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郝建國：師兄好，咱們又見面了。我們的文學對話此前已完成了《散文的寫作與源流》《作家的門檻》《文學的權衡》三篇，今天我想就文學批評的話題深入聊一聊，你是搞文學批評出身，也一直在寫評論文章，我在省評論家協會掛著銜兒，以前也做過古典文學的研究，所以就此話題當有得一聊。

劉江濱：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一直被稱作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從來就是相伴而生，不可偏廢。文學批評不是從文學創作身上抽出來的一根肋骨，更不是附庸，二者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是齊肩平等的。我們談了幾次文學創作，再來說說批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郝建國：咱們是否從批評的源流、形態、現狀、姿態四個方面來展開？

劉江濱：甚好。是不是得說明一下，文藝學包括三部分：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在此我們討論的“文學批評”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也可以和常用的“文學評論”視為同義語。

批評的源流

郝建國：說批評，得從根兒上說起，從術語來講是批評發生學。按魯迅所說，一群古人抬木頭，最早喊出“杭育杭育”號子的就是創作，這人就是作家。那么倘若有人對這號子的聲音高低、長短、節奏等提出點兒看法，便于改進，從而提高勞動效果，這就是評論，這個人就是批評家。創作和評論是相伴相生的。

中國最早的文學專論是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對建安幾個文人的評價有褒有貶，中肯準確，體現了文學批評的初心。而他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更是影響深遠。他把文學價值抬到無與倫比的高度，上承《左傳》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下啟宋代的“文以載道”。

劉江濱：曹丕了不起，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專論的先河。在他之前的古代著述不少都涉及文論，但皆為只言片語。孔子在《論語》里邊對《詩經》的評論就很具體了，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不學詩，無以言。”《詩經》原本叫《詩》或《詩三百》，經由孔子編訂，又因為他的推崇，后來被奉為“經”。由此可見，文學批評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光是對一部作品的具體評價，其中所包含的觀點、思想對后世文學創作都是一種規范和引導。

為了這次對話，我把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找出來重新翻閱了一遍。這是兩部極為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兩人都生活在南朝齊梁時期，年齡也差不多。

劉勰的《文心雕龍》無疑是最早的古代文學批評專著，體大思精，系統完整，理論性強，涉及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堪稱偉大。我讀其中《練字》篇的時候，有句話對我有所觸動，他說：“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不贊成用生僻字，三個人不認識就是字妖。我寫散文有時有意用一些生僻字，意欲增加漢字的豐富性，讓許多不常用的“死”字變“活”。劉勰這個觀點，值得我反思。

《詩品》原叫《詩評》，開創了以詩話形式品評詩歌的方式。鐘嶸把122位詩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大膽。這是他一個人的排行榜。

郝建國：《詩品》可以說是“詩話”之祖，清代學者章學誠說：“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宋代歐陽修是最早使用“詩話”一詞的人，著名的《六一詩話》原本的名字就叫《詩話》。詩話成為中國歷代最主要的一種文論方式，親切隨意，有感而發，所以后世出現許多詩話作品，有名的如嚴羽的《滄浪詩話》、袁枚的《隨園詩話》等。

劉江濱：詩話是一種隨筆式文體，品評、掌故都在其中，讀來較為輕松。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直不乏各種學說、觀點，如李贄的“童心說”，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翁方綱的“肌理說”，王國維的“境界說”等等。文學理論從來不是空中閣樓，是建立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之上，是對文學現象、創作規律、作品特點的總結和發現。近代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這個說法影響很大，在中國古代，小說被稱作稗官野史，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沒有地位，梁啟超把小說抬到了至高的位置。

另外，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張竹坡評點《金瓶梅》，脂硯齋評點《紅樓夢》，還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都在小說批評領域影響深遠。

郝建國：西方文學批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影響也很大。

劉江濱：是這樣。我的文學之路是從文學批評開始的，對此深有體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文學的時代，自然也是文學批評的時代，西方古典美學以及俄國大批評家別車杜（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都有點兒過時了，現代西方文論風起云涌。有克羅齊的表現主義、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克萊夫·貝爾的形式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榮格的心理學分析、卡西爾和蘇珊·朗格的符號論、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等等。有人說，西方百年文藝思潮在中國十年就過了一遍。西方現代文論與國內先鋒小說是適配的，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文論不僅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也影響了小說創作。我曾用結構主義的敘事學理論評析蘇童的小說，完全卯榫對應。也曾用俄羅斯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對散文語言提出變革，兵器也十分合手。

郝建國：對比中西方文學批評，中國人重感性，西方人重理性。所以，我們的詩話、評點多來自直覺印象，西方人在邏輯、概念、抽象思維方面更勝一籌。從批評的初心來看，中西方也是有差異的。

