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的正常記憶是從三至六周歲開始的，兩個月的嬰兒絕無記憶。但這些日子，我偏偏在苦苦追尋我剛出生兩個月時那段無法追尋的記憶。原因是今年四月六日，孫女產一龍寶寶，于是我成了曾外祖父——一個四世同堂的耄耋老人。曾外孫出生兩個月時，體重由五斤長到了八斤半。樂極之余，我不禁時時呆想：我出生兩個月時是什么情景呢？這件事，我從未主動問過含辛茹苦的母親，怕增添她的心理陰影；她也諱莫如深，不愿揭開心靈的傷疤再撒上一層鹽。

當今社會，凡孩子都金貴。龍寶寶更是今年的至尊至貴！孫女產子是在一家三甲醫院的單人病房，娘家人、婆家人在旁照顧。提前預約了月嫂，月薪一萬三千元，這是行情，常規價。國家新規定，產假有158天，如經單位同意，還可以再增加一至三個月。男方也可享受陪產假半個月的待遇。在此期間，工資分文不少。

孫女堅持將其子命名為“云龍”：不僅是因龍年所生，還指望孩子像《亮劍》中的李云龍那樣英武彪悍，將來無論在什么工作崗位都能成為一員驍將。然而因為早產，剛生下的龍寶寶雖袖珍可愛，但絕無山大王的霸氣。經過精心照顧，滿月時，孫女瘦了，曾外孫肥了。我是個缺乏生活常識的“糟老頭子”，平時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會去扶一下。不知不覺，最近竟然關注起育兒常識，感到把一個嬰兒撫養成人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我祖籍湖南長沙，1941年7月25日出生于重慶。重慶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也是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的重災區，僅當年6月5日發生的校場口大隧道慘案，死亡者就多達992人，傷者151人。故鄉長沙同樣是經磨歷劫。1939年11月12日，蔣介石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縱火焚毀長沙城，被活活燒死的居民就多達兩萬多人。外祖父一家只得拖家帶口逃避到了古稱“五溪蠻地”的湘西邊城鳳凰。

兩個月時的我（本文作者供圖，下同）

當年供職于重慶的生父在我出生前出軌。母親忍無可忍，只得帶我投靠在鳳凰避難的娘家，那時骨瘦如柴的我還不足兩個月。聽姨媽說，母親帶我逃回娘家時，九死一生；除了我這個拖累之外，身上別無長物。根據我新近學習的育兒知識，“兩個月的嬰兒最愛鬧，真讓媽媽要瘋掉”；不僅經常哼哼唧唧，而且還會大哭大鬧，既要做排氣操，又要勤拍嗝。抱嬰兒的學問也大：一托下巴，二搭小腿，三側翻身，四換手扶背，謂之“飛機抱”。然而，當年母親帶我逃難的時候，上述科學育兒法能用上幾條呢？

我的母親

幼時的我

我中學地理考試不及格，不僅當時不識地圖，如今仍不辨東西南北。我又苦苦尋思，從重慶逃難到鳳凰，走的是一條什么路線呢？手頭無書可查，只好又求教于一位地方史專家，他為我提供了一份路線圖：重慶-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陽-秀山-大興-阿拉營-鳳凰。重慶這地方人們都熟悉。涪陵在涪水之濱，巴國古都，如今的“榨菜之鄉”。武隆地屬山脈，最高海拔兩千多米，巖層斷裂，蔚為奇觀。彭水被烏江縱貫全境，當年無渝湘高鐵和高速公路，逃難恐怕只能乘船。黔江位扼渝鄂咽喉，長期屬于貧困地區，交通條件可想而知。酉陽是從重慶到湖北、湖南的門戶，地處武陵山腹地，山似斧劈，水流湍急。秀山“一腳踏三省”，有盆地，有丘陵，也有高山，起伏多變。此處的大興非北京大興，而是松桃苗族自治縣南部的大興鎮，位處黔湘交界處，雖說如今已建成機場，但當年仍道路崎嶇。阿拉營隸屬鳳凰縣，當時是旱澇和洪澇多發之地。目的地鳳凰，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屬貧困縣。總而言之，我們母子當年逃難之處，如今雖然開辟了不少旅游景區，但當年都是窮山惡水。舊中國有一種舊觀念：“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更何況我們是借住在外祖父朋友的另一位朋友家，更難免有寄人籬下之感。我不知道我逃難時是不是要按這個路線圖的順序一站一站地轉乘交通工具，但肯定不會是由重慶一帆風順地直達鳳凰。當時的交通工具只能是長途客運汽車和木船，據查有關史料，直到1940年，重慶市區只有一百多輛公交車，每車按規定只能乘坐三十五人；但由于車少人多，一般都要擠滿四五十人才能開車。長途汽車的狀況只會比市內公交狀況更差，而不是更好，這是可以想見的。

