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藤野嚴九郎教授

東京時代的增田涉

魯迅贈送增田涉照

藤野嚴九郎，作為魯迅筆下嚴肅可敬的“藤野先生”為人們所熟知。2024年4月至6月，大阪大學待兼山會館舉辦“三位藤野先生”展。展覽圍繞藤野家三代人在醫學、文學方面的貢獻與交流展開，第二部分介紹的便是魯迅和藤野先生這對師生。

展館內，主辦方從藤野嚴九郎的生平講起，親切地向參觀者介紹藤野先生與留學仙臺的魯迅之間的種種過往。近處電子屏中用中日雙語輪播電視臺對藤野先生故鄉居民的采訪，聽他們講對藤野先生的印象。屏幕左側是許廣平書“藤野嚴九郎碑”的拓印，右側則放大展出了魯迅之子周海嬰訪問仙臺時的報道。再遠些的展柜里保存著魯迅致增田涉的書信，書信中，魯迅表示希望自己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里能夠收錄《藤野先生》一文。6月2日午后，來自松江市立鹿島歷史民俗資料館館長赤澤秀則在展廳講解室以“魯迅與增田涉”為題舉行延展講座。展覽從藤野嚴九郎的資料切入，通過圖像、文字將藤野先生、魯迅和增田涉兩對師生的足跡連接。

一 魯迅與藤野先生

展覽從藤野先生端坐于研究室辦公桌前的一張黑白照片開始。

1874年，藤野先生出生于日本福井縣，兒時接受了漢學、書法、算盤等方面的訓練。從愛知醫學校(現名古屋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現東北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仙臺醫專）解剖學系。

1902年，魯迅22歲。他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維新中西醫發揮了重要作用，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前往日本。1904年，藤野嚴九郎晉升教授后不久，僅比藤野小7歲的中國學生周樹人（魯迅）進入仙臺醫專學習，由藤野先生和另一位教師分授解剖學課程。

魯迅回憶中的藤野先生樸素、正直、有些古板，對當時留學的魯迅不抱偏見、留意關照。每周課后，藤野先生都會叮囑魯迅交來講義，他仔細用紅筆批改。從語法錯誤、板書疏漏到如何畫圖都一一更正。

在校期間，震驚于國人的麻木，加上“漏題”風波中感到強烈的被歧視感，魯迅意識到挑戰不在于用醫學強壯國民體魄，而在于通過文學改革民族精神，遂決意退學。他在《一支筆》中寫道：“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學醫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強健，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魯迅在仙臺不到兩年就離開了。與藤野先生道別時，深感可惜的藤野先生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寫下“惜別”兩個字，交給了魯迅。此后不久，仙臺醫專改組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既非帝國大學畢業，又沒有留洋經歷的藤野先生被迫辭去教職，于1916年底回到家鄉。

1926年，魯迅在半月刊《莽原》上發表作品《藤野先生》，將藤野嚴九郎描述為一位樸素、正直、嚴謹、超越狹隘的民族偏見，熱忱關懷和幫助異國青年的教師。此后，魯迅一直沒有停止尋找藤野先生的下落。

1934年，增田涉（魯迅學生，中國文學研究者）與佐藤春夫共同編譯《魯迅選集》。談及對作品收錄的建議時，魯迅回復道：“《某氏集》(即《魯迅選集》)請全權處理。我看要放進去的，一篇也沒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1934年12月2日書信，見《魯迅大全集第八卷》）魯迅或許是希望借用作品《藤野先生》譯介到日本的契機找到他。

數年過去，魯迅依然不時談到在仙臺時的回憶，講到自己對藤野先生的敬意。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吶喊〉自序》等文章中，魯迅都將仙臺留學當作自己的一段重要經歷反復書寫。

雖然幾番托人尋找，但藤野先生依舊杳無音信。直到去世前幾個月，魯迅仍在繼續打聽藤野先生的消息。增田涉前來探病時，魯迅頗遺憾地說：“既然沒有藤野先生的消息，也許先生已經去世了。”

另一方面，被迫辭職的藤野先生歸鄉后做了當地診所的醫師。《魯迅選集》出版后，藤野先生從兒子恒彌的語文老師處得知，曾經的中國留學生周樹人已成為中國的著名作家，并寫有《藤野先生》紀念自己。但直到魯迅去世，兩人始終未能恢復聯絡。正如當初魯迅在退學后寂寂無聞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未與恩師通信一樣，可能此時同樣算得上落魄的藤野先生也不愿將自己的窘狀傳達給已然成為作家的學生。

