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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近幾年來（2018—2023），歷史類“老白文”的興起已成為網絡文學領域最值得矚目的風景之一。與此前的網絡歷史小說相比，這批以《秦吏》《紹宋》《晚唐浮生》等作品為代表的“老白文”，呈示出更翔實的歷史考據、更合理的歷史推演以及更豐富、細膩的抒情特質。這些小說不但接續了中國歷史小說的創作傳統，更居于中國文學“情教”傳統的延長線上，為網絡歷史小說模式化的欲望敘事帶來新變。歷史類“老白文”的興起源于網絡文學的自主性，突出了“講故事”的藝術在數字時代的別樣復興，同時也與網絡文學讀者的主體成長有關。

關鍵詞：網絡歷史小說 老白文 考據 推演 抒情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網絡文學已從萌芽狀態步入成熟期，如論者所言，“2018年后，網絡文學類型出現了迭代升級的趨勢”[1]，越來越多的網絡文學作家與讀者在“流量”“爽點”之外“逐漸追求作品的美學純度、精神深度與思想高度”[2]。在此背景下，近年來（2018—2023）網絡歷史小說領域業已涌現出一批“老白文”——所謂“老白文”是網絡文學類型模式確立后的產物，不同于內容淺白、依循固定套路寫作、專注制造閱讀快感的“小白文”／爽文，在情節設計、敘事語言上通常更加嚴謹、精致，也更具有思想性。同時，作品存量超過260萬部[3]的網絡歷史小說也是網絡小說諸種類型中與紙媒文學傳統的關系最為密切的一類，該類型中的“老白文”的興起為我們再度檢視網絡文學與紙媒文學之間的共性與區隔提供了絕佳的切口。有鑒于此，本文將論析近些年網絡歷史小說“老白文”呈現出的三種類型特質——考據、推演、抒情，探究三者如何承繼與更新了中國歷史小說的文學經驗，在爽感敘事外呈示出何種美學質地，進而檢視歷史類“老白文”生成之緣由，并管窺網絡文學未來的經典化趨勢。

一、 一種“考據流”寫作正在崛起

網絡歷史小說一般指“以真實存在的具體歷史時空或相似時空為故事背景的小說類型”，其子類型包括歷史穿越小說、軍事歷史小說、架空歷史小說、半架空小說等。[4]參照國內業界最具影響力的起點中文網當下的類型劃分，網絡歷史小說應有別于加入歷史元素的玄幻小說（如《雪中悍刀行》《將夜》）和言情小說（即“古代言情”類小說），可依據作品關涉的年代進一步細分為架空歷史（完全虛構的歷史時空）、上古先秦、秦漢三國、兩晉隋唐、兩宋元明等類別，或依國別再劃分出“外國歷史”一類。[5]類型設定方面，“穿越在網絡歷史小說里成為一種基本方法”[6]（當然也有例外，如卓牧閑的《韓四當官》），小說的閱讀快感多被定位于主人公穿越前后人生境遇的顛倒以及對客觀歷史的改寫。

李瑋指出網絡文學在2018年后產生了元素融合、“反套路”和“去類型化”等創作潮流，從而步入“后類型化”時代，[7]此判斷對網絡歷史小說亦大致適用。正如2018年上架的《詭秘之主》被視為打破網絡文學類型化程式的創新之作，七月新番于同年開始連載的《秦吏》亦為網絡歷史小說吹來新風。然而《秦吏》的“反套路”——不以滅秦或建立新朝為己任，反而決心守護“秦吏”身份——卻未必是對類型壁壘的突破（即“去類型化”），毋寧強化了網絡歷史小說的類型特征。更確切地說，《秦吏》的“后類型化”意義體現為網絡歷史小說的內部挖潛，強化了“歷史”之于該類型的本體性意義，在網絡歷史小說內部進一步劃分出“老白文”與“小白文”兩種范疇。

