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清一代，上至統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幾乎無不受“四書五經”的影響。清政府襲用明制，以《四書》科舉取士。康熙為《四書解義》作序，強調“朕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實錄》），有意將“君權正統”與“理學道統”相結合，借程朱理學維系統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漸脫離明末心性空疏之學而致力于“返經書”“經世學”，文壇風氣為之一變。通俗小說作為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受此影響，其編刊呈現出雅馴、經世等特點。

順治康熙時期，書坊與文人在編刊小說時，開始自覺秉持存真去偽、戒欲戒淫、訓歸儒雅的態度。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義·跋》中說：“然真則存之，贗則刪之，匯所傳書，采而成帙。”而受統治者推崇“程朱理學”的影響，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也自覺地將男女風情納入道學正途，強調“名教中自有樂地”。如“名教中人”所作《好逑傳》，書名取《詩經·關雎》“君子好逑”之意。該書序言指出，其所謂“好逑者，其必和諧有道，備極夫婦之歡，于足法隨，唱非淫曲，盡人倫之樂而無愧者也”。“寉市道人”所作《醒風流》，也以宣揚“名教”為己任，在小說中宣稱“朱熹等闡發正心誠意之學，實萬世治平之綱領”，主張“道學尊而教化立”，其所寫才子佳人皆恪守綱常名教，其用意在于使“世之逞風流者觀此，必惕然警醒，歸于老成”。素政堂主人在《人間樂序》中也說：“若夫風流蘊藉，共觀關雎、周召二南，樂偕家室，則是編是也。”在《定情人》中，他又議論道：“所謂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遺，住河洲之上，關雎賦性，窈窕為容，百兩迎來，三星會合，無論宜室宜家，有鼓鐘琴瑟之樂……此方無愧于倫常，而謂之佳偶也。”（第一回）

清初話本小說名家李漁也積極倡導“既刪《鄭》《衛》，當續《周南》”（《十二樓》之《合影樓》第一回）。他在《十二樓》中多次引用“四書”中的名句，發表議論，闡釋話本主旨。如《生我樓》第一回開頭即說：“《四書》上有兩句云：‘富潤屋，德潤身。’”然后便議論道：“這個‘潤’字，從來讀書之人都不得其解……若說潤屋的‘潤’字是興工動作粉飾出來的，則是潤身的‘潤’字也要改頭換面，另造一副形駭，方才叫做潤身。把正心誠意的工夫反認做穿眼鑿眉的學問了，如何使得！”《鶴歸樓》第一回開頭也說：“我這回野史，又說人間的死別勝似天上的生離，總合著一句《四書》，要人‘素患難行乎患難’的意思。”因此，李漁的好友杜濬在為《十二樓》作序時指出：“今是編以通俗語言鼓吹經傳，以入情啼笑接引玩癡。”

很顯然，這些小說編創者對“情歸于正”的強調，與晚明主情、尚情甚至對“好貨好色”津津樂道的風氣大異其趣。由此可見，由明入清，通俗小說的編創主旨已發生逆轉。而這與當時社會提倡宗經明道、推崇“四書五經”與禮樂教化的文化氛圍有很大關系。顧炎武曾倡言“文須有益于天下”，聲稱“凡文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友人書三》）。蔡元放評改《東周列國志》時也強調：“《易》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事亦紀焉；《詩》《書》《春秋》，經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至于“稗官固亦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亦可進于讀史”；而他評點《東周列國志》則“依理論斷，是非頗不謬于圣人”。杜綱編撰《南北史演義》也旨在以史為鑒，宗經明道，誠如許寶善所指出的：“閱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則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南史演義序》）這說明以經學義理指導小說編創、復以小說詮釋經學義理，已成為小說編創者的自覺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人還刻意以“四書”經義來闡釋、評點某些小說名著。如清人張書紳《新說西游記》就指出：“今《西游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明顯易見，確然可據，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予今批《西游記》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誠心為學，不要退悔。”張新之《紅樓夢讀法》也指出：“《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莊》《騷》寓本旨，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洪棣元《鏡花緣原序》也說：“不知者僅以說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經義讀之。蓋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廣博易良，《樂》之教；潔靜精微，《易》之教；恭儉莊敬，《禮》之教；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是書兼而有之。”此類評價，雖未免牽強附會，但其命意則在弘揚儒家“六經”之義，發揮小說勸懲教化之功。

至于刊刻小說的書坊主，也喜歡依據“四書五經”，闡發小說精義，為小說刊行張本。如云水道人在其刊刻的《巧聯珠》之序中說：“此非所謂‘發乎情，止乎禮儀’者與？亟授之梓，不知者以為涂謳巷歌，知者以為躋之風雅無愧也。”水箬散人編刊《駐春園》時聲稱：“試從大學序以思，足占一往而深，又在嚶鳴之上。《易》書于男下女而系之咸，于二女同居則命之睽。見情有可通，亦有所隔。漢儒訓詩雎鳩，謂求賢女以自助，其義甚長。情之為用，至斯而暢。”（《駐春園小史序》）好德堂重刊《好逑傳》：“因思二南仍在人間，桃夭未嘗乏種……惟德流荇菜，方享人間之福。禮正斧柯，始成名教之榮。”（見書首序）

書坊主之所以強調其所刻小說能闡揚名教、教化民眾，這與清政府制定的“實能闡發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許刊刻”（《康熙實錄》）的出版政策有一定關系。如書業堂刊《說呼全傳》，即公開宣揚：“然必有關懲勸扶植綱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世裕堂主人也特意指出其所刻《續證道書東游記》，是“假圣僧東游，發明人倫”，“借酒色財氣、逞邪弄怪之談，一魅恣，則以一倫掃，掃魅還倫，盡歸實理”，“總皆描寫人情，發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謂設于牛鬼蛇神之誕，信為勸善之一助。”（見書首序）諸如此類的論調，可謂屢見不鮮。

綜上所述，清代文人在編創、評點和刊行通俗小說的活動中，往往頗為自覺地以“四書五經”作為指導思想，刻意強調小說翊揚名教之功。這樣做的意義至少有四點：一是將通俗小說的生產納入主流文化的價值軌道，實現了小說“小道”與儒家“大道”之間的有效互動；二是提升了通俗小說的文化品格，彰顯了通俗小說的思想內涵與社會教化功用；三是利用通俗小說“易觀易入”的藝術特點，有效地促進了儒家經典在民間社會的普及與傳播；四是在普遍視小說為小道、末技的時代，以小說附驥“四書五經”，發揮其資政體、助名教的功用，也有助于改變封建社會歧視小說的傳統，抬高通俗小說的社會地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通俗小說的刊行與傳播，擴大通俗小說的社會影響。

（作者：李國平，系廣州大學嶺南文化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