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8月，詩人熊焱出新書了。但，有點意外，不是詩集，而是一部長篇小說《白水謠》，55萬字的體量，拿到手是個“大部頭”。完成它，熊焱整整花了七年，講述了一家七代人跨越百年的故事。七年間，熊焱寫了又停，停了又寫，用他的話來說，差點成了一項“爛尾工程”，如今的完稿，也只能算是“勉強”。可責編安然卻不這么認為，在她看來，整個故事百轉千回，酣暢淋漓，是一幅從清末到新世紀之后一百多年間的風雨沉浮和時代圖景。

據了解，《白水謠》分為上中下三部曲，講述了一家七代人跨越百年的故事。每一部都是不同的故事主角，但均以第一人稱描寫，上部以這個家庭的第四代人作為敘述主線，從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66年，通過一個家庭的命運展示普通人在時代中的悲歡離合；中部接著上部的故事繼續展開，以這個家庭的第三代人作為敘述主線，在故事的推進中突然閃回一筆，以倒敘的方式回溯這個家庭的百年往事，書寫地主家庭中的明爭暗斗和時代變遷，再以順敘的方式抵達改革開放前夕；下部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筆，以這個家庭的第六代人作為敘述主線，一直寫到21世紀10年代，書寫的是時代變幻中個人的掙扎與奮斗。

家族史，家國史，這樣的故事在當今的文壇，其實并不少見。熊焱并不是出道即小說的寫作者，從他進入文學的第一天起，他更多的是在深耕詩歌的土地。他將華文青年詩人獎、陳子昂詩歌獎、茅盾新人獎、艾青詩歌獎、四川文學獎、尹珍詩歌獎等多個獎項收入囊中，推出了《我的心是下墜的塵埃》《愛無盡》《閃電的回音》《時間終于讓我明白》等多部詩集，誰曾想，這么多年來，他在悄悄為小說暗自發力呢？《白水謠》之前，他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血路》，圍繞四川保路運動這件歷史大事，講述了一段清末民初的亂世情仇。看，還是清朝，又是大歷史，感覺熊焱在長篇小說這條路上，有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架勢，一落筆，就是宏大的史詩敘寫，人物像之多，故事線之繁，但他從未慌亂，把故事講得既有獨立性，又完整統一，前后聯系，文筆精妙。在閱讀《白水謠》的時候，生怕記不得那么多主人公的名字，楊志飛、楊志強、王秀蓮、陳興民、張春明……讀后才發現，不可能記不住，是復雜，但太鮮明，漏掉任何一個人，都會掉轉頭去弄個一清二楚，否則故事就會接不上，忽略任何一個人，都會陷入無盡的疑問：“為什么？”“會怎樣？”“怎么會？”所以，有沒有可能，熊焱在這七年間，反反復復斷斷續續，就是在處心積慮地織一張大網，或者搭一座梯子，一進去，就逃不掉，一踏上，就只能從開頭走到最后。

這，不就是小說的魅力？但他又不只是讓人看個故事，他骨子里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個講故事的人，他是詩人，語言的底色是詩歌。在《白水謠》里，詩意的審美和力量，令人驚喜。人類心靈的寬廣性、靈魂的多樣性和精神的復雜性，都在“詩句”里呈現了。

看開篇：“在最初，那是一片寂靜，仿佛群山沉默，大河封凍，天空無聲地俯下身子。慢慢地是一陣喧囂，仿佛陽光下的雪崩洶涌著雪浪，翻卷著潮汐，濺起萬千飛揚的雪片，整個世界陷入白茫茫的恍惚和迷離。”雪樣的潮汐，陽光下的冰山，是美的，卻又面臨天崩地裂的喧囂和毀滅，就像前一秒的“我”正在看著描寫愛情的書籍，安靜而美好，下一秒卻眼見著父母被押上祠堂接受批斗，“我”以一己之力對抗全世界……破碎的現實，詩意的表達，讓人置身于一個多維的空間。

