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5年，魯迅先生創作了回憶性散文詩《風箏》。作者由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風箏聯想到兒時踏扁弟弟風箏的往事，既有悔不當初的自我懺悔，也有面對弟弟“全然忘卻”的“驚異和悲哀”。整整一個世紀以后，那只讓魯迅先生耿耿于懷的“風箏”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出現在了倪苡的短篇小說《像風一樣》中。兩部作品都借“風箏”探討了“精神虐殺”的沉重主題，這與其說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核心母題的再現，毋寧看成是新老兩代作家面對這個懸而未決的社會問題，以作品的形式完成的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只不過比起魯迅先生著眼于封建歷史遺留的“國民性批判”，倪苡的小說重在探討的是當下社會普遍關心的青少年的個性成長與心理健康問題，可以視作緊扣新時代脈搏的社會問題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他”沒有名姓——一個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的再平凡不過的人物，為確保考上名牌大學被家人從老家安排到通市借讀。對于這樣的安排，他一點也不喜歡。他不喜歡母親，母親不是批評他就是監控他，嚴苛的要求讓他經常在深夜里琢磨自己是否是母親買來的。總之，“除了每個周末母親回來給他們姐弟倆充實冰箱，其他的他都不喜歡。”他也不喜歡學校，通市老師們的臉像是鐵板做的，硬邦邦的。他的座位被安排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且沒有同桌。這讓他懷疑老師是不是欺負外地學生。總之，“除了教學樓比較氣派，其他的他都不喜歡”。他喜歡什么呢？他喜歡的是躲在房間里玩蜻蜓，喜歡一個人上放學，喜歡摘路邊樹上的果子，喜歡和宋小果的友誼。他覺得自己和父母離異、性格內向的宋小果“是同一個物種”，可是他們倆的短暫友誼因為宋小果不再來學校而告終。丟失了這唯一的朋友以后，他對什么都提不起興趣，他感覺自己病了。直到有一天，他在樂園里遇到一位耐心教他放風箏的爺爺，兩人約定每個禮拜天一起到樂園放風箏，這讓他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然而因為一張數學卷子的意外丟失，老師的責罰、母親的質問接踵而來。他的精神狀態自此跌入深淵，像那只被母親踩爛了扔在垃圾桶的“風箏”。可惜與一百年前的魯迅不同的是，小說中的母親竟然沒有一丁點兒自責，只有憤怒。

小說的最后，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追風箏的人”。“有一次課間他不再靠著墻角，而是張開雙臂圍著操場跑。”有一次課堂上他兀自打開窗戶念著“風箏風箏，你快飛出去，飛到藍天下，飛到田野里。”還有一種說法，“是他把風箏線綁在自己腿上，他說自己是風箏，讓姐姐牽著線快跑，把他像風箏一樣放飛到天上去。”沒出意外，他“出格”的舉動和“囈語狂言”換來的是老師讓他休學。自來通市以后，每次當他想要在自己的天空里自由翱翔的時候，他就會被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力量拖拽回去。他只能在母親和學校預設的軌道上滑行，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又何嘗不是一只被人時刻操控的“風箏”？

和主人公的處境類似，這部小說在敘事節奏上也像被牽引的“風箏”一樣，充滿了緊張感。比如母親隔三差五放鞭炮一樣炸過來的問話，母親每天在監控里監視他的吃飯、閱讀、睡覺，宋小果因為被老師冤枉而輟學，他因為“出格”的舉動而休學，等等。這些幾乎構成了小說情節的全部。可見這種緊張感并非源于激烈的戲劇化沖突，而是源于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親歷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不斷滋長的煩悶情緒：“他哭不出來，傷心就堵在嗓子眼兒那里，出不來。”就像那場“虛張聲勢”的雨一樣，潮濕，煩悶，壓抑，總是少了些酣暢淋漓的感覺：“其實，下雨又如何，淋一場雨，澆透全身，也沒有人責怪他……”雨將落未落，人欲說還休，這使得整部小說彌漫著無可奈何的感傷氛圍。

如果魯迅筆下的“風箏”穿越時空向著反方向再飛躍近一百年，我們將看到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清人高鼎所作《村居》家喻戶曉，詩云：“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詩人以輕快明麗的筆調再現了兒童從學堂回家后放風箏的自由與快樂。時過境遷，這個在當時司空見慣的畫面竟然成了《像風一樣》中的他遙不可及的夢。從農耕社會到信息化時代，“風箏”越飛越遠，放“風箏”的人期待的目光也隨著“風箏”越來越高，那手中的“線”雖然越握越緊，卻隨時有繃斷的可能。這條本來幫助“風箏”自由飛翔的“線”，而今卻被擰成了集時代、社會、家庭等多重力量于一身的繩索，它將“風箏”牢牢套住，讓人感到沒有掙脫的希望。

然而，僅僅止步于上述社會問題的發現還不夠。如果我們循著小說的結局進一步追索，發出像魯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樣”的時代之問，那么宋小果手腕上的傷疤、小說主人公心靈的傷疤，乃至我們整個時代的傷疤將會被一一揭開。他休學以后會怎樣？毫無疑問和娜拉一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然而他的母親允許他繼續“墮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加符合實際情形的結果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或治療以后，他作為“正常人”被學校重新接納。媽媽的控制欲、老師的不滿意、同學的不理解……一切過往都將輪番上演。到那個時候，明知已經犯過一次“錯誤”的他，還有勇氣再次幻想成為在藍天下、在田野里“追風箏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