其實“老白文”與“小白文”不是截然的二元對立，“老白文”同樣強調閱讀快感，只是不再像“小白文”一樣耽于對世俗欲望的直接迎合，毋寧說豐富了閱讀快感的定義。吉云飛認為“老白文”不同于“小白文”之處在于將“現實原則”引入“快樂原則”，努力維系二者的微妙平衡，以“細節邏輯的綿密扎實”使“夢幻泡影顯得真實不虛”[8]。回到網絡歷史小說，當下“老白文”的特質首先在于對歷史的稽考，或曰一種方興未艾的“考據流”寫作，即一方面援用翔實的史料來營造文本的歷史感，渲染歷史氛圍，力求在人物行止、背景框架、故事細節等方面抵達某種歷史的本真；另一方面則通過考辨各式史乘來展開文學想象，以此提煉出對歷史客體的總體性把握與省思。

歷史學專業出身的七月新番在《秦吏》中安排現代警官“魂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家書主人黑夫，以扭轉黑夫在秦國統一戰爭中的“炮灰”命運為敘事起點，最終改變了秦末亂世的結局。黑夫從士伍到徹侯的升級嚴格遵循秦國二十級軍功爵制，其升級的過程雖難免傳奇色彩，但皆有歷史文獻作為支撐，如小說開篇安排黑夫捕盜獲爵的歷史依據便是岳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獻。《秦吏》借鑒考古成果、史傳材料，除了在細節上營造了歷史圖景的真實感，還由此啟動對歷史的反思與質詢。在黑夫的升級／成長之路上，七月新番看到了“血緣卿族倒地，布衣卿相崛起”[9]的千年變局，但《秦吏》卻未曾墜入爭霸文的舊思路，而是將創造“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碣石刻石》）的大同盛世作為黑夫的終極理想。為什么秦始皇未曾實現《碣石刻石》上的允諾／夢想？一向被后人冠以“暴虐”之名的秦法為何值得黑夫的堅守？中華文明傳承的基石又在何處？這一系列“大哉問”以七月新番對歷史的稽考為基石，并反過來使《秦吏》擺脫了某種“細節肥大癥”。可以說，歷史考據之于網絡歷史小說，不僅僅是為了體認歷史客體的具體性，還是為了更深刻地向歷史提問，從而在闖關升級、滿足匱乏的爽感敘事外昭示出思想的深度。

應當指出，《秦吏》之前的網絡歷史小說名作如中華楊的《異時空——中華再起》、赤虎的《商業三國》、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天使奧斯卡的《篡清》等，并非沒有對歷史的考察，但它們更多視此為小說的點綴而非一以貫之的基石，且史料鉤稽十分粗率，經常暴露出史實方面的硬傷。[10]阿越的《新宋》以“知識考古”作為小說紙媒版的賣點，看似不復“小白文”的浮淺，但小說的網絡連載版對北宋時勢的書寫錯謬甚多，以至于有讀者認為“作者寫這書時大約還沒讀過《宋史》”[11]。阿越本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新宋》長達十五年的創作周期里不斷修正、補充北宋時期的風俗、建筑、官制等歷史細節，這一修改歷程其實已預示了日后“考據流”小說的涌現。縱觀2018年以前的網絡歷史小說，不難發現它們大多展現出的還是“小白文”的特點，即止步于對歷史常識的取用，所借鑒的多為歷史通俗讀物乃至歷史題材影視劇，像《宰執天下》《臨高啟明》《重生于康熙末年》等相對嚴謹的、具有“考據流”特質的“老白文”并不多見。