又比如：“這時隔壁的房間里傳來一陣琴聲，是楊平安在彈鋼琴。琴聲在婉轉中含著蒼茫，在高亢中藏著凄涼，又在低沉中裹著激越的憂傷，就像是起伏的地平線，沿著平原蔓延，又穿過大漠草原，翻過峰巒疊嶂，最后消失在漫漫的遠方。”琴聲的跌宕起伏，似乎訴盡了這百年的悲歡離合，一百年很長，卻又很短，那么多代人，那么多陰差陽錯的命運，說來也不過就是這樣一些音符。不禁讓人想起詩人格奧爾格的那句話：“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55萬字，一百年，到最后也正如文中的那個“我”所言：“有時候，命運讓我歷盡千辛萬苦，就是為了學會在余生好好地愛你！”愛，是唯一的現實。

卡佛說，無論是在小說還是在詩歌寫作中，都需要用普通但精準的語言，并賦予它們廣闊而深刻的力量——在《白水謠》里，熊焱努力了，并在表現漢語別具一格的魅力之際，更執著地追求著語言背后的更高的精神維度和思想境界。

熊焱

專訪——

2024年8月，記者與熊焱聊了聊他的《白水謠》，書認真看了一半，大概翻到了最后，熊焱很體諒地說：“理解理解，那么長，一時半會很難看完的。”他并不急于去推銷這部心血大作，就跟他這么多年的寫作一樣，一直慢慢的、默默地，寫給自己和真正懂他的人。

熊焱常常看起來很孤獨。除了因為他寫作上的“慢”，還在于他的那些詩句：“夜里我夢見我啜泣。”“我的心是下墜的塵埃。”“那不斷遠去的光陰，都是我人生苦寂的修行。”他說，葆有孤獨很有必要，遠離熱鬧，不人云亦云，不邯鄲學步，不隨波逐流。

通過這場專訪，可以看到一個置身于精神的孤獨中的寫作者，詩人熊焱；一個愿意冒險、敢于挑戰，走出慣性舒適區的人，寫小說的熊焱。

一個差點“爛尾”的漫長工程

記者：首先祝賀熊老師新書出版，這好像是您的第二部長篇？能介紹一下這部作品的主要內容嗎？

熊焱：是的，這是第二部，第一部是七年前出版的《血路》，寫的是四川的保路運動。第二部是從清末民初到新世紀十年，講述了一個家族的興衰榮辱和愛恨情仇，以小人物的故事來展示時代變遷，展示個體在這時代變遷中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境遇。

記者：什么時候開始創作這部小說？創作的契機是什么？經歷了怎樣的創作歷程？

熊焱：這部小說寫得很早，是2006年春天的時候就開始寫的。之所以寫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們祖上也曾是一個富庶之家，后來在時代變遷中沒落了。聽長輩們零零星星地講過一些，我便有了創作的沖動。當然，這只是一個核，一個模糊的原型，大量的故事都是我虛構的。大約在2006年的年末，我寫到18萬字左右，便停下來了。停下的主要原因，是我想好好寫一些詩，去沖擊2007年的青春詩會。青春詩會被譽為“詩壇黃埔軍校”，對青年詩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我也不例外。但沒想到的是，當幾個月后我重新回來續寫，卻發現怎么也回不到那個小說的思維狀態中去了。無奈之下，只好停下來，這一停，就成為了一個漫長的爛尾工程。直到2017年，我又重新提筆續寫，但寫得極慢。尤其是在那個時候我的語言表達方式又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回不到最初的那種表達模式中了，但我不想推倒重來，另起爐灶，因為我最早寫作的十幾萬字是我早年的熱血和青春的見證與記錄，我無法割舍。于是我盡量試著在語調上、在表達的氣韻和氛圍上與之前的保持一致。就這樣，斷斷續續地寫到2023年，才勉強完稿。

記者：書，很厚，在讀之前，我看了介紹，說這是一部百年家族秘史，如此來看，書也不算厚了，您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來講故事的？這種龐大的寫作框架是如何搭建的？

熊焱：這類作品姑且叫“長河小說”，在文學史上早已琳瑯滿目。這類題材，既不新奇，又很笨重，寫它實在是費力不討好。但寫作，更多是順從于內心的召喚，而不是以世俗成功學的標準來衡量它是否值得書寫，比如它是不是重大題材，它有沒有順應當下的熱點，有哪些元素可能成為爆款潛質……我不去考慮這些。偉大的作家如皓月當空，照亮人類精神的前程。但有無數像我這般普通的寫作者，其寫作是鉆木取火，照見自我的前行。就這部小說而言，我就是想表現個體生命，尤其是小人物在時代變遷和歲月流逝中的本質存在。于是我選擇了一個家族作為切入口，故事就圍繞著一代代人的命運來展開，同時也展現了與這一代代人相交織的其他人物的群像，寫他們的愛恨糾葛，寫他們的喜怒哀樂。在結構上分為上中下三部，每一部都是不同的主角。在敘事上，都是以第一人稱視角，從不同年代人的視角去揭示不同代際之間的精神鏡像。上部以家族的第四代人作為第一視角，從上20世紀50年代入筆；中部以家族的第三代人為第一視角，接著上部開始寫，然后又倒敘到家族的起源，順著書寫家族的發展史和衰落史。下部以家族的第五代人為第一視角，從20世紀90年代寫到21世紀10年代。三部相互獨立，又緊密聯系。

