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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周芳憑借《重癥監護室》和《在精神病院》兩部“非虛構”作品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其創作已經彰顯出鮮明的個性。她以在場的方式，通過真實地還原疾病生存體驗來表現個體的生命狀態，并反映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周芳新作《我亦是行人》由九個小人物的故事構成，作家從九個主角的疾病或生死一刻回溯一生，回望邊緣人的真情。同樣書寫疾病、衰老和死亡，但相比之前的作品，《我亦是行人》超越了“非虛構”作品中常有的見證、參與和記錄的手法，把“自我”從敘事中剝離開來，進行主觀克制，讓人物主導故事，進一步印證了“每個人的人生都由他們自己書寫”的生命力量。《我亦是行人》在內容上少了對疾病觸目驚心的書寫、對凡人俗事凌厲直露的刻畫，多了些平和和灑脫。貫穿那些始料未及的意外和晴天霹靂的病痛之中的，是周芳輕松、溫暖，甚至戲謔、淡然的筆調，以及平靜舒緩的敘事節奏。周芳以健康、成熟的心態，平靜、釋然的語調寫小人物的生死悲歡，以還原生活的真實、人性的原貌。

一、疾病：于極端處境審視邊緣人生

生存困境能否破解？命運走向何時了然？當疾病逼近時，破碎的不僅是身體還有靈魂。人生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在疾病的催化下驟然現形。周芳的前兩部深受好評的“非虛構”作品已經表現出對疾病的深切觀照，在這兩部作品中，有患重癥肌無力的王佳璐，從面容姣好的當紅美女變成連自主呼吸、吞咽都無法完成的一具軀體；有糖尿病晚期的老紅軍，在眾多器官衰竭的情況下，寧愿回家等死也不愿在病床上排泄；有狂熱地愛好卡夫卡的李鵬程，幻想“反恐任務”割下了父親的頭顱，是一個精神分裂者。新作《我亦是行人》延續了她對疾病這種命運隱痛的人文關懷，她以“不虛美不隱惡”的態度還原真實的疾病體驗，從而讓讀者把目光回到身體和靈魂本身，并試圖去梳理其中所顯現的社會和倫理癥結。

《我亦是行人》中塑造的小人物，平凡中也有骨氣，命運的變故殘忍地摧殘他們原本的人生，在病痛之下他們沉默寡言，面對病痛帶來的尷尬和窘迫，周芳記錄了疾病困擾下的勇氣與堅持。周芳在《我亦是行人》中的疾病書寫，展現了小人物與病魔搏斗時堅守的尊嚴。

他們被稱為“病人”，然而，在肉身與精神都深受疾病摧殘的情況下，都堅守自己為“人”的自尊和志氣。《林氏恩怨錄》里的父親和大嫂一家恩怨糾葛，幾十年間，無數次偏執與誤解，但在大嫂癌癥晚期之時，父親還是前去探望。這時“她又深吸口氣，右手抓住椅靠旁的龍鳳拐杖，使勁地撐住地面”。（周芳：我亦是行人[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20.后文同上，簡述為第X頁）大嫂的生命在絕癥的折磨下無比虛弱，但她仍然要面子，不肯在斗了一輩子的小叔子面前失了氣勢。他們這樣執著的對立，早已變成生命的執念，即使是在生命的終章，也要在對手面前活得漂亮。《熱血戰士王美麗》中的王美麗是個特殊的主人公，和其他八個故事主人公不同，她不是作為一個疾病和死亡的本體出現的，她曾有幸福小康的婚姻和家庭，現在卻是一個植物人的家屬。丈夫車禍昏迷后，她給自己取名為王美麗，給丈夫取名為高興。在腦外科病房里，哭喪和憂愁終日籠罩，只有王美麗每日帶著笑容，溫柔細心地照顧丈夫，精心護膚和化妝等他醒來。王美麗是死氣沉沉的醫院里少見的亮色，用一團熱火驅散陰霾，她的出現，顛覆了重癥病人家屬的形象。王美麗以超強的樂觀和堅強，表達了她的態度：哪怕陷入命運的谷底，也要堅持著，不僅要生存還要生活。

