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戰爭期間，隨著追擊的深入，潰敗的對手往往會成為一位出乎意料的向導，會指引己方指揮官與軍隊的眼光、腳步走向意外之地，趙國第六代君主趙庸的軍隊，就是這樣在追擊的匈奴軍隊的過程中，被對手引導著，逐漸離開華北大平原，離開他們心中的趙國都城“朝信宮”，向西北方向的草原、陰山追進，讓一項在這個西進過程中被動產生的軍事工程，成了后世中華民族精神象征——長城——的起源，也讓趙雍成了中國長城的肇始者。

一

像把一頭年邁的駱駝從古老的圈里牽出一樣，讓我替讀者，把“胡服騎射”的背景與催生的故事，從2300多年前的時光隧道中拎出來。那時，年少的趙雍在國都“朝信宮”，剛剛接過趙國的君王之位。身為趙國的第六位國君，趙雍從父親趙肅侯手中接過的是一個四面鄰敵的危局，尤其是北邊接壤的林胡、樓煩和匈奴三個游牧部族，常常以當時先進的馬上騎射技術與擁有如風似電的快騎為資本，像三把帶著寒光的戰刀，隨時向南鄰的趙國頭上劈來。

對手往往是最好的老師，趙雍他即位的第十六年，做出了一項令朝野震驚的決定：摒棄了以往面對北方游牧強敵時要么硬剛，要么退讓的政策，他下令命令軍隊放棄穿慣了的長袖寬袍，采用北邊那三個鄰居的精短服飾，學習胡人用皮帶束衣的辦法，那種類似長方體的帽子也被插有貂尾或鳥羽的武冠替代，成了一道隨著騎馬移動而漂移在半空的頭頂風景；將士們不分貴賤，都穿上了皮制的靴子，如此裝扮的士兵，看起來一下子高大、英俊，也擺脫了傳統長袍的約束，但這種裝扮不是為了好看，而是更能適合在馬上射箭的作戰訓練。

訓練場的草地上，來回馳騁著換上“胡服”在“胡馬”上練習射箭的騎兵，他們的吶喊與沖刺，不僅是定格在趙雍眼中的一場精美的記憶，更是當時進行訓練的真實寫照。

這就是后來被載入史冊的“胡服令”。 從中原秘密購來的布料、絲綢、鐵和從草原上秘密購來的獸皮、箭矢、馬駒，匯聚在趙國都城“朝信宮”郊外的秘密作坊里，被裁縫趕制成大批“胡服”、“胡冠”、“胡靴”，被工匠合成了新型弓背、弓弦和馬鞍、馬嚼，被馴馬師逐漸訓練成合格的戰馬。

趙雍的這場軍事改革，被后世很多人解讀為一場對北方游牧對手發起反擊前的技術儲備與軍事演練。梁啟超在“胡服令”頒行2020年后，也就是1903年，發表了《黃帝以后的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一文，趙雍的此舉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商鞅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他把趙雍盛贊為“黃帝之后第一偉人”，和俄國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論。

趙雍沒想到，自己的這次軍事改革，被后來的史籍記錄為“胡服騎射”，并成功地走進了漢語詞典和時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

二

頒行“胡服令”兩年后， 趙雍開始“左右開弓”，上演了一只手同時射出兩支箭的軍事魔法：分兵三路攻打南部的中山國；同時，派兵北上，開始對那三個危險的鄰居進行反擊。奉命向北出發的將士，開始一場帶著故鄉的遠行，甚至，很多人拿青春購買的是一場人生的單程票。

勝利會留給對戰役有準備者的一方。正北方、東北方的東胡被擊潰后，趙國的進攻方向轉向了盤踞西北方向的林胡、樓煩后，隨著遠征軍取得的一次又一次的勝利，趙國的領地像一滴掉在宣紙上的墨汁，不斷洇散、擴延。