因此，《秦吏》的典型意義便在于代表了2018年前后興起的一批“考據流”小說，如七月新番的《漢闕》（2019—2020）、《新書》（2020—2022），榴彈怕水的《覆漢》（2018—2019）、《紹宋》（2019—2021），衣冠正倫的《漢祚高門》（2017—2019）、《冠冕唐皇》（2019—2022）、《北朝帝業》（2022—），孤獨麥客的《晚唐浮生》（2021—2023）、《晉末長劍》（2023—），卓牧閑的《韓四當官》（2019—2020），奪鹿侯的《開海》（2018—2020）、《頑賊》（2021—），雁九的《我的公公是康熙》（2022—），克里斯韋伯的《絲路大亨》（2017—2020）、《霓裳鐵衣曲》（2021—），穢多非人的《江戶旅人》（2020—2022），姞文的《范知州》（2020）、《少年陸秀夫》（2021）等。這批網絡歷史小說的作者既有此前便從事“考據流”寫作的“老手”如雁九、孤獨麥客、克里斯韋伯，也有七月新番、衣冠正倫等后來者。以《晚唐浮生》為例，作者孤獨麥客考辨了《唐代藩鎮研究》《唐代碑志文研究》和新舊《唐書》等專業文獻，知識化地再現了晚唐的時代風貌——無論是時人的衣食住行，還是下克上的藩鎮風氣與尚武精神，皆透過邵樹德由戍卒至帝王的傳奇一生形象地呈現出來。

從宋元講史話本、明清歷史演義一直到當代的新歷史小說，歷史題材文學應當“貴實”還是“貴虛”歷來爭議不斷，網絡歷史小說亦不能自外于此。有論者認為較之傳統歷史小說，早期網絡歷史小說每每“將歷史看作人物形象活動的背景”，“憑借主觀想象寫歷史”，且寫作者大都缺乏歷史功底。[12]眾所周知，唐浩明在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前曾參與編輯《曾國藩全集》，研讀了大量晚清史料，二月河為創作“落霞三部曲”亦于故紙間尋幽探源，“史的內涵和要素在形象之中得到了突出強調，甚至史的刊謬剔抉也成為作家進入創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13]。以此觀之，近幾年集中登場的“考據流”小說無疑突破了網絡歷史小說長久以來“憑借主觀想象寫歷史”的窠臼，轉而接續了中國歷史小說“博考文獻，言必有據”[14]的創作傳統，不僅在網絡文學“去類型化”的趨勢中保持了自身類型邊界的辨識度，亦彰示出文學在不同媒介環境之間的共性。

不過即便如此，這批歷史類“老白文”與紙媒場域的歷史小說仍存在從內容到形態上的巨大差異。第一，紙媒歷史小說在歷史的虛與實之間大抵恪守著“重大的歷史事件是真的”[15]這一敘事原則，而網絡歷史小說則不必如此。“考據流”寫作雖追求從衣食住行到官制、地理等歷史細節與歷史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擬真，卻仍將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的客觀進程視作可改寫的對象。第二，1990年代的新歷史小說操演對歷史的祛魅工程，將歷史審美化的同時也滑向去歷史化的淵藪。與之相比，網絡歷史小說則召喚回某種一度失落于“純文學”的宏大敘述——歷史的深度仍能經由（網絡）文學獲得體認，（網絡）文學也持續建構著民間化的國族想象。第三，由于網絡文學的互動性與開放性，“考據流”小說的知識化寫作每每由作家與讀者共同完成，《臨高啟明》的“集體創作”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不過“考據流”小說在2018年前后的崛起應當還與媒介技術的更新有關，如起點中文網于2017年上線本章說功能，一改網絡文學的創作與閱讀生態。自視頻網站彈幕演化而來的本章說或間貼以網頁折疊的方式內嵌于小說的段末，改變了論壇時代“跟帖”模式里創作與評論的二分。資深讀者常常通過本章說向其他讀者進行歷史科普，考證文本所涉史實，與作者本人或其他讀者的評論形成互動。如此，作者的歷史研判與讀者的社群智慧合力形成了“超文本”的知識性注釋，有機地參與了歷史類“老白文”的文本構建，一如黎楊全所言，“‘故事文本’與‘評論互動’的結合才是數字時代完整意義上的文學”[16]。