記者：看到書名《白水謠》，就有種少數民族風的感覺。熊老師您是貴州人，眾所周知，那里就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地方。不知道這部作品是不是以您的家鄉為背景？如果是，里面是否有真實的投射？對于“文學的故鄉”，您作何理解？貴州和成都，這兩個地方，對您產生了怎樣的文學影響？

熊焱：這個小說沒有少數民族的風情。不過文中的地名白水，確實取自我的家鄉。我老家就叫白水村。但文中寫的是一個鎮，而且是距離省城很近的鎮，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成為省城的一部分，包括文中的省城和縣城名字，也分明取自我老家的兩個鎮。因此，在構思的時候，確實有一個地理的原型，而這種原型往往來自在精神和生活上給自己影響最深的地理，那里的山川地貌、氣候條件，人們的生活習慣、生存方式，以及人物的整體性格特征，都會不自覺地體現在文本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小說是有我故鄉的背景的，有著部分真實的投射。

至于文學的故鄉，我的理解是生理的故鄉和精神的故鄉。生理的故鄉指的是出生地和童年時成長的地方，將會構成一生中永恒的記憶，成為人們的精神源頭之一。當你開始創作，文本與故鄉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生理的故鄉便又內化為精神的故鄉。另一個精神的故鄉就是思想、精神的來源之地，那些偉大的藝術作品、深邃的哲學著作，都可能成為精神的故鄉。

對我來說，貴州是的我出生地和生長地，成都是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兩者都對我的寫作有著深刻的影響。我有大量的文本是寫故鄉的，也有很多作品打上了成都的烙印，成都可謂我的第二故鄉，她的城市氣質、文化底蘊、生活美學，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滋養著我的寫作。

記者：小說中各個時期的生活場景非常有質感，各色人物的個性也非常鮮明，楊志強、王秀蓮、陳興民、張春明以及文中的那個“我”等等，有非常龐大的一個人物群像。關于生活，您是如何做到還原的？有查閱資料嗎？而人物的塑造，您又是如何完成的？

熊焱：對生活的還原就是要恪守誠實，回歸于細節，在寫作技巧上要符合敘事邏輯，而不是進行憑空的、沒有生活根據的虛構。但是，又不能對生活進行照搬照抄，不能與生活貼得太近，而是審視生活，與它保持距離，從中提煉、甄別，努力去發現那些被遮蔽了的生活的本質和真相，所以書寫那些自己未曾經歷過的生活和歲月，當然要去查閱資料，資料也是一種素材，同樣需要甄別和提煉，并在這過程中內化為自己的生命經驗。

某種程度上，文學是一種人學。對人物的塑造特別重要，人性的復雜就導致人物的形象不是單一的、扁平的，而是立體的、圓形的，所以人物群像也應該避免同一性，當然，群像中的人物形象肯定帶著某些普遍性，但一定又有差異性，即使差異性很小，也要在下筆時體現出它鮮明的特征。在這個小說中，我一直努力讓每一個出場的人物都有自身的、相異于他人的形象，比如這個家族的第一代人，那位老太太，她只是配角，但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堅韌、傳統的女強人形象，同時這種強還表現在她的果敢、驕橫、雷厲風行的殺伐上。她雖然強勢，但內心卻是寂寞的，她在與年少的王秀蓮相處時，又展現了她女性細膩的柔情。