一壇被時間秘密釀制的酒開始發出芬芳，對趙國將士來說，是慶功的佳釀，對被潰退的對手來說，就是不堪吞咽但又必須飲下的苦酒，后者的踉蹌敗退足跡，成了趙軍不停追擊的向導，將趙國將士逐步引入到一個個陌生的但充滿誘惑的地域，讓趙國的疆域逐步向西拓展，直至陰山下。

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個明顯區別是，深受前者影響的人，無論是帝王還是百姓，對土地的深深依賴會導致其締造的定居生活模式，會出于安全考慮而構建“院墻”，希望以此來起到保護作用。趙雍就是這樣深受農耕文明影響的國君，隨著追擊部隊不斷向游牧部族占領地帶的深入，他身上潛伏的“院墻意識”被一次次激活，他不再像父親趙肅侯那樣，簡單地將漳水、滏水的堤防連接起來，就算是構成了一道防御敵人的“長墻”，而是在自己派出的遠征軍所占領土地的邊界上，構筑一道能防止北方敵軍戰馬跨越的“墻”，這就是一種新型的、昭示邊界的軍事建筑，也是中原王朝政權第一次以“墻”的形式，向游牧部族來定義、宣示雙方邊界。

趙雍下令構筑的這道“邊墻”，從今河北蔚縣境內起步，向北至尚義縣后，折向西南方向進入今內蒙古境內的草原地帶，然后向西經今烏蘭察布市境內進入卓資縣，開始進入大青山南麓地區的土默特草原。那是趙國在平原地帶、草原地帶用土和汗隆起的一道國之脊梁，醒目地站立在胡天朔風中。

對手向陰山深處的潰退，對追擊的趙國將士來說，就像群蜂聞見六月盛開的鮮花一樣，引誘著他們向陰山進發，那道跟在他們身后被修建的“邊墻”，好似一條貼著大地蜿蜒爬行的巨蟒，繼續開唱他們的陰山之歌。

天上沒有一朵云彩是偽裝的，地上不斷拓展的“邊墻”就是趙國實力的真實凸顯，是將士、役夫用土和汗，在平原地帶、草原地帶隆起的一道國之脊梁，醒目地站立在胡天朔風中。按今天的眼光看，“邊墻”更像是一列被調整方向的土黃色慢車，緩緩駛向陰山中。

趙國的軍隊不斷拓展著他們的邊界，那道被不斷延續的、單純的軍事防御工程，逐漸被儀式化、圖騰化，日漸變成了趙國宣示主權與實力的“國家院墻”，對它的守護，一度成為對國家主權捍衛標識，這種標識在后來的歷朝修建的“邊墻”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真是：四海多少役夫淚，難潤土墻頂端草；巡邊將士萬千骨，地下盡訴陰山苦。

自我設定的一項旨在考察中國長城的、“大地長旅”的人文調查，讓我的腳步，在趙國將士構筑那道綿長而雄偉的“邊墻”2300多年后，出現在陰山腹地的包頭市石拐區的國慶鄉境內。這段被籠統稱為“邊墻”的土夯建筑，就像被一個嫻熟使用簸箕的農夫，三簸兩簸中將稗子和谷米分開一樣，早就有了被文物考古者命名的專屬名詞：“趙北長城”。從字眼上很好區別：“趙”是其時間軸上醒目的標識；“北”是它明晰的地理方位，“長城”是其和其他長城共有的屬性。這就讓它和中國大地上的先秦、秦、隋和明等歷朝修建的長城區分了出來；也讓它和中原王朝的、鮮卑人、女真人和契丹人修建的、隆起在大地之上的軍事建筑區分了開來。

崎嶇的山間公路，讓我乘坐的車就像一只時左時右、時高時低的甲蟲，穿越在莽莽蒼蒼的陰山中。在“包腦線”上的一處斜坡前下車，往旁邊的克爾瑪溝橫穿過去，這意味著我和那些在半山腰下車后，從高處俯瞰的“長城游客”走的路線不同，入眼的景致與入耳的歷史之聲、入心的長城洗禮自然不同。