二 、推演與抒情：超越YY的可能

長期以來，網絡歷史小說都被視為對歷史的YY。在網絡語境中，YY是“意淫”的漢語拼音縮寫，“泛指一切超越現實的想望”，是“對日常生活匱乏部分的有針對性的補償”。[17]網絡歷史小說YY的內容一般可分為兩類：一是化解中國歷史上的種種危機，尤其要逆轉近世中國的屈辱歷史；二是追求“醉臥美人膝，醒掌天下權”的自我實現。為達致YY效果，網絡歷史小說的主角多為穿越者，往往具備現代視野、現代生產技能、預知歷史走向等“金手指”[18]。小說在情節上則多以“攀科技樹”——利用后世科技成果來積累個人資本或改變社會生產力——為線索，或以迎合男性欲望的“權斗”“爭霸”“后宮”為賣點。誠然，YY作為一種標簽，精準地把握了網絡歷史小說乃至網絡文學的欲望質地，但網絡歷史小說并非只有YY，在千篇一律的欲望敘事之外，晚近的歷史題材“老白文”也拓展出了頗有深度的歷史反思，并提供了超越民族主義迷思和商品化欲望的情感力量。

有別于“純文學”的歷史反思（歷史為何如此），網絡歷史小說對歷史的重構分享了與歷史哲學層面“反事實設想”相類似的目標與方法（假設歷史如此），如“明穿”小說往往構想晚明中國抓住十七世紀全球化機遇后的歷史走向。小說主角先驗地背負著作家與讀者共享的歷史省思，充當推演另類歷史或可能世界的道具，正如《新宋》的作者阿越所說：“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現代人回到古代的奮斗史，來探討一下某段歷史究竟是在哪個地方出了差錯，來演示一下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架空歷史小說并不一定只能夠意淫。”[19]準此，我們不妨用“歷史推演”來概括網絡歷史小說的歷史反思，不過需要追問的是，推演與YY的界限在哪里？二者是否僅為“歷史幻想”的同義反復？

尼爾·弗格森指出，歷史學的可能主義“通過篩選歷史可能性，把話題限定在那些有合理性的歷史可能中，用對可能性的測算代替‘偶然性’之謎”，此“可能性”指向的是“那些當時的證據表明當時的人的確考慮過的那些可能性以及它們實現的可能”。[20]歷史當然有其規律可尋，但歷史現場的眾聲喧嘩也提示我們，歷史的發展與其說有一條預設好的機械軌道，毋寧說充滿了歧出的可能。借鑒尼爾·弗格森的觀點，推演與YY的微妙區別或許恰在于二者對“可能性”的不同理解。對大多數網絡歷史小說來說，YY的實現有賴進化論的時間觀與發展主義理念。不論主角的“金手指”是對歷史走向的熟稔，還是海量的工業、文化知識儲備，抑或隨身攜帶的超能系統（如《帶著倉庫到大明》《帶著系統來大唐》），其底層邏輯都是一種貴今薄古的線性歷史觀，中國本土歷史的“可能性”實際處于被遮蔽的狀態，所謂重構歷史不過是復制既定的現代化模式。在這些小說中，穿越者或“大躍進”式地開展工業革命，或復刻歐洲殖民模式進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或不辨情勢地將現代政治理念嫁接于古代中國。近幾年來，“老白文”的歷史推演雖難絕緣于YY標簽，但顯然也降低了對網絡文學數據庫（包括人物形象、世界架構、情節套路等公共設定）的依賴，更尊重歷史自身的特殊性、具體性（如注意到中國古代的宗族制度，使小說主角走出“起點孤兒院”[21]），重審隱而未發的歷史走向，相對持平地處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相關作品或可和部分科幻、奇幻小說一道被視作強調邏輯演繹、建構異世界的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

