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南翔的新作《麻醉師臂上的金雕》是他近些年致力生態題材創作的又一篇佳作。小說對動物與人雙向療愈的情節設置別開生面，而寄寓其中的思考和關懷也顯現了南翔生態寫作的卓異之處。

生態寫作的重心當然是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性，并倡導生態整體主義的視角。然而，在新世紀以來的眾多生態作品中，讀者們不難發現一種簡化的二元對立思維，即從過去的以人類為中心轉變為以動植物為中心，人的權益和價值讓位于動植物，甚至人只要在作品中出現，就必然是自然環境的毀壞者。事實上，生態整體主義強調的是生態系統的非中心化特質，它致力于構建一個內在和諧、萬物共生的生態圈，強調的是整個系統的完整性和內部各部分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而非簡單地重排生態成員位次。因此，與以人類的名義過度攫取自然一樣不可取的是以利自然的名義把人類排除在生態整體之外。生態文學的奠基之作、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后，曾有人在報紙上譴責卡遜：“擔憂死了一只貓，卻不關心世界上每天有一萬人死于饑餓和營養不良。”這種說法無疑暴露了批評者人類中心主義的固有面目，但也的確揭示了人類發展主義與生態之間艱難耦合的復雜多樣。對此，作家不應回避。

當下生態寫作中還有一個現象值得反思。生態文學作者普遍將焦點對準自然與荒野，他們自發地擁抱大自然，自視為大地的守護者，將滿腔的情感與深刻的反思傾注于森林的茂密、草原的遼闊、海洋的浩瀚以及鄉野的寧靜之中，而有意無意地將喧囂的城市置于視野之外。這一選擇，既凸顯了自然原初狀態對于生態平衡構建的核心價值，也表達了對大地作為人類共同精神故土的深切眷戀。然而，這一過程中也悄然遮蔽了對城市生態系統關懷的迫切需求，造成了生態視野中城市維度缺失的弊病。實際上，城市生態作為生態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代表著人類居住環境從自然向人工乃至高度復雜綜合生態形態的轉變。城市生態結構交織著社會與經濟等多重維度，復雜性遠超單一的自然生態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審視，回歸自然主題的生態創作確實是趨勢，然而，杰出的生態文學家并未因此忽視對城市議題的深刻探討與自省自審。以美國生態作家愛德華·艾比為例，他雖主張通過非傳統手段對抗生態破壞行為，但其核心理念實則蘊含了對開放思維、多元共存、寬容精神、個人自由及理性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對人性尊嚴與生存環境的雙重關懷。他堅信，通過重塑人類內心的理性光輝，提升人文生態的質量，能夠間接促進自然環境的改善，實現對環境生態的積極影響。

以上引申那么多，是為了說明南翔的生態寫作有意規避了這些，他在相關的創作談中曾寫道：“自然文學應該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學。‘天地人’的大生態，本來就是從古至今中華文明的底色……生活中處處是生態、自然景象，‘有人’——人自己的故事還要持續講——但講得更精彩的，一定是要帶著人所必然要與之共處與之共生與之共命的萬物。”《麻醉師臂上的金雕》正是融合了生態與人文雙重視野、將動物保護的生態立場與人的精神重建等量齊觀的“有人”之作，而且因為“有人”，小說更顯“有情”，有大的關懷，真正體現了他“一加一大于二”的寫作主旨。

相比此前的《珊瑚裸尾鼠》《果蝠》《哭泣的白鸛》《紅隼》《書吧里的長耳鸮》等作品，《麻醉師臂上的金雕》的構思更巧，對人精神世界的關切也更深。小說寫的是，某醫院麻醉師徐經綸一次無意的訪山之旅，結識了辭掉教職到山中動物保護中心擔任動物保育員的女子朱朱。兩人因為照料弱視的金雕霍霍而越走越近。霍霍在悉心照顧下，得以重返藍天，而這對飽受心疾困擾的男女也在療愈金雕的過程中治愈了自己，親密地走到一起。

小說敘事始終在動物與人的雙向治療中推進，金雕霍霍痊愈的過程也是兩位主人公紓解心結的過程，小說借此在人與動物間建立了實質的共鳴關系，而非以圣化動物的方式凸顯急切也偏執的生態關懷。南翔把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生態憂思有機地融入愛情故事之中，有意追求四兩撥千斤的藝術效果，并不一味在沉痛和嚴峻上用力，卻讓小說別具一種讓人讀來倍感親切和悠然的松弛感，體現了作家高度節制凝練的藝術控制，而其對人與自然關懷的力道并不受損——要知道，很多作家從事生態寫作時，往往過分關注生態危機的事實和生態觀念的傳達，而忽略了生態文學的審美建構以及對這一社會議題作藝術轉換的能力，這不免導致理解的膚淺和表現的生硬，無法彰顯生態倫理的詩性，等而下之更是將生態文學變為了生態說教。因此，筆者以為，有必要談談這篇小說的“松弛感”。