我曾搞過先秦寓言和伊索寓言的比較，發現一個問題，從創作功能上來講，中國的寓言是服務，比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個故事其實是用于攻伐，服務于戰爭。而伊索寓言的出發點是文學，是教育和審美，比如《烏鴉喝水》《龜兔賽跑》《農夫與蛇》等。“審美”“美學”這個概念即來自西方。文學觀不同，批評也包括在內。

劉江濱：你說得有道理。但西方也不完全崇尚純文學，也講究文學的社會性。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把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兩部分。其中，外部研究就講究文學和社會、文學和思想的關系，而內部研究就是深入文本內部，象征、隱喻、語言、結構什么的。

反過來說，中國文學主流是“載道”，但也并不排斥閑逸性靈的文字，像陶淵明、李白、王維那樣的詩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云想衣裳花想容”“清泉石上流”一類也為人喜聞樂見。

批評的形態

劉江濱：批評者的類型，也決定了批評文本的差異。我覺得大體上可分為四種形態：學院派、作家派、媒體派和網絡派。

郝建國：那咱們分別討論。

劉江濱：第一種學院派，集中在高校和社科院，也有一部分在作協。這是文學批評最主要的一支生力軍。他們專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學養高，專業性、理論性、系統性、知識性強。但也常被人詬病其脫離創作實際，玩弄概念，自說自話。

第二種作家派。作家利用文學理論和自身的創作經驗，發表對他人作品的看法，往往能切中肯綮，說到點上，而且比較感性，文字優美，可讀性強。但相較于學院派，學術性、邏輯思維稍遜風騷。

當然，學院派和作家派之間并沒有一條截然分明的鴻溝，有些學者也搞寫作，有些作家到高校當教授。有學者型作家，也有作家型學者。

郝建國：有些雜志的主編副主編，如霍俊明，也主要搞文學批評。

劉江濱：對。第三種媒體派。報紙雜志還有出版社都算是媒體，也出了不少批評家，如你說的《詩刊》副主編霍俊明，還有《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長城》主編李秀龍等，都是有名的批評家。你本人也可以算一個。編輯工作本身就是要對一篇稿子（書稿）作出優劣的判斷和評論，心里頭是有標準的，許多編輯要寫稿簽、審讀意見，這個就是評論。

媒體里除了編輯，還有記者，記者會對新作即時地采訪和評論，快速反應。像《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也是公認的出色批評家。媒體派更注重與現實緊密結合的社會熱點，出版社的賣點其實也是社會熱點和經濟效益的一個結合。

媒體派，還有一層，是讀者批評。他們是報紙“書評”版的常客。他們是受眾的一方，是讀者的代表，他們自發地評論哪本書，是市場的一種反應，也是讀者的一種導向。雖然讀者評論更接近于讀后感，但這有感而發是很可貴的。

郝建國：學院派批評還是代表著頂尖水平，批評只有上升到理論層次學術層次才是高級的。文學批評不只需要對單個作家、單個作品進行研究評論，還要宏觀地放到一個時代的坐標系中考察，對文學潮流、文學態勢有一個整體把握。能進入這種高度的作家作品才能進入文學史。作家論、創作論這樣的研究不是一般人可以把握的。

前一陣我想給路也寫個評論，我把她所有出過的書都要過來了，但我一直動不了筆。我不能就一篇寫一篇，必須把她所有的作品讀完，而且要深入地研究，放到一個宏觀的背景里，這比單純地寫一篇書評，難度要大得多。

劉江濱：是的。前三種批評可以說分別代表著三個方面的人，學院派——學者，作家派——作者，媒體派——讀者。這樣劃分不見得科學，因為從批評方面說，三種人都是研究者，但又的確代表了不同的站位。

郝建國：好像一塊石頭扔到水里，聽聽不同的反響，如果只是學院派說好，可能是陽春白雪，如果只是作家派說好，可能是惺惺相惜，如果只是媒體派說好，可能層次不夠，如果這個作品三方面都追捧，可能才真正是好作品。

劉江濱：這三種批評形態都屬于官方的，是“官宣”，還有第四種形態是自媒體批評，可以叫網絡派，簡稱“網評”。網絡批評，是“民宣”，或“個宣”，有的是在自家社交賬號發布書評，有的是留言跟評式，比較零散。網評作者經常披著馬甲，用的是網名，所以批評的顧忌就少，說好說賴全由內心。許多文章的跟評、留言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觀點，非常精彩。所以有個說法，叫高手在民間。