周芳在《我亦是行人》中的疾病書寫，以疾病生存體驗透視無常人生。我們曾如此司空見慣于無病無痛的身體、庸常忙碌的生活，然而當疾病到來，微妙的平衡被驟然打破，疾病變成是一場檢驗愛和人性的考題，去觀察疾病帶給自己和旁人的影響。《林氏恩怨錄》里一輩子精于算計的大嫂和自私自利的遠程表哥不為親人所喜，大嫂去世后，后人的哭泣也未必真心，只有被從小帶大的孫女蘭蘭哭得肝腸寸斷，一度暈厥。機關算盡的大嫂不會想到，正是因為年輕時太過挑剔精明，自己長辭于世后竟然都難得到一捧真誠的淚水。人生的兜轉就是如此炎涼，幸福的家庭永遠不是斤斤計較的，算計來的繁榮只不過是一場漚浮泡影。《父親的管子》里，父親曾是個心高氣硬的鄉村教師，后來變成體面的校長，衰老襲擊身體后甚至不需要一紙診斷，只須看看：他不斷擰大音量，他像吃飯一樣吃藥，他夜里上無數次廁所，他時不時地疼痛和嘆息。父親和所有中國式的老父親一樣，用強硬而深沉的方式愛著“我”，像訓練鴻鵠一樣訓練“我”，在生命旅途的下半程，卻變成一個蜷縮的老頭，一具被藥物連接的身體。還有村子里的得貴伯，做了十六年的老書記，卻“敗在了一泡尿里”（第161頁）……這就是他們的人生，意氣風發的年華落下帷幕，直到命運張開了血淋淋的爪牙。

《我亦是行人》里，無數主人公因疾病而苦痛，作家的敘事倫理和人文情懷，使某些疾病情節具有形而上的意義，可從中回顧跌宕無常的人生往事。書寫疾病的作品自然帶有厚重的悲劇色彩，疾病在周芳的筆下卻成為探索存在的意義，是認識世界、生命、人性的媒介一個有效的切入點。他們與病魔搏斗卻從不偃旗息鼓，堅持生而為人的尊嚴和骨氣；病痛發生后，生命的無常愈顯清晰，疾病成為觀察人生、考驗人性的窗口。周芳對于疾病的書寫已經成為她的符號，這些有關疾病的情節，可以引發讀者對生命和愛產生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重視，促使我們在健康的前提下感受人生的可貴和幸運。

二、死亡：小人物的自我救贖和靈魂彼岸

死亡即生命的消亡，在中國文化語境里，人們對于死亡有著關乎彼岸的濃厚情結。因此，死亡書寫成為觀照心靈與精神的重要方式，也是人類審美的永恒主題。關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們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在經典文學之中，許多故事都與死亡有關。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無一不是以死亡結束故事。在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卡夫卡的筆下，《判決》中投河的兒子，《審判》中主動就死的約瑟夫，還有《變形記》中那個最后在孤獨、寂寞與自慚形穢中悄然死去的有著蟲形體態的小職員格里高爾等等，共同組成了他筆下獨有的“孤獨的死者”人物群像。先鋒作家也熱衷于表現死亡，以死亡書寫直逼生存的意義，并衍生出暴力、欲望、丑惡、恐懼、苦難、神秘等多層次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死亡是文學中嚴肅的、有精神分量的主題。周芳的幾部非虛構作品都體現了對這一文學母題的現代性繼承。《重癥監護室》全篇講述重癥監護室里的故事，寫那些罹患重癥的人們在生死之門的徘徊；《在精神病院》里也描寫了不少有關兇殺、自戕的精神病患者，并深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和住院生活；《我亦是行人》里九個故事都有死亡的身影，以一個個人物的離世講述形形色色的人生。