1936年秋魯迅去世，消息傳到日本后藤野先生非常感慨。據藤野先生之侄、副溶血弧菌發現者藤野恒三郎回憶，得知魯迅逝世的消息時，藤野嚴九郎“正襟而坐，把（報紙上）那張照片舉過頭頂”，然后接受記者訪談作了《謹憶周樹人君》。這篇文章刊登于《文學案內》雜志三月號，藤野先生寫道：“他大概曾到我家來辭過別，最后的會面是什么時候，卻忘記了……我少年的時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姓野坂的先生教過漢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國的先賢，同時總存著應該看重中國人的心情，這在周君就以為是特別親切和難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說里和友人之間把我當做恩師談著，我要是早讀到該有多好啊！聽說周君至死還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早通了音信，他本人也該多么歡喜啊！”藤野先生認為自己為魯迅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小小的善事，他熱衷于教育，關照學生，不僅對魯迅。

魯迅去世后不久，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期間，軍方曾向藤野先生索要他診所囤有的藥品，但都被藤野先生以診治鄉民為由拒絕。他在家鄉行醫十余年，廣受當地居民認可。魯迅在文中寫他是“在我所認為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

1945年8月10日，戰爭結束前夕，藤野先生在出診時倒下，次日清晨去世。

藤野嚴九郎像（東北大學醫學部 藤野教授室）

二 魯迅與增田涉

增田涉再訪上海

大阪大學主辦的“三位藤野先生展“展出期間，主辦方邀請鹿島歷史民俗資料館館長作了題為“魯迅與增田涉”的講座。魯迅作品在日本的譯介也離不開他的學生增田涉相助。魯迅與增田涉，好似時隔30年藤野先生與魯迅的師生關系在上海的翻版。

增田涉，生于島根縣，中國文學研究者，曾將多部魯迅作品譯成日文。他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現日本東京大學），在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的影響下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在他就讀期間，就已經接觸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31年，立志學習中國文學的增田涉來到上海，經老師佐藤春夫和內山完造的介紹師從魯迅。他跟魯迅學習中國文學，在其指導和幫助下將《中國小說史略》譯成日語，同時完成日文《魯迅傳》初稿，經魯迅親自改閱。

增田于內山完造處得知，魯迅幾乎每天都會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到內山書店來。之后，他便瞅準了時機前去，見到了魯迅。魯迅先后贈予增田涉《朝花夕拾》和《野草》兩本書。若閱讀后遇到不懂之處，增田便將疑問留到次日前往內山書店與魯迅見面時。雖然當時增田涉還不能完全理解魯迅筆下的文字，但能感受到魯迅對舊中國社會強烈的憤怒和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愛意。

兩人每天在書店見面的情況大約持續了一個星期。某天，魯迅邀請增田涉到他家里去。增田在《師弟問答集》緒言中詳細描寫了這段經歷：“從這時起，我就每天到離內山書店不遠的先生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點鐘左右在內山書店碰面，跟其他人閑聊一會兒，然后兩個人一塊兒上先生的家。魯迅和我并坐在書桌前，給我講解《中國小說史略》。我用日語逐字逐句地譯讀，遇到疑難問題譯不下去時，魯迅就用熟練的日語給我講述和解答。我邊聽邊做筆記。我提的問題不單單是詞句，也包括內容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涉及當時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魯迅以極大的熱情親自教導他，歷時數月逐字逐句地講解作品，這段經歷對增田涉來說相當難忘。在增田涉的描述中，當時的講解除了留下的一些筆記外，后來大都忘記了。但每天在老師的工作臺前并坐著誦讀他的著作之時，看著老師的風貌、舉止，聽著他的話語、笑聲，卻逐漸形成了自己“心目中的魯迅”。

增田涉所藏含批注的魯迅作品《吶喊》。關西大學增田涉文庫供圖

增田涉的上海游學于1931年底結束。分別時，魯迅將自己的一張照片贈予增田涉，并贈詩《送增田涉君歸國》。又一次惜別后，師徒二人開始了五年的書信往來。

二人的書信始于1932年1月，終于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前五日。書信原件現藏于島根縣松江市立鹿島歷史民俗資料館，可考證的出自魯迅的親筆多達58封。其中不乏魯迅隱藏身份期間，署名為“隋洛文”等筆名的信件。

兩人在書信中探討過社會、文學、翻譯、生活等許多話題，常有魯迅親切而幽默的筆調。如以父親的身份述說對孩子海嬰感到頭疼：“海嬰這家伙卻非常搗蛋，兩三日前竟發表了頗為反動的宣言，說：‘這種爸爸，什么爸爸!’真難辦。”（1934年8月7日書信，見《魯迅大全集 第八卷》）又比如收到增田涉長子增田游的照片后，魯迅提筆寫道：“惠函及令郎照片均已拜見。我覺得令郎的照片比父親更漂亮，這樣說頗不好，但照片是事實勝于雄辯。總之，這證明人類是在進步。對世界也應樂觀。”（1934年1月8日書信，見《魯迅大全集 第七卷》）另一些關于《中國小說史略》譯法的問答被匯總為《師弟問答集》，為人們研究魯迅和增田涉、研究《中國小說史略》等作品增添了一份珍貴的資料。