與“小白文”里的穿越者一味貶低儒學不同，小說《宰執天下》的主人公韓岡拜關西大儒張載為師，繼承并改造了橫渠氣學。通過發掘儒家學說里的樸素唯物主義，韓岡在宋代埋下現代自然科學的種子，并奠定了其日后政教改革的基礎。同時，韓岡以“六經注我”的方式闡發個人政教主張，與宋儒“舍傳求經”的學術風尚相契合，以此為基石的世道變易無疑具有一定歷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宰執天下》后半部分擬想在北宋推行“虛君共和”的民主憲政，將西方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搬演至十二世紀的中國，則又暴露出以西律中與厚今薄古的思想悖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創作的歷史類“老白文”已逐漸意識到這些問題，在推演歷史的過程中一邊更細膩地體貼古典中國的思想脈絡與情感結構，一邊減少“攀科技樹”的情節或抑制“金手指”，從而凸顯真實歷史時空中“相對具有合理性的可能性”[22]。

與韓岡類似，《秦吏》中的黑夫也面臨位極人臣后何去何從的問題，他雖如韓岡一般拒絕登上帝位，卻不愿像后者一樣仿擬西方憲制。在黑夫看來，“秦制由商君肇始，而后人用了百年時間來摸索，最終由始皇帝落成，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卻也是放眼古今最好的制度了”（第1034章）。這種對古人智慧與社會規律的辯證與敬畏在當今的網絡歷史小說中不可不謂難得，小說的歷史推演因此少了幾分尋常“工業黨”或“情懷黨”的YY套路，亦可見唯物史觀的影響痕跡。在小說最后，黑夫決意謹守秦吏身份，以去蕪存菁的辯證態度繼承秦制／秦法，“讓這法崩禮壞的世道，再度擁有天下程式”（第1033章）。與其說黑夫如何以現代啟蒙理性改造了秦法，毋寧說他找到了古今之間的歷史共鳴——“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芝罘刻石》）。古老的秦法不啻寄寓了世人對穩定秩序的企盼，還潛隱了文明傳承的秘密，孵育著當代中國的法治理想。

論及在歷史推演中壓抑“金手指”，榴彈怕水的《紹宋》理應榜上有名。小說主角“魂穿”宋高宗趙構，甫一出場，便面臨著奔逃揚州與北上抗金的艱難抉擇。比起“宋穿”前輩石越與韓岡，穿越后的趙玖既無文韜武略，也不通現代工業知識，甚至對建炎南渡等歷史事件也知之甚少。既然趙玖缺少“金手指”的加持，又不愿茍延殘喘，便只能借著人性中的一腔“血氣”砥礪前行。小說中趙玖屢屢行險，不僅點明改寫歷史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還映射出主人公與千千萬萬同時代人的“血氣”，成就了一份古典時代的“英雄氣”。也正是這股回蕩在家國板蕩的危機時刻的“英雄氣”，開啟了歷史類“老白文”動人的抒情時刻。

在網絡歷史小說的YY標簽之下，民族主義情緒與個人欲望總是糾纏不清，識者有言，“文本重構歷史的欲望是在個體欲望的驅動之下進行的，文本中所表述的民族主義由此成為個體力比多敘事視野中的空殼”[23]。伴隨網絡歷史小說的批量生產，有意消弭歷史屈辱的民族主義與強調“快樂原則”的個人欲望已逐步被“資料庫化”，轉化為能夠“被資料庫式的、界面式的搜索引擎所讀取”[24]的情感要素／數據。但模式化的欲望宣泄卻未必能囊括網絡歷史小說的抒情可能，近年以《紹宋》《秦吏》《晚唐浮生》等為代表的“老白文”便多有對前者的越軌。仍以《紹宋》為例，小說中的“英雄氣”不在于揮斥方遒、指點江山的王霸事業，而在于人性情感的千回百轉，于恐懼與崇高的相互角力中克服恐懼，生成以身證道的犧牲激情，“朕真怕死，可也真想打贏這一仗”（第77章）。

