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青年創作進入良性循環、高速發展的階段，“70后”“80后”作家向經典化邁進，“90后”作家成為文壇生力軍，“00后”作家成群結隊涌現，呈現一片朝氣蓬勃的繁榮景象。文學依然是年輕人重要的表達渠道和最親密的朋友。

與此同時，新媒體給文學帶來巨大流量，它不光是作品發表、傳播、接受的平臺，更承載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直接影響青年作家創作內容、美學風格和思想主題，新媒體語境下的青年寫作煥發出新的光彩。

多元創作環境與新的文學場

新媒體時代，青年作家擁有更多元的創作環境。新媒體為文學帶來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內容生態，也孕育了新的創作者和讀者

新媒體時代，青年作家擁有更多元的創作環境。《青年文學》《小說界》《青年作家》《青春》以及更多刊物的青年作家專欄，為青年創作者提供了平臺，除了刊發原創作品，還有創作談、單篇評論、問答等，借此搭建與讀者的交流平臺，及時吸收反饋意見。

新媒體時代涌現出新的刊物。《單讀》雜志不光有小說、隨筆、詩歌等，還加入了非虛構報道、文化評論、思想訪談，從文學聯結到思想。刊物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策劃了“當我們重返世界”“走出孤島”“人的困境”等主題，不僅貼合當下社會發展，也具有理論和思想的縱深，不只是中國青年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普遍問題，從中國聯通到世界。雜志借助新媒體平臺對互聯網上散落的思想碎片進行搜集整理、廣泛收集讀者聲音作為話題儲備。《單讀》還持續關注青年作家，呂曉宇是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從事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沖突研究，他偶然得到機會加入秘魯總統的競選團隊，以非虛構《利馬之夢》記錄了這段難忘經歷，書中還充滿了一個青年人對自身與世界、知識與行動的關系的真誠反思。

近年來，青年創作與評論處于同步節奏并形成良好互動。幾所高校成立讀書會追蹤最新文本，《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網“新浪潮”，《文藝報》“新力量”，《揚子江文學評論》“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等欄目涌現了許多“同時代人”的精彩評論，為全面、客觀理解當下青年創作提供了新角度和新思路。新媒體上，也有一群年輕人以“酷評”形式直抒胸臆，表達對當下文學現場的真實感受。

對青年作家的研究也借助了社會科學的方法，如發放調查問卷、獲取一手資料，《中華文學選刊》曾推出“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對117位活躍的“85后”作家的創作狀態、生活狀況、閱讀譜系、發表渠道和資源借鑒等重要問題進行調研。《江南》雜志組織刊發了“90后”“00后”作家同題訪談，“界面文化”對“野生作家”追蹤采訪，張莉教授對新銳作家性別觀持續調查。這些都為青年創作研究提供了基礎性資料。

出版社對青年作家從一窩蜂的追捧到趨向理性，講求精耕細作、長線發展。一些出版品牌如“副本制作”“鑄刻文化”“驚奇”“重光relire”“現場文叢”“藝文志”“春潮”等專門支持青年作家成長，一批富有判斷力的年輕出版人涌現，他們將發現的眼光也投向新媒體，為許多素人青年寫作者提供出版機會。以青年作家為主體的新興出版正撼動傳統文學生態。

青年作家開始成為重要文學獎和文學排行榜的常客。董夏青青、蔡東、索南才讓、楊慶祥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還有專門為青年人設立的“茅盾文學新人獎”“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計劃”“青春文學獎”等。魯迅文學院“培根工程”深度介入青年作家成長，各級作協也有自己的青年文學人才培養計劃。新媒體上也涌現了不少以青年創作為主體的文學獎，如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鯉·伏筆計劃、單向街·水手計劃等。這些民間青年文學獎特點是：事件化，公開評審過程、制造文化熱點；多元化，評委有音樂人、導演、畫家等“非文學專業人士”，增加多元角度同時還引入更廣闊的全球視野，把中國文學放在世界文學格局里參照；主題性強，獎項會以當下年輕人普遍關注的話題作為主題，如“重構世界圖景的寫作激情”“成為同時代人”“必須保衛復雜”等，圍繞主題，評委、作家之間可以進行有效對話、碰撞出火花，這些精彩的真知灼見又引發了二次傳播。

從文學教育角度，魯迅文學院堅持舉辦青年作家高級研修班，幫助青年作家開闊視野、更好地理解新時代。高校“創意寫作專業”正成為青年作家培養的主要渠道，過去創意寫作主要招收已經在文壇小有成就的青年作家，現在則是把年輕人培養成新銳作家，目前嶄露頭角的“90后”“00后”作家不少出自這個體系。2024年“創意寫作”正式被列為二級學科，引發新一輪熱潮。但創意寫作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技術化、同質化、套路化等，需要引起注意。

