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 摘 要

學界一般認為中國駐校作家制度最早于2002年由中國海洋大學創設。其實，20世紀下半葉中國早已使用駐校作家的概念、評析這一制度并開展實踐活動。在作家生平和作品譯介過程中，中國接觸到了駐校作家的概念以及這一制度的內容，其中張愛玲、福克納任駐校作家的身份最受關注。在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中，國外的駐校作家/學院作家現象引發了國內各界的思考和討論。1990年代以降，有一些中國作家到海外擔任駐校作家、深化了對這一制度的認知，而中國港臺地區及大陸高校也開始探索和實施駐校作家制度。因此，駐校作家概念及其制度在1967-2001年期間在中國已有相對豐富的成果。

● 關鍵詞

駐校作家；概念史；創意寫作；作家學者化

校作家是創意寫作的一項重要制度，目前該制度在多所高校都有施行，在社會上有較高關注度。從發生學的角度探尋，各界普遍認為國內駐校作家制度創設于21世紀初，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是2002年王蒙擔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院長，邀請畢淑敏等成為該校第一批駐校作家；二是2004年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與《詩刊》聯合設立“駐校詩人”制度。自此之后，駐校作家制度在全國高校中鋪開。其實，在此之前，駐校作家的概念在國內已有傳播，各方也有探討，并開始了該制度的實踐。本文主要發掘、考證駐校作家制度在中國早期發展的歷史。

一 概念譯介、接受與傳播

Writers in Residence，中文翻譯為“住校作家”“駐校作家”“創作教授”“駐校教授”“駐地作家”等。駐校作家是創意寫作教育發展的結果。從19世紀末期起，歐美高校長期盛行的古典語文教育越來越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開始嘗試在校園中開展文學教育并指導學生開展創作活動，這對師資隊伍的來源提出了新的要求。創作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學者成為高校之急需師資。于是，一些優秀的主流作家，進入大學校園開展創作和教學活動。美國最早的兩位駐校作家是1917-1920年任教于馬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的羅伯特·弗羅斯特和1919年在伯克利大學執教半年的威特·賓納。此時多帶有實驗性質，聘期較短。二戰后在教育理念的進步、政府助學政策的調整以及高等教育繁榮的推動下，高校創意寫作學位項目迅速擴張，駐校作家制度也得以推廣，眾多知名作家進入校園、教授創作。在中國，作家在高校中任職的現象與國外幾乎同步發展起來，最為著名的是北京大學曾聘請魯迅、周作人、劉半農、胡適、廢名、沈從文等新文學的一批主將擔任教員。民國時期作家專兼職任教比較靈活，故報紙有消息曾稱“平津一帶有幾個‘教員作家’（因并非全是大學教授，故未能稱為教授作家）”。但彼時中國尚未有駐校作家的概念，這批作家任教的目標不是培養作家，學校也沒有頒授創作類的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譯介國外文學的過程中，有文章順帶提及了駐校作家的概念及其工作內容，如刊載在《世界文學》雜志中的一篇文章說，講課是美國成名作家的一種職業，有些大學專門請作家來講課，稱之為“住校作家”。此時期我們國外文學界關注的重點區域是蘇俄，蘇聯建立了一套官方主導的、以專職為主的作家協會體系，沒有推行歐美日益盛行的駐校作家制度，故當時的翻譯文學中極少提及駐校作家。

改革開放以后，外國文藝思潮、歐美作家包括旅居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廣泛引入中國大陸。在夏志清等人的推動下，張愛玲重新受到文學界關注，其作品研究與日增多。1982年《新文學史料》刊登《中國現代女作家小傳》一文，介紹蘇雪林、林徽因、羅淑、沉櫻、關露、楊剛、張愛玲七人的生平。在張愛玲部分，寫道：“一九六七年到英國劍橋，應‘雷德克里芙女校’之請，當駐校作家。她現在美國專事寫作，過著孤獨、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這是較早提到張愛玲擔任駐校作家的文獻，其中有一處明顯錯誤：此文中的劍橋并非英國劍橋，而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屬于波士頓都市區。因為“雷德克里芙女校”今譯為“拉德克利夫學院”，1999年被整合進同樣位于劍橋市的哈佛大學。另一處較難發現的錯誤是，張愛玲在雷德克里芙女校的身份不是駐校作家。其實，她是1966年擔任俄亥俄州牛津的邁阿密大學的駐校作家，因為在該年10月的《邁阿密校友會》上曾刊登過一則消息《一流的中國女作家，邁阿密駐校作家》，說張愛玲是該校第一位由外國人擔任的駐校作家。1967-1969年得益于夏志清推薦，她在拉德克利夫學院獲得了一份從事獨立研究的基金資助，這一資助是基于她在翻譯領域的成就而不是創作。改革開放后，張愛玲研究大熱，多篇論文和著作都介紹張愛玲在英國劍橋的學校擔任駐校作家，時隔十余年后，才有論者指出這個明顯錯誤。張愛玲擔任邁阿密大學駐校作家的事實，到1990年代末期才被旅美的司馬新、宋明煒等人披露。不管怎樣，通過張愛玲的生平傳記等，駐校作家這個概念在中國廣為傳播和普及，為國內讀者所熟知。

