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年一度的《收獲》“青年作家小說專輯”理應是浪尖上的欄目。無需遮掩，這一回最打動我的作品，是杜梨的《涓漪》。這篇小說講了什么？一次“兇宅”購置、一個真實夢境、兩對伴侶、一場命案、既玄幻又科幻……這是一個頗為精彩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該作具體而生動地展現了如何以文學之想象為今天的現實圖景添上幾筆有意義的亮色：如寫女主人公從那些接地氣的“新中式”物件與“中華攀雀”的生活中獲得滋養與勇氣、如寫男女主人公之間清新而深沉的感情等等。杜梨的文筆猶如刺繡，以每一針的精準來實現整體的細密繁復，同時還具有一種極難得的適當的幽默感。傅懸的《吃黃昏》則完全是另一種寫法，敘述極穩妥，甚至略有些溫吞，直至最后，一碗飽含鄉愁與尊嚴的“姜汁燉蛋”頓時成為一根鋒利的刺，為主人公不知所措的生活帶來泠冽的痛感。坦率地說，與上述兩作相比，我認為該專輯其余幾篇小說似乎尚未充分準備好自身來“對付”這為世人所共享的豐富的生活世界，或迂回躑躅、或略顯心急、或暫時無法讓凝滯的私人記憶變得澄澈……但這不也正是青年再正常不過的、可貴的模樣嗎？

《上海文學》第8期“文本探索專號”發表了四個短篇，其中《倒紀元》《機器人學》《風切變》為科幻作品?！兜辜o元》設置了一個“倒紀元元日”，此日之后，不再有新人類誕生，死于此日之前的所有人類則將依次復活，人類歷史徹底倒序播放。《機器人學》一篇將機器人家族史與機器人構造學結合在一起敘述，作者用心嚴肅誠懇。《風切變》以查案的方式寫一款人工智能與其開發者之間的羈絆，故事既跌宕又利落。不得不說，今天的科幻作者們已經擁有一整套較為完整豐富的語匯與題材來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現實了，此刻我們一面憧憬或憂慮于人性的未來，另一面也應以更強烈的緊迫感與責任感來理解、詮釋人性的前世今生。楊莎妮的《草中商廈》講的是“我”和馬占濤（兩個徹底的i人）的交往與奇遇。按理說，這故事并不新鮮，近些年來青年作家們就很熱衷于“內向”“社恐”等主題，但作者設置的“咨詢師”“黑貓”等角色、元素，以及通篇那古怪又奇妙的小說語言，一同營造出一種“陌生化”的效果。在我看來，作者筆下主人公在大廈下河濱小公園的灌木中躲避人群的段落，是全篇最精彩的描寫?！癷人”獨處充電，作為一種近乎于滿足生理需求的行為，被這些描寫詩意且精準地捕捉到，釋放出一種惠特曼式的生機勃勃的自我肯定感。池上的《如果海水分開》（《作家》2024年第8期）寫一個核心家庭外出旅游時的遭遇，作者精準地為我們照亮日常生活中的裂隙，這些裂隙是如此深邃、如此難以合攏，使得孱弱的個體不得不發“如果海水分開”這般大愿才有可能反抗絕望。

白琳的中篇《布達佩斯咖啡館》（《上海文學》2024年第7期）讓人想起韓國導演洪尚秀那些高度風格化的充斥著各種談話的電影。主人公“我”在布達佩斯城內的五個咖啡館里，和新識舊友聊彼此的生活與情感，同時也聽著咖啡館里的陌生人們聊著自己的遭遇。這些談話作為小說的主體內容，猶如無意匯入河道的溪流，不致力于構成前后貫通的主要情節，但讀者依舊能從中體會到當代生活的一些特質與命題，如情感模式的多樣與脆弱、普遍失落的氛圍下個體的不適與不甘等。小說中大量關于咖啡館建筑細節與各色食物的描寫，可被視為談話的“物質基礎”，代表著異國中產階級生活文化，給人一種“過于豐富而口感混亂”的感受。同期《上海文學》刊發的三個短篇《定錨嬰兒》《一個二十五歲女孩的一生》《東京都候鳥》也都是異國故事，三位作者聚焦于各自主人公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或時段），為讀者敞開了人物的命運。

遍覽近期各刊物中所發表的詩歌，我的直接感受是詩人們的表達缺乏最樸素意義上的“詩言志”這一維度。我讀到了許多意象、意圖，但鮮少讀到清晰明確的關于自我與世界的意思、意義，即使有，也常常是以一種呢喃、氤氳的散文語調暗示、“散發”出來的。因為這一或許主觀偏頗的判斷，我愿意強調詩人藍藍的寫作的重要性。她的組詩《修辭與沮喪的詩人之歌》（《收獲》2024年第4期）以一種今日罕見的極具穿透力的鏗鏘語調，表述了自己對于“象征”“隱喻”“古典主義”“現實主義”“詩人”等概念、形象的看法。這組詩中的藍藍具有這樣一種品格，即她能夠將自己私人的體驗轉化為一種言說與判斷的勇氣與能力，直面一系列客觀的命題，而非任由私人體驗漫漶于詩行之間。這樣的寫作就是一次捍衛詩歌尊嚴的“詩辯”。倪湛舸的組詩《我的愛人皮埃爾》（《上海文學》2024年8月號）用一種童話般憂愁而清澈的語言編織出“皮埃爾”這一形象。誠實地說，我發現自己很難把握這一形象。在詩人筆下，皮埃爾似乎是一個想要取消自己的“人類”屬性的人：“皮埃爾什么都聽不懂，/他早已喪失了學習的熱情，/他捂住耳朵和眼睛，說這里沒有人?！迸c藍藍那肯定的、鉆石般的語言不同，倪湛舸用復沓、搖蕩的句子展現了一種趨向于“否定”的詩歌感覺，一種堅決地想要“避讓”乃至“退出”現狀的態度，而詩行中的童話感又確保這一有些灰色、抽象的主題是在一個五彩繽紛、具有活力的世界中生成的。這樣的詩歌能使讀者在困惑中領會到一絲絲奧秘，感知到某種寄身于文學的可欲求之物的存在。

還有散文。黑陶的《中國房間（之四）》（《芳草》2024年第4期）以筆記體寫就，別具一格，每一則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一個地點、一處景觀、或是一個關鍵詞。不過，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中國房間”這一說法。按照我的理解，“中國房間”至少可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將“中國”比作“房間”這一人們安頓身心的最小單元，透露出親切的歸屬感；第二種，“中國”包含著無數個大大小小的“房間”，等待人們去清理，去布置，去為之奮斗。于是，至少內蘊這兩種解釋的“中國房間”，不也就高度概括了我們在今天讀到的各種游記與關于風土的散文書寫？還可以就此提問：“房間”與“房間”可否連通？無數個“房間”如何構成“建筑”？如何在作為空間的“房間”中發現時間？……在《蘄州記》（《芳草》2024年第4期）中，舒飛廉寫自己如何在今天的蘄州城里找到16世紀60年代的李時珍與吳承恩。極有趣的是，他此次考察的“據點”，是一個被裝修成婚房的鄉鎮酒店房間，找資料、寫作的工作臺，則是房間里的一張麻將桌。正是在這一洋溢著生的喜悅、接著地氣的“中國房間”里，他感受到李、吳“二位先生在各自的油燈下奮力筆耕”，連通了今與古。今年第4期《天涯》的散文欄目提出了“自述式寫作”這一概念，以期讓“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參與歷史的敘述”，其中鄔霞的《自由行走的花》與李方毅的《南方漂泊二十年》兩篇作品提供了難得的來自普通人的第一人稱敘述。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