在《紹宋》虛構的八公山之役中，宋軍小校張永珍率領數名隴西同鄉逆流而上，駕駛火船直沖金軍旗艦，以一腔孤勇扭轉宋軍潰敗之勢。對張永珍來說，“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壯行背后既非忠君信念，也非恩典賞賜的驅使，更無涉現代民族主義，而是不可抑制的思鄉之情與返鄉沖動：“俺今天在河上發了瘋，根本不是為了官家你……俺、俺就是想回家，想回家……想、想瘋了！”（第51章）透過張永珍的臨終自白，《紹宋》捕捉到大歷史之下個體的情動（affect）瞬間，也映射出易代之世的集體悲愴與哀慟。小說中，趙玖在聽到張永珍“想回家”的呢喃后不禁放聲大哭，其淚水不單單凝結了對張永珍的傷悼與崇敬，還匯聚了小說主體以及讀者主體在古今對話里“念天地之悠悠”的哀思。“回不去了”的是亂世離人張永珍，是作為時空穿越者的趙玖，也是屏幕前回望歷史的每一位讀者。

如王德威所言，“‘情’具有雙重意義，既指內在自我的涌現，也指人世實際的境況，因此與‘情’呼應的‘抒情’也涉及主體對人‘情’與人‘事’的雙重介入”[25]。歷史類“老白文”的抒情實踐每每在固化的網文欲望模式外另辟蹊徑，著意塑造歷史時空中的有情眾生，打撈人間的情動流變，如《漢闕》里夏丁卯與任弘不是父子勝似父子的真摯情誼，《覆漢》中公孫珣與曹操、劉備彼此惺惺相惜卻被迫兵戎相見的遺憾，《我的公公是康熙》里寓于皇室公卿與凡夫俗子日常生活的生命情熱。另一方面，歷史類“老白文”也有意抵近天地不仁的歷史實情，那原初的歷史創傷。奪鹿侯的《頑賊》便辯證地揭示了明末政治生態的荒誕與歷史的結構性暴力：“世道變得太快，人心總要慢一步。一方面人們依然信朝廷、認官職，忠君愛國，有心助朝廷平亂。可另一方面，揭開那些肆虐各地賊人匪類的面紗，他們也只是逃兵率領下不想餓死的饑民。”（第51章）循此，近年歷史類“老白文”的抒情實踐最終位移至中國文學“情教”傳統——“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26]——的延長線上，與對歷史可能性的推演一道走出日益同質化、陳腐化的欲望敘事，不再僅僅代償歷史的遺憾與自我的匱乏，更為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尋求歷史資源的鏡鑒，為新時代召喚著有情的歷史主體。

三、歷史類“老白文”與“講故事”藝術的別樣復興

本雅明曾將“講故事的人”的原型定位為農夫和水手，所謂“故事”在口口相傳中成為經驗和智慧的載體。然而現代性內蘊的暴力結構卻帶來了經驗的貶值以及經驗流動的停滯，換言之，在現代小說乃至現代主體不斷膨脹的個人主義訴求中，“講故事”的傳統與故事本身都日趨衰落，以致本雅明感慨“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27]頗為悖論的是，“與故事的衰落同時出現的，恰是對故事的渴望”[28]，對當代中國文學而言，這一渴望的現實形態之一便是網絡文學的迅猛發展，與此同步出現的還有“講故事”藝術的賽博式復興。

倘若以“講故事的人”來觀照網絡類型文學作家，那么歷史類“老白文”的涌現首先源于“講故事”技藝的精進，體現出網絡文學的自律性／自主性。毋庸諱言，我們在談論網絡文學時無法忽視資本這一變量，但如果我們耽于指認網絡文學與資本的“合謀”，一味批評資本對網絡文學的深度介入使“每一位網絡寫手都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29]，未免再度陷入1990年代以來將文學與市場二元對立的思維慣習，不但忽略了網文平臺對創作者的勞動剝削，更或多或少地懸置了網絡文學作為文本形態存在時應有的文學屬性以及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