除了張愛玲之外，一些歐美知名作家擔任駐校作家的情況也被譯介到國內。其中，反復被提及的是福克納。早在1983年，在介紹福克納的書籍中，就提到福克納在1957-1958年在弗吉尼亞大學連續擔任兩期的住校作家。福克納兩年內，在36次座談會上回答了兩千多個問題，收錄在1959年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納在大學》一書中，1993年吳冰將其節譯發表。這進一步助推了福克納駐校作家身份的傳播，1999年李文俊出版的影響頗大的《福克納評傳》在生平與創作大事記中，同樣記載了其擔任駐校作家的情況。

除了福克納外，在2002年前中國出版的圖書和發表的論文中，還經常提到多位作家的駐校作家身份。梳理此時段的文獻，可整理得出下面這些作家任駐校作家的情形。喬伊思·卡羅·歐茨、喬伊斯·卡洛爾·歐茨等擔任普林斯頓大學駐校作家，阿摩司·奧茲擔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學院和波士頓大學駐校作家，威廉·曼徹斯特擔任威爾斯廷大學駐校作家，加斯東·米龍任渥太華大學、舍布魯克大學駐校作家，達芙妮·馬拉特擔任馬尼托巴大學、阿爾伯塔大學等大學駐校作家，威廉·戈爾丁任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駐校作家，威廉·薩洛揚任印第安納州波爾多大學駐校作家，羅伯特·安德森在哈佛大學、依阿華州立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擔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駐校作家，勞娜·克勞吉爾任維多利亞大學駐校作家，日裔作家喬伊·小川任渥太華大學駐校作家，歐文·雷頓任渥太華大學、多倫多大學等多所高校駐校作家，瓦勒斯·施德格勒任斯坦福大學駐校作家，等等。

此時期的論著，不僅引入了駐校作家的概念，還介紹了這一制度的內涵和崗位內容。1993年黃運亭等在書中以專論《文化使者 住校作家》為題，講述了福克納擔任駐校作家的工作情況。在介紹澳大利亞作家擔任麥夸瑞大學的駐校作家時，唐正秋提到“住校作家”是西方一些國家資助作家的一種辦法，政府給“住校作家”一筆津貼，師生也借此機會和作家接觸。另一名在中國享有盛名的作家納博科夫，在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等任教過，他很熟悉駐校作家制度，1964年接受《花花公子》雜志采訪時曾表示“有時我想再進大學也許很有意思，在大學當駐校作家，不教書，少不固定去上課”，這一內容在1997年被譯至國內。1998年在一本翻譯的圖書中，記錄了駐校作家的薪酬，藝術咨詢委員會的建議標準是每天130美元，參加作家工作坊舉辦講座的費用是每小時50-150美元。借由翻譯，中國讀者對駐校作家的工作狀態和崗位職責也有所了解。

此時期一些翻譯的小說中，提到了駐校作家這一職業和崗位，也有作家將其納入小說寫作，用其塑造人物形象、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大江健三郎在短篇小說《自動人形的惡夢》中，故事開篇所設置的情景臨行之前：父親從日本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擔任駐校作家，母親也要前往。艾瑞卡·張在其女性自傳體小說《我擋不住我》對駐校作家頗為揶揄。駐校作家的稱謂也出現在中國作家的筆下。1998年，中國作家伊沙在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江山美人》數次提到了駐校作家。最初，故事主人公、作家湯晨在跟郭平聊天時談到，美國加州想請他當駐校作家；之后，在跟木下惠子的交往中，木下提出湯晨可到日本當駐校作家，她說：“日本的很多大學學習西方的做法，每年都會在全球聘請一些訪問學者和駐校作家，我們麗澤大學也有，前兩年來過韓國和東南亞的作家。”在木下惠子的爭取和努力之下，麗澤大學決定聘請湯晨為駐校作家，周期為一年，這期間創作的詩歌由校方派人譯成日文后，交麗澤大學出版部出版；學校會請湯晨開幾場講座，這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工作待遇很高。小說創作源自對現實的認知，從其中描述的內容來看，伊沙是比較熟悉國外駐校作家制度的。