不用拿出我隨身帶的望遠鏡去看，克爾瑪溝兩邊山梁上如隊列迎賓的兩道氣勢威嚴、嶄新如昨的“長城”和烽火臺，是當地政府作為文旅資源拿出來讓人觀賞的“戰國趙北長城”，2000多年前的那道“邊墻”，低調地蟄伏在山溝里。

只有走在這被遮蔽得嚴嚴實實的山溝里，隨著朝溝里移動的腳步，才難一步一步地丈量身側的“邊墻”，才能感受它沿山而上的背后，修筑者的艱辛。如果在2300多年前，我就是一為巡邊的將士，就得小心翼翼地防備隨時從對面山崗上沖來的地方騎兵，就得忍受冬冷夏熱的塞外天氣。隨著腳步的挪動，海拔逐步升高，呼吸變得雜亂了起來，這種實地體驗，會讓人感受到任何一項偉大的工程，是掌權者一聲令下后，萬千百姓的血與淚，讓我最近距離地感受到，眼前的這土墻，這不是史料和課本中的“紙上長城”，是一道穿透2000多年歲月走廊的光，照見那時的寒煙山色暮、角聲腸中饑；照見趙雍的膽識與智慧，也照見了昔日修筑者的血與淚；照見敗退者的無奈與失意，也照見占據者的驕傲與自豪。這蜿蜒的“邊墻”，是國家間的界樁，是下令修建者的勛章，也是修建者與駐防者的吸汗器甚至墳場。

真正的“邊墻”，是要行進在它起步的溝底，站在它土夯的高大身子旁，才能體會和它伴生的“高大”、“雄偉”等詞匯背后的含義，才能明白它同樣是讓人仰視的；只有一步一個腳印的丈量，才能靜靜聆聽到那些夯土連時光都隔不住的敘說；只有一步一抬升，才能在朝圣般地步量中，感受到它向上蜿蜒時的建筑智慧與力量；只有看到那整天風吹日曬的干硬的身骨，像一位2000多歲的門迎露出一臉肅穆，才能感受出它的問世與堅挺是多么不易。

不時有游客站在土墻下面，擺出各種姿勢拍照，用自己的知識與見解，讓肆無忌憚的高聲評價，奔躥在山谷間。我無意間以他們的身高為參照物，目測到土夯的“邊墻”應該是高過3米的，如果像那些到此拍照的游客，站在半山腰的觀景臺上看它，一定覺得它和那些矗立在平原、戈壁、漠緣、草場甚至山頂的“長城”相比，來這里有種上當的感覺。只有站在它高大的身影旁，你才能感受到這是一段藏著的長城，是一段真正的“中國老墻”，猶如關于它的記載暗縮在史料的角落，它長達1740米的身子，低調、沉穩地隱在這莽莽蒼蒼的陰山腳下，猶如一枚古老但依然清晰的郵戳，低調、沉穩地刻印在這遼遠深闊的、陰山腹地的段克爾瑪溝中。

視角不同，所觀皆異。順著這條巨大的“黃色土龍”順山上升的方向，不時回頭，一次次感受到它阻擋來犯之敵的“身高”與威勢以及構筑中體現的建筑智慧，一點不遜于那些巨人般孤兀站立在平地上的長城。尤其是其兩米多“身寬”，足以行駛一輛小型汽車。整個墻體外壁，采用板筑和夯筑技術，我彎下腰，選擇了好幾處墻體作為觀察對象，一厘米、一厘米地盯著墻體，卻沒發現連接夾板的繩和孔，讓人真懷疑它們如巴比倫空中花園般橫空出現，這暗藏了多大的建筑機智呀！“邊墻”穿越的山體是一座石山，溝底盡是山洪淌過后留下的砂礫，堆砌“邊墻”所需的黃土，只能是從遠近不同的地方挖、運來的，然后被倒進下面是火烤的鐵鍋里，來回翻炒烤蒸，以此防止植物種子發芽，導致墻體內裂；黃土沒有性別，但讓前來群山深處的那群男人，用這樣的方法進行一系列操作后，具備了抵御敵人的雄性力量。和其他地方構建長城所取的土不一樣的是，后來的科學探測證實，陰山腹地及北部是中國最大的稀土基地，也就是說，包頭境內的這段長城，是用稀土構筑的，是真正的稀土之墻！