在布爾迪厄看來，“文化生產場每時每刻都是兩條等級化原則即他律原則和自主原則之間的斗爭的場所”[30]，這種自主原則可以上溯到康德意義上的審美無功利判斷，具體表現為文學場域內部名為“文學性”的生產法則。一方面，我們不能否認網絡文學的商品屬性以及資本對網絡文學的他律作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意識到網絡文學同樣內在于文學場中，作家之間同樣會為了“占據一個不同的、可辨認的位置”[31]而展開競爭。以網絡歷史小說為例，滿族作家雁九熟稔清宮檔案與旗人舊俗，在“清穿”小說的言情與造反套路外開辟出獨特的日常詩學，將中國古典文學的名物學傳統引渡到網絡歷史小說中；衣冠正倫以文言經營人物對話，其小說語言之典雅在同類作品中可謂獨樹一幟；奪鹿侯的小說洞察晚明社會情勢與亂世人性，其“一周一更”的創作頻率大悖于平臺“每日更新”的績效規訓機制，隱示出創作主體的某種獨立性。盡管“小白文”仍是中國網絡文學金字塔結構的基石，但一批“老白文”還是在網絡文學的個性化競爭中浮出地表，突破了語言粗糙、人物臉譜化、情節套路化、耽于欲望投射的類型窠臼，正如研究者對類型文學生成規律的洞察：“類型化帶來的趨同復制和審美疲勞等負面影響也往往會在其自身的良性發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32]

相比于“小白文”與吉云飛在2016年總結的以《新宋》《宰執天下》為代表的“歷史研究范”小說[33]，近年歷史類“老白文”通過更專業的考據、更合理的推演、更細膩的抒情建構了一個個高度擬真化的歷史時空。可以說，對“真實”的探求也成為歷史類“老白文”在今天崛起的重要原因，“從人類有了故事始，文學的真實就成為故事的靈魂存在著”[34]。通過考據與抒情的結合，當下的歷史類“老白文”不僅嘗試把握歷史的實相與規律，也有心窺探人性與人心的幽暗地帶，從而趨近了某種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而伴隨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帶來的想象力解放，當代人對“真實”的感受與理解也漸漸從“實存性真實”轉向“或然性真實”，前者是“作為對唯一的物理世界、對一切既存之物之存在的肯定的‘真實’”，后者則以復數形態存在，其判斷依據包括但不限于情感上的認同、喜愛，可能性、合理性與內部結構的自洽以及對他者之真實的承認等。[35]較之傳統歷史小說以“實存性真實”為鵠的，身處當代真實觀變遷前沿的網絡歷史小說（尤其是歷史類“老白文”）則更強調“或然性真實”，在敘事上表現為使用“平行時空”的設定——雖然會違背客觀歷史進程，卻也追求故事時空內在邏輯的完整，將對歷史可能狀態的推演建基于嚴密的知識價值系統（如歷史觀念、歷史事件、歷史敘述等）之上。

對“或然性真實”的追求推動了近年歷史類“老白文”的崛起，表明網絡文學的“‘文學性’需要從‘網絡性’中重新生長出來”[36]。當“虛擬現實”“元宇宙”接連成為當代中國的年度文化關鍵詞，數字時代的虛擬生存已深刻地改變了文學的敘事方式、審美范式以及主體認知，如電子游戲的想象框架與玩家經驗全方位地滲透到網絡文學之中。晚近歷史類“老白文”對歷史細節的強調近乎《刺客信條》系列對歷史景觀的高精度還原，對歷史可能性的推演則多有借鑒《文明》《騎馬與砍殺》等策略類電子游戲之處，為讀者創造出源源不斷的沉浸式體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與紙媒文學傳統密切的親緣關系，歷史類“老白文”在建構“或然性真實”時仍有意以實存的歷史本真為參照系，后者與“或然性真實”彼此交織、互相纏繞——在小說打造的平行世界里，歷史已成為德里達意義上的“幽靈”，既關聯著實存的過去，也在讀寫的瞬間不斷重返。在此，考據、推演與抒情都是創造平行歷史時空的必要手段，也都另有深意：和過去一樣，考據仍寄寓了人們對時間源頭、知識傳統的迷戀；而推演和抒情固然創造了對線性歷史的逃逸，但也未必沒有“以古鑒今”的用心和對真實人性的探索，其間同時蘊含著時下的虛擬生存經驗與文學對現實的介入意識。

