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與馮素素離完婚后的主人公王端午預備著抑制已久的流浪生活。臨走前，他決定帶一本書。從某種意義上看，正是這些在王端午不同人生階段被觸碰、閱讀的書目，構造了他特定時期的精神結構和情感狀態。換言之，被閱讀書目的意旨訴求與閱讀主體王端午在閱讀時刻的主導情志之間形成了同頻共振的微妙關系。因而，解讀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晝夜》，不妨從整理王端午不同時段的閱讀經驗入手。以次為經線，或可大致勾勒出王端午不同時期的精神情感狀態，不同時代人與知識、文化的勾連牽絆亦可由此帶出。

一、離鄉：一個由閱讀激發出來的浪漫主義理想

在王端午青少年時期，發生了三件事：一件是六歲時弟弟的意外死亡。弟弟死后，意識住進了他的身體，家人都以為王端午瘋了。中考前夕，弟弟又突然顯現，王端午因此中考失敗。第二件是小學時同桌的丟書事件。王端午不小心將同桌語文書收進自己書包，同桌卻意外將丟失一事稟告老師。八歲的王端午不知如何向他人解釋這一誤會，慌亂之中，他將課本丟進了泥水渠。但頭上的蒼耳毛球卻將他的行為暴露無遺。在父親和老師看來，王端午不過是敢做不敢認的膽小怕事者。第三件發生在縣城紡織廠當學徒期間，下鋪李飛揚言在上鋪熟睡的王端午“故意躲在床上偷聽李飛和女朋友做愛”。王端午帶著難以言說的委屈，逃進了城中村的小平房。這三件事，將王端午從傳統的家庭、學校、單位等共同體中分隔開來，使其成為難以與其置身的環境和諧相處的單獨個體。

這個被“逼”出來的單獨個體，生長方向是不確定的，它可以被不同的思想做不同的命名。而不同的命名方式，又會將個體引入甚或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代給出的思想資源是啟蒙主義，單獨個體的謎面底色是自由。

1982年，王端午從四姐口中聽聞了一本名為《卡門》的課外書籍：

在四姐口中，王端午聽說了《卡門》……四姐拿著書，一只手握著拳頭頂在腰眼上，激動地讀著“卡門永遠是自由的”。

這一最初的閱讀體驗，對王端午的一生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但四姐的悲劇命運走向，卻彰顯了王端午必將經由《卡門》背離家鄉的現實：在王端午眼里最真實自由、舒展灑脫的四姐，是村民眼中的鄉村另類、社會渣滓，并最終以聚眾淫亂罪判以槍決。如果說四姐的人生是正劇的話，那么鄉村的環境便是悲劇；而當環境力量成為正劇的時候，四姐的命運則淪為悲劇。這種悖論關系，正暗示著包括啟蒙主義在內的現代文明與鄉村世界的格格不入。現代知識是屬于城市的，它在催生青年對自由、理想、遠方向往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與生之養之的村莊、土地的隔膜。所以，四姐留給王端午的最后遺言，是好好讀書，走出農村。

王端午確也以四姐的方式，實現著自己的“自由”。1985年8月30日，在收拾四姐遺物時，他再次觸碰到那本薄薄的《卡門》：

“卡門永遠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

他之前聽四姐說過自由，但第一次以他的方式理解了什么是自由。自由意味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選擇干什么和不干什么。

他選擇了放棄此前一直準備的中考復讀。父親讓他在家務農，想著農活的苦可能會讓他回心轉意。在家勞作期間，王端午陸續閱讀了四姐留下的《飄》《簡?愛》《卡門》《嘉林妹妹》《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說類讀物，《麥田的守望者》《存在與虛無》《理想國》《通往奴役之路》等哲學類著作也開始進入他的視野。此外，還有一部手抄本色情小說《少女之心》。這些讀物在王端午心中建立了一個更自由遼闊、詩意無疆的世界，但那個世界是故鄉調弦口鎮所不能給予的，現實的硬殼只是將他困死得動彈不得。在哲學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處理他與現實關系的方式——“對抗”，“他讀到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在他淺顯的理解里，人的存在是為了對抗，就像他的四姐在對抗著一個巨大的傳統，而他則通過對抗父親，實際上在對抗這千年不變的、出生以來就被規定的命運”。