突然，一截白骨撲進眼中，不知道是動物的還是人的！這被后人稱為“長城”的綿長建筑，有的地方無意中被扔進一截牛羊或馬的骨頭，有的地方有意用了磚頭包砌外表，有的地方塞進了木頭，有的地方一定還堆積過守與攻雙方將士的頭顱，然而，一旦走進這宏大而綿長的詩篇，什么骨頭、人頭，磚頭、木頭，連做標點符號的資格都沒有，它們就像夜晚的廢鐵，被無盡的暗色吸引殆盡。什么”站在“邊墻”前，一個王國的輝煌和一截白骨的瘆然，帶給心靈的震撼沒有輕重之分，前者的“邊墻”的號角，吹奏在歷史的罡風中；后者是“邊墻”的隱秘，是嘴唇都被風化成灰后卻依然堅守著的牙齒，更是無數隱退其中的生命的啞聲哭訴，認真聆聽者的耳膜，會撞得發疼。

三

看趙國長城，替古人擔憂！我開始想象眼前這“邊墻”筑建的場景。古老的游牧民族對土地命名有著其一致性，這一帶如今屬于內蒙古包頭市的石拐區，這個名字源于蒙古語“喜桂圖”，意為“林草茂密的河流”，或許這個名字就是從2000多年前盤踞這里的游牧部族那里傳下來的。有樹木，有青草，有河水，自然就成了游牧者向往并試圖擁有的天堂，他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應該成為這里的主人。

“喜桂圖”，這個詩意的名字里，潛伏著多少為搶奪水草資源而生發的戰爭。朔風凜冽，涼氣充壑，趙國將士擊退這里的游牧者后，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和隨即而來的役夫、罪徒，一道開始用土夯技術構筑高墻，試圖用那一道高大的土墻，攔住游牧者再次反撲的腳步，這種嘗試在當時甚至1600多年后的明朝，依然奏效，讓一段土與血、汗與淚合成、凝固的歷史，鑲嵌在中國的歷史中。土墻是一道散發著拒絕氣息的籬笆，那里面暗含著刀箭的威力，逼迫著曾占據這里、試圖還想占據這里的游牧部族敗離這里，他們的胸腔間呀，開始詠唱著怎樣悲愴的一曲離歌！“亡我陰山，雪壓六月草，親人皆離散；失我陰山，雨漫敕勒川，何處是家園？念我陰山，風吹白骨現，離歌唱千年！”它比匈奴被漢軍從祁連山驅離后，留下那首“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離歌，早了足足200多年。

草木是生態的證詞，當年的“胡服騎射”者，以輕騎兵的狀態快速追敵并占據陰山，從趙國境內遠路運送來的糧草、軍械、裝備無法運送到前線。陰山深處，駐守的將士與“筑墻”者的生活給養成了問題。漫山的樹木成了燒水、做飯、驅寒的燃料，青草成了大批涌來的軍馬的口糧。青翠的群山被扒去外衣，溪流逐漸斷了行程，頭頂帶著雨的云朵向遠方漂移，這里，剩下那土墻更加干渴的張望。

“邊墻”修建過程中，為了防止對方的騎兵進攻，“邊墻”外要挖壕溝以阻敵戰馬；為了開闊瞭望的視線，壕溝外一定范圍的林木也被砍伐殆盡，那早已消失的、一片又一片的林樾上，又記錄了多少反撲與堅守之間的血淚故事。“喜桂圖”，這古老名字中展示的水草盛景漸漸萎弱，漠風卷著干黃，像一支巨大的畫筆，在這曾青草遍布的大地上肆意涂抹；千年間的戰火，焚燒著群山間的綠意與人間的和平愿望，眾泉干涸讓血和淚變成了這里流淌的主要液體。

