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9月3日，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文學的多形態轉化”平行論壇在京舉行。會議旨在充分探討文學轉化的新路徑，分析當前文學轉化的機遇與挑戰，提出文學融入現代傳播格局的新思考與新辦法。論壇由中國作協社聯部主任李曉東主持。

在嘉賓發言環節，中國影協副主席、編劇張冀談到，非虛構文學是影視創作的寶貴富礦。懸疑、犯罪、刑偵等題材的影視作品非常搶手，與相關行業中的創作者提供了大量非虛構文學作品緊密相關。他們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為文學的多形態轉化提供了更加多元、鮮活的素材。在文學與影視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張冀樂于見到，導演隊伍中出現了有作者意識的青年作家身影。但是，他也談到，對市面上出現的各類作家導演計劃不免擔憂，因為電影發展至今已經擁有完整工業化流程，其市場導向很強，拍電影和寫小說還是大有不同，如果以寫小說的方式去導一部電影，其票房很可能不盡如人意。張冀改編的電影《三大隊》獲得了頗多好評，影片正是根據深藍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改編而成的。從觀眾反饋來看，市場還是需要一些帶有古典英雄主義氣質的人物形象。

編劇、導演董潤年特別關注類型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在他看來，類型電影劇作的敘事結構是經過長時間實踐摸索，繼承了傳統詩歌、戲劇、評書和小說中的類型敘事特點，逐漸固定下來的。這些敘事結構，是類型電影與觀眾之間的契約，是撬動觀眾情緒的密碼。近年來，全球范圍內，電影票房大幅下降，游戲、短視頻等新的多媒體娛樂方式在加速演進。全球范圍內類型電影敘事能力的下降，是導致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董潤年認為，一部分原因是創作過程中過分守舊，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創新時忽略了觀眾在觀看類型電影過程中情感生發的自然過程。

會上，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總策劃、編劇王小槍，作家、編劇呂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剛，山西省作協黨組成員、駐會副主席溫建生，長影集團辦公室主任、作家馬犇，作家、編劇賈秀琰，編劇袁子彈，海南高清電影有限公司總導演、作家洪光越作重點發言。

王小槍認為，文學創作的最后一環要依靠觀眾的想象力，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旦把文學影視化，人物就變成了非常具體、唯一的形象。所以，文學向戲劇、動漫、視聽節目、游戲的轉化過程，都存在一個先解構后建構的過程——解構觀眾腦海中的原有想象，再去接受導演具象化的表達。如何才能讓二者自洽而不沖突，是文學轉化過程中難度最大的地方。

呂錚至今已完成了20部長篇小說，其中被影視化的作品共有16部，大多數仍處于艱難改編過程之中。他談到，每年一部的創作量，首先要解決好的是如何破解同質化的難題。“涉案題材最怕形成一個閉環。不同作品是類似的邏輯，就讀者和觀眾而言，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尾，這是大忌。所以從創作之初，就要破解瓶頸，看即將著手的作品有何不同，才是開啟一個成功作品的先機。”作為從事警察職業的創作者，呂錚對海量的公安素材有清醒認識。“我覺得這可能也存在一種反作用，就是恰恰因為身處其中，才會被溫水煮青蛙，缺少了‘棋在局外’的視角。”現場他還分享了一位導演對他說過的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呂錚，你什么時候能把警察作家前面的警察在寫作中去掉，你就是一個好作家了。”第二句話是：“一切不落驚險奇特，落人心。”這兩句話令他終身受益。呂錚說，從30歲開始，他差不多用了10年時間來破解這一問題，思考如何把故事中的警察寫成鮮活的人。“在20多歲時寫的小說多是‘事’，從《三叉戟》開始，才有意識地形成了以人物推動故事的創作模式。”

在徐剛看來，文學的多形態轉化，確實能提升作品的能見度、影響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然而，有的作品能夠轉化得比較絲滑，有的文學性比較強的作品，可能轉化起來并不那么順暢。這里面涉及到類型電影、類型文學和純文學的關系問題。我們今天對于類型文學的創作規律研究得還很不夠。此外，文學轉化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版權改編費，與版稅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影視轉化會影響到上游的文學生產，可能會讓文學產生一種偏好，去迎合受眾的喜好，這種迎合有些是好的，有些可能未必是好的，這是文學需要面對的問題。

溫建生談到，小說“視頻化”、紀實“錄像化”、散文“廣播化”、詩歌“音樂化”……文學傳播的介質與路徑，正向著更為廣泛的分眾化轉變。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網絡文學蓬勃發展，網文大神、頭部IP、潮流國漫，逐步走入大眾視野，網文作者、影視編劇、漫畫作家與傳統作家的合作也愈發頻繁。

馬犇觀察到，如今文學轉化的形態愈加多樣，比如追光動畫根據中國民間傳說《白蛇傳》，相繼出品了動畫電影《白蛇：緣起》《白蛇2：青蛇劫起》《白蛇3：浮生》。還有取材《西游記》，在全球發售并引發熱議的國產首款3A游戲《黑神話：悟空》……未來，文學轉化的形態將更加豐富，文學轉化的廣度與深度也將與日俱增。

賈秀琰曾翻譯過230多部國外電影。她分享說，“翻譯的過程是以秒計算，一句重要對白要反復觀看、理解和斟酌，還需要符合口型長度和開合，這其實也是對影片劇本和臺詞精讀精解的一個過程。”她認為，電影劇本應回到文學化的藝術表達中，帶著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寫出經典臺詞、塑造經典人物、構建經典劇情。就像夏衍先生說的：“電影是最精煉的藝術，無的放矢是浪費人民的財產，浪費工作人員的精力。”

袁子彈明顯感覺到影視改編的來源更多了。電影《長安三萬里》把諸多詩歌融入影片中，頗具詩意美感；電視劇《我的阿勒泰》讓人們看到了散文集被成功改編的可能，用一種看似很“淡”的方式去對抗過去電視劇創作中對矛盾沖突的強調。但由于文學轉化出來的東西太多了，袁子彈也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危機。這種危機與其說是短視頻給長視頻的壓力，不如說是所有不同的新的形態在擠占傳統的文藝創作空間。在文學多形態轉化的效率方面，袁子彈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她談到，編劇在創作過程中要聽取的各方聲音遠比小說創作復雜得多，最終播出的影視作品與劇本原貌可能大相徑庭。改編過程中，如果小說作者能夠同改編者更密切地聯系，達成良好溝通，將有助于實現更高效的文學轉化。

洪光越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項目中與大家有更多合作交流。他說：“如果實現了，要感謝今天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