與譯介同步展開的，是概念的傳播。中國作家在閱讀這些文本時，對駐校作家的概念和內涵有所認識和了解。在2018年的一項采訪中，廣西民族大學的駐校作家東西說，他是在1990年代中期，閱讀福克納的傳記時知道了駐校作家這一概念。溫州大學的駐校作家張翎則陳述，應該是在二三十年前，在張愛玲的生平介紹里聽說了“駐校作家”這個詞。在接觸到駐校作家的概念后，他們對這項制度的內涵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理解，東西認為西方作家在大學里，一邊上課一邊寫作，駐校作家是作家最好的歸宿；張翎則坦認，當時還不太了解這個系統，隱隱覺得這是一項給作家提供生活基地、支持作家完成某些寫作項目的措施。這表明譯介作品順帶提及的駐校作家概念，給當時的作家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心中也萌發了將來要成為駐校作家的想法。

二 各界對駐校作家的認知

改革開放以來，較早專門討論駐校作家問題的是王蒙。他將其放在作家非學者化問題的背景中來討論。當時，不少人普遍認為搞創作的不需要做學問，從事文學研究的不需要會創作。在王蒙看來，這是錯誤的觀點，如果作家文化水平不高，最終會成為其文學創作事業的瓶頸。他指出：“五四時期乃至三十年代，幾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時是，或可以是教授，國外的許多名作家也是大學教授。”在這段論述中，他尚沒有明確使用駐校作家的概念，但可從中看出，他是熟悉國外作家在高校任教的動向的。王蒙撰寫此文深層原因是針對當時作家隊伍明顯地呈現出非學者化的趨勢而有感而發，故希望作家加強理論和知識的學習。也正是因為這一背景，在1980年代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設立作家班制度，開啟了當代作家進校園的第一波熱潮。當然，此時是作家在校園學習而非教學，但作家班讓作家的理論、知識和學歷得以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作家非學者化的問題，又為新一波的作家進學校任教提供了人才儲備和師資力量。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專職作家制度受到沖擊，其利弊問題被各界所討論，而高校中又出現了學院作家等新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駐校作家作為一個參照系被引入，得到進一步討論。1987年，花建發表了《自由的創造和不自由的職業——作家的社會構成》。該文指出一些發達國家開辟了作家資助的兩個來源，一個是新聞媒體等大眾傳播機構，一個是高等學校，前者用金錢資助作家發展而作家為其提供優質內容，后者讓作家成為“住校作家”。在披露了國外對這些現象的觀點后，他認為以恰當的形式資助作家以促進社會的文化生產，是一個重要課題。1989年，馬原在《小說》一文中，區分了專業作家和職業作家的概念。他認為在世界多數國家里，作家是高度職業化或者半職業化的，譬如有相當數量的作家是在大學里擔任駐校作家或者創作教師；中國多專業作家，職業作家卻十分匱乏，而職業作家有很多優勢。1994年，文化學者、執教于香港城市大學的潘銘燊同暨南大學潘亞暾筆談時，探討了學院作家。潘銘燊認為學院作家的出現是社會需求的結果，但“學院作家現象”尚未形成共同的風格。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借鑒蘇聯經驗而建立起的作家協會模式如何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并為黨政部門所注意。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課題組深入調查研究，撰寫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領域面臨的新問題》。文章在探討專業作家體制的改革時，認為要引進競爭機制，探索多種可能，在具體思路上，可以進行駐校作家的嘗試，讓一部分著名作家到高校兼任教職。這標志著黨和國家層面上已經注意到國外廣泛實施的駐校作家制度，并將其作為改革的思路和舉措。

王蒙曾在前述文章中倡導過作家學者化，響應者不多，倒是新時期以來高校中有不少學者在從事文學創作，受到關注并獲得獎項。學者姚申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認為在中國文壇中第三個群體——格非、王曉玉、戴厚英等“廁身學院卻以作家蜚聲文壇者”。姚申指出聘任“駐校作家”是美國高校的一種特色，貝婁、布羅茨基、莫里森多位在美國高校任職的作家都有教授頭銜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在英國還有一類以大衛·洛奇等為代表的“學院作家”，在學術和文學創作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故姚申呼吁中國文壇能夠出現學者/作家兩棲的人才。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程巍則定義了駐校作家的概念。他說：“‘住校作家’（Writers in Residence）是一個當代現象，尤其是八十年代后的現象，指當初純粹以寫作文學作品為業（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作家進入了以理性化研究為業的大學，成為大學機構的一員。”程巍將駐校作家放在波西米亞的對立面去討論，他認為自浪漫主義時代以來的浪蕩、居無定所的波希米亞人式的作家，從1970年代以來走上大學講堂，過上了循規蹈矩的日常生活。為此，程巍從特權自由、城市改造世俗化、作家和批評家的三個角度，探討了作家從波西米亞式生活到駐校作家身份所帶來的后果。總之，程巍是在歐美主流國家駐校作家制度實行日益廣泛的背景下，反思這一制度給作家自身和文學生產本身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三 駐校作家制的早期探索