兩千年后，氣候的惡劣想必并沒改變多少，漫山的植物一定還是當年的物種，我試著采摘當地人說的酸果果、錦雞兒、馬肉肉等植物果實和榆樹葉，一一放進嘴里，果然是酸澀無比。想當初，從趙國運輸的糧草無法及時抵達這里時，山溝里的很多野生植物挽救了將士們的生命。駐守的將士，早已不在，但這些耐旱植物，卻一直歲歲枯榮地伴隨著長城，它們，才是長城的味道；它們，一茬又一茬的出生、死亡，就像眼前這長城，在修建與倒塌，冷寂與重修的人間輪回中，接受修建邊墻與駐守邊墻者給與的砍伐、焚毀、采摘、煮食等命運，那頑強出生的步伐卻日漸乏力，導致曾經林木蔥郁的山崗變得光禿禿的，過度放牧也超出草地的承載，讓整個陰山呈現出疲態。修筑者、巡視者、駐守者甚至目下的裝修者、有攔著，都是長城冷峻觀視中的匆促過客，留下來的無非是這莽蒼的群山、年年枯榮的荒草。我掏出筆記本，在上面寫下了這首詩：“朝信宮”已化云煙，“胡服令”后生銹箭；邊墻依舊傲塞風，騎射能有幾人還？靈王銅像坐山巔，筑墻將士土下眠。曾是馬蹄劃邊界，至今虛擬化空間；唯有青草不寡情，化作蓬蒿染陰山。”

說來也怪，這段被熟土板筑的土墻周圍，不見一棵高大的原始林木，山坡與山谷間的盡是低矮的灌木林。山腳下，當初修“包腦線”公路時，猶如一把巨大的廚刀，將高大的“邊墻”一切為二，讓從山上沖下來的“黃色土龍”變成了被切開的兩段香腸，靠近山腳的那一端頂部，奇跡般的長出了一棵榆樹，根須一直順著被切開的墻面外露，像這古老的“邊墻”蒼老的胡須。在陰山一帶，榆樹是最耐旱的植物了，它埋在地下的根須長度，要遠遠大于其枝干的高度，看那順著“邊墻”溜到地面又鉆進地下的根須，不難看出它的努力，那是給這“邊墻”的傷口處，豎起了一道警示牌！或許，也是給站立在陰山風雨的“邊墻”斷頭處，撐起一把遮陽的綠傘。我的腦海里立即閃出榆樹在中國百姓眼里的“樹語”：它的寓意一般是代表著勇敢，不懼怕困難和挑戰，另外它還可以代表不屈服的精神。眼前的這株榆樹，誰知道它存活了上千年，還是幾百年？這不重要，在如此干絕之地，灌木都活得吃力，這么高大蔥綠的榆樹，竟然長在長城上，那是后者亮出的一面綠色旗幟，和它干黃的身軀形成鮮明對比；那不是一種顏色給另一種顏色的陪襯，是一種生命向另一種生命的問候，是一種古老向另一種滄桑的禮敬。

前人的生態欠賬，后人總得償還。20多年前，當地政府就開始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在這里植樹種草、封山禁牧，既讓這里變成了各種耐寒植物的生存的競技場，也讓這里變成了陰山在生態輪回的一部大教材。讓來到這里的人們，看到一片被染綠的山梁，那一抹青綠，遮掩了干黃的長城，這才是綠色戰勝枯黃、和平取代戰爭的理想歸宿，是眼前面積還不大的人工綠，和遠處依然光禿禿、青黛一片的山巒形成了明顯對比，惟愿這片土地上綠與黃的比例，能盡早得到改變。我想，這不僅是我的愿望，也應該是長城、陰山、內蒙古的愿望。這是另一種顏色的長城，這一道綠色長城。讓“趙北長城”在陰山的這一段，成了一間巨大的倉庫，既收留中國最早的一段長城原貌的記憶，也收藏了當下對綠色恢復的努力。