終于，王端午背離了生他養他的鄉村，到遠方去尋找他所期待的“自由世界”。

二、打工：一段在閱讀滋養下的精神救贖

王端午對遠方的追尋，從縣城，到廣東。更確切說，是廣東深圳的經濟特區。他曾與幾份“遠大前程”擦肩而過：一份是在西鄉寶臺包裝箱廠作菲林畫房學徒。因事先與李中標、劉祖之有進同一工廠的約定，王端午放棄了這次寶貴的技能學習機會；另一份是偉豐造漆廠的司機瞄準了老板常住臺灣、公司管理混亂的契機，想拉王端午跟自己一道走私開小單。盡管日入四百的工資對彼時窮困勞苦的王端午產生了強烈的誘惑，但在抉擇關頭，他還是想起了曾在他生命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四姐和沈亦如。他謝絕了黎哥的邀約。

顯然，對彼時的王端午而言，心中的道德律令是比個人前途更重要、更需要去堅守的事物。但這艱難的堅守，卻并沒有給王端午帶來理想中的光明未來。相反，現實的暗礁很快涌來：由于得知黎哥計劃而拒不參與，王端午被調崗到廠內做純體力搬運。又因一次錯拿原材料的失誤，終于有了被炒魷魚的借口。無奈，他只好投奔在郁金香工藝品廠工作的李中標。

在郁金香工藝品廠，王端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愛人，宋小雨。從一開始，敘述者便鋪陳渲染關內關外的巨大差異，“他們進不了深圳經濟特區，因為進入深圳經濟特區需要邊境證”“他們眼巴巴地看著那些手執身份證、邊境證排隊通關的人，無端地覺得，有邊境證的人和沒有邊境證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類”，人群在此已被區隔。但對其它工友而言，關內關外沒有什么實質性區別，反正哪里都是賺錢。宋小雨則不同，他和王端午一樣，對關內生活有著近乎執念的熾熱渴望——“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對深圳關內關外的看法如此一致”。不過，此刻的認知相同，并不代表此后各自命運的相似。現實情況恰恰是：宋小雨對未來早有準備，她既有邊境證，又率先在關內求職并進入特區工作；懵懂無知的王端午既無邊境證，還因某些偶然或必然因素，終身喪失了入關機會。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王端午的閱讀經驗很少，只有一本《卡夫卡傳》：

原以為走出縣城，就能擁有更廣闊的世界。到南方后才發現，南方廣闊的世界已被分隔成無數個狹小的盒子，屬于他的盒子又分隔成數十張鐵架床，他擁有的只是雙層鐵架床的一層，那被印花床簾圍著的逼仄空間。他就像卡夫卡筆下那個名叫K的土地測量員，經濟特區，是他無法進入的城堡。

之于王端午為何難以入關，敘述者給出的關卡饒有意味：1990年，父親趁著夜色將余糧偷賣給糧販，被村干部發現，二人發生爭執；1993年，王端午辦理邊境證回鄉管理區蓋章，當年的村干部秋后算賬，表示堅決不給鬧事者的兒子蓋章，還想方設法給王端午留下案底，使其終身無法入關。這就是王端午的悲劇，它不單單源自某個個體的過失。但同樣，我們也不能將其僅僅歸咎于社會、時代。

正規途徑被某種不正當的社會因素堵塞，那就走側門。當然，這肯定不是單純的王端午能想出來的。他只是在愛情的驅動下，走到了南關頭，成為了新游戲玩家選中的目標。新游戲玩家告訴他，他們可以將王端午藏在后備箱，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方式將其運入關內。但王端午沒有在這場游戲中翻身，這么本分老實的他，怎么玩得轉擦邊球呢？不僅打工以來的全部積蓄被劫，身份證也被順勢扒走。他和宋小雨，他和理想中的深圳經濟特區，徹底區隔為兩個不同的世界。

留給他的，只是一無所有，和一無所有后的一無所畏：偷食物、睡爛尾樓，以及反偷別人的儲蓄和身份證，“當人具有強烈的羞恥心和道德律時，這個人是不自由的。這是他對自由的全新認知”。

在最艱難的時刻，王端午又憶起了閱讀。除了前期讀過的《卡門》《城堡》，他又新增了《荒原狼》《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群魔》《死屋手記》《資本論》等新讀物：

他隨手翻開《荒原狼》，讀到了這樣的一段：“從前有個叫哈里的，又稱荒原狼，他雙腿行走，穿著衣裳，是個人，可其實他是匹荒原狼。智力好的人能學會的東西，他學了不少，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但他學不會的，確是對自己和生活感到滿意。

閱讀讓他變得冷靜、理性，他開始進行深層次的思考，開始思考人的問題、人與時代的關系，思考他所處的時代，思考他犯下的罪行，甚至于思考改革開放的得與失。

閱讀，讓他與自身及所處的改革時代拉開距離，對過往經驗和周遭環境做不全然肯定或否定的理性分析。新一次的閱讀，也是對自我與時代關系的重新思考錨定。在閱讀中，王端午重新獲得了一種超拔向上的力量，對其置身的環境做了一次不滿意的“反抗”。