《我亦是行人》通篇貫穿死亡的影子，表現了向死而生的灑脫與勇氣。死亡有時是突如其來的意外，但是大多數時候，是漫長的末端旅程。周芳表達的心態是開放的、健康的，當死亡的倒計時開始，坦蕩地向死而生，展現了一種樂觀的生生不息（王占斌：文學倫理敘事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20：142）。《從骨灰到鉆石》中“我”和女兒毫不避諱地談論這一中國人忌諱的死亡話題。談起“我”的后事，女兒說：“媽，你不必埋掉，我把你的骨灰提煉成一顆鉆石。”（第145頁）死亡構成了生命完整的回環，逝去的人永遠不會消失，無論何種方式，只要有了親友的紀念，珍貴的記憶將與時空永存。這樣浪漫而新奇的妙想是屬于現代人的溫情，死亡在談笑風生中袪魅，失去了可怖的面具，“我”于是抱著灑脫和自然的心態不懼風雨、勇毅前行。

《我亦是行人》中還有主動去拍遺照的父親，他在照相館完全放松地開懷大笑；每年從不缺席掃墓和認祖的“我們一家”，是他們永葆懷念和敬重，用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續家族的香火；罹患癌癥的老人們，在生命的終章不再掙扎和搏斗，平靜地等待死亡……生命不會因呼吸暫停而停止，而是作為生者的情感和精神寄托而不斷延續，正如文中所說：“死亡，不過是人們回到泥土里，重新長出綠葉。”因此，死亡絕不是終結而是重生，以這樣的觀點看待死亡，中國人故而少了許多恐懼。這是屬于周芳的大膽，全篇直面死亡，放肆地觀看生命的深淵景象，以開放的心態、平靜的語調，把它作為正常現象看待，作為文學情節來書寫，作為生存本身來體驗。

周芳筆下的主人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甚至是邊緣人，他們的死亡通常不被世人關注，而她寫下了小人物的悲壯美和崇高美，并從中凸顯人性的美善和溫暖。《舅舅名叫李中煥》中舅舅大限將至，始終不愿咽氣，兒時隨母親改嫁到湖北的李中煥，當了一輩子的劉中煥，把自己的根留在了河南老家，等到他的李家孫子趕來送他最后一程，他“叫‘劉中煥’這名字，叫了七十年，等他叫回他原有的名字‘李中煥’，他就安安心心地死去了”。（第16頁）舅舅把歸祖認親當成臨終大事，是葉落歸根的鄉土熱望，是對故人故土真摯的情感，是對血脈之根的孜孜以求。《林下村的數學老師》講述了“我”的小學數學老師夏明圣，他在外是個耐心盡責的好老師，在家是個木訥老實的“妻管嚴”。在“我”的學生時代，夏老師對教書育人充滿激情和熱忱，盡心地教授學生，孕育出優秀的桃李。夏老師的離世讓人心碎不已，僅因為返回學校修正改錯的答案，結果意外地慘死于車輪下。文章的結尾形容他的死狀時寫道：“自行車撞了上去，夏老師口袋里的鋼筆被甩到一邊，幾十滴紅墨水濺在雪地上，滴滴鮮明。”（第66頁）這幾滴鮮紅，是夏老師平凡一生里燃燒的熱血，是他渺小卻燦爛的人生。同樣以老師形象出現的還有《一樁落水事件》中的汪公公，汪公公本名叫汪作成，因少言寡語、無趣木訥被取笑為“公公”。但在他老實呆板的外表下，也有屬于他自己的活力與堅持。汪作成飽含深情地熱愛文學，作為一名語文老師，他在課堂上絕不是“公公”，“他有血有肉，愛抑揚頓挫，愛落淚，愛微笑”（第81頁）；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他喜歡寫隨筆，找機會和“我”這個作家朋友交流。就是這樣一個活在一己世界里的怪人，以悲劇性的神秘落水結束了一生。汪作成的離開帶有悲壯的殉道色彩，可能死亡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是真正進入屬于他自己純粹的世界里，獲得解脫。

正如新作出版之際，周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亦是行人》中九個人物的取材標準是：“他們用心地活過，他們對生活有過熱望，有過情義。他們或許終其一生庸常無為，沉默如草芥，用所謂的‘成功學’來界定他們，他們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們也有著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貴，孤寒中也有熱烈。”這些小人物的死亡也值得關注。