青年作家與前輩作家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從緊張、反叛到形成良好互動。《青年文學》“燈塔”欄目由“90后”作家對話自己文學路上的精神導師，搭建了文學大家和青年作家的交流平臺，用最優秀的文學觀念激勵年輕人成長。不同代際作家從斷裂到創作接續、精神傳承，共同豐富了當代文學史的藍圖。但何同彬曾提醒，當青年人很自然地從前輩作家那里繼承了一整套80、90年代的美學、政治學遺產：正確地“寫”文學和“談論”文學，也容易被納入到某種規范中，缺乏突破的勇氣。

新媒體為文學帶來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內容生態，也孕育了新的創作者和讀者。從最初的豆瓣、ONE·一個、簡書到如今的小紅書、B站、知乎，新媒體生成了許多新的文學場。平臺的風格也影響著創作的風格，比如小紅書上的創作以詩歌為主，大多是即興創作，句子簡單、情緒直白、風格口語化，內容貼近普通人的日常，一種是表現“年輕人在現實與理想鴻溝之間的彷徨、大時代與小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另一種是記錄“生活中觸手可得的時刻”，靠描繪日常細節和展現生活化的場景來贊美生活中的美好。這些“有感而發”的書寫與“深感共鳴”的閱讀可以用來治愈年輕人的精神內耗、提供安撫的情緒價值。這些詩歌采取了圖文結合的形式，不只寫在紙上、平面，還寫在墻上、樹上、車上、磚頭上，任何物品都可以變成詩歌的載體。與其說是詩歌，不如說是年輕人留在互聯網上的生活印記。（張文曦：《“小紅書上的詩人能叫詩人嗎？”》）

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涌入新媒體平臺，他們注重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主動參與到自我形象的建構中來，依靠獨特的氣質和讀者產生親近感，成為自己作品的傳播者。焦典、葉昕昀等青年作家在小紅書上開設賬號，發布文學活動、回答讀者提問；暢銷書作家周宏翔分享的更多是日常穿搭、休閑娛樂、家居裝飾；貴州青年作家李世成在社交媒體上介紹投稿經驗，分享如何通過文學創作來“安身立命”；龔萬瑩持續記錄從英國碩士、外企白領轉型為作家的心路歷程。也有青年作家借助新媒體將創作變為一場“事件”，在事件中凸顯自己的鮮活形象。杜梨在英國獲得英語現代文學和創意寫作碩士學位，回國就業之路卻屢屢遭遇挫折，創作熱情被逐漸消磨。直到有一天她獲得去頤和園上班的機會，將在頤和園工作的經歷寫成一篇非虛構《在頤和園，我為人民服務，人民千姿百態》，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中不斷挖掘日常生活的傳奇，迅速火出了圈。陳春成的作品最早發表于豆瓣和微信公號，吸引了一批忠實的讀者，這些個性、自我的“Z世代”在陳春成身上傾注了強烈的自我，更從他身上看到一種新的可能——用想象和創作來安頓身心、重構人生。

聚焦微觀與走向世界

不斷退回自我、在社交媒介上經營小天地成為很多年輕人回應時代的一種方式，但也有一些年輕人努力走向世界、勇敢敞開自我

社交媒介越來越變成青年人的棲息地，提供給他們主流生存之外的別樣可能，也提供給青年作家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張怡微《四合如意》就聚焦于社交媒體，描寫微信、豆瓣、拼多多等社交軟件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觀察當下青年一代如何在表情包、彈幕、播客、直播構建的電子叢林中表達自我、傳遞情感、找尋生活的真相。張怡微認為“社交媒介”正成為當代世界青年文學的關鍵詞之一，互聯網時代成長的年輕人基于共有的社交符號來建設心靈生活、情感生活，并呈現出通俗的、虛擬現實的敘事樣態，這使得不同語言、民族之間形成了情感“想象的共同體”，為彼此加深了解、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

媒介技術的發展也使得青年作家觀察世界的角度發生變化，他們習慣從細小幽微之處著眼，將生活里微小的細節不斷放大、近距離取景。故鄉的風物是沈書枝的創作素材，《八九十枝花》里她以尋常可見的植物打豬草、艾蒿、鼠麴草、葛、白茅、斑茅為中介，勾連起家鄉的生活經驗和情感記憶，渲染一種熟悉的鄉土氛圍。在一段回憶里常出現數十種動植物，它們不是被觀賞的客體，而是通過互動與主體融合在一起，被賦予了情感，這種情感讓有過南方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能感同身受，像回到自己的童年家鄉。這種新媒體隨筆聚焦的是“物”，背后傳遞的還是情，這份情成為都市年輕人空虛心靈的一種撫慰，也成為沈書枝、鄧安慶等作家受到追捧的原因。