但網絡派的一個最大問題，是自由過度，不像正經媒體那樣經過層層審核把關，而是率性而發，抓其一點，不及其余，偶有網暴的現象出現，對作者造成極大的傷害。這樣的批評已經超出了學術的范疇，形成人身攻擊，是極不可取的。

批評的現狀

郝建國：我以為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批評變成表揚，批評變成鑒賞，以前的評論還是九個手指頭加一個手指頭，即九分說好，還留一分說缺點，如今差不多都是十全十美了。

劉江濱：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對作品一味贊揚意義不大。查字典“批”的第一個意思是“用手掌打”，批頰，打臉。所以批評本身就帶有挑毛病的意思，至少要客觀評說。

郝建國：現在經常看到表揚與自我表揚，而且到了極致。甚至“經典”一詞張口就來，使用頻率太高了。是不是經典，需要時間的檢驗，至少也得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大家還認可這個東西，大家還在讀，這才能叫初步具有經典的那種最原初的狀態。有可能今天公認的經典之作過些年就被淘汰掉了。

有的作家擅長在創作談中自我表揚，說語言如何精美，結構如何巧妙，主題如何深刻，沒給評論家留地兒，評論家覺得無話可說，沒有解讀的空間了。

有人認為，作家自我表揚文學史上有傳統啊，比如蘇軾有篇《自評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超級自負。但除非有蘇軾這個才能，否則只能徒留笑柄。

即使是教科書般的《論語》，也有那個時代的局限。再比如《紅樓夢》，作者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為什么增刪？就是有問題嘛，即便如此，還有許多地方沒刪好，存在缺陷。蘇軾的詞，他的弟子批評說是以詩為詞，李清照批評說不協音律。

劉江濱：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圈子化，礙于情面，二是社會風氣如此，誰也不能免俗。對于熟識的作家，你給人挑毛病，你是在顯示自己高明嗎？對于不熟識的作家，你批評人家，以后咋見面？現在公開刊發批評文章的報刊稀缺，好像只有天津的《文學自由談》一直在堅持。我搞文學批評多年，有一次在一家大報發了一篇評論，是正面的，后來又投了一篇批評的，編輯給我退了，說一般不發批評名作家的文章。我的批評文章主要發在《文學自由談》，其中《〈應物兄〉求疵》一文影響很大，至今還被不少論文援引。雖然我的批評都是從學理出發，力求公正客觀嚴謹，但還是有所顧忌，批評終歸需要勇氣，有多少作家能做到胸懷坦蕩、聞過則喜？所以，批評文章不好寫，寫了不好發，這是文壇的現狀。

郝建國：魯迅說過，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大家都知道這是文藝批評應該奉行的基本原則。所以很少見到批評文章，這是不正常的。

而不多的批評文章，有的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即魯迅說的“罵殺”。誰紅我跟誰急，專挑名家毛病。挑毛病沒問題，但不夠客觀理性，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層次較淺，學理性不足，難以令人信服，甚至人身攻擊，就讓人反感了。批評的出發點是博出位、博出名、博眼球，這樣的批評形不成對等的高層次的學理論爭，是令人遺憾的，也被批評者不屑。

劉江濱：其實，相對于表揚、鼓勵，批評可能對作家的幫助更大。舉我自己的例子。批評家王志新多年前曾在《文藝報》對我的散文予以評述，他說了許多好話，我不大記得住，而他指出我的問題使我記憶深刻：“由于缺少個體經驗，缺少寫作者直接的生命體驗，所以不易產生共鳴。文化散文如何平衡理論觀念和個體經驗一直是個命題。”他說出了我的文化散文根本性的缺陷，使我大受教益，所以我后來的文化散文寫作努力到現場去，有在場感，有“我”在，寫出個人經驗和生命體驗。

郝建國：說到在場感，實際上，評論家也要有在場感。批評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批評文章缺乏在場感。我在評協有個體會，兩年前我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評論家也應該像作家一樣深入生活。現在評論家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在象牙塔里閉門造車，指點江山，對現實生活、作家甘苦、創作實際都缺乏深入了解，寫出來的評論自說自話，不得要領，不及物，讀者看不懂，作者不買賬。

劉江濱：這點特別重要。如果評論一部農村題材的作品，不深入農村，不了解當下的農村生活，怎么評說作品寫得好不好，準不準？坐在書齋里，只憑印象和以往的經驗來評，極有可能出現脫離實際的偏差甚至錯謬。批評家不僅應該深入研究作家作品，也應該深入研究生活、熟悉生活。

郝建國：一些研討會，有的人就是趕場子，沒認真讀作品坐下來就發言，東拉西扯，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空話廢話。比如談語言的生動，總得舉個例子吧。所以不少研討會的主要功能不是研討作品的得失優劣，而是攢人氣，造聲勢，炒影響。研討會的規格主要看與會人員的名頭，至于說了啥，都是次要的了。