四

不再有灌木刷著褲腳，也不再有砂礫踩在腳下，腳下是新修不久純木的棧道，與這蒼茫天地與沙土不融洽的新木的味道，不時飄來。眼能看得見那古老的“邊墻”樣貌，腳底卻沾不到任何泥土，無法零距離親近，這是時下各處景點競相為游客提供的一項服務內容，生怕讓游客因此受了委屈，卻阻隔了真正聆聽歷史、感受大地的觸摸，讓人有種到了內蒙古大草原上，帶著手套吃手抓肉的感覺；或者，讓游客在新修的玻璃棧道上，望著滾滾而來的黃河水卻蘸不到它的溫度，卻發出“啊，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感嘆。

從谷底探出頭后，“邊墻”逐漸不再藏著了，像一個從練習爬行到直起身子奔跑的少年，沿著段克爾瑪溝中間的那條山脊爬升，每一段山坡就像一本記錄簿，認真地刻寫著它的成長變化。山脊的終點處，是這段“邊墻”爬山累了歇息的地方。站在這里，即可俯瞰從山谷里爬升而來的“土龍”之軀，也可朝西遠望“邊墻”朝更高處蜿蜒而去的氣勢，這種地段，自然就成了觀看“趙北長城”的最佳觀景臺。

一尊躍馬搭弓的趙武靈王塑像，是觀景臺上的標志性建筑。雕像底座側面上刻有歷史學家翦伯贊當年來這里寫下的一首詩，算是中國文人中對趙武靈王評價中最廣為人知的了——“騎射胡服捍北疆，英雄無愧武靈王”。雕像底座正面刻有落成時間：2008年10月，表明趙武靈王到這里“定居”已經25年了。塑像的設計者是叫趙君，從中央美院畢業后回到當地，帶著對趙武靈王的敬重，完成了這件藝術品，那是一種對歷史的回望，也是對“邊墻”歷史開鑿者的敬重，更是當地人對中國長城最先開鑿者、對一粒長城文化種子子的迎請。

塞地六月花始開，胡天八月正飛雪，這陰山的腹地，趙武靈王從河北邯鄲來這里已經“僑居”25年了。如果從公元前304年派兵攻占了今包頭市境內的陰山一帶算起，到公元前299年退位，這位“邊墻基建”狂人，在5年時間里，不僅下令完成了“趙北長城”的陰山段，還將其向西擴延至陰山西段的“高闕塞”，讓全長800多公里“趙北長城”，縱越平原、草原、群山，聆聽毛烏素沙漠的風聲，俯瞰黃河的濤色浪花，猶如一條有力的臂膀，構筑了一條連接華北和西北的“國家院墻”，一道中國長城中的“東方老墻”。難怪“趙北長城”修成200多年后，司馬遷在他的《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述趙武靈王“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我不知道，司馬遷為何將這種邊界之墻稱為“長城”，但他讓我知道，趙武靈王，是中國長城的第一個下令建造者；司馬遷，是中國長城的第一個命名者。仰起頭，我看著半空中的趙武靈王塑像，心里感嘆：“先人吶！如果您再遲幾年或十幾年退位，中國的長城之書，該是怎樣的另一種書寫呀！”

趙武靈王塑像腳下，是一個新開的停車場，穿山而過的“包腦線”公路對面，是兩塊石碑，一尊是豎立的，上面是七個公正大氣的繁體字：“戰國趙長城遺跡”，旁邊對應的是蒙古文字；一尊是橫立的，上面是簡體漢字的“戰國趙北長城遺址”，上面標有“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下面綴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1年7月公布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2006年10月立”等字樣，也就是說，被司馬遷命名為“長城”的這段“趙國邊墻”，完成它的使命后，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一直默默矗立在這里，忍看朔風送走一個個朝代更替，忍淋塞雨凄凄澆灌在頭上，忍聽牧歌縈繞、羊蹄輕踏，成了歷史記憶之外的一種點綴。2000多年后，秋風早就銹鐵馬，春雨不曾綠陰山，“邊墻”的名字被“長城”取代，它的使命也發生了徹底改變，從最初具有強大御敵功能的軍事工程，變成了需要保護的對象，猶如一位縱橫疆場的年少將軍，穿過漫長甚至幽暗的時光隧道后，變成了一位羸弱的老人。

