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給李桂平的小說《種城記》做“新山鄉巨變”這種學理化定性，頗為困難。

一是這部二十九章、20萬字出頭的長篇，題目即明白無誤地宣示：《種城記》，描寫對象為“城”，而非“鄉”。

然而，它實在不是專門鎖定城市風情的小說。《種城記》將城市拆遷與鄉村扶貧一并納入，以此為故事中心、邏輯起點，通過主要人物席火根在上述兩大家國敘事中的履職身歷，展示其深入現場時的擔當作為、靈魂袒露與精神受洗。整部小說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角度，那就是書中所列，雖屬縣域范圍，但其映射的，卻是當下城鄉邁向共同發展、一起完成復興偉業的時代敘事。換句話講，中江省、漁梁縣只是小說聚光燈下的具象實例，它本身的宏闊背景，是當代中國的巨大新變。另外，《種城記》直接截取來自城鄉的一線動態，淬煉而成正大言說，筆意深刻，器型獨特，或是以情節湍流出之，或是以人事輕浪推送，起落之間，驚濤拍岸又夾雜水沫輕飏，主要畫面都蘊含了精神“清氣”，超越了那些同時代吟風弄月的“微敘事”。

二是其核心動詞，非“耕”而是“種”——“種”者，建設、起造、另筑新城之喻也。

也就是說，李桂平的《種城記》，當和城市改造甚至格局重構、根基再生強烈相關，尤其是全部文本都相當真實。

一如前邊所述，整個篇章，源自親身經歷、真實生活。小說故事細節、人物作為，所有場景確實都和“種城”相關，都和實境吻合。

何謂真實？按新聞理論說，便是具體真實和總體真實，且具體真實制約總體真實。按小說理論講，則是基于生活真實的合理延伸，即，小說的真實可以是想象虛構的，但它的要義不能脫離生活真實的本質。換言之，一切想象和虛構，都不能悖離生活自身的邏輯。這其實就是一種實體、實情、實景和虛擬結合而成的“可能的真實”。小說允許我們拋開所生活的世界云卷云舒的自有規律，你可以賦予它神奇的功能，比如孫行者扯一個筋斗云，就能十萬八千里。相關細節，沒有一個是真實的，人能夠扯什么“筋斗云”嗎（猴也不行吧）？還能十萬八千里？但作為語言藝術的小說，則允許作家去那樣向壁虛構。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小說都有了。真正的關竅，其實不在想象的東西可能不可能，而在于它所依憑的是否能在生活中找到。比如，孫行者的所為，從根上看還是近于人，是長猴毛的人，因為他的一切愛恨、一切作為，都是人才有的。還有那個“十萬八千里”，無論它夸張到何種程度，都始終無法脫離人世中實際的空間距離。所以講到底，小說的真實一定是來自生活的真實，虛構不是虛假。故事的真實，環境的真實，史跡的真實，人物的真實，小說情節越是高度生活化、現場化，形象、細節越是逼真，越合于事理邏輯，小說的真實性就越強。而《種城記》的形象、細節均來自生活真實，即使存有虛構成分，都無不合于真實性本義。

當然，以拆遷、扶貧為寫作素材的不乏其人，但少有寫出深廣度者。許多作者無非走個過場，塵土不揚。將“種城”與“脫貧”合在一處的，《種城記》當是絕無僅有。無論會場論議，還是現場行動，整個過程都有一根主線貫穿，絕不旁逸斜出，而且是雙線并行，彼此交纏。兩大家國敘事，使《種城記》能夠自成氣象，辟出一片獨有的藝術天地。

自成氣象難度很大，但李桂平跨過了許多溝壑，專注于一，有新的創制，個性風格亦就此鏘然娩出，并能融情景于一體，其瑩亮有如晨露，其純凈猶似山泉。真實底色的純情講敘，我以為最是可貴。

席火根是小說第一主角，其身影、思慮、談講、行事，都與作者的想定、賦予、重現嚴絲合縫，未有相關經歷，當難道其詳，更難得其神。比如陷于危局困境而能用心謀劃，遭遇突發情況而能臨機處置；比如放眼大處、著手末端，冷靜、敏銳、果決、柔情；比如漁梁種城、異鄉從政、沖鋒在前、心系國家；比如不尚虛言，踏實以進，堅持務本，未肯懈怠……在《種城記》里，都逐漸匯流、凝華，成為書中最為英氣逼人的文字：“席火根迎上去，說，我是總指揮，有話跟我說。”這類話語既是干才自陳，又是別有機杼，更是奮勇當先。一樁樁一件件，莫不如是。

不過，從頭到末，它都只關涉“種城”么？答案是：否！

當你真正深入這個非常飽滿的特殊文本后，你所建立起來的閱讀認知，會令你消解一切猶豫，并確信它具有“新山鄉巨變”的樣本價值。

這是一部將筆觸理性探入生活內部，而在敘述現實情景時又顯得感性的小說。它不離大道，緊貼正道，背景宏大，題材正大，摒棄平庸襲擾，拋卻病態呻吟，是當下城鄉范本的正大書寫。其正大，便正大在它對漁梁城鄉面貌那種剛柔相濟的敘寫。

若把其中“種城”的經歷依序道來，看作前后敘事，那么，經過比較，我們應當很容易得出結論：作為故事發生地的中江省漁梁縣，“種城”前和“種城”后發生了驚人差異，這種差異足以令其與“新山鄉巨變”的稱述真正相互匹配。