為了幫助我盡量再多恢復一點幾乎不可能恢復的逃難記憶，我打開小說《圍城》，把錢鐘書小說中方鴻漸一行逃到三閭大學的經歷重新翻閱一遍。《圍城》中描寫道，由于難民多，交通工具少，當年車票、船票售價暴漲。長途汽車如同沙丁魚罐頭，“里面的人緊緊的擠得身體都扁了”。汽車剛一點火啟動，破舊的車身就會“前頭咳嗽，后面泄氣”，乘客頓時東倒西撞，齊聲叫喚，于是拋錨、修車、換車，住店候車。那荒郊野地里的旅店，就會用臭蟲、蚊子、虱子迎接疲憊不堪的客人。托運的行李經常晚到，甚至蹤跡渺然。如果坐船，必然要走過那種窄小無欄的過橋，木船在風浪中前行，時而傾向左側，時而傾向右側，顛簸的船只恰如難民顛沛流離的命運。

寫到這里，到了該破題的時候。“辛勤母瘦子初肥”，取自母親的一首七言絕句。母親文化程度不高，更不是詩人。她是青島一所教會學校的高中畢業生，原被學校保送出國學習醫護；因抗日戰爭爆發，留學的美夢頓成泡影，又遇人不淑，生我之后形同守活寡，所以偶爾學寫幾句舊體詩詞排遣抑郁。高中畢業前夕，我將她寫的一首吟詠燕子的七絕抄錄給同窗好友陳赫，不料被他抄寫上我們自辦的一份大型墻報上。事隔多年，全詩已記不清楚，只好再去問陳赫。陳赫是中南大學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前所長。他學的是工業企業電氣化及自動化專業，卻偏偏在一所理工科大學開設關于古典詩詞的公共課，成為網紅。據陳赫回憶，母親所寫的那四句詩是：“誰言寸草報春暉，天理人情總不違。最是多情檐下燕，辛勤母瘦子初肥。”但我懷疑頭兩句多半是陳赫兄增補潤飾的，后兩句大體上是我母親的原作。

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燕子是多種美好事物的象征。母親所寫的“辛勤母瘦子初肥”，確是她的切身感受，也是抒發了一種博大無私的母愛。令人感慨的是，燕子是一種遷徙性的鳥類，在長距離的飛行中，由于有太多的艱辛，因此繁衍下來的并不算多。燕子之所以成為愛情的意象，是因為雌燕雄燕比翼雙飛，一生只有一個伴侶，而母親帶我逃難時卻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最讓我產生錐心之痛的，是我直到垂暮之年，受到孫女得子的影響，才在追尋兒時逃難這種“古老的回憶”，才會想起母親那種無法報答的大恩大德，確實是“愧對萱堂育我身”。

《古老的回憶》是意大利一首有名的手風琴曲。凡人類都有“古老的回憶”。個人的回憶雖微不足道，但有時也能見證一個大時代。在那樣一個國家山河破碎、民族蒙塵受垢的時代，母親跟我當然是受難者。母親再堅強也會哭泣，其他的母親也在跟我們的祖國母親一起哭泣。然而比起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傷亡的那三千多萬平民和將士，我們卻又是幸存者。我的上述逃難側記雖然朦朧而不清晰，但我卻希望我們的子孫后代都要清晰記住我們祖國母親曾經哭泣過的那段歷史，并將這種屈辱的民族史變為一部民族的振興史。方志敏烈士在《可愛的中國》這部遺著中，希望我們祖國母親“與世界各位母親平等地攜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不正是一切中國愛國志士的“初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