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走近徐中玉先生

1954年春，我還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就知道徐中玉先生的大名了。

那是我學生時代的最后半年，課程少，閑時多，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常到圖書館去吸取營養，充實自己。一天，我在新書架上發現一本厚厚的《魯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署名“余中玉”著。我一愣，余中玉不就是我們學校的輔導員嗎？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徐中玉著，我看掉了雙人旁。這樣一來，徐先生的姓名讓我記牢了。

畢業分配臨近，校方發下一張分配志愿調查表，分配地點有三欄，可填三處，我全都填成了上海。我從小生活在四川盆地，早想有朝一日東出夔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坐落在春水江南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特別令我神往。幸運的是，我的這一愿望真的實現了，學校把我分配到華東師范大學去當教師。

抵達華東師大的時候，是一個夏去秋來的夜晚，皎潔的月光和輝煌的燈光相輝映，門柱上的校名看得很清楚。因為要等待系里分配具體工作，第二天，我就先去逛逛最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外灘。走進第一百貨大樓的大門，想看看東方大都市的百貨大樓跟我們成渝兩地的有什么不同。我往樓梯上走，一位女士往下走，第一眼看到的是紅中帶亮的嘴唇和金黃色的牙齒，接著看到的是鳥巢一樣的頭發和披金戴銀的服飾，只在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中見過的場景，把初來乍到的我著實嚇了一跳，記憶也就特別鮮明。

沒幾天，系秘書通知新來的教師某天某時到中文系會議室聽系主任許杰先生安排工作。

學文學的人總是崇敬作家。許杰先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成名的老作家，時任華東作家協會副主席，有著象征智慧的滿頭銀發和出口就充滿感情的語言風格。在川大的課堂上，我們的系主任林如稷先生（新文學早期社團“淺草社”發起人）講魯迅小說時，多次提到許杰先生的名字，今天終于目睹他的風采了。

許杰先生坐在會議桌前的靠背椅上，用誰都能聽得明白的江浙普通話簡要地介紹學校的情況，接著就談我們的工作問題。大意是，學校成立不久，一切只是初具規模，中文系設六個教研室，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寫作和教學法，你們四位分在不同的四個教研室。首先講到的是來自云南大學的馬興榮學長，其次便是我了：“文藝理論人數太少，和現代文學合并成一個教研室，室主任是徐中玉先生，劉元樹先生就在這個教研室，做徐先生的助教。助教進修需要有人指導，徐先生也是劉先生的指導老師，具體工作、學習，你們商量著辦。”

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先生”聯在一起，而且出自一個老前輩之口，弄得我渾身都不自在。聽到在川大圖書館“見”過的徐先生竟然在華東師大，而且成了我的指導老師，我又感覺說不出的興奮。

下午，我迫不及待地去敲徐中玉先生家的門。他家住在校內一幢半新半舊的住宅樓里，后來知道是原大夏大學留下來的宿舍。先生開門后我自報姓名，他顯然已經知道這件事了。落座后，我首先向他報告在川大圖書館見到他的大著時的情景，他滿臉堆著笑容，只是沒有笑出聲來，說：“我那本書這么快就到你們那兒了嗎？”我說“是的”，他顯得更加高興。我才明白知識分子最大的愉快是自己的書有讀者、受關注。

徐先生說：“助教既是工作也是學習。工作就是幫助主講教師讓學生把所講的問題弄明白。本科班由你和張德林（后來成為以小說研究見長的名學者）同志負責輔導。張德林比你早來一年，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問問他。學習就是通過聽課和自修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在幾年內能夠獨立開設一兩門本科課程。我現在教的是文藝理論，一門是本科生的《文學概論》，另一門是現代文學研究班的《文藝理論專題》；《文學概論》一定要聽，《文藝理論專題》最好也聽聽。學習理論至少要與一門文學史結合，否則理論就很枯燥，也不容易深入。許杰先生在研究班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你能夠去聽當然好，要么就選擇古代文學或外國文學中的一段也行。”

徐先生言語不多，但句句實在，他一停頓下來，我就告辭了。

走出徐先生的家，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輕松與適意。繞道沿麗娃河邊漫步走回宿舍，天是特別藍的天，水是特別清的水。西下的夕陽透過花樹間的空隙，將陽光灑落在橫七豎八的游船上，好像一幅絕妙的油畫。

“教材，我還要修改”

徐先生連年講授“文學概論”課，我連聽了三年，一堂也不缺。不僅這門課可能會是我今后的終身職業，而且我知道不理解先生所講的內容，就沒法輔導好同學。再說，助教是溝通學生和教師的橋梁，隨班聽課才能多接觸同學，聽取他們對老師講課的意見。

當時，全國院系大調整剛結束不久，高校開始重視學科建設，中文系都在蘇聯季摩菲耶夫《文學原理》的影響下開設“文學概論”，紛紛編寫教材出版。三年間我購得了四種，邊買邊讀，感覺各有優點，大框架卻基本一樣，顯然取法于季氏的著作。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和這些公開出版的教材相比，先生的“文學概論”亮點更加突出，該講的都講到了，無陳言、無空話，有相當的深度與廣度；每次所講內容基本相同，結構相對穩定，可見講義基本固定，沒有什么大的增刪的變化了。我想，先生這么成熟的講義，何不出本教材呢？