三 師弟情誼的傳承

魯迅醫學筆記取自日本東北大學藏書目

魯迅《送增田涉君歸國》

“師”，即老師；“弟”，即弟子，“師弟”一詞頗具古語韻味。韓愈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魯迅和增田涉書信中關于《中國小說史略》日語譯文的選詞、典故部分的問答經整理出版為《師弟問答集》。藤野先生到魯迅再到增田涉，兩代師生間的“師弟問答”跨越時空，溫暖赤誠。

如講義，藤野先生曾將魯迅叫去辦公室，為他修改解剖學講義。當時的魯迅頗為驚訝，在《藤野先生》中這樣寫自己拿到被批改過的講義時的情景：“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

多年后，增田涉的《魯迅傳》底稿和他珍藏的《中國小說史略》1930年底稿本中都可以看出魯迅用紅筆細細修訂的痕跡。鉛印的原本上，魯迅用毛筆注釋多處，他為增田講解時使用的就是這個底稿本。講解后，魯迅將這個底稿本贈給了他。增田涉回憶：“我每天從兩點左右學習到四五點鐘，占用魯迅的時間約3個小時，一直持續了3個月。講完《中國小說史略》后，魯迅接著又給我講了《吶喊》和《彷徨》。魯迅為我講解時所使用的兩本書，至今還保存在我身邊。”（《緒言·略述認識魯迅及受教經過》，見《師弟問答集》）

又如惜別時贈送給弟子的相片。仙臺分別時，藤野先生在照片上題“惜別”，對魯迅這位來自中國的青年表達自己殷切的期望與不舍；增田涉歸國之際，魯迅將自己的相片贈予他，并作了一首感情綿邈的送行詩，已然成長為偉大革命文學家的魯迅也對一位日本青年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與惜別之情。

而后增田在一連串的回憶文里，反復談到游學上海、拜師魯迅門下時的經歷。直到1976年秋冬，日本政府在日本仙臺、東京、名古屋、神戶、廣島等城市舉行魯迅巡回展覽會的時候，他在所寫的回憶文里，還殷殷講述自己與恩師魯迅的交往。

對于這段不凡的教學時光，魯迅同樣也不能忘懷。1935年，《中國小說史略》的譯本即將付梓，魯迅提筆作序，在文章的第二段寫道：“回憶起來，大約是四五年前吧，增田君幾乎每天到寓齋里來商量這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為愉快。”（《魯迅選集12》）

魯迅的身影如燈塔般指引學生增田涉前行，多年未曾黯淡。魯迅逝世10周年后，增田在《魯迅印象》中寫：“我曾經在夜里兩點鐘的時候，走過他居住的大廈，那大廈別的窗戶里全都熄燈熟睡了，只有他房間里的電燈輝煌地亮著。‘先生正在用功呢!’我一方面感動著，一方面仰望著他窗口的燈光。五十多歲的人了，已過后半夜還在用功，這對于年輕懶惰的我有著強烈的刺激作用。”

夜色深沉，當增田涉仰望恩師窗口通明的燈光時，魯迅或許也曾在忙碌的間隙抬頭，與相片中藤野先生的面龐遙遙相對。“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魯迅望著墻上的照片，借恩師的身影驅散疲憊，從他的品格中汲取力量，用他的言語昂揚斗志、抖擻精神。

從藤野先生身上收獲的關懷和鼓舞、得到飽含情誼的“惜別”照的過往，在數年后引出對另一位異國青年關照并贈送詩句相片的新一段的佳話。縱使分別多年，凝視照片上魯迅嚴肅的眉頭，增田涉想來也會聯想起受教于魯迅的日子，繼而用恩師深夜亮著燈的窗來激勵自己，堅定心中的信念。

展廳中，藤野先生和魯迅贈予自己愛徒的相片并列保存。兩人臉龐清瘦，眉宇堅毅，目光炯炯，似要越過百年歲月凝視今人。

四 跨越時空的情誼

大凡世間美好的東西不拘泥于形制，無形的情誼卻有力量跨越時空。

1936年10月魯迅去世。《改造》雜志的12月刊設“魯迅悼惜”的專欄，內山完造、胡適、林守仁、山本實彥等作家紛紛投稿。1935年至今，魯迅的作品在日本多次再版，絕大部分都將《藤野先生》收錄其中。

