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泰州晚報》推出了副刊專欄“坡子街”，我在網上看到許多朋友都在轉發這個副刊上刊登的散文隨筆，便時時抽空閱讀那些文章。無疑，其作者的組成結構，可分為三個部分：本土有名和無名作家；本籍走出去的有名作家；外來游歷者的著名作家。在這三個作者群里，占主導地位的是本土的無名作家。我反反復復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坡子街”的散文為什么會火起來，其理念甚至蔓延到純文學界的“美文”創作和現代網絡文學的媒體創作之中，這種非虛構的散文創作，難道會引發新一輪的“大眾文學”的熱潮和狂歡嗎？

從百年中國新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尤其是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作家視點下沉的許多書寫，并沒有圓滿地完成這樣一個“文學大眾化”的任務。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倡導的底層作家的培養和書寫，如高玉寶和上海工人作家創作群的小說創作，也沒有能夠實現這一預設的目標，何況90年代已降的“打工文學”書寫也無疾而終了。

如今，時代發生了巨變，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普及，作家的身份也發生了巨變，專業作家和業余作家的界限才被真正地打破，創作的質量不再以專業和業余為區分了，因此，更多有文學細胞的業余作者跨越了這樣的階層歷史障礙，讓許多作品超越了專業作家文學創作的水準。由此，我想到的是“坡子街”散文創作現象這一不可回避的時代意義。

面對當前文學“地方性書寫”的創作和研究的興起，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遇到的實際問題是具有共同性的，那就是新時代寫作中歷史傳統性與現代傳播性的沖突問題，而我們底層業余作家又如何面對這樣的時代語境寫作呢？他們遵循的寫作的核心元素應該是什么呢？

在新時代“文學地方性”的語境與書寫中，小說和散文，虛構與非虛構，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寫什么，怎么寫？反觀幾百年來中外文學史，這一文學叩問，始終縈繞盤桓在每一個作家的頭腦之中。其實，前者對于一個有著豐富生活經驗的作者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生活題材在手，何愁沒有書寫的本錢呢？而至關重要的是后者——怎么寫？僅僅就是一個方法的問題嗎？幾十年來，我們以為只需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或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上找準切入口，一切問題就解決了。其實，這就讓我們進入了一個創作的誤區，忽略了文學作品創作的本質特征，閱讀者無法隨著你的世界觀表達，進入文學的核心內涵——這就是一切文學的人性表達——這也是世界上任何作品都需要表達的文學內涵，無論它是高貴的純文學，還是大眾的通俗文學；無論是長篇巨制，還是短篇小品，離開了人性的表達，即使語言手法再好，它也是灰色的。當然，這種表達有著顯性和隱性、有意和無意之區別。

在分析“坡子街”散文時，因為篇幅所致，我排除了兩個論證區塊：一是那些描寫美食與生活瑣事的篇什，盡管那些文章也很優美；二是排除了著名作家的優秀篇章。這樣，我就專注那些“人性化”描寫的篇章。竊以為，“坡子街”散文之所以得到了許多讀者的青睞，就是因為它折射出的人性元素的審美表達，擊中了讀者心中最柔軟的地方，這是丘比特之箭上愛的力量的勝利。“坡子街”欄目中的散文，皆為家長里短的日常書寫，其中書寫親情、友情、愛情題材的文章最佳，文字樸實無華，肖像采用白描居多，敘事方法也沒有太多的花哨，就是那種非虛構的自傳性家族散文。然而，就是其中那些書寫父母、兄弟姐妹、夫妻之間兒女情長的親情紀實描寫，竟也讓我涕淚泗流，不由得想起兒時讀到的那個上海工人作家胡萬春的自傳短篇小說《骨肉》，這篇小說和“坡子街”里的許多非虛構的自傳體散文何等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性的審美力量俘獲了讀者的心，尤其是時代苦難給人的心靈震撼，成為悲劇審美中的翹楚，人性在歷史的交匯點上迸發出的文學火花，照亮了黑暗人世。所以，《骨肉》留在了當代文學史中，也燭照了幾十年后的底層寫作路徑，我在“坡子街”欄目中，再次尋覓到了它的倩影。

我們在“坡子街”里看到的是一幅幅“小人物”的肖像畫描寫，但他們卻都是“大寫的人”，與五四以來的那些精致的“美文”和“小品文”相比，也許它們與象牙塔里描寫的是兩個世界的生活場景，然而，正是這些帶著煙火氣的作品，給讀者大眾帶來了最為真切的閱讀感受，它們更貼近底層寫作者，也許并不會像那些專業大作家那樣埋下哲思的伏筆，他們直抒胸臆的情感表達，同樣能夠打動讀者。我以為，在林林總總的“坡子街”紀實散文中，可以從細膩的地方性語言描寫里體味出其“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的自然流露，散發出五四鄉土小說的“異域情調”來，但更為重要的是，在歷史大背景下，作者毫不回避時代的鮮活性，換言之，那就是從歷史的鉤沉中，強調其“在場性”，這就是非虛構作品不可或缺的復活歷史現場的寫實手法。

