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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述而》大多記載孔子的教學活動，包括教學的綱領、內容、方法與旨趣等，從中可以窺見孔子的教育境界和生命理想。其中記載了孔子的一句話，非常精練，只有四小句，總共十二個字。原文為：“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這四句話可以視為孔子追求生命理想（包括教育學生）的大綱大法與根本方針。前三句的意義比較明確，向無歧解，末一句之確義尚有可商者。“游于藝”一句，“游”“藝”二字均關緊要，不可忽忽讀之，尤其需要警惕現代漢語先入為主可能造成的誤解。

藝：由“種藝”引申為生存技能

先辨“藝”字。何晏《論語集解》：“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皇侃《論語義疏》：“藝，六藝，謂禮樂書數射御也。”朱熹《論語集注》沿襲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后之解者多不外此，謂“藝”為“六藝”，其具體所指，則多說是“禮樂射御書數”，也有說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然而，“藝”在先秦并無指代“六藝”者，所謂“六藝”始見于漢代，是后起之名。“禮樂射御書數”，孔子時有其實而無“六藝”之名。“詩書禮樂易春秋”，漢人謂之“六藝”或“六經”，然而孔子時只有“五經”（并無《樂經》，至多只是“五藝”），當時成書者更是只有《詩》《書》《易》。總之，何晏以后的解釋沒有充分注意到語言的歷史變遷，用后世之名去解古代之字，難免錯失原義。

首先須辨明，《論語》中的“藝”與“文”不同。“文”有廣狹之義，狹義之“文”指禮樂，廣義之“文”則包括禮樂在內可以納入道統的一切事物。朱熹曰“禮樂之文”，其說固當，至于“藝則禮樂之文”，則混“藝”“文”為一談，已非古義。按孔門弟子，以“文”著稱者，子游、子夏是也（《先進》“文學：子游、子夏”），然而二人并未以“藝”見稱。孔門弟子稱“藝”者，唯冉求（字子有）一人。如《雍也》（孔子）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又《憲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以“冉求之藝”，尚需“文之以禮樂”，可以推知：其一，“文”即指“禮樂”；其二，“藝”非“禮樂”之“文”。“藝”字之確指尚需考究。

“藝”繁體字寫作“兿”。典籍中“兿”與“埶”或“蓺”相通。“埶”是會意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釋為“象以雙手持艸木，會樹埶之意”。容庚《金文編》云：“埶，從丮持木植土上。”許慎《說文解字》無“兿”“蓺”二字，其釋“埶”字仍見古義：“埶，種也。從坴丮。持亟種之。《書》曰：‘我埶黍稷。’”“埶”從坴，《說文》云：“坴，土塊坴坴也。”“坴坴”狀土塊之大貌。“埶”“蓺”“兿”三字同義，古籍可征。《詩·唐風》“不能蓺稷黍”，鄭玄箋：“蓺，樹也。”《玉篇》：“蓺，種蒔也。”《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穡，樹兿五谷”，趙岐注：“兿，殖也。”《荀子·子道》“耕耘樹兿”，楊倞注：“兿，播種。”可見“埶”（“兿”“蓺”）是指樹藝、播種等農事活動，這在上古時代是極為平常又十分重要的事務，關系一個族群的基本生計和生命延續。由此，“藝”引申為謀生、治生等與現實相關的技能知識。凡擅長某一實際事務的技能，都可以稱為“藝”。《論語》中“藝”字出現數次，均保持這一古義，這從冉求被孔子稱為“藝”可以印證。《先進》記載孔門四科十哲，冉求列名政事科之首（“政事：冉有、季路”），二人做過季氏的家臣；又《公冶長》，孟武伯問冉求其人：“求也何如？”孔子答以“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可見其治事能力；又《子路》記載孔子去衛國，讓冉求總管其事：“子適衛，冉有仆”，俗解“仆[僕]”為駕車，不確；駕車為“御”（《為政》“樊遲御”可證），“僕”所指更廣（《說文》：“僕，給事者”），舉凡駕車、食宿、安全、聯絡等實際事務，都包括在“僕”中。孔門弟子各有所長，大概冉求是辦事能力很強的人，故孔子去衛國，讓他總攬大小事務。

“藝”由樹藝、播種等活動引申為治生辦事技能，還可以從《論語》另一段記載得到印證。《子罕》：大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太宰贊嘆孔子“多能”，子貢轉述于孔子，孔子自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是解釋自己何以“多能”的緣由。所謂“鄙事”，在當時是指比較低賤的謀生之事。封建宗法時代的君子，在位執事，享有俸祿，不需要親自從事治生活動，故而孔子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后面隨記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通過牢的口吻轉述孔子的話，進一步說明孔子“多能”的緣由。孔子少時父母先后亡故（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又有一位身體不健全的兄長（孟皮）需要幫扶，養家的責任非同一般，沒有機會用于朝廷（不試），不得不去做很多“鄙事”以養家糊口。從上文“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到下文“吾不試”，最后下結論“故藝”，可見“藝”決非“六藝”，而是指與現實生計相關的生活技能知識。后人解讀此章，不辨“藝”字古義，與今天所謂“藝術”“美學”混為一談，誤以為“藝”是指藝術審美方面的內容，偏離了孔子立言的本義。