1956年魯迅的伴侶許廣平首次來到日本。許廣平原計劃為藤野先生掃墓，但由于身體不好未能成行，最后書信委托上海時期與魯迅相交密切的內山完造代行。1961年，仙臺建立魯迅紀念碑。1964年，藤野先生故鄉福井市的足羽山公園設立了藤野嚴九郎“惜別之碑”，揭幕儀式聚集近百人。日本東北大學至今仍保留著魯迅使用過的桌椅和教室，并設立“東北大學藤野先生獎”“東北大學藤野先生紀念獎”，用以表彰優秀的中國留學生。每年8月，在藤野家祠堂所在的福園寺，都會舉行紀念藤野先生的“惜別忌”，來自福井縣內外的人們聚在一起，誦讀《藤野先生》，感懷百年前師生之間的拳拳情誼。

同時，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魯迅故鄉紹興魯迅紀念館相繼開館。2007年，藤野先生的銅像被運到中國，安放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自20世紀50年代，《藤野先生》選入初中語文教科書中的必讀內容。藤野嚴九郎作為魯迅的恩師，作為“藤野先生”而聞名兩國。

增田涉歸國后回到家鄉島根縣，繼續魯迅作品的翻譯工作，歷任島根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和關西大學教授。1933年，他與竹內好、武田泰淳等人組建“中國文學研究會”。該研究會是當時日本最早采用“中國”而非“支那”一詞指稱近代中國的學術團體。此外，當時的漢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的漢語語言和文學作品，而“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則率先將視線投向近代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研究同時期中國作家的作品和思想。他先后擔任《中國小說史略》的翻譯，參與《魯迅選集》《魯迅全集》的翻譯和編纂，他的《魯迅印象》《師弟問答集》也相繼出版。直到1977年去世，他都在不遺余力地向日本傳播恩師魯迅的思想與創作。

增田涉故鄉的松江市立鹿島歷史民俗資料館專設了增田涉和魯迅的紀念室，介紹增田涉的生平和貢獻，展出魯迅的書信、漢詩等資料和中國文學、中國相關的書籍。2015年，關西大學設立增田涉文庫，保存有增田的藏書15000余本，其中就有魯迅注釋過的《吶喊》文本和留有魯迅刪改痕跡的《魯迅傳》原稿。

兩代師生的情誼到了后代也不斷傳承。藤野嚴九郎“惜別之碑”的揭幕儀式上，藤野恒三郎動情地說：“惜別之碑是人善意和美德的結晶……若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能跨越國界，悄然傳開該多好。”在與魯迅的通信中幾次被提及的增田涉之子增田游后來成為醫生，任教于岡山大學。多年后，他與魯迅之子周海嬰于仙臺的魯迅碑前見面，父輩書信中的兩位常客終于在現實中會晤。2009年，魯迅長孫周令飛與藤野嚴九郎之孫藤野幸彌在魯迅創作《藤野先生》時任教的廈門大學會面，手緊緊相握。

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互換《中日友好條約批準書》。鄧小平訪日時在祝酒詞中援引了魯迅贈給增田涉的詩句：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時代變遷，幾經波折，魯迅的詩句和文字背后的兩代師生情見證了中日友誼的新發展。

120年前，異國求學的魯迅與藤野先生結識于仙臺；大約95年前，跨海求知的增田涉在上海見到了魯迅。雖相處短暫，去路不同，但他們將自身的所見所感蒲公英種子般播撒四方。距“三位藤野先生”展覽的舉辦場地大阪大學不遠，就是魯迅《題三義塔》一詩所寫白鴿“三義”的埋葬地三義冢，而豐中市市民活動中心正位于三義冢背后。“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無形的白鴿飛躍時空，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理念深藏于日常生活的點滴。

如今，魯迅的《藤野先生》收錄入中日兩國的教科書；增田涉是研究魯迅作品的日本傳播繞不開的人物。歲月如流，師生三人越發家喻戶曉。魯迅稱藤野先生為“我師”，增田涉稱魯迅為“我的恩師”。雖然如今魯迅、藤野、增田已先后謝世，但兩國不同年代的孩子們仍在教室的課本上，在圖書館的書冊中認識魯迅、藤野嚴九郎和增田涉，讀到他們的為人，了解兩代師生的往來歷程。他們的名字熠熠生輝，使后世人們感到親切和敬仰，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作為他們跨越時空界限的新“學生”不斷成長，將他們嚴謹治學、正直友善、相互尊重的精神代代傳承。

化用增田涉《憶魯迅》中的文字作結：他們愛青年，永遠是青年的朋友，對青年援助不止。他們嚴肅親切、正直熱忱，他們熱愛和平，不息的精神超越時空，世代相傳，直到永遠。

（本文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研究生。增田涉相關圖片，取自島根縣松江市立鹿島歷史民俗資料館。藤野嚴九郎資料圖，取自東北大學史料館。）

魯迅致增田涉書信（希望收錄《藤野先生》）

增田涉于仙臺魯迅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