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的少年時代，時興背誦“老三篇”（今天的年輕人，猝然聞之，大約不知所云），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白求恩被形容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久而久之，它成了自己的某種人生理想。1977年，我有機會通過高考進入大學，進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并留在大學任教，覺得這輩子興許能夠成為那樣的人。因為在儒家文化的傳統中，讀書的目的就在于滌除污垢，變化氣質，讓隨著時尚而浮沉漂泊的靈魂回歸到其本來位置，也就是孟子說的“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在這種一廂情愿的書生之見影響下，我以為學林中的人大抵都是“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孟子·梁惠王上》），身在學林，近朱者赤，當然也就比較容易實現這一理想。但幾十年來的實際學術生涯告訴我的是，學林遠非凈土。所幸的是，我終究還是接觸到一些符合理想的高尚而純粹的學人，張少康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少康先生1960年開始在北大中文系任教，2002年退休后，移硯香港樹仁學院（現為樹仁大學），又工作了十五年。從二十多歲到九十歲，他不斷讀書求學、增益新知，用其自述語來說：“我從1960年畢業留在北京大學工作，到今年夏天，已經整整五十年了。在這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付給了古代文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后記》）后來又說：“要認真閱讀的書籍實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日夜苦讀，逐步積累。直到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應該說還是在學習中。”（《張少康文集·編后記》）這讓我想起美國當代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她在七十歲的時候曾寫過一篇文章《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用這標題來形容少康先生，也是非常合適的，在學術的奮進途中，他永遠在路上。六十多年間，專注于古代文論領域耕耘不已，在其同輩人及后輩人中，如果要論這一領域中研究成果之豐碩，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類型上，允推少康先生為第一人。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張少康文集》，就是最好的證明。

記得在1990年，我第一次見到韓國的車柱環教授（他以《鐘嶸詩品校證》一書享譽國際漢學界），他曾對我感嘆說：“古代文論是一門‘高次元’的學問。”我很認同這一看法。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教育史上，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起步晚于文學史，也難于文學史。較早起步的是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作為后起者，勢必要從學術史的發展進步著眼，為自己“定位”，時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楊晦先生正是這么做的。少康先生追憶說：“當時在全國只有復旦大學和南京大學有古代文論課程，因為他們有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名專家……后來開設古代文論課的學校多了，但課程大都是附設在古代文學教研室的，而楊晦先生則堅持設在文藝理論教研室，他更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希望從一個理論視野開闊的角度來建設這個學科。”（《張少康文集·編后記》）“強調理論的重要性”，這奠定了北京大學古代文論研究的基本特色。應該說，這是一個有高度、有遠見的判斷。如果要我對古代文論研究現狀作基本估計的話，最大的不足仍然是理論的薄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集中代表北大古代文論研究特色的《張少康文集》的出版，就不單單是對少康先生本人的一份學術總結，更有助于人們認清古代文論的學科特征和應有的研究重心，對于當下的研究具有補偏救弊之功。楊先生“對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是不太滿意的”，如果他地下有知，我不認為他對當下的研究就會感到滿意，只能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借用孫中山語）。

楊晦先生建立起來的學術原則，是通過少康先生的一系列持久努力轉化為學術成果的。“楊先生的指導原則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中西并重，古今結合，理論和創作兼通，以文學為主又熟悉藝術。”（《牢記恩師教導，發揚楊晦先生科學創新的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想》）少康先生將這四句話重組為“三個結合”：“一是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要把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融為一體；二是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相結合，探討理論問題必須參考西方的經驗；三是文學理論批評和藝術理論批評相結合，充分認識中國古代詩、書、畫、樂緊密相連的特點。”（《張少康文集·編后記》）坦率地說，我對這樣的研究原則是十分贊同的。198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就體現了類似的追求。該書出版于2002年，在“導言”中強調了其向往的研究方法是“綜合的”，具體所指即為三個結合：文史哲結合、文學與藝術結合、中外結合。三個結合需要一個前提，即文獻基礎。總括而言，就是“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綜合研究”。如果做一番仔細的學術譜系的梳理，也許還可以在其他學人的論著中找到一些類似的主張。“銅山西崩，靈鐘東應”體現的不止是《周易》的“以感為體”（《世說新語·文學》），誠實地面對研究對象和學術現狀，就自然會在不同的時空得出一些相近的學術原則。