在詩意中，追逐文學的光

記者：您更為大眾熟知的身份，是詩人。為什么會開始創作長篇小說？

熊焱：大眾熟知我詩人的身份，那是因為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詩歌上，我所取得的文學成績，也主要集中在詩歌方面。但事實上我一直都喜歡小說。我的寫作是從評書、武俠小說啟蒙的。我父親是小學老師，他喜歡看書。我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看那些評書、武俠小說。看多了，也躍躍欲試，在小學六年級時動手寫武俠，一直到大學，我都在寫武俠。但是很遺憾，至今都沒有完結過一本。不過，將來我一定會完完整整地寫完一部武俠小說，以遂我未竟的武俠之夢。所以，創作長篇小說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當然，更重要的在于，當我想要在寫作中呈現更廣闊的敘事空間和話語模式時，大約只能選擇長篇小說這種文體。

記者：其實在您的小說中，我明顯感受到很多語言都是詩意的，詩歌寫作對您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熊焱：你說得很對，詩歌寫作對我的影響很大。不僅是語言，還在于信念、思想。因為寫詩，我一直保有著一份熱忱、一種憧憬、一抹在彼岸遙遠得微微閃爍的理想之光。即使我書寫的基調是沉的，是冷的，是灰的，但終究是要在沉重中帶著輕盈的飛翔，在冷中有暖，在灰中見光。

記者：從詩歌轉為寫小說，這中間有個過程吧？您覺得詩歌與小說，有沒有貫通之處？詩意，是不是您創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這是否也是您的美學追求？

熊焱：事實上，我在2004年就開始發表短篇小說了，最早是發表在《作品》雜志上，隨后陸陸續續地發表了一些。只是在之前我在小說創作上太懶惰，完全是玩票，有很長的時間都沒怎么寫，而是將更多的精力花在詩歌上。人到中年，有某些生命經驗可能需要小說才能更完整地表達，所以開始認真對待小說。今后會是詩歌和小說并行。這兩者有諸多差異，但在寫作技巧上又有諸多共同之處，尤其是文學內在的精神屬性卻是一致的，它們都對廣闊的外在世界和人類豐富而幽微的心靈世界給予深深的關切。

至于你提到的詩意，確實，對詩意的追求是我個人的偏好。在語言上，我不喜歡干巴巴的描述，那樣太枯瘦、干澀。不過，詩人寫小說，一定要警惕抒情的泛濫，一旦處理不好，就會可能變成語言的汪洋，無法在敘事上暗示和呈現更多的空間。我曾經對詩意下過一個不嚴謹的定義，我認為詩意是來自于語言和靈魂的至高的力量。在這里我再簡要概括一下，詩意分為兩個向度，一是語言的力量，是語言層面上字、詞、句所構成的摩擦力、壓力和張力，并由此建構某種獨特的氣韻、節奏、情緒、氛圍和意境，在字里行間呈現出多維的向度、豐富的彈性、捉摸不定的歧義，甚至還會呈現出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但僅僅是語言表達的詩意是不夠的，它必須要抵達精神和情感的核心。于是就有了第二個向度，詩意是靈魂至高的力量，指的是以情感和思想所建構起來的內蘊、意義和氣息，帶給我們以情感的共鳴和精神的振動，甚至是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心靈啟迪。真要做到我所說的這兩方面，其實是極難極難的。我也一直在努力的途中。

記者：可能在外人看來，寫一首詩歌，很容易，因為它一般不會長到哪里去。但像這樣的長篇小說，動輒幾十萬字，一定很辛苦。對此，您有怎樣的感受？

熊焱：其實不論什么文體，要寫好都不容易。盡管多數情況下詩歌不會很長，但對于嚴肅、認真的寫作者而言，詩歌寫作同樣是非常耗費心力的。我的電腦中經常保存著一些詩歌的殘稿，便是寫了一部分就寫不下去了，有時甚至卡在了結尾處。如果我要硬著頭皮寫完，也能做到，但我不能這么潦草地對待我的寫作。不過，其艱辛程度還是無法跟長篇小說的創作相提并論。長篇小說的創作既耗費心力，又耗費體力。尤其是像我這樣擱淺了好多年后又重新拾筆續寫，更加劇了創作的難度，中間有很多段落、章節都是寫了刪，或者是寫了改，改了之后又刪。真有一種長跑的感覺，氣喘吁吁，焦慮煩惱，特別是在抵達終點時涌現出一種精疲力盡的掏空感，但同時也有一種無可言語的愉悅感，以及一種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滿足感。說真的，我也非常享受作品完成后的那種愉悅感和滿足感，不論是詩歌還是小說，有時候都會讀上一遍，如果是詩，可能會反復多次地讀，并且還自我陶醉地肯定自己，嗯，寫得不錯，寫得不錯，哈哈哈。