前敘事：片區擁堵，違建扎眼；市容老舊，設施落后。村民、市民多有怨懟。

后敘事：環境宜人，綠植養眼；新城矗立，暖陽高照。村民、市民樂在其中。

作家勇氣十足，在一個環境狹小的偏遠縣域內，展開了壯麗的時代畫卷。前面已經反復提及，兩大板塊都涉及國家敘事，一是城市征拆重建、棚戶區改造，二是鄉村脫貧攻堅、同奔小康。這樣兩件亙古未有、足以讓世界矚目的大事，在整個文本中，都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時所形容的那樣：“可以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各自都得到鮮明的表現而絕不劃一。”

作家從尋常生活中，從“眾多的他人語言中”，發現了相當罕見的小說圖式：遠端的大氣環流，旋動著近處的風起云涌，政令貫徹、政策制定、政略執行，跟民生厚薄、民風優劣、民心向背，全都緊密連接、彼此交纏；每一細部，關乎柴米油鹽、街道里巷、土地田畝，更關乎社會樣本、社區公道、社情民意——第一章“拆違”，第二章“息訪”，第四章“首開棚改”，第五章“賣地”，第六章“扶貧”，到第八章“征地”，再到第十九章“拔釘子”，第二十一章“國檢”，第二十三章“中央巡視”，如此麇集似春筍怒發的時事變遷，色彩如此濃烈的當代摹繪，其正大氣象，于焉浮現。

作品的節奏也張弛有致，在緊繃欲斷之際，或戛然收束，或宕開一筆，但全部所指和能指，無一不是奔城鄉和種城而來。《種城記》的筆意，由此獲得一種江海匯聚、融合的奇效：繁密與疏朗，虛構與實描，在所有細節鋪陳當中，不再只是簡單間雜，而是一波才起，萬波相隨：虛的是歷史邏輯演進，實的是社會角色位移。

必須再次指出的是，《種城記》正面寫的，的確是“城”，但其更廣闊的背景，則是真正的“鄉”。

不妨先翻開第一章的起首部分：“張松陽赴任漁梁縣委書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李家屋整村搬遷”，這算得上是城市改造的第一個信號。可是，應當注意的是，“五百年前李家屋的祖先選擇了西岸的盆地開基繁衍。望著縣城，隔著千里，城里的香風沒嗅著一丁半點兒，祖祖輩輩守著中江岸邊的沃土種莊稼”。上述內容，明確告訴讀者，漁梁縣城的改造，從小說開頭，就綁定著山鄉敘事。不僅如此，“墻根下”（十二章）、“菜市場”（十三章）、“十八口塘”（二十章），這些地方，何謂城，何謂鄉，更是無法判然分明，二者難以彼此剝離。

直接一些，之前關于城鄉話題的重點，本質上，是城市改造推動鄉村走向城鎮化，或者說，城市改造既是鄉村城鎮化的目標示范，又是全新的城鄉合體。換言之，城市改造和鄉村城鎮化，在《種城記》中，毫不違和地聚合為“新山鄉巨變”的凸凹兩面。而現實的“種城記”向文學的《種城記》挺進的最大內驅力，當然是“新山鄉巨變”。這是完全可以確認的——“城”的新質更迭，引導鄉村抵達自古未有之境；“鄉”的根脈轉換，映照了民族和人的輝煌蛻變。

緣此，這部小說，又同時擁有了關于族群、關于“人”的正大書寫的特質。

最不容忽視的，屬人物設置。還是要繼續說小說的主人公席火根。他由政協而人大而政府，是轉崗多次的在任副縣長（和作者履歷相重合）。這位心向文學、在創作上大有成績的黨政干才，親眼見證并親身參與了城市改造和鄉村脫貧，成為家國敘事的縣域主角，成為“新山鄉巨變”的觀照人。他經歷非凡，處事果斷，性格剛毅，雷厲風行，心系群眾，黨性極強，自奉廉潔，不畏艱難，是征拆安置工程的總指揮，也是一線的行動者。

當然，從小說源流看，與其將席火根視作“新山鄉巨變”的觀照人，還不如把他列為“新山鄉巨變”的觀照點。

在《種城記》中，席火根和他的一眾同事（如張松陽等），是漁梁縣新質迭代的直接推動者，也是當代不失理想信念的優秀共產黨人，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們和那些張開雙臂迎接新生活的普通群眾一樣，也是“新山鄉巨變”最值得細察的觀照點，變的是生活境遇，不變的是人的信仰——人的變與不變，才是城鄉變與不變的核心要素。

《種城記》目前還無法入于盡善盡美之列。真實的情形，是文學本身也許就不存在盡善盡美。不過，它是可以拿出來和其他作品進行比照的，或者說，我們也許可以在談論其他作品時，凝神看一下，其他作品到底怎么樣，《種城記》又怎么樣，有什么特別之處，并真正以之為鏡鑒，哪怕只是匆匆一瞥，也可能會獲得一些啟發和收獲。

《種城記》用不循舊例的“新山鄉巨變”格局，用凌厲與柔軟兼具的個體言說，用集中且多彩的筆墨，用深刻的情感灌注，再現了當今時代的天寬地闊，并由此脫穎而出，成為江西小說創作的可喜收獲。

作家的努力非常可貴。他做出了從正面切入時代正大書寫的選擇，用親歷證明書寫者必須旗幟鮮明，真正負起責任和使命。更重要的是，“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

（作者系深圳大學當代文學與創作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