周芳在《我亦是行人》里大談死亡，并不是對生命大張旗鼓地優游嬉戲，反而是對生命消逝的禮贊。她認識到死亡就是生存的形式，是生命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于是關于死亡的言說，不再恐懼、避諱、含糊其詞。這樣的態度可以視作人類的一種健康的、成熟的心態（施津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81.）。死亡是一種自我的救贖和靈魂的彼岸，在《我亦是行人》里，周芳贊賞現代人向死而生的灑脫與勇氣，贊美小人物的悲壯美和崇高美，并把死亡主題、悲劇主題以及命運主題交織在一起。

三、敘事新變：主觀克制和舒緩節奏

作為非虛構作品，《重癥監護室》和《在精神病院》在創作上的主觀性話語比較強，常以“我”為主視角直接在場講述疾病與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畫人物的悲痛和掙扎。“其倡導的創作主體的在場性、事實的親歷性、結局的反思性等敘事特點，呼應了中國文學和傳播閾值中個性化覺醒的現實需求，突破了不同文體的內在規定性和固化特征”（張林賀：非虛構寫作：時代呼喚人性覺醒與群體意象表達[J].中州大學學報,2019（02）：24.）。所以在場性、親歷性是非虛構寫作顯著的特點。在探索“非虛構”寫作的創作特性上，我們可以從2010年《人民文學》設置“非虛構”欄目并發表的“啟事”中找到要義：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行動”和“在場”的姿態，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周芳：非虛構寫作的經驗、真實與敘事策略——關于《重癥監護室》生死場寫作的回望[J].武漢：寫作，2019(03):24）。譚杉杉認為，非虛構寫作“是用新的話語重新講述中國故事，也是為失語者發聲的一種手段”（譚杉杉：非虛構與中國故事講述[N].湖北日報,2019-7-4（011））。作家的“在場”和“介入”意識是“非虛構”一大特點，以期用親身經歷的書寫使文學回到生活與真實本身。

但在新作《我亦是行人》中，周芳大膽突破自我，擺脫了前期作品常用的見證、參與和記錄的手法，回歸Fiction的虛構本質，盡管作家依舊把疾病和死亡當成故事貫通的主題，但寫法上更富有小說色彩。《我亦是行人》中，周芳將“自我”從敘事中剝離開來，還給人物自足生長的空間。行文基調上，把疾病痛苦死亡鋪陳在日常的、恒態的生活中，抽離那些荒誕莫測的經歷和驚心動魄的情節，更加追求舉重若輕之感，甚至有些詼諧、調侃，以還原生活的真實、人性的原貌。

主觀克制與人物主導，是周芳相較于前期“非虛構作品”在《我亦是行人》中的一個突出變化。《林氏恩怨錄》開頭部分，對于大媽舉止、神態的描寫非常傳神，直接傳達出主人公內心復雜的情感糾結。《夏梅梅的少女時代》中，主人公夏梅梅的人物形象非常鮮明，全篇雖以“我”這個旁觀者和朋友的身份貫穿情節，但是作者讓人物的個人經歷與現實深度耦合，以夏梅梅人物對情節的完全主導，完整展現了她的一生。而像在《“色色王”傳奇》里，“我”已經完全隱身退去了，幾乎完全沒有出現第一人稱的敘述和主觀態度的流露，只有故事的主人公“色色王”在演繹著自己的故事。在探索“非虛構”文學的局限性時，楊會認為：“大部分非虛構寫作將視線停滯在事件的表面上，僅僅是羅列真實人物真實事件，缺少立體的表述、深刻的反思以及震撼人心的力量。”（楊會：《人民文學》與底層敘事潮流[J].當代文壇,2017（04）：49.）和前兩部“非虛構”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大膽突破“非虛構”的創作窠臼，新作《我亦是行人》的視角和描述范圍不再緊緊黏合于疾病和死亡的特定時刻，而是在時間上、空間上跳脫出來，將視線投射死前命運，因而在寫作方法上，作品借鑒吸收了小說的創作手法，以故事人物為主導去回溯病患的一生。減少了“我”的主觀態度和評價，故而極大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我”好似在場，又好似不在。作者把文章的舞臺全權交給主人公，但其實疾病和死亡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你我皆是行人，皆是故事的主角。這種在“非虛構”寫作上的“放手”，實是作家的巧思。