記者：眾所周知，阿來就是以詩人身份出道，最終在長篇小說上一鳴驚人。您覺得這會是您當下或者之后會走上的路嗎？

熊焱：阿來老師是我學習的榜樣，但他的創作之路是不可復制的。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命運和造化，不論是成為文學天空中熠熠生輝的星辰，還是成為被文學的長河無情淘洗的浮沫，但只要努力過，奮斗過，在文學的長路上不斷完善自我，超越自我，那便是無悔的人生。對我來說，今后將致力于詩歌和小說創作，始終把時間、熱情和精力都獻身于文學，踏踏實實地創作，認認真真地書寫，那就夠了。至于將來如何，那不是我所考慮的。

誠實地回應時代，超越時代

記者：您的兩部長篇，《血路》和《白水謠》，都涉及到了清末民初這個歷史節點，對于那個時代，您是有自己的一個研究和興趣嗎？

熊焱：這兩者涉及到相同的歷史節點，只是一個巧合。寫作的題材、表達的歷史時間，有時是一種偶然。比如《血路》，我是偶然看到一遍關于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文章，完全顛覆了最早我對保路運動的認知，覺得有趣，便查閱了一些資料，于是就萌生了動筆的念頭。但寫作《白水謠》是一個必然，因為我想寫下祖上的某些故事，去回應來自血脈深處的某種回響。

記者：知所從來，方明所去。對那些您不在場的時代，您努力地去書寫，書寫那種歷史或者文化的縱深感，意義何在？

熊焱：對歷史的書寫，是為了去蔽，還原歷史的真實與重塑歷史的復雜。同時還在于，對歷史的回眺與追溯，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現實生活，是對當下的關切和對未來的展望。當你通過歷史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現實生活，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歷史。

記者：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核心命題。在您看來，一個作家應該有怎樣的時代責任感？您如何理解一個作家和這個時代的關系？

熊焱：我認為一個寫作者只要是誠實寫作，都是對時代的記錄和回應。哪怕你書寫的不是當下的生活，而是過去的歷史、未來的愿景，但都是基于你在你置身的時代的認知。不同之處在于，你的書寫是面向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宏大敘事，還是面向內心和生活日常的個人敘事。那些精神力量強大而宏闊的作家、詩人，比如杜甫、魯迅、卡夫卡、米沃什、布萊希特、索爾仁尼琴等人，他們站在人類精神的高度，為時代發聲，為社會代言，承擔著沉甸甸的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但文學的大地上不能只是參天大樹的壯闊風景，還應該有小花小草的別致樣貌，這樣才能構成完整而良好的文學生態。我想，只要嚴肅、真誠地對待寫作，你就自然地承擔起了屬于你的那份時代責任。

對于作家與時代的關系，我借用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對當代性的闡釋來進行回答。他說：“當代性就是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他強調不僅在空間上與時代保持距離，還要在時間上不斷地回望歷史。那樣是為了更好地凝視當代，更好地認識我們所置身的時代和我們正經歷的生活。作家與時代的關系便是如此，既要深入時代，在作品中保存時代的細節，又要與時代保持恰當的距離，看到時代的結構，洞悉人類在這個時代中的本質存在。

記者：您覺得什么才算是不負時代的好作品？

熊焱：真正的好作品應該是超越它所在的時代，在任何時候都是閃閃發光的作品。但是有的作品又不能脫離它所在的時代和歷史背景去評價它，那樣就會得出偏頗的結論。比如《平凡的世界》，以現代主義文學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你就會發現它技術粗糙，但結合時代背景，就會被文中體現出來的那種堅韌不拔、敢闖敢干的開拓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情懷而深深感動，所以它也是不負時代的經典。這意味著，不負時代的好作品，需要記錄時代的真實，又要站在時代之外，對人類的存在本質進行永恒的探詢和拷問。

記者：接下來，有沒有新的長篇小說創作計劃？詩歌創作會繼續嗎？

熊焱：有新的長篇小說的創作計劃，是關于成都題材的。書名都想好了，正在收集相關素材。詩歌是永遠不會放棄的，我以前說過，詩歌寫作是我生命的一種本真，是我血液深處的鹽。它調劑著我靈魂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一種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