有一天我這樣問先生，他說：“教材，我還要修改。”和一般著作不同，教材帶有相當的規范性和指導性，使用對象是知識不足、判斷能力不強的青年人。“文學概論”在中文系又是一門重要的基礎課，對學習中外古今文學具有理論指導作用，先生的認真態度值得稱贊。

事實上，他已經在作進一步的修改了。當年系里辦了一份雜志《語文教學》，他的修改稿大都發表在上面，也有刊登在其他刊物上的。記得上海《文藝月報》就登過一篇《談細節描寫》，比他課上講的內容更充實，語言表達更精彩。我心里嘀咕，如果書中有半數以上達到這樣的水平，就是同類教材中的佼佼者了。

我在隨堂聽課中除了著重學習先生的講授內容及結構安排外，也關注先生的講課風格和同學們接受的情況。我上課去得較早，下課離開較晚，課堂上還不時從前排回頭看看同學們的表情，發現課堂氣氛談不上沉悶，但也說不上活躍。有一天下課后，幾個同學在小聲說著什么“魯四老爺”，多聽幾句才知道他們是在議論先生，原來先生講課愛以魯迅小說尤其是《祝福》中的“魯四老爺”為例，他們感到單調，這引起我對教學中理論和作品如何結合的思考。此外，我也意識到教學風格基于教師的思想性格和語言表達方式，不能統一也不必統一。但學術之外，講授的生動性和感染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調味品，對調動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很重要。

“正常的批評，我哪里會介意”

讓剛進入大學任教的年輕教師擔任助教，實在是一種快速培養人才的有效方式。我記住了先生“助教既是工作也是學習”的教誨，根據先生第一次和我談話的要求，把“中國現代文學”作為輔助“文學理論”學習的手段，同時也作為幾年后獨立開設的第二門課程。我除旁聽許杰先生在現代文學研究班上講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外，首先專讀魯迅。記不清楚哪一位先生和我聊天時說過“你把魯迅學好了，現代文學就學好一半了”，這句話雖經不起嚴密的推敲，但正說出了魯迅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我是很認同的。我將近幾年內重點攻讀魯迅的計劃向先生報告，他很贊成并給予鼓勵。

學校成立雖然時間不長，圖書館的藏書卻不少，我一有空，便到這兒來瀏覽魯迅著作和魯迅研究的著作。一個多月下來，我對魯迅這座巍峨高山的全貌有了個大致的了解，也看到了登山的路徑，確定了入口處——魯迅小說。

我一口氣買了七種有關魯迅小說研究的書籍，許杰先生的《魯迅小說講話》、徐中玉先生的《魯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也在其中。但我讀著讀著居然感到書中存在著嚴重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和對文學與社會關系作機械的、簡單化的理解的庸俗社會學傾向，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有一位大學時的同班好友徐永年（即后來以學術研究和書法篆刻聞名于世的徐無聞），畢業后分配在重慶北碚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我將這一感受告訴了他，建議我們聯手寫文章開展學術爭鳴，他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當時都剛23歲，屬于真正的“初生牛犢”，沒有等級觀念，很欣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一句兩千多年前西哲的格言。我們信仰馬列，認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是最好的武器。我將上述書中的問題分類抄在卡片上，每類作一些粗淺的分析寄給他，他根據自己的閱讀作補充調整，再返回給我。等內容基本明晰后，我初稿，他修改，如此幾個往返，最后由他定稿并投出稿件。

沒過多久，文章以“試論魯迅小說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為題在《西南文藝》1956年第1期上發表，速度之快有些出人意料。更意想不到的是，《文藝報》隨即改題為“魯迅小說研究中的錯誤傾向”轉載于同年第7號上，《新華半月刊》（《新華文摘》的前身）又隨即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又作為附錄編入《魯迅作品論集》一書中。一篇文章一年內四次刊出，對我們兩個剛剛進入高校教師隊伍的年輕助教來說，實在是巨大的鼓舞。

文章的寫作，永年出力比我大，作用也比我大，我再三跟他說，他的名字應該放在我的前面。但等拿到刊物，才發現他把自己放到了后面，要改過來已不可能了。

永年的專業興趣是古代文史和書畫篆刻，加之他住江之頭，我住江之尾，交流全靠郵政，往返一次差不多就要半個月，后來我們便未再聯名作文了。

不久我又寫了一篇《激動人心的優美詩章——〈故鄉〉》，副標題為“兼評《故鄉》分析中的若干錯誤論點”，發表在武漢《長江文藝》1956年9月號上。這篇文章“破”“立”結合，也涉及徐先生的觀點，認為他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內容的問題拉在一起，人為拔高了魯迅的認識高度。