在寫父親的作品中，那篇《駝背的父親》最感人，“母親問父親想吃點什么，父親說，你到葉甸莊上去，買個蘋果。母親買了一瓶橘子罐頭。父親吃了幾口，搖搖手，當天離世，終年56歲。”這讓我們回到了那個苦難歲月的歷史現場，在那個寸土寸金的水鄉里，何來果樹？父親臨終前想吃一只外來的蘋果都無法滿足，這一情節頓時讓我回到村里，看到了一個個瀕死者最后的奢望——一碗紅燒肉、一碗麻油馓子鋪雞蛋。盡管這種歷史場景是當代青年無法看到的，但作者為我們留下了這樣歷史的底片，恰恰也就是父子情的最后紐帶。

寫父母感情的《春天，我們不說悲傷》和《“因為愛情”》，如果說前者只是一種親情眷戀：“幾十年來，從彎曲顛簸的鄉間小道，搖晃的小木橋，從步行，到自行車，到汽車，一直開到村莊上。我們沿著表哥家門前的那條小路去看他們，兩側油菜花大片大片地開著。春天里，處處桃紅柳綠，我們看春天，我們看你們。”在這些浪漫詩意迭出的文字中，映照出的是通常的孝道之情。而后者卻明顯是將一場傳統的男尊女卑描寫，活生生地反轉成為一部似乎是充滿著現代女性意識覺醒的交響詩：“父親是幸福的，目不識丁的母親，對他的愛始于崇拜，合于信任，久于人品。他們的愛情觀純粹又簡單，牽了手就是一輩子。張愛玲有一句話：喜歡一個人，會卑微到塵埃里，然后開出花。母親說不出這么美的話，但在她心間早已開出這么一朵美麗的花。”像這樣的鄉土回望，正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價值背反描寫現象——鄉土的“根”已然在傳統的交合中分叉了。

寫祖孫情的《“留守兒童”和爺爺》，讓人在潸然淚下中望盡天涯路——那是一代出走青年對鄉土的最后回眸，它定格在歷史舊照中，讓我們陷入深深的沉思：“我跟在后頭，看著沿路的風光，看著這座爺爺生活了70年的小村莊——我知道他再也看不到了，我想用我的眼睛再替他好好看一遍。走到一座小橋上，突然感覺有淡淡的紅光輕灑在身上，仰頭一看，彼時遠處，帶點白茫茫的霧靄中，透出縷縷紅霞，東方一輪紅日正巧冉冉升起。白云生處也有人家，我知道，你在那邊會好好的……”讀到這里，我欲哭無淚！反躬自問——物質的鄉土不在了，精神的鄉土尚存嗎？

無疑，愛情書寫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坡子街”里書寫愛情的《和妻子永別的那一夜》，雖然短小，卻是一篇感天動地的美文小品。深夜里，作為丈夫的我，獨自一人為妻子入殮，逼真的細節描寫，若不是過來之人，根本就無法還原歷史現場那種真善美的情形，樸素的鄉間悲情浪漫主義情愫，堪比《梁祝》的詠嘆：“此時我欲哭無淚，只有伴妻最后一程：我燒開水，水開后摻冷水，兌成溫狀；用毛巾給妻子一遍又一遍擦洗身體，擦得干干凈凈后，給她穿上一套新內衣（連入殮婆來時，都說我把她要做的事做完了）。最后，我給妻子梳頭整容，在她的額頭上，留下了相伴46年最后的、永別的吻……”這樣的書寫，恐怕是任何小說家也無法想象和虛構到的場景，顯示出非虛構的自然原始的審美力量。

由此，我想到，只有人性的書寫才是一切文學作品的源泉，它應該是“歷史的”和“審美的”美學內涵的前提，只有“人性的”內涵才是統攝一切文學創作的核心元素，它不僅是賦予小說、戲劇、詩歌，尤其是長篇小說的使命，也同樣屬于散文創作；不管是大散文還是小散文，還是新媒體的網絡文學，都無法避開“人性的”書寫，尤其是在這個世界大變局的時代里，“人性的”描寫消逝，必將帶來人類無盡的災難，而文學的功能就是喚醒人類真善美的良知。“坡子街”中洋溢著的這種良知，已然觸摸到了“人性化”的創作肌理，盡管尚處在一種“無意后注意”的寫作狀態之中，但我希望五歲的“坡子街”能夠將這樣的編刊宗旨旗幟鮮明地堅持下去。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