松弛感首先體現于從容不迫的敘事態度。小說開篇寫道：“一個抑郁癥患者，如果身邊有一二知心朋友助力他紓解郁悶，那是最好不過；若是朋友還給他帶來了一位紅顏知己，天長日久，使他不藥而愈，那簡直是功德無量。三個月前，中藥師李乒乓拉著麻醉師徐經綸去了一趟東海岸，發現一個半山野生動物康養中心，遂與之結緣。這個緣還結得不淺，隨后麻醉師不僅收養了一只弱視的金雕，進而還與保育員朱朱產生了愛戀。”這幾乎就是故事的梗概了，一個把謎底提前到開頭的小說，該如何維系對讀者的吸引呢？南翔用娓娓道來的語調，讓開篇的梗概發芽生葉開花，葳蕤生長，在骨干情節之外不忘談談單位里的乒乓球比賽，談談深圳城市生活中游艇俱樂部這類新型休閑運動，談談城市里的木棉樹，談談“五一”小長假人們的出行，談談民間日益高漲的生態意識，談談李乒乓烤藍色的越野牧馬人和朱朱紅色的電單車……他就像一個速寫高手，輕描淡寫間而有對生活的深刻體察，雖然徐經綸和朱朱的戀愛發生在城郊，但小說人間情味飽滿，讀來讓人自有興會。

松弛感還體現在小說的舉重若輕。徐經綸因何離婚，又因何患了抑郁癥，只借李乒乓之口約略提及，并未過多展開；相對而言，對朱朱因何辭職又如何到了半山動物保育所的交代要細致一些。我們要注意，徐經綸是醫生，而朱朱本來是教師，醫療和教育行業恰集中了抑郁癥高發的兩大群體，因為這兩個群體最能體現韓炳哲所言的“功績主體同自我的抗爭”，“自我被困在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因此變得日益消沉疲憊”，甚至導致自我攻擊，就像朱朱感受的那樣：“并不是受不了這個氣，要緊的是大家包括校長，以及學生和學生家長，太長時間了，都在一個泥糊糊的碾槽里擠壓，找不到一個突圍的方式。”不過整體來說，小說雖聚焦人的精神生態，但并未把筆墨重心放在心理病癥如何扭結上，而重在寫這一癥結的紓解和療愈，把沉甸甸的社會問題換一種輕松的方式講述。就這點而言，小說既有寫實的一面，又有象征的一面。南翔了解當下人們生活的倦怠和沉重，他無意在小說里把這份沉重再重復一番，而是以金雕牽線給心靈的康復一個明確的指向。這樣說來，半山的動物保育所又何嘗不是人心人性的保育所呢？南翔曾自言，他的小說有“個體象征”與“本體象征”兩類，“個體象征的小說，如《伯爵貓》《老桂家的魚》《果蝠》；本體象征的小說，如《綠皮車》《玄鳳》《鐘表匠》”，以他自己的界定，《麻醉師臂上的金雕》大概介于二者之間，金雕霍霍的象征意義是個體的，而它與朱、徐二人奇妙的緣分鏈接則又在整體上具有一種象征性。小說中的半山遠離塵囂，朱朱和徐經綸以詩詞表心跡時也說過：“安得身飛去，舉手謝塵囂。”但小說也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病人康復的盡頭是家庭和社會，病鳥康復的盡頭是叢林和藍天”，徐、朱之戀本也是他們回歸家庭和社會的重要一步，在浩大的生活中依靠愛、信賴和尊重，克服心靈的內卷和孤獨，這是金雕和朱朱教會我們的。

此外，李乒乓這一角色的設置也是使小說具備松弛感的重要一環。南翔近來的小說，對李乒乓這類人物較有偏愛，比如《海豹》里的老羅、《果蝠》里的劉傳鑫老師都和李乒乓有幾分類似，他們善良而饒舌，樂意分擔友人的苦楚而又不免自作主張，擅長在陌生人面前插科打諢，出言詼諧，有他們在場，小說就分外活色生香，沉重的話題也變得輕松了很多。徐經綸的心理康復，離不開李乒乓這味藥引子，在隱喻的意義上顯現了正常的、友善的人際關系對深陷內耗和內卷的都市人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一種“有情”。

數年前，有批評者指出，生態文學所關注的雖然看似是外在的自然，但賦予這種關懷價值的乃是“人的內部的自然”，這種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癥結的根本還在于“文學創作的自身‘生態問題’”。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見，如果寫作者不能從文學創作的生態出發而空有一腔面向自然的生態正義，其作品是很難深入人心的。作為致力短篇寫作的圣手，南翔總是從“人的內部”出發來抵達他的主題的，在他筆下，人物是大于故事，也大于主題的。他在近來出版的兩個小說集《伯爵貓》和《洛杉磯的藍花楹》中都分享過自己多年從事短篇創作的體會，如對歷史感、在場感和美感的呈現，對“雋永感”的追求等等，他在生態寫作還有匠人系列中所體現的駕輕就熟的松弛感也正是他多年實踐的水到渠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