批評自己的老師，哪怕是心平氣和地說理，感情上也不大過得去，所以我署的都是筆名“箭鳴”。但系里的不少教師訂閱了《文藝報》，要想瞞住是不容易的。《文學評論》后來給我寄來一封“評建國后魯迅研究著作”的約稿信，信封正面只寫了地名、校名和我的筆名，收發室也把它準確送到了中文系。我想，許、徐二先生肯定早晚要知道的，找個機會和他們溝通一下吧，可就是一直沒找到，時間一拖也就算了。

1957年的春天到來了，麗娃河又解凍了，河邊的那幾只游船又在春風中飄蕩起來，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顯得那么和諧、安詳。

新的學期開始了，徐先生告訴我這年暑假要在長春舉辦《文學概論》講習班，由當年全國僅有的三所師范大學該課程的主講教師主講，每個主講者可帶一個助教聽講，問我暑假有沒有安排，愿不愿意去。我說“很愿意，暑假沒有安排，即使有安排也要讓路”。先生對我一如既往，沒有什么變化，是不是他還不知道我寫文章的事呢？

一天，先生突然告訴我，教育部通知講習班停辦，說中央有重要部署，我感到驚訝而失望，隨即對先生說：“剛才我老遠看見行政樓邊一個人很像許杰先生，他不是去莫斯科大學講學了嗎？那天在國際飯店開完歡送會，我們幾位青年教師把他送上火車的呀。”先生說：“是的，他沒有去成，原因也是剛才提到的重要部署。”我心里納悶，許先生去莫斯科是接替不久前去世的丁易先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是一般的講學，什么部署這么重要，可以改變這一國際學術合作協議呢？

疑問隨即解開，“反右”斗爭開始了，很快許杰先生被劃為右派分子，很快徐中玉先生也被劃為右派分子，趕下了講臺。再接著，我也因與“右”有關，被下放到西郊七寶鎮附近的人民公社紅星十分社“勞動鍛煉”去了。

我和先生的師徒關系看來就要結束了，我想不管先生是否知道文章的事，都必須去向他作個說明，否則今后恐怕更難尋機會。我去先生家辭行，感謝他這幾年對我的指導，最后提到那兩篇文章涉及了先生的觀點，卻沒有與他事先溝通，做得不周到，請他不要介意。話音沒落，先生把右手一揮：“我早知道啦，正常的批評，我哪里會介意？”

先生的寬容和大度，全在那一揮之間了。70年光陰轉瞬即逝，情景卻歷歷如在眼前。

“這是便飯，早已準備，不用推辭”

1958年8月下旬，系里派人來紅星十分社通知我，把我調往安徽，“支援”新成立的合肥師范學院，秋季開學就要上課，現在就可回校準備了……

離滬赴皖后，先生對我一直關心和愛護，寄贈過我他新出版的著作，他主編的刊物還約我寫稿，我和永年數年后去上海拜訪時他又那么熱情地接待我倆。

那是1963年暑期中的事了。大學畢業一別九年的永年告訴我想去上海治耳疾，我因視力下降明顯，也正想著去上海看醫生，所以立刻決定來一場上海聚首。我到上海后住在華東師大校內先前住過的宿舍樓，管理人員還沒有把我忘卻，愿意找一間空房讓我棲身。永年住在他的一位親戚家，有時也來師大和我同住。

我是肯定要去看望徐先生的，永年也想著利用機會向上海的一些名家請教。不過我們又多少有些擔心，先前我們在文章中批評過先生的觀點，先生會不會托辭拒絕呢？哪知當我提出我們想去拜訪時，先生便滿口答應，并馬上約定了時間。

那天下午，先生同我們談了三個小時，開始是永年提問，先生作答，后來變成了隨性的漫談，馬列文論，古代文論，西方文論，以及當代文壇的種種現象，涉及相當廣泛。先生開設過這些課程，對這些領域多有研究，又常出席上海作協的各種會議，消息靈通，視野開闊，他的談話對我們啟發很大。多少年過去了，他當時一再強調的“文章應有益于天下”這一傳統文學觀念，一直指導著我們的寫作，影響著我們的一生。

當我們站起來向他告辭，他示意我們坐下，說“吃晚飯再走”，并說“這是便飯，早已準備，不用推辭”。盛意難卻，我們只好遵命了。

走出宿舍樓，我對永年說，我們沒帶禮物，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一點，很不應該。永年看著我，“哦喲”了一聲，表示完全贊成。那時我們已三十開外，還這樣不識世故人情，至今想來，真有點不可理解。

先生心胸開闊，待人寬厚，壽愈百歲，是真正的“仁者壽”。永年也是道德文章兼具的仁者，但因常年超負荷地沉埋讀書和工作，又缺乏鍛煉和保健意識，62歲就去世了。我茍活至今，今年7月已滿93歲，天天抗衰老，天天在衰老，我和先師故友會面的時候為期不遠了。屆時我和永年一定會再去拜訪先生，找一個綠水環繞的天山瓊閣，開懷暢飲，縱談古今，集疑向先生請教。

2024年8月7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