但原則好說，功夫不易。“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借用陸機《文賦》語）少康先生深諳其中甘苦，強調并實踐從“專題研究做起，必須要有多方面的、各種類型的專題研究作基礎”（《古典文藝美學論稿·后記》）。閱讀其文集，如《文賦集釋》《文心雕龍注訂語譯》是從文獻學角度展開的專書研究；《鐘嶸詩品》《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文心與書畫樂論》《司空圖及其詩論研究》則是從理論角度展開的專書研究；《先秦諸子的文藝觀》是概括一代文藝觀念；《古典文藝美學論稿》《夕秀集》則是兼綜各代各類問題的專題論文集；《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采用橫斷面解剖，從創作論解讀建構古代文論體系；《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則采用縱斷面梳理，呈現古代文論的起源、成長、發展、演變；《朝華集》顯示了作者青年時代才華橫溢的風采；《香港樹仁大學教學講義》則是其晚年課堂講學的側影。時段從先秦到近代，空間從中國到外國，領域從文學到藝術，場所從書齋到講堂。綜合各個方面，固然擺脫了劉勰批評的“各照隅隙，鮮觀衢路”，而在每一個不同方面，也都達到了“擘肌分理，惟務折衷”（《文心雕龍·序志》），這是多么的難能可貴。何況這套文集并非少康先生學術成果的全部，他真能貫徹孔子告誡的君子老年“戒之在得”（《論語·季氏》），所以像編纂的資料集《先秦兩漢文論選》，與人合著的《文心雕龍研究史》等都未曾收入（鑒于這一點，我覺得這部文集的編纂少了一項“作者學術年表”，不知有沒有機會增補），但這些論著也都體現了他對基本文獻（包括原始文獻和研究文獻）的高度重視，凝聚其中的正是一種“奈煩”的精神，恰如朱熹說的“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朱子語類·總論為學之方》）。惟有在這種精神的灌注下，才能使研究成果達到“擘肌分理，惟務折衷”之境。少康先生做到了“知能并進”，體現了“知行合一”。

我與少康先生相識近四十年，他當然是我尊敬的前輩，但心里總感到他很年輕。收到其文集，我才驚訝地發覺他已經九十歲了。宋儒程子說：“不學，便老而衰。”（《河南程先生遺書·二先生語七》）一個不斷學習、不斷進取的人，大概就會給人以年輕的感覺吧。與少康先生相處，他的溫和謙遜，他的熱情懇篤，總給人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但接觸時間長了，就能體會到他是富于“性氣”的人。他曾擔任《文心雕龍》學會的會長，少康先生在六十八歲的時候，就主動提出辭去會長、退出學會，在我看來，他很像今日的陶淵明——我理解中的陶淵明，是如朝云說蘇軾的“一肚皮不入時宜”（《梁溪漫志·侍兒對東坡語》），是如朱熹說的“帶氣負性之人”（《朱子語類·論文下》）。在學術研究中，人們往往強調學者要客觀公允、不帶感情，實際上這只是很一般的要求。越是純粹的學者，越是卓越的學者，在研究工作中，就越是會投入其愛憎好惡之情，就如孔子說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如朱熹說的“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朱子語類·總論為學之方》），如陳寅恪說的“認真做，就要動感情”（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讀少康先生的論著，字里行間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其愛憎是非，尤其是其自序或后記，更是直抒胸臆。如《夕秀集·自序》中的“揮汗寫序，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學術研究是需要有決心，有勇氣，有毅力的。要安于清貧的生活，要有為學術奉獻一切的精神，要有嚴謹踏實的治學態度，而不為名利追求轟動效應”；治學中當然也有快樂的幸福時刻，如《文心與書畫樂論·后記》中描述的：“心情舒暢，自由清靜，沒有壓力，沒有干擾，學術研究成為一種精神的享受，這也許是一個學者所最期望、最羨慕的境界。”他的快樂和憂傷，是一個純粹學者的快樂和憂傷，可惜這樣的快樂和憂傷，在老中青幾代學者中，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讀《張少康文集》，我又一次體驗了這樣的快樂和憂傷，兼有在知識上的充實和道德上的激勵，體會到一種久違了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盡心下》）的滿足感。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