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夏天，我再一次回到故鄉南太行。相對于往常，這一次待的時間較長。很多年以來，我以“南太行鄉村”為背景，寫了大量的散文和少許小說。逐漸覺得，以往的素材基本上用光了，這倒還是一個淺層次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突然發現，自己和當下的鄉村竟然有些“隔膜”了。

二十多年前的北方鄉村，還是熱氣騰騰的雞犬相聞，鄰里相望。那時最大的變化就是各種摩托車和運輸車，但房子依舊是祖輩以來的青石或紅石建筑，古樸而又實用，只是美觀度略差，日常生活也極不便利。而現在，各種新式樓房、私人轎車、運輸車輛停得到處都是，種地、收板栗等相應的機動便捷工具一應俱全，家家戶戶都有購置，蓋房子也都用上了攪拌機、鏟車、鉤機、電子標尺、篩沙機等。這使我驀然覺得，“機械化”“現代化”肯定不再是城鎮的專用詞，“現代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鄉村也如火如荼，進入到每一個村民的現實生活中。再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鄉村人不再覺得城市神秘、新鮮，已經不像多年前那樣，總是把每一次進城當作一場豪華的旅行、一次極其難得的“見世面”的盛裝出游。在新時代，鄉村人不再對城市保持向往而膽怯的心理，認知上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不知深淺”“滿眼新奇”到“自然而然”，用尋常的心態和眼光去打量、審視當下的城市及其包納與衍生的一切，進而以見慣不驚的態度來“評點”“論說”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可以用“史無前例”來形容。而我對鄉村的認知和理解，絕大多數還停留在二十多年前自己參軍前后的那個時期。這種“見慣不察”“蜻蜓點水”式的鄉村記憶和印象，使得自己的“南太行鄉村”文學書寫日漸陳舊。我總覺得少了一些什么，覺得與新時代的中國北方鄉村脫節了，“身”和“心”似乎也和活生生的人間煙火、大地現場有了間離的感覺；再寫鄉村的時候，無力感強烈之外，還有一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說不出來的尷尬。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如今重溫，可謂醍醐灌頂，使人猛然驚醒。二十多年來，從部隊到地方，其間去過的南北方鄉村也很多，但總有走馬觀花的嫌疑，多數時候僅滿足于“我看到了、了解了”，而沒有真正地沉下去，走到具體的人群中。即使生養自己、時常魂牽夢縈的故鄉，我每一次回來，也都是急匆匆地辦完事，又急匆匆地去往他鄉。這種來去漂浮的行為，使得自己與故鄉的“現實距離”“文學距離”越來越大。

這次回到鄉村，潛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值盛夏。暑熱之中，村人們還在勞作。恰逢板栗成熟期，為了收獲方便，要割掉或者拔掉樹下的雜草，不然，板栗掉入其中，就很難找到，結果只能減產。我了解到，南太行山區一帶的鄉村人，多數已經不再到城市打工，而是分別在自家的坡地上種植了板栗樹。這種果樹成活率相對較高，產果時間較短，大面積種植并做好病蟲害防治的話，到秋季，每家每戶的毛利潤能在3萬到8萬元之間；種植數量較大的，年純收入能在10萬到20萬元之間。當地鄉干部霍士碩和張京偉說，南太行山區一帶的板栗，顆粒雖小，但肉質結實、甘甜，明代曾作為朝廷貢品。因為板栗量大質優，多數出口到歐洲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加之這里是山地，有的鄉民便以地利之便，養殖跑山雞、跑山豬等，每年的收入也不菲。也有很多人將附近的明長城、北武當山加以旅游開發，有的則以民宿方式發展庭院經濟。我看到，馬路上的大小車輛很多，尤其在節假日，除了鄰近的京津冀晉魯等地牌照外，竟然還有福建、廣東、廣西和上海等地來的旅游大巴。村支部書記劉社香說，這些年來，很多城里人一到夏天，就到咱們山里避暑來了，咱們這里的農家飯、山楂、蘋果、葡萄、桃子、脆李子、柿子、核桃等也很受歡迎。我還發現，很多人家除了農用車、轎車之外，還添置了電瓶車、摩托車等，主要用于走親戚、買東西的短途代步。

沒事的時候，我和弟弟一起為鄰居或其他鄉親蓋房子、搬磚和泥，在勞動中，與眾鄉親攀談起來，才了解到現在的南太行鄉村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繁華且有些駁雜的“新世界”了——其中有個人的奮斗，也有基層政府的同心勠力，經濟發展較快。

顧炎武在《日知錄·文須有益于天下》中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鄉村是逐漸消散的農耕色彩向著現代農業前進和轉換的最后堡壘和賡續之地，時代在鄉村投射的光，樂觀、明亮且美好。時至今日，“三農”始終是中國最為深沉的底色，也是最具時代特征的一個巨大的“自然和人文現場”。置身其中，我耳聽目睹的，都是自然、真切、扎實的人間生活，是人民的喜怒哀樂，更是時代洪流下鄉村文化和文明的嬗變及其具體表現。其中很多人是我的近鄉親，有的還有血緣關系。他們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幸和不幸、快樂和迷茫、愉悅和苦難，都是最真實、深切的人生風景和生活場域。我從中覺察到的，不僅僅是可供直接獲取和藝術性提煉的文學創作素材，還有新時代背景下人民群眾對于物質生活的要求和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這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形而上的問題，比如，物質豐足之后，鄉村人群如何安放心靈；如何在當下重塑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何在一種新的發展形勢下，更好地承接未來；如何在守正創新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此等等，值得每一個寫作者認真思考。一個寫作者，在鄉村題材的創作上，不僅要表現人們在現實中的各種遭遇，更要關心大多數人的心靈建設和文化要求，著眼于整個人類歷史和未來、現狀和命運的呈現、表達與塑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重新步入鄉村，沉下心來到鄉村生活，是一次重溫，也是一種進入。我再次認識到，曾經熟悉的鄉村，已經成為過往，風物猶存，而人們的現實生活方式、質地，特別是心靈、精神以及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判斷，都躍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人類歷史和文明進程的必然，是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農村發生的典型性變化的具體體現。工具的變遷、人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豐富，正在超越我們的經驗和想象。

如此的鄉村觀察、歷練和體驗后，對于“南太行鄉村”的文學書寫，我似乎又找到了“源頭活水”，也真正理解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生活中本來就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這一重要論斷的巨大現實意義，對自己繼續“南太行鄉村”的文學書寫也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