《我亦是行人》里體現的平靜舒緩的敘事節奏也值得關注。這種平靜舒緩首先體現在語言上，《我亦是行人》中的語言樸實簡練，冷靜克制，存真去偽而無雕飾，給人輕松從容之感。如《舅舅名叫李中煥》寫大家為了讓舅舅早日解脫，想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把憨陀小崽子關起來，讓他閉緊嘴巴，不得大呼小叫”（第1頁），“第二套，不讓人靠近他，特別是壯漢們”（第3頁），“第三套方案，把他的去路打點打點，疏通疏通”（第5頁）。子孫們為滿足老人早點就死的心愿頗費功夫，讓人雖心情沉重但忍俊不禁。周芳寫死亡的語言，沒有死亡敘事常有的與死神賽跑的緊迫感和焦慮情緒。她很少抒情、議論，簡潔平淡的語言里帶有作家獨有的幽默樂觀。從那些重重疊疊的往事中，還原生活本來的面貌，讓它有聲有色，有煙火氣，有人情味。

其次，在故事情節方面，周芳并不精心安排沖突和轉折，因為荒誕現實和莫測人心自有生活真相支撐，只須用平實的筆調記錄，即可還原生活的真實、人性的原貌。夏梅梅一生坎坷，飛升至云端也跌入過谷底，但作家在講述她的故事時十分克制。夏梅梅從不幸喪夫，直至當上女士內衣品牌董事長，其間一定有驚人的過往，至于她的奮斗歷程，一定能洋洋灑灑千字有余，然而作者僅用一句“夏梅梅回林下村回清寧鎮的次數少了，一筆筆匯款寄到夏博文的名下”（第123頁）帶過，再詳寫夏梅梅的出現已是確診乳腺癌的時候。在《夏梅梅的少女時代》里，作者不惜以很大篇幅寫夏梅梅的青春往事，卻在她人生重要轉折時期給讀者設計一處留白，仿佛讓人在回看夏梅梅走馬燈式的前半生時驟然放慢了腳步，給讀者豐富的想象空間，似乎在帶領讀者由只言片語的畫面，拼出一個美艷動人、命運多舛卻倔強堅毅的女人，反而更具強烈的審美震撼力。

自2015年首發《重癥監護室》，周芳堅持“非虛構”的創作，娓娓道來，不斷突破自己，制造“新變”。她善于對各色人物和對話進行體察，善于講故事，把“我”的所思所想藏在幕后，挖掘故事內核的隱秘人性，塑造立體的人物。每篇作品都曲徑通幽，平實中也有激烈，悲痛處也有釋然，沉重里也有幽默，展現更深更廣的空間背景和心理背景，讓人欲罷不能。《我亦是行人》從此前作品指涉的特殊空間、特殊人群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從書寫生死瞬間到回溯死者一生，寫作的視野更寬闊，故事的緊迫感減弱，回歸日常生活，使這九個人物更有普世性。去除個人經驗，周芳對疾病和死亡的書寫還展現了她對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展現了對底層人物的關注，飽含深厚的人文情懷。

疾病和死亡是周芳作品一以貫之的主題，更是她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的使命與擔當。《我亦是行人》里的疾病和死亡，是對我們生活的提醒，不要重復已有的遺憾，不要忽視近在眼前的愛。疾病和死亡是柔軟的塵世最殘忍的地方，平凡如我們也許并不能改變命運，但至少可以在自己所愛的人尚且平安健在的時候，及時說出愛。“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蘇軾在《臨江山·送錢穆父》中所作的名句，余光中先生也以此為題出過散文集，時至今日仍耐人尋味。新作出版之際，周芳說：“‘我亦是行人’蘊含的是惆悵，也是豁達；是掙扎，也是接納，是在歷過千山萬水，度過無數無眠之夜后，對生命的深情擁抱。”（周芳：歷過千山萬水，深情擁抱生命[N].山西晚報,2023-07-07.）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攜走在人間路上，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