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夏天敏，著名作家，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您有什么閱讀習慣嗎？

夏天敏：小時候我因左眼一度失明，沒有考取初中，恰值昭通地區機械廠要辦一個半工半讀的學校，我就進了這所學校。我那時愛看書，找到一本書或者借到一本書簡直欣喜若狂。借書是有時限的，說好兩天或者三天還書，到時一定要還的。我常常坐在我們那馬廄改造成的大宿舍里看書，幾十張床之間，有的在吹笛子，有的在吹牛，更多的在打撲克，沸沸揚揚，熱鬧無比，這就養成了我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看書的習慣。看書并不妨礙別人，可也有人不高興，大家都在瞎混，只有你不瞎混，裝什么裝？于是就有各種譏諷和嘲弄，于是就有孤立和打擊，我依然我行我素，依然不停息地看書。

您在很多作品中談到自己身體多病，生病時閱讀是否對您有很大幫助？

夏天敏：有一次廠里組織學生植樹，樹種好了，要為樹澆定根水，需要有人下到水塘里舀水，那時北風正吹得緊，站在塘邊人都冷得打哆嗦，大家正猶豫，我搶先跳到水塘里去了。那時正是學雷鋒的時代，我在水里機械地熱情不減地舀水、抬水，不顧雙腳已經麻木，不顧全身酸疼，雙手已不聽使喚。當天晚上我發起了高燒，最后落下終身殘疾暫且不說，在經歷了和死神的抗爭之后，活了下來。出院重返機械廠，廠里的一個年輕工人李鴻森分管我們，他把我留了下來，讓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天我看見俱樂部的一個正方形的天窗豁著，突然生出想上去探探的想法。我搬來凳子重疊起來，那時的房子只有一層，并不高。爬上去，上面黑漆漆的，一股股塵封已久的灰塵撲面而來，嗆得人直打噴嚏，待視野逐漸適應后，我看見了一堆堆的書，散亂地堆在頂棚上，我欣喜若狂，就像一個饑餓的人看見一堆食物，不敢多拿，提了一捆匆匆下來，那些書是“文革”開始后查封的，里面有十七年文學的書，《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鐵道游擊隊》等等，也有外國文學《普希金詩選》《雪萊詩選》《拜倫詩選》《戰爭與和平》《安娜·卡拉尼娜》《靜靜的頓河》等，當然還有一些古典名著《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等等，更多的是些技工方面的書，想必是當初俱樂部針對閱讀對象采購的書，我挑出自己喜歡的文學類書籍，如饑似渴地看了起來，當然是在晚上，白天是不能看的，這些書當時是禁書。

后來您先后去魯甸文化館，那時的閱讀是怎樣的？

夏天敏：70年代末，我調到魯甸文化館，這家單位是沒有獨立的房屋的，只有兩間房，大的一間是圖書室，小的一間是借閱室兼財務室，我被分到圖書室里住，至于有一間房是后話，當時領我去的人說委屈你了，沒有房，你就住這里吧。我一看是圖書室，滿架滿架的書立地而起，積滿厚厚的灰塵，一股濃烈的只有倉廩才有的陳腐味撲面而來，我驚呆了，狂喜之情溢滿胸間，饑不擇食地拿起書，這本翻翻，那本翻翻，弄得滿頭滿臉的灰，直到天色暗了下來，肚子餓得不行才停下。

后來，春風吹拂，冰河裂隙，書店里的書逐漸多了起來。后來我也有了幾架書，卻再也沒有這種如饑似渴的感覺。書也在看，卻挑剔了起來，再也不是見什么讀什么，這使我想到在饑餓年代，我到父親在的鄉下供銷社，那里有憑票供應的紅糖，是很金貴的，我天天去偷來吃，一扇紅糖裝在口袋里，躲到無人處大口大口地吃，一個夏天的暑假不知吃了多少紅糖，后來父親發現紅糖少了很多，心里很著急，知道是我吃的也奈何不得，只得想辦法彌補。現在各種糖、紅糖、冰糖、白糖、水果糖、巧克力啥的堆積著，我卻再也沒有吃的欲望。

能具體談談那個時期的閱讀感受嗎？

夏天敏：在圖書館里架一張床，我沒日沒夜、興奮而瘋狂地讀，正是那段時間閱讀，使我的知識面大大拓寬。外國文學、古典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山川地理、民情風俗、異域風情、建筑風格，什么都看，以至于我對什么都不專，什么都知道點，成了雜家。當然更多的還是文學類書籍，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近現代文學，蘇聯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等等，大量閱讀，豐富了我的知識，拓展了我的視野，燃起了我的創作之光。

正是廣泛的閱讀才使您有了寫作的動力——寫作之初，有沒有對您影響比較大的人？

夏天敏：上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嘗試寫作，寫短篇、寫花燈小戲，主要是以短篇為主。我在畫畫、寫作上沒進過大學，沒有師承，都是自己摸索，屬于野狐禪，完全憑感覺，沒有理論支撐，其淺薄幼稚可想而知。當我聽說地區文化局戲劇創作室需要人時，竟不知天高地厚，請已故的楊力先生轉送兩篇短篇小說給時任地區文化局領導的朱君和先生。朱君和先生是昭通地下黨領導之一，學歷高、知識淵博，在昆明求學時，時常聆聽聞一多、李公樸、沈從文等大家的講座，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寫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發表在公開刊物和報紙上。我調到地區文化局后，對我關愛有加，幫我看稿，耳提面命，讓我走上了正確的創作道路。

