢？

劉慈欣生于1963年。1989年，他創作了科幻小說《超新星紀元》和《中國2185》。2006年5月，劉慈欣的長篇科幻小說《三體》第一部開始在《科幻世界》上連載。2007年底,完成系列續 作《三體2：黑暗森林》，2008年5月出版。2010年10月出版《三體3：死神永生》。2000-2006年，劉慈欣的《帶上她的眼睛》《流浪地球》《全頻帶阻塞干擾》《中國太陽》《地球大炮》《鏡子》《贍養人類》等連續七年獲得中國科幻銀河獎，另有《鄉村教師》《朝聞道》《思想者》《圓圓的肥皂泡》等獲得讀者提名獎。科幻文學研究界梳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史繞不過去1983年。1983 年，“《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發表批判葉永烈、童恩正、魏雅華等的文章，隨后，掀起了一股批判科幻小說的惡浪，葉永烈科幻小說《黑影》被稱之為‘科幻小說中的《苦戀》’。”是年，“《科幻海洋》和《科學文藝譯叢》相繼停刊。”1984年之后，中國科幻進入八年斷裂期[3]。而此前的改革開放初期則被描述為科幻小說快速發展的幾年。對這幾年，不僅要看到科幻文學的增量和對自身審美疆域的拓展，而且應該注意到它和整個中國文學共享著一個改革開放時代。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科幻小說除了厘定并拓殖自身的文類邊界，就主題而言，同樣有著“傷痕” 和“反思”文學的起點。像孟偉哉的《訪問失蹤者》（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年），鄭文光的《地球的鏡像》（《上海文學》1980年第10期）、《星星營》（《智慧樹》1981年第1期）、《命運夜總會》 （《小說界》1981年第2期）和金濤的《月光島》（《科學時代》1980年第1-2期）等等，完全可以編織到改革開放初期“傷痕”和“反思”文學讀解。因此，如果以此為起點，劃一條線到《三體》，以對中國當代史某些歷史階段的反思為指標，《三體》可以在這個延長線上的。從這種角度上看，《三體》其中的一個重要“硬核”，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共享的對過往時代的檢討。

可以進一步觀察，和劉慈欣差不多年齡的小說家在《三體》發表和出版同時代的文學表現，按時間排序是：李洱的《花腔》（《花城》2001年第6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出版單行本）（2005 年，李洱開始寫作《應物兄》）；東西的《后悔錄》（《收獲》2005年第3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單行本）；畢飛宇的《平原》（《收獲》2005年第4-5期，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單行本）；余華的《兄弟》（上、下）（《收獲》長篇專號2005 年秋冬卷、《收獲》2006年第2期，上海文藝出版社分別于2005 年、2006年出版單行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人面桃花》 （《作家》2004年第6期，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單行本），之《山河如夢》（《作家》2007年第3期，作家出版社 2007 年出版單行本），之《春盡江南》（《作家》2011年第9 期，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單行本）；蘇童的《河岸》（《收獲》2009年第2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單行本）；艾偉的《風和日麗》（《收獲》2009年第4-5期，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單行 本）……這意味著當我們談論一個時代的文學，不是某一個作家能代表，也不是一種文類一度獨秀，考察一個作家、一種文類或者某些文學現象就應該回到“大文學”“長時段”和“同時代”等復雜的歷史現場。

同樣的，看《血色黃昏》。周榮將《血色黃昏》放置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前夕，顯然是有效的。但這里面可能有一個問題需要仔細辨析。王蒙發表在《文藝報》1988年1月30日的《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其“文學”所指究竟是時代的文學總和，還是部分？如果是部分，會不會是“一部分的文學”失卻轟動效應，而“另一部分的文學”則迎來了轟動效應？同樣的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為起點，在反思歷史的文學接力上，《血色黃昏》和《三體》是不是可以并軌思考？事實上，哪怕僅僅就“知青文學”而言，也是一場不同小說家不同文本的書寫接力。

《血色黃昏》出版的1987年前后，就有《知青小說選》（賀紹俊、楊瑞平編，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書上下兩冊，近一千頁，由馮牧作序，收錄了1979-1984 年幾乎全部有代表性的知青小說，起印32500冊。1987年12月第二次印刷達69000冊），王安憶的《69 屆初中畢業生》（《收獲》1984年第3-4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單行本），張承志的《金牧場》（《昆侖》1987年第2期，作家出版社1987年出版單行本），梁曉聲的《雪城》（《十月》1986年第2-4期、1988年第1-3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單行本）。不僅如此，梁曉聲的《雪城》改編的電視劇也是同時代的“爆款”。考慮到這些因素，《血色黃昏》雖然遭遇了不斷的退稿，但“知青問題”在它出版之時還不能算過時的議題。而且，如果再考慮到文學策劃和包裝的不充分，在知青文學的鼎盛期，它的讀者潛能并沒有被激活。進一步觀察《血色黃昏》的出版，承認并尊重出版人岳建一的文學敏感、情懷和擔當，但也應該看到他作為出版人基于對 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市場和讀者趣味變化自覺研判的策劃意識。《血色黃昏》屬于中國工人出版社的“新世紀長篇小說系列”。從馬佳的《神葬》隨書封三附印的目錄看，除了《血色黃昏》，這個系列還包括映泉的《百年風流》、曾德厚的《鐵血大丈夫》、星城的《立體交叉戰爭》、點點的《白火焰》、棧橋的《招魂》以及馬佳的《神葬》《情葬》《天葬》。有意思的是，映泉的《百年風流》又屬于同一時期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個書系“紅麒麟叢書”，而棧橋的《招魂》則在1991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另外，不在這個預告性目錄的周梅森的《神諭》出版的時候卻標明是這個“新世紀長篇小說系列”。但是，從《血色黃昏》最后一頁附印的《百年風流》推介看，《百年風流》是“新世紀長篇小說系列”的第一部。且不去討論版本問題，這些書往往在封面、封底和內容提要等醒目位置提煉出吸引讀者注意的文字，比如映泉的《百年風流》封面的文字有“畸形歲月釀就畸形的人間悲劇”，“這里，人類亙古而今的愛戀，熾灼卻畸形，堅韌又悲涼。人們活成了怎樣襤褸而丑陋不堪的皮囊”。馬佳的《情葬》封底則有“情場浪跡”“欲海喪生”和“權謀機詐”等等文字。具體到《血色黃昏》，除了封面的“一部探索性的新新聞主義長篇小說”，封底定義小說人物林鵠“半是天使半是野獸”，“那匍匐的畸形反思，赤裸的黑色情欲，戴鐐銬的眼睛，以整個生命為代價的令人驚心動魄的單相思，俱在其中”。因此，無論是從作品遴選，還是圖書裝幀和廣告推介，“新世紀長篇小說系列”都回應著1980年代文學新崛起的“通俗向”的文學和文學讀者。某種意義上，這是1990年代文學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前鋒。

即便如此，以“傷痕”和“反思”文學為起點，在知青文學的譜系，《血色黃昏》的非虛構和原生態，無疑開拓了知青文學的疆域。而從更長時段的文學史看，《血色黃昏》對知青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見證者式的實錄和反思，它的意義已經溢出文學史，而進入思想史和精神史的領地。但時過境遷，雖然老鬼完成《血色黃昏》到現在的四十余年，文學市場和讀者趣味幾經變化，這依然是《血色黃昏》無法被廣告包裝和大眾傳媒征用最可貴的“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