劉江濱：還有，評論缺乏讀者，最悲哀的是：誰寫誰看，寫誰誰看。

郝建國：原因之一，是語言表達太學術了，第二，篇幅太長，動輒洋洋數千言，讀者看不懂，也不耐煩看。謝有順提倡千字書評，我特別認可。這里涉及評論的初心，即你要干嘛？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推廣——推廣一個作品，或者推廣一種思潮，推廣一種寫作方向，這樣的評論才有價值。

劉江濱： 文學批評還存在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創見，流于平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文學批評的黃金時期，與文學創作真是比翼齊飛。引導文學浪潮迭起，流派叢生，傷痕文學、朦朧詩、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現實主義沖擊波等等，都是文學批評界總結出來的。文學批評就是旗幟。隨著文學失卻轟動效應，這么多年，文學批評也陷入沉寂的狀態，更加圈子化，新理論、新觀點、新潮流以及對文學創作的作用都在弱化。文學批評源于創作，又高于創作，應該對創作起到一個發現、總結、引領的作用。

批評的姿態

郝建國：接下來說說當下的文學批評該有什么樣的姿態吧。

劉江濱：我認為應該有三點，第一是獨立品格，第二是民主平等，第三叫客觀理性。

獨立品格，就是說批評不能成為作品的附庸，它和作品是文學的兩只翅膀，而不是一只翅膀上的羽毛。

郝建國：獨立，這兩個字很重要，獨立才能客觀，不獨立肯定就受制于各種因素。或人情、或商業、或評獎等等。人家想評獎，請你寫評論，你怎么給人挑毛病？

劉江濱：獨立品格還體現在不僅就作品說作品，而且是把作品當成一個載體，借此發表對世界的看法，像王國維說的，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批評也是一種創作。這是批評能達到的一個高級境界。不是完全拘囿于作品本身，應該跳出來，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說得更透，講得更深。如果說創作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批評就是來源于作家作品又高于作家作品。評論家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不能匍匐在作家腳下。這不是理想的姿態，而是應有的姿態。

郝建國：所謂民主平等，就是說批評對作家不要仰望膜拜，也不要居高臨下。

劉江濱：作家和評論家是平等的，評論應該是一種民主商量式的。不管是大作家和小批評家，還是大批評家和小作家，從文學關系上必須是平等的，平等才能客觀。如果是仰望膜拜，必然是溢美贊嘆，如果是居高臨下，必然是貶抑不屑，都不是正常正確的姿態。錢鍾書對學問的定義，就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商量培養”這話說得多好。

郝建國：是這樣，我們出版社跟作者溝通編輯情況，會提出一些修改意見，這個溝通過程其實也屬于一種文學批評，長處和不足都會說一說，我們會以商量的方式，而不是強迫命令的方式。給作者出版作品，是相互成就，而不是出版社對作者的恩賜。

劉江濱：還有一個是理性客觀，也叫學術理性。文學批評的學術性還是最關鍵的，這是最高層次。你的研究要靠得住，有較高的理論修養。只是直觀感受式的，沒有學術性肯定不行，這是淺層次的。從對具體作品分析評論中抽繹出一個觀點或理論，這個觀點或理論就是文章的核心或者靈魂，從評論上升到理論層次。一部（篇）作品哪好哪壞指出來了，但能不能給它概括一個東西，總結一個東西，升華一個東西，這才是點睛之筆。評論，評論，不能光有評沒有論，有評有論，才是飽滿完整的評論。由具體到一般，由具象到抽象，這是評論的一個邏輯過程。

郝建國：所以，搞文學批評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有幾千人，評論家協會會員只有四百多人，就很能說明問題。寫篇三千字散文可能一天時間就夠了，一篇三千字評論則大概需要一周時間。既要細讀文本研究作品，還要借助合手的兵器（理論），要說得準，談得透。

咱們今天給文學批評挑了不少毛病。給作品挑毛病是題中應有之義，給批評挑毛病亦如此。同時，也呼吁文學界和社會，予文學批評以應有的重視，希望批評事業有更長足的發展進步，以不負這個火熱的時代。

郝建國，文學碩士，編審，花山文藝出版社社長。中國編輯學會理事，中國辭書學會理事，河北省作家協會理事，河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河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發表論著逾百萬字。

劉江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散文隨筆集《書窗書影》《當梨子掛滿山崖》等，參撰《中國當代散文大系》《張中行名作欣賞》等著作。曾獲河北省第八屆文藝振興獎、第二屆中國報人散文獎等，作品被選入多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