后來您的作品發表了嗎？

夏天敏：我請楊力先生轉送稿后，就不再關心這事，仍然一如既往地讀書、畫畫。我心里其實是沒抱一點希望的，知道自己學歷低、功底淺，沒發過作品、籍籍無名，只是憑膽子大瞎闖罷了。誰知，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電話，讓我去昭通，去朱君和先生家里，我心里忐忑，也不知啥事。朱先生神清氣爽，藹然可親，一身的書卷氣。他說你的作品我看了，寫得稚嫩，寫得淺，但有靈氣，只要努力，會成功的。在地區文化局戲劇創作室，我的任務主要是寫劇本，但我對劇本不感興趣。

為什么不感興趣？

夏天敏：我對戲劇沒研究，也沒在劇團呆過，寫京劇吧，京劇博大精深，非要在劇團長期呆過，受其浸淫不能寫。生旦凈丑末、青衣、花旦、小丑、花臉啥的都分不清，怎么寫？ 對傳統戲起碼熟悉幾十出爛熟于心，對舞臺非得熟悉得很才能寫。汪曾祺先生能寫，寫得非常好，但世間只有汪曾祺，他是西南聯大畢業，又是世家子弟，博古通今，沒人能學得了。八個樣板戲《沙家浜》最好，那唱詞，通俗易懂，切合人物身份，生活氣息極濃，至今仍然膾炙人口。我也找了很多戲劇方面的書來看，莎士比亞的、易卜生的、契訶夫的以及近現代的劇本，但看來看去終是不得要領。其實我更想寫小說，小說限制少，從一個地方切入進去，天馬行空，只要符合人物的行為邏輯，只要抓住人物形象發展的線條，只要能使人物形象生動豐滿。就這樣，我一邊看戲劇的書，一邊寫小說，我也寫了些小戲，只是不上心，多為敷衍之作。

寫了小說，我就拿去給朱先生看，他很忙，但總會抽出時間看我那些非常稚嫩的文章，總會在星期天叫我去，耐心地給我講小說的成敗得失，使我受益匪淺。講完小說，他總是神采飛揚地講在昆明求學的往事，講聞一多、李公樸、朱自清、沈從文、劉文典等的講座和一些文壇軼事。記得那年汪曾祺先生的小說一下風靡文壇，我買了一本《晚飯花集》，也讀了汪先生發表在其他刊物的文章，非常喜歡，也就模仿汪曾祺先生的風格寫了小說，自己很滿意。朱先生看完后對我說，汪曾祺的文章你是學不來的，即使有點像，也是皮毛，汪先生的文化小說，是非有深厚的學養，博覽群書，學貫中西的根基才行的，是渾然天成，自成一家，從里面散發出來的，所以還是要從根本上著手，多讀書，使學養深厚方可為。朱先生的話使我深受教益，自此在打基礎上加大力度，不急于求成，有深厚的學養浸潤，自然水到渠成。

80年代西方文學思潮涌來，您也讀了不少吧？

夏天敏：80年代初期，外國現代派風潮漸入中國，許多翻譯作品成為大學校園和創作者的搶手書，我也找了一些來讀，意識流、荒誕派、魔幻現實主義、象征、寓喻、抽象，各種理念，五花八門，叫人眼花繚亂，我忙著趕時髦，也寫了一些所謂的現代派小說。朱先生對我說，現代派不是新鮮玩意，“五四”時期早已有之，搞寫作還是要立足于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創作的根基。這就像寫書法，楷書寫不好，就寫行書、草書，是不會成功的。也像一個木匠，你連一塊木板都推不平，一個榫眼都鑿不好，就忙著什么古典家具、西洋家具、徽派、浙派，那就啥都弄不成。你還是認認真真地寫好現實主義，在此基礎上再融合各種風格、流派的元素，自然就成功了。

自此我記住了朱先生的話，一直堅持現實主義的寫作。雖然也遭受了各種各樣的嘲諷和冷落，認為寫得土、不入潮流，不登大雅之堂，但我仍然不改初衷，朱先生說的以現實主義為主，兼容各種風格、各種流派我是做到了的，所以，我的小說不是傳統意義的現實主義小說，是開放的，兼容并收的新現實主義小說。《好大一對羊》里面就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同時運用了魔幻、隱喻、黑色幽默等元素的中篇小說，《飛來的村莊》《土里的魚》等，依然如此。

在您的文學作品中，人性的美，人性的善良，人的正義感和悲憫之心總是占據主流。

夏天敏：我經歷過很多磨練，厄運總是形影不離，但總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使我渡過難關。我由衷地贊美人性之美，但人性總是復雜的，有善良就有邪惡，有悲憫就有兇殘，有光明就有陰暗，總體來講，生活里善良、同情、悲憫是主流。所以，盡管我遭遇過不少困苦，但心里總是心存善良，不為邪惡所浸染，在以后的幾十年的日子里，能幫助別人就盡量幫助，以己之力，做一些好事，心存善良，心里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