2002年以前，駐校作家在中國不僅是停留在概念傳播和評價反層面的認知，其實已經從兩種路徑和方向展開了探索：中國作家到海外擔任駐校作家，以及駐校作家制度在不同地區的初步探索和開展。

首先是中國作家到海外擔任駐校作家。1985年蕭乾收到紐約大學校長的一封信，邀請他與夫人文潔若到該校講學1個月。正當他意外和迷惑之際，其好友哈洛德·阿克頓從意大利來信說此事是他促成的，并估計紐約大學會寫信，邀請蕭乾去作一次Writer in residence（駐校作家）。1986年9月，蕭乾到紐約大學任職。在紐約大學期間，他對駐校作家制度有了深入了解并詳細記錄了其工作。曾鎮南《張辛欣評傳》提到，1988年張辛欣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當駐校作家去了。楊沫之子、作家老鬼1990-1995年在布朗大學任駐校作家，任職結束后回國。作家雪蓮提到，1990年張潔在康涅狄格州維斯大學任“住校作家”，并提供了她與張潔、王蒙的合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王蒙很早就接觸到了駐校作家制度。1998年1-5月，王蒙在美國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擔任駐校作家，公開演講6次，主要講授現代文學。在國內這一事件受到關注，還一度被改編為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行政能力測試的模擬試題。以這種獨特的形式，駐校作家的制度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傳播。

中國最早開展駐校作家活動的是中國港臺地區。2002年以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區已經在實施駐校作家計劃。1991年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籌辦中文文學創作課，在永隆銀行的贊助下，推出駐校作家計劃。歷年受邀請的作家有陳祖芬、鐘玲、方瑜、張淑香、也斯、陳村等，2003年邀請了馬原和格非。1992年，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第一次到香港，嶺南學院的相關領導邀請其次年到學校擔任駐校作家。她認為講課是自己“最做不來的事”，遂將這種糾結的心態記錄在散文中。1993年，陳祖芬如約到嶺南學院參加了該計劃。同年4月5日到5月4日，王蒙以住校作家身份訪問香港嶺南學院。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還邀請舒婷夫婦為短期駐校作家。

中國臺灣地區作家接觸駐校作家的時間更早，可追溯至聶華苓、安格爾夫婦1967年開始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根據其官網記錄，第一屆邀請了詩人痖弦。到2002年以前，已經有27位中國大陸作家、34位中國臺灣作家、11位中國香港作家參加了該計劃。中國臺灣地區最早設立駐校作家制度是靜宜大學，1994年12月，該校聘請陳千武擔任駐校作家，開設課程和相關講座，時任校長李家同擔任榮譽駐校作家。1995年11月，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第一位華人駐校作家的陳若曦，出任臺灣中央大學駐校作家，開設寫作班。1996年，曾獲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的詩人楊牧，從美國任教崗位返回中國臺灣，擔任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創院院長，邀請痖弦（1999）等擔任駐校作家。到2000年前后，港臺地區各大高校也開始跟進實施。當時出任駐校作家的有，周夢蝶獲聘為中山大學駐校作家，龍應臺任香港大學駐校作家，陳幸蕙任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駐校作家，黃春明任成功大學的駐校作家，等等。