青年作家擅于挖掘人性的幽微之處和平靜生活的暗流，他們對時代經驗有著敏銳的捕捉，但對現實的處理比較“懸浮”，總是用虛擬世界的經驗來和現實經驗進行碰撞。有研究者發現青年小說家筆下的世界是由現實生活與媒介空間共有的素材所構建，這令他們的敘事往往超越了現實邏輯，形成了某種戲劇性與震驚感。他們常通過觀看一部電影、閱讀一篇公號獲得啟發，然后將人物置于某種困境，以便把個體命運書寫得跌宕起伏、把復雜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這種作品敘述腔調或簡潔、冷峻或采用方言，有些還會加上地域風情和奇幻想象，形成所謂“風格”。但篇幅不會太長、局部精彩，看似具有異質性其實仍是“標準化生產”，缺乏對于時代、社會的更深刻思索。

不斷退回自我、在社交媒介上經營小天地成為很多年輕人回應時代的一種方式，但也有一些年輕人努力走向世界、勇敢敞開自我。劉子超近年一直從事旅行書寫，《午夜降臨前抵達》的地點是歐洲腹地，《沿著季風的方向》前往南亞深處，《失落的衛星》記錄作家九年間數次深入亞洲腹地，前往神秘的鄰人之國——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的經歷。劉子超不只描寫某個地方，而是詳細記錄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的過程，勾勒出不同地緣板塊間的牽連，具有一種全景意識。他能將景觀、人文與歷史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對歷史的研讀、遺跡的追尋、尋常生活的拜訪、與當地人的交流、在社交軟件上的潛伏，來全面、立體地展現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和過去游記借景抒情、更強調主觀感受不同，劉子超很少過分發表個人見解，而是讓景觀、歷史、當地人成為主角，作品里展現出青年一代罕有的世界視野和文明史視野。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成為現象級的文學作品，與其他“素人寫作”不同，他沒有將重點落在描繪苦難上，也不回避工作中出現的仇恨、惱怒等負面情緒，這些在事后追憶中寫成的工作經歷，滲透著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態度與反思：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有決定意義。第二本書《我比世界晚熟》充滿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坦承20年更換19份工作是因為敏感內向、道德潔癖、社交恐懼、過度內耗的性格使然，《生活在低處》追溯童年成長經歷和原生家庭對他性格造成的影響，這些不斷深入的反躬自省提供了一代青年珍貴的思想文獻。

跨媒介敘事與新的美學風格

青年人生活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年代，他們生活的空間越來越相似，這時就需要一種新的空間創作來重新凸顯差異性

新媒體時代，文學與其他媒介之間的轉化更加順暢。青年作家通過影視改編成功“出圈”，李娟《我的阿勒泰》獲得巨大成功、鄭執《仙癥》改編為《刺猬》、張悅然《大喬小喬》改編為《喬妍的心事》，中國作協“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里青年創作占有很大比例。青年作家也自己擔任編劇，雙雪濤橫跨文學和影視，班宇是《漫長的季節》的文學策劃，鄭執把自己的《生吞》改編為《膽小鬼》。他們在創作開始就融入了影像思維，不光借用懸疑、偵破等類型元素，還把人物的復雜行為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精神狀態相結合，讓人物命運和時代之間發生更緊密的關聯，再帶出時代氛圍下的群像，引起不同年齡段人的共情。

新媒體時代，文學、電影、電視、短視頻、音樂、攝影、動漫、游戲等不同藝術形式相互影響。 “新東北作家群”的成功就離不開新媒體上“東北文藝復興”的浪潮，說唱搖滾、二人轉、短視頻等豐富多樣的形式，與文學創作相輔相成，增加東北的能見度。如今社交媒體流行一種名為“縣城文學”的美學風格，以攝影和短視頻為表現形式，以灰暗色調、破舊背景和壓抑表情為美學特征，以穿著復古的年輕人為表現對象，配上憂傷的音樂、充滿懷舊氣息，展現縣城生活的憂愁和無奈，喚起人們對時代的記憶。

“縣城文學”流行背后關乎長久以來文學、電影對于縣城的呈現，青年對于縣城的認知被加上了文藝的濾鏡。賈樟柯“故鄉三部曲”、王寶強《hello，樹先生》、畢贛《路邊野餐》等縣城題材作品，成為青年人必備片單。影片不光具有獨特的美學風格和充滿隱喻的空間設置，也展現了縣城人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日常，他們總是想要逃離縣城，但很快被“世界”撞得頭破血流重又返回縣城，對縣城充滿著又愛又恨的復雜情緒。

