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學文在今年《鐘山》3-4期上連載發出35萬字的長篇新作《龍鳳歌》，作品延續著其歷來重視的現實品格，并繼續保持著知識分子審視世界的傳統。讀《龍鳳歌》，能感受到胡學文確實如其自言那般“住在小說里”；在這部小說里，胡學文以對時代倒影的打撈、對底層鏡像的拾掇及對史詩調性的開掘燭照現實。文人的操守和良知、胸懷與勇氣如基因般復刻在小說里，也因此，《龍鳳歌》有著非常明顯的“學文”烙印，卻又不止于鄉村、底層、苦難等源出親身實踐的基礎，而是走向一種對底層敘事拓維后的史詩表達。

“五臺”即舞臺：

打撈宏闊歲月的時代倒影

把宏闊歲月埋入小說，非胡學文在《龍鳳歌》中的一時興起，而是幾乎深嵌于他的每一部長篇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有生》。《有生》寫的是“一個跨度百年的‘接生婆’的故事”，借祖奶之口以一天一夜的濃縮講述，打撈過去一百余年的時代倒影。謝有順言《有生》再現了“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復”且“講述了歷史苦難中個體的淚水和堅韌”。我想，這大概與其一以貫之的打撈宏闊歲月的傳統關系甚密。

將自己拋入時代并悉心感受時代洪流，是胡學文不斷突破自我的有效方法。只有堅守初心、保持自身純潔的作家，才有可能經不斷回望完成對時代的“打撈”。同時，也只有以親歷者姿態感受過歲月變遷的作家，才能寫出如《龍鳳歌》那般具鮮明時代烙印、引人共鳴的宏大敘事作品。

《龍鳳歌》以八十余年的長時跨度，打撈著作者回憶里的真實。當生活的艱難經過時間的打磨與歲月的過濾，便自覺成為作者對沖時代的調劑，無需體驗加工，只需慢慢沿著時間長河默默打撈即可。小說以馬秋月與朱光明新婚后的第一晚作為開端，并迅速交代了馬秋月身患夢游病癥的現實，而故事時間則以馬秋月的父親馬天找尋走失的棗紅馬為始。胡學文的聰敏在于借倒敘、插敘、補敘等敘事手法的交疊使用，不斷穿梭于棗紅馬現身至朱丹死后朱燈持續圓謊的那數十年。因為是沿“河”打撈，所以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如愿獲得，胡學文就這么拿著一支筆，將五臺的三三兩兩漸次打撈，并以極高超的拼接藝術，搭建屬于過去八十余年的舞臺。于是我們看到，底層人懷著對未來的期許，把苦難扛在肩上進行著或隱忍或爆發的“表演”。武三一方面以隊長的身份演繹著大集體時代底層掌權者的“權威”，一方面又以妻子偷人的身份撬開了農村風流韻事的豁口。主人公朱燈更甚，因為從小長得小、說話慢，卻還能在歷經苦難（從床上摔下、掉入水個洞的水中）后考入師范，并歷經老師、鄉干部、市報社副刊部主任、省報編輯等。不管是武三、朱燈、朱光明，還是朱丹、老丁、羅畢干等人身上發生的事，背后都透著亮閃閃的時代光影。武三大隊長的“權威”、朱燈的工作經歷、朱丹的意外去世，以及老丁與老畢干年齡差輩的婚外情、私生子，都有時代雕刻的印記。

如何講故事，定是胡學文思忖過的。胡學文就這么平靜地，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我們借朱燈窺見了記憶中的時代風景，只是這風景漸遠，一如水中倒影，可靜觀卻不可再擁，無論如何打撈，終究是水中月、鏡中花。

歲月亦如鏡：

拾掇亦真亦幻的底層鏡像

不少學者指出胡學文的一大標簽是“底層”，他筆下的人物多活動于底層的邊緣地帶，在面對接踵而來的苦難時雖能隱忍堅持，但卻不見得能夠把握未來的方向。譬如《落地無聲》中的喬先、《麥子的蓋頭》中的麥子、《飛翔的女人》中的荷子等，均在困惑、困苦、困頓中撕扯、苦撐。如何在面對困頓時握緊有限的幸福？當生存與現實的壓力逼迫個體放棄倫理和情感，潛隱于作家內心的對底層生存境況的吶喊使得胡學文格外亮眼。胡學文的底層敘事揭開了現實的重重帷幕，向讀者呈現了一種鮮被注意的生活真實。深浸其間的人們訝異于過去底層世界如此不堪的生活現場的同時，也被胡學文內心深處對歷史的尊重與對底層的吶喊所震顫。

歷史值得也需要被尊重，然現實的真實與情感的真實同樣值得關注。胡學文曾說：“生活確實是很艱難的，但是經過時間的打磨，經過時間的過濾，特別是作為一個寫作者，回憶的時候，那些東西、那些記憶可能都變得非常珍貴”。顯然，記憶是真實的，卻又不完全是真實的，遺忘、隱曲與重塑，讓記憶似真非真。當胡學文在《龍鳳歌》里以亦真亦幻的筆法再現歷史，我們就應當看到他在拾掇底層鏡像時的努力。棗紅馬、那團黏稠的霧、帶羽的白兔、會說話的豬等在文本中的出現，印證了他小說中確實存有魔幻現實主義及其自認的“黑色幽默”成分。或可這樣理解，當苦難過于堅硬，虛幻與戲謔有時是可以成為軟化苦難的一劑良方的。