三、愛情/書店：一種更極致的理想主義堅守？

王端午愛上的第二個女孩叫馮素素。她比王端午更直奔精神、又無限務虛。所以在馮素素身上，存留著許多初讀者感到不適的細節：她嫁給王端午的條件，是“婚后讓她能安心寫作”的承諾。這樣她就能不為生存打工，不再躋身集體宿舍，不再忍受父母穿風漏雨的菜地窩棚；她不認為結婚一定要走程序、婚前一定要見家長，因為不必全然按照世俗規則來生活；關于親人結婚后何時要孩子的關切，她也只是以“什么時候生孩子，是馮素素自己的事，沒有人能逼她做任何事”冷漠回應。

馮素素真正倚重的，是精神。

王端午對馮素素的言行欣然接受。因為此時的指針已被撥到了千禧年的第一個年頭，王端午已經31歲。歷經前半生的興衰起伏，他已深知理想主義者在這世上所可能遭逢的一切辛酸困苦，“王端想，馮素素真是獨特的，她多么像十八九歲時的自己啊。只是她的這份獨特，在這個社會，怕是會撞的頭破血流”。而現在，他要做的，就是悉心呵護馮素素身上這份未被現實沾染的特別。

與此同時，王端午還在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經濟重鎮，開了一家實體書店。其初衷是為讀書人提供一篇寧靜的閱讀空間。書店以西西弗斯為名，以此紀念那個推石頭上山的荒誕英雄西西弗斯。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時代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是西西弗斯。

那些堅守理想的西西弗斯，后來的命運怎樣呢？在《不舍晝夜》中，結局似乎并不樂觀：始終活在理想中的馮素素，在肚子里的孩子與筆下的孩子間選擇了前者，暫時擱置了小說家的第一夢想；兩個西西弗斯書店，一個因房東移民、無力支付巨額房費而被迫停業，一個在馮素素的經營下轉變為以書店為窗口的文化公司。而之于二人婚后的現實生活，更是一地雞毛，“這個家，一切都是他在支撐著，他想找個人說說話，說說他的壓力，說說他對家庭未來的規劃，但馮素素總是那樣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他感覺自己像頭陷進泥淖的水牛，越掙扎陷得越深”。

在這漫長歲月里，王端午的閱讀時光更少了。唯二兩次，且都帶有被動式的現實訴求。一次是書店承接了一位先鋒作家的新書發布會：

他用一天時間認真讀了先鋒作家的新作，當然，他認為先鋒作家的確江郎才盡了，認為先鋒作家的作品，與他所感知到的中國完全沒有關系，作家躲在象牙塔里的自憐自艾悲悲切切意淫，根本不關心腳下的大地和大地上奔走的眾生。

一次是病后休養：

我開始理解加繆所說的，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他的全部意義，并不在于，能否將石頭推上山，而在于，明知無法將石頭推上山，已然要滿懷激情與信念，日復一日地堅持。明知似乎不可抗拒，人類已然要充滿激情地反抗死亡。

不知此刻的王端午是不是因為感到了他所堅守的一切，已和他感知到的現實沒有任何關系。他又一次生發了對生活的不滿，又一次在加繆筆下找到了“反抗”的力量。而這一次，他要反抗的，是婚姻、是既得的一切，是一直獨占的身體。不知這次出走后，王端午片刻棲息的地點將是哪里呢？

回望王端午大半生的閱讀生涯，不難發現，他總能在不同的書目里讀到一個相似的“反抗”主題。與之相匹配的字符，還有出走、自由、遠方。其中的緣由，自與這批書目實際生產的時代環境有關。它們基本處于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思潮的延長線上，其精神內核是啟蒙主義的理性精神。但同樣可以作為原因的，是閱讀者王端午的閱讀選擇。在敘述其閱讀經驗時，敘述者間或插入“實際上他能讀到的只是一些名詞、一些警句”，“他就用這些似懂非懂的名詞警句來指導自己思考人生的意義”等評價語句。因而，看似是書本在提供王端午知識，實則王端午也在選擇被閱讀、甚或被誤解的書目本身。于是，可以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是像王端午這樣的底層理想青年，還可以閱讀什么？亦或是，在這批同類書單里，他們還可以采用何種視角、讀出何種有益于他們人生的知識？這樣的知識，可以、但不應只是20世紀西方現代思想潮流。畢竟，即便一次比一次更堅決徹底，人終究不能一味逃離。我們還可以開辟更廣闊的道路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