中國大陸在2002年以前也有了駐校作家制度的實踐，以上海的高校為代表。上海與駐校作家制度結緣較深的作家是王安憶。王安憶是2004年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的，數年后與陳思和等創辦了該校的創意寫作碩士教育。其實，王安憶與創意寫作以及駐校作家制度接觸的時間遠早于此。1983年，她隨同母親茹志鵑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這個計劃本身就是安格爾、聶華苓夫婦主持的駐校作家項目。這次出訪時，王安憶29歲，正處于創作和事業的開創期，這段經歷對她產生了深刻影響。時隔20余后，在加入復旦大學前，王安憶已是上海作家協會主席，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她說：“很向往大學這么一個環境，從國外、香港看，一般作家落腳在大學里，是最恰當、最踏實的一個歸宿。”很顯然，青年時期在愛荷華大學的人生體驗，給了她深刻影響。到復旦大學正式任教之前，她其實已經在擔任該校兼職的駐校作家。1994年，王安憶應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允吉邀請，開設一門小說研究的課程。最初的計劃是通過復旦大學的“明星講座”授課，但王安憶則希望開設一門完整的課程，每周2個課時，共一學期。小說家給名校學生授課，且有周詳計劃和安排，雖未有駐校作家之名，卻已開駐校作家之實，當時頗受媒體和社會關注。這并非筆者過度詮釋，1997年陳思和在《作家登上講臺以后》中談到王安憶在復旦大學授課情形，并表示：“像駐校作家或者請作家來大學講課這類事，在國外是很普遍的，我們讀過納波科夫的《文學講稿》，就是一部作家開設的小說課程的講稿。”王安憶的講稿經整理，1998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心靈世界》。該書的策劃人認為像王安憶這類作家到大學講課或聘請駐校作家事情，在國外很普遍。這部著作跟納博科夫的《文學講課》性質相同，帶有相當的感性且又不乏理性。《心靈世界》的出版有利于促進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課程的建設，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儼然是呼吁駐校作家制度的普及和實施了。2002年以前，華東師范大學雖未正式推出駐校作家制度，但該校時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鼓勵學生創作，已培養和涌現了不少重要作家。其中，格非在1985年留校，但他堅持創作并成為先鋒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在一些論者看來，他是作家進校園的早期代表，甚至就是駐校作家。199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作家呂約，在2000年9月寫的校園回憶文章《麗娃河》中提到“還有語言充滿機鋒的批評家朱大可，嚴肅認真的陳思和，駐校作家格非”。在呂約當時的觀念中，認為格非已經是駐校作家了。通過上面的事例分析，這就不難理解，今日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等駐校作家活動十分活躍的緣由了。

同樣在20世紀末，王蒙受邀在南京大學擔任兼職教授。此時他的正式身份尚不是駐校作家，但他在任職演說中對駐校作家制度有深刻認識。他說作家進大學，是高等教育人文學科危機的表現，因為以培養教學和研究人才為主的教學體系，不能滿足市場化社會的時代，所以要改變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作家進校園是提供了現實的鏡子，讓學生“既能呼吸文學的新鮮空氣，又有直面人生的新穎感”。

余 論

駐校作家制度是創意寫作學科的核心機制之一。在大學教育體系中，引入駐校作家，給注重學歷和研究能力的學術衡量模式破了一扇窗，與傳統的中文教育形成了互補。一批當代作家轉型成為大學教師后，中文教育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割裂的情況得到了彌合，有別于學院批評的、新型的作家批評隨之興起。從另一方面看，這賡續了新文學運動以來“作家駐校”的傳統，又重啟青年學生對文學和寫作的熱愛，激活了作家自身的素養與新的發展途徑，提升了大學的美譽度，形成了“磁吸效應”。2023年，中國創意寫作發展迎來新一波熱潮：華東師范大學舉辦“現實與傳奇：王安憶余華對談”，成立了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十周年，舉辦“通向寫作之路——駐校作家與北師大師生面對面”等系列活動；上海大學成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等等。其中，駐校作家制度及其成果備受關注，各方也對其發展未來充滿憧憬。

在這樣的背景下，梳理駐校作家制度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源流，至關重要。其一，找尋當前蓬勃發展的駐校作家制度的發展來路。通過上面的史料梳理，我們看到王蒙等在青島大學，王安憶在復旦大學，王家新、閻連科等在中國人民大學，格非在華東師范大學、清華大學，馬原在同濟大學，畢飛宇在南京大學等擔任駐校作家，是有深刻的歷史根由的。只有深入勾勒當時對于駐校作家譯介、傳播和認知情形，了解中國駐校作家的相關早期實踐，才能清晰描繪21世紀以來中國駐校作家蓬勃發展的緣由。其二，可據此構建和書寫中國駐校作家制度的發展史。本文將香港、臺灣地區駐校作家的發展、中國作家到國外擔任駐校作家的情形予以整合，擴大文獻搜集和研究的視野，認為中國駐校作家的歷史可追溯至1960年代。這拓展了中國駐校作家發展史，將其從2002年前推到1967年。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論斷，是因為愛荷華大學已經在該年開創國際寫作計劃，中國籍作家張愛玲在美國高校出任住校作家。其三，將歷史和現實結合，為駐校作家制度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衍化提供歷史的支撐，可拓展相關研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