馬秋月是胡學文在《龍鳳歌》中著意塑造的特殊角色，底層的陣痛就這么直截而赤裸地烙在她身上。許是不忍苦難就這么將馬秋月壓彎壓倒，夢游、癔癥與聽麻婆子講故事成為她排遣郁結的窗口。因為父親堅信棗紅馬帶來的“天定姻緣”，馬秋月嫁給了一貧如洗的朱光明，而非她想象中的“夢幻圖景”。可以確定的是，馬秋月剛開始就是不如意的，正如小說中所寫的，“她的不如意與男人的家境、長相、才華，與明確的一切都沒關系。她在意的是夢幻圖景”。但是緊隨其后的，便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口糧安排、債務償還、人情往來等令馬秋月屢屢犯難。如果無法直面，想象許是躲避苦難的有效方法。“石頭不是一次壓在心上的，今兒一塊明兒一塊，不知不覺，堆積如山”；于是，在一個個奇幻的夜晚，馬秋月一次次聽從或聲音或記憶的召喚，不自知的行走在灑滿月光的曠野里。

突圍正當時：

開掘底層敘事的史詩調性

將眼光置于底層，又能創作出史詩性作品的作家，骨子里多具悲憫情懷，且有審視歷史的眼光和正視民族苦難的勇氣。作家只有在經歷生活的過程中感知到了時代的宏闊與社會發展的震顫，才有可能在再現厚重歷史的同時進行自我思索，才有可能開掘出底層敘事的史詩調性。

《龍鳳歌》是一首苦難、不平與多事交織的歌，雖因深耕底層而無傳統史詩作品那般有絕對英雄人物的突顯，但并不影響其史詩調性的浮顯。通覽胡學文的幾部長篇可發現，他是有這樣的野心的，較為明顯的是《有生》。《龍鳳歌》與《有生》一道，呈現出突圍后史詩新質迸發的特點。兩部小說將故事散布在相較時長的歷史跨度中，有意避開傳統史詩作品的特點，而大體表現為從集體記憶的歷史維度到個人記憶的歷史維度轉向、從對大時代的重視到對小人物的美學迷思、從對宏大敘事的絕對遵從到對庸常生活的青睞等。宏大歷史是散落并嵌生于個體記憶中的，因此我們很少看到胡學文對時代進行直接而全面的表達。《有生》以祖奶為中心進行故事講述，基于祖奶的身份設定，因而在面對歷史現實時，并不能如史學家那般精確；相反，因為個體經驗和個體記憶的緣故，宏大歷史借祖奶的記憶性敘述完成婉曲表達。《龍鳳歌》亦是如此，小說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文本中植入了大量的個體心理描寫，以及對宏大歷史拆解后借個體記憶復現時代輪廓。馬秋月作為聯通《龍鳳歌》的關鍵人物，始終活動于底層空間，但這不不妨礙她以自我視野體察社會變遷與時代變革。馬秋月在整部小說中并無太多言語，但只要有她出現的地方，多伴隨著對其心理活動的細致描寫，從如何解決一家人的日常口糧，到從想要縫紉機、收音機，乃至到后面朱丹出事后的心理糾葛等均如此。時代的印記就這么悄然地隨之顯現，當我們深入《龍鳳歌》，“小而輕”的史詩性敘事、虛實滲透與原型隱喻等這些傳統史詩中鮮有出現甚至沒有的形態在此卻隨手可擷。

個體記憶是歷史大潮的佐證，我們需要喚起潛藏心底的記憶，對特定時代苦痛記憶的復現，不是為了剜開傷疤博取同情，而是為了提醒時下的我們珍惜生活、努力朝著更加美好的未來奔去。當個體記憶被歷史主潮的褶皺遮蔽，以一種表層形式的“反”史詩性進行小人物個體命運的書寫，實則也能牽出大時代樣態。胡學文便是在對庸常生活的青睞中“埋入”宏大敘事的介質，以起到引人深思、啟人心智的效果，正如葛亮有言：“對于具有歷史感的國族來說，每一個當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時空網絡中的某個坐標，必然有其發展的起點與淵源”。胡學文在作品中為我們塑造了一批活在底層、奮斗在底層的人物，他們有陣痛卻也能在陣痛中成長，共同組成橫跨百年的底層群像。

胡學文對鄉土空間的繪制，多是站在現實批判的角度表現時代與再現歷史，其間多夾雜著反思意味。《龍鳳歌》以極強的敘事性記錄了數十年來中國的發展變遷，也在史海鉤沉中為長在民間、活在底層的群體提供了為讀者所知的機會。讀完《龍鳳歌》，我們能夠感受到社會的驚人之變，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跨越式改善；但更加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蘊蓄在小說中的底層發展史與思想變遷史，是底層空間傳統中的溫情與弊病帶給我們的喜怒哀樂。

作者系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