順著淹沒在荒草中的“趙北長城”隱跡，繼續往山頂而去。五月之末，放眼四周，綠色正頑強地在去年殘留的一片干黃中表達自己的年復一年的輪回，亦如腳下的長城在年復一年的風吹日曬中頑強地挺著匍匐在地的身骨。

亦如人生的壯美或許體現在中年，但童年的樂趣無憂與晚年的厚重，亦是人生完整表達中不可缺部分。不到山谷，你看不到中國長城中這段埋首于谷底的低調一段，不到山頂，你看不到這段長城生命的延續。這種延續不僅是指它在這陰山中海拔的顯示，而是端坐在山頂的那座障城，猶如一只逝去千年但依然雄視溝壑與遠山的蒼鷹標本，考古發掘明確無誤地告知：這是漢代的一座“障城”。也就是說，“趙北長城”修建并投入使用200多年后，漢軍依然用這道“邊墻”防御匈奴，這可謂“趙國苦心筑墻，漢軍用來御敵！”我隨后又驅車，趕至距離這座障城東南方向直線距離3公里左右，一處叫后壩的山梁上，那里也有一座漢代“障城”。對那時駐守在這里的漢軍而言，“趙北長城”依然是防御匈奴的堅固工事，這兩座“障城”，就是他們的兩只眼睛，雄踞高處且警惕地巡視著對方的動靜。如今，雖然歲月已讓它們蒙塵緊閉，但它們閃動過令進犯的匈奴軍隊不安的寒光。

最初修建“邊墻”，就是為了明晰邊界。然而，人的欲望和國家的欲望是一樣的，“邊”也就成了一道游移的風景！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邊”自然會向外推進，“邊墻”自然也就同樣在移動中彰顯國家的實力與底氣。

趙雍在頒發“胡服令”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07年，力氣很大且喜歡角斗的秦武王與大力士孟說在洛陽周王室的太廟比賽舉龍文赤鼎，前者因折斷膝蓋骨而死。秦武王沒有兒子，趙雍隨即派人到燕國，將在燕國做人質的秦惠文王的兒子嬴稷迎接回秦，嬴稷就是后來的秦昭襄王。趙武靈王又怎會想到，自己下令構筑的“邊墻”，不僅成為后世長城的鼻祖，或許，還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秦昭襄王下令修建先秦長城，甚至，“趙北長城”還和后來的秦長城有某種間接的關聯。

趙國吹奏起的“邊墻雄歌”終因其衰落而啞聲，那道蜿蜒在陰山的“邊墻”，逐漸失去了抵御敵人的功能。趙雍去世23年后，“邊墻”外的游牧者變成了匈奴，后者侵犯的對象成了秦。或許是受了趙國修建“邊墻”的啟發，秦昭襄王下令在北方邊境修建一條新“邊墻”，這就是至今仍部分保留著的“戰國秦長城”。

嬴政統一六國后，面對匈奴的屢屢進攻，也沿習趙武靈王和秦昭襄王的做法，下令構筑屬于秦國的“邊墻”，這就是著名的“秦長城”。“秦長城”是國力的雄厚與個人雄心合拍的體現，它的投入使用距“戰國秦長城”建成已經58年，距離“趙國北長城”建成81年，其位置相當于將“趙國北長城”向北推進了70多公里！和“趙國北長城”的主要依靠土夯為主不同，“秦長城“的型材主要是石片，城墻高度也多在4米左右，最高處達4.5米，頂寬2.8米；在城墻內側，每隔千米有一座烽火臺，段內共有烽火臺4座，完善了長城的基本建型與軍事功能。這不簡單是建筑型材的變化，也是“國家院墻”隨著國家實力增強的推進。

我曾幾次進入陰山，印象最深的還是那曾如閃電劃過天幕的“邊墻”，那是先民抵御外敵時無奈但明智的選擇，也是北方大地上長城的最早命名者。

（作者簡介：唐榮堯，男，1970年出生于甘肅省靖遠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文學創作。著有《神秘的西夏》《青海之書》《黃河的禮物》《大地命名者》等30多部人文專著、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