游：以超然態度對待謀生之事

“藝”字無關于審美內容，而“游”字卻包含著審美意義。皇侃《論語義疏》：“游者，履歷之辭也。”朱熹《論語集注》：“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劉寶楠《論語正義》：“游者，不迫遽之意。”這些解釋未能盡“游”字之妙用。游，又作遊，古字可通。《論語》本字為“遊”。《說文》無“遊”字。《廣雅》：“遊，戲也。”《說文》解“戲”云：“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段玉裁注：“戲，引申之為戲豫，為戲謔，以兵杖可玩弄也，可相斗也。故相狎亦曰戲謔。”今人“游戲”一詞最能見“游”字之精義。游戲是一種無目的的活動，如果說它有什么目的，那么目的就是游戲自身。因而，“游”字表達的是一種超然于一切現實目的之上的無目的的活動。“游于……”表達的是，以游戲的態度投身于其中而又不執著于其中。“游于藝”意在表明，“藝”固然是生存所必需，但它不應成為生命的目的，更不是生命的全部。如果是目的，應當用“志”字（志于藝）。可是，孔子用“志”字分量極重，能置入“志于……”這一結構中的，《論語》只有這些：“志于學”（《為政》），“志于仁”（《里仁》），“志于道”（《里仁》《述而》）。“學”“仁”“道”三者側重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孔子還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可見“志”的分量。

從孔子四句話的語意結構來看，其用心隱然可見。孔子所用的四個動詞極為精妙，決不可隨便更換：“道”是生命之志向所在（《說文》：“志，意也”），故曰“志于道”；“德”是求道之根據，有如行路之手杖（《說文》：“據，杖持也”），故曰“據于德”；“仁”是德之大者，實為生命之依傍（《說文》：“依，倚也”），須臾不可離也，故曰“依于仁”；“藝”是生存之必需，但并非生命之根本，更非人生之全部，故曰“游于藝”。顯然，如果“藝”變成人生的全部，那么“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勢必全都荒廢，只會懸空高掛，變成空洞的教條。如果說前三句孔子先后指出人生的志向、根據、依傍，則第四句歸結到現實生活（藝）的常態來警醒世人：切不可執迷于現實生計事務而丟掉人生的志向、根據、依傍；相反，生存活動是以“道”“德”“仁”作為根本定向和依歸的。《論語》關于“德”字有很多表述，諸如“以德”“崇德”“修德”“懷德”“尚德”“執德”，而“據于德”僅此一見；關于“仁”字也有諸多表述，如“為仁”“好仁”“知仁”“處仁”“安仁”“求仁”“欲仁”“成仁”“輔仁”“志于仁”“用其力于仁”等，而“依于仁”也僅此一見。“據”“依”二字均只出現一次。深味孔子之意，顯然是用“游”與“據”“依”作對比，以凸顯其義，從人情世態切入以警醒世人，特別是君子。何晏說：“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藝”不足“據”，也不足“依”，倒是從側面說出了“游”的精神旨趣。《莊子·逍遙游》一篇通過“小大之辯”，導出“無用之大用”，把孔子“游于藝”的精義發揮得淋漓盡致。

“游于藝”對現代分工的警示意義

在被現代分工體系所支配的現時代，“游于藝”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分工的程度越深，人被勞動所分化、異化的程度就越深。自發的分工決定了人不可能全面發展而只會片面發展：“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發地形成的社會中，也就是說，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是這樣的人。”（《德意志意識形態》）“藝”足以把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圍而不知其他（“不知道”），所以孔子認為應該以“游”的態度對待“藝”，優游于而不是沉迷于其中。在孔子的時代，盡管自發分工已經出現，但程度還不是很深，至少還沒有出現現代資本的抽象統治力量。到了現代社會，資本邏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支配已經發展到空前的程度，“個人”在資本權力的抽象規制面前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個按部就班的螺絲釘。這種情勢下，“游于藝”告誡我們，不能因為生計的繁冗瑣碎而忘卻生命的根本追求。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開講辭中感慨說：“時代的艱苦使人對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曾經大大地占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并且部分地被犧牲在里面。”兩千多年前，孔子即對這一情勢深懷憂慮。《論語·衛靈公》記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縱觀人類歷史，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絕大多數人都在為“謀食”而奮斗終身，“謀道”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夢幻，以至于碌碌一生而終歸沉寂，于弘道無所用力。今天重溫孔子“游于藝”的告誡，也許會使身處時代洪流中的人們多一分警醒，多一分自覺，多一分超越。

（作者系貴州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