不論是前現代的還是網絡時代的“講故事”，聽眾／讀者始終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邵燕君指出，網絡文學的“網絡性”根植于消費社會的“粉絲經濟”，強烈的商業性和互動性使網絡文學的寫作大異于部分“純文學”作家“背對讀者”的精英姿態。[37]盡管網絡文學難免過度迎合讀者的弊病，但讀者群體的成長，同樣可以倒逼網絡文學的良性發展，反過來幫助網絡文學走出內卷困境，“老白文”的興起便是最好的證明。與紙媒文學場域內“輸者為贏”的邏輯有所不同，網絡文學或許更注重“贏家通吃”，“老白文”并非“小眾”或“邊緣”的同義語，如榴彈怕水的《紹宋》在連載完結時“均訂”已達三萬（平均每章有三萬讀者訂閱），此數據在歷史題材網文中實屬頂尖水準。事實上，包天笑早在百年前便已指出：“子將以小說能轉移人心風俗耶？抑知人心風俗亦足以轉移小說。”[38]在今天，不同世代的“小白”讀者經過閱歷的增長、知識的積累和文學素養的提升，已經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爽文敘事，轉而意識到主角改天換地的行動也應“契合生產力水平，契合時代風氣和價值觀”[39]，更愿看到歷史感充分、邏輯嚴謹自洽、情感真實動人的優秀作品。

當“考據流”寫作凸顯出歷史類“老白文”的知識屬性，與之相應的是越來越多的讀者借網絡文學來學習歷史知識，“求知”成為讀者的主要閱讀期待之一，這也極大地促進了“老白文”的繁榮。在本雅明看來，“趨向于實用的興趣是許多天生講故事者的特點……一個故事或明或暗地蘊含某些實用的東西”[40]。易言之，古老的“講故事”技藝本身便內蘊著知識的分享與傳播。對中國古代民眾來說，通俗小說以及據其改編的戲曲、說唱乃是他們獲取各類知識的重要渠道，其中歷史演義小說便具有普及歷史知識的實用功能。[41]至數字時代，網絡歷史小說中的“老白文”儼然承襲了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知識屬性，詮釋著“講故事”的傳統的賽博式“還魂”。

總體來看，“老白文”的概念始終以“小白文”為參照系，它的崛起寓示著網絡文學類型化的成熟與“講故事”技藝的不斷精進，也引導我們思考網絡文學何以為“文學”。如論者所言，“今天網絡文學的主流形態依舊是具有邊界明確的身體的故事文本”[42]，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研究者，都不應該放逐網絡文學的文學性。也正是由于文學性的存在，網絡文學仍然在資本強悍的他律作用下展現出一定的自主性，如近些年的歷史類“老白文”不僅轉化了紙媒歷史小說的考據與抒情傳統，還見證了數字時代真實觀的新變，在內化虛擬生存體驗的基礎上勘探著歷史廢墟外無窮無盡的應然與或然。盡管網絡文學的基本定位是滿足廣大讀者閱讀剛需的“糧草”，但網絡文學的讀者從未停止對“仙草”（指文筆、內容俱佳的精品網文）的追求，“小白文”與“老白文”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來。

一個不應忽視的現象是，一些曾在網絡社群內部獲得過“經典”指認的作品，其“經典性”正在晚近“老白文”浪潮的沖擊下顯得搖搖欲墜。如果我們仍認可網絡文學不失經典化的潛質，那么此議題首先需要因應的還是網絡社群內部“地方性”經典的變動——伴隨“講故事”藝術的別樣復興與讀者的成長，當年的“老白文”有可能變成今日的“小白文”，甚至連載超過十四年、承載互聯網集體智慧的《臨高啟明》如今也面臨讀者口碑的翻轉。[43]在網絡文學前二十年的歷史中，像《斗羅大陸》《回到明朝當王爺》這樣的“小白文”尚能因為集類型寫作技巧之大成而進入網絡文學的經典序列，但未來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或許將更多地建立在日漸豐饒的“老白文”的土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