青年作家也一直將小鎮、縣城作為書寫的對象。在中國社會結構里，小城鎮介于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農民與市民、堅守與拋棄之間，是一個“中間物”，也是中國各種復雜矛盾的最基本載體，這種空間的過渡地帶剛好被青年作家用以比附人性的“灰色地帶”。小城鎮本身缺乏歷史，更多承載著小城鎮人具體、細微的生活狀態和情感體驗，這種情感時常表現為無聊、苦悶、荒誕，但又暗含著躁動、憤怒，隨時有爆發為社會暴力事件的可能。從“70后”的張楚、阿乙、曹寇到更年輕的魏思孝、鄭在歡，都擅于挖掘“普通”之下的“傳奇”、“平靜”之下的“躁動”。

縣城文學、縣城電影共同演變為社交媒體上的“縣城美學”，把“縣城”變成了一套可批量復制的視聽符號、一種簡單傳播的表達模板、一種容易被感知的氛圍，而不再是一個真實具體的地點。（肖楚舟：《社交媒體的“縣城”想象》）在千篇一律的縣城創作中，顏歌《平樂縣志》做出了突破性的嘗試，她筆下的城鎮別有一番風貌，熱氣騰騰、活力十足。《平樂縣志》寫了平樂鎮各條街道，寶生巷、江西巷、千牛巷、西門七仙橋、老東街，還寫了縣委、天然氣公司家屬院、縣政府家屬院、郵政儲蓄銀行、仙客來賓館、金典影樓、綠道公園、龍騰火鍋店、肯德基等大大小小的空間，每個空間都聚集著一群人，不同人群之間又相互認識，或有親戚關系或年少曾經遇見，串聯為一個整體。生活在異國的顏歌把書寫縣城當成重返故鄉的一種方式，把自己置于其中，幻想人物走過的路線、見過的每個人、吃過的每餐飯，想象如何應對他們經歷的場景、以他們的方式說話，讓這個世界盡可能鮮活起來。其中對于縣城官場的書寫更具有挑戰性，顏歌成功塑造了縣志辦主任傅祺紅這一角色，這是一個典型的文人官員，他不光喜歡閱讀、懂一些詩賦，也一直用文人的方式思考問題，性格里有理想主義、不妥協的一面，也有迂腐不通人情的一面，還帶點文人的狡猾，關鍵時刻為了上位也會出賣別人。這樣復雜的人物在中國龐大的官員體系里是一種普遍的存在，不應該被青年作家所忽視。

文學與新的媒介文化生產也展現出某種同步性。青年人生活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年代，他們生活的空間越來越相似，這時就需要一種新的空間創作來重新凸顯差異性，于是短視頻里出現了大量對于風景、民俗的展示，使年輕人了解多元的地方文化和豐富的風土人情。在文學領域，同樣出現了以林森、王威廉、陳崇正、林棹等青年作家為代表的“新南方寫作”，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新南方”不光是區位的概念，更是文化概念、語言概念、美學概念。“新”在不是指傳統的江南地區而是指華南地區；“新”在不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而是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的先鋒、實驗創作；“新”在對地方巫文化、魔幻現實的再現和南方城市科技感、未來感的渲染，加上方言俚語的運用帶來的新的審美可能；“新”在表現對象不僅是地理、風俗與語言，還有科技、海洋、歷史、革命等內容；“新”在不光是文學創作，還有電影、流行歌曲等不同藝術形式。但如何既凸顯地方特色又能促進不同地區文化間的融合、弘揚共通的文化精神，“新南方寫作”需要繼續拓展。

新媒體對于青年作家的成長起到了助推作用，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多元的傳播方式，聚集了一批新的文學讀者。但也造成一些問題，比如青年作家開始出現數字思維，越來越注重作品點擊數和直播間的觀看人數，把數量級視為“出圈”的證據，卻忽視了這個數字的有效性：是否真的有人從頭看到尾，還是只看一眼就關閉了頁面？

“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里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受到關注，但在“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卻鮮見他們的身影。青年作家的鄉土題材創作比較缺乏，代表有馬金蓮《親愛的人們》，以80萬字的厚重篇幅反映西海固脫貧致富過程，展現出一幅中國西部的山鄉巨變圖，涉及易地搬遷、脫貧攻堅、中國西部發展等關鍵事件，選取的西海固地區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樣本，體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劉大先去往羌族自治縣北川掛職，放下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而深入生活中以“北川人”的身份進行表達，《去北川》對北川的人文歷史、地理變遷、風物傳統、產業發展進行了既有微觀感受又有宏大視野的書寫。這樣的創作需要大量的走訪調研，需要對新鄉土中國有發現眼光，需要耐心觀察生活、與陌生經驗碰撞，需要選取典型人物進行塑造、寫出他們的能動性，而這顯然是新媒體所無法給予的，也是人工智能無法生成的。青年作家應該積極利用卻不依賴新媒體，更應該關上手機走出書齋，去到陌生的鄉村、去往更廣闊的田野沉潛，矯正自己的現實感，描繪更美麗的中國風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