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收獲》2024年第四期的“青年作家小說專輯”中，共有8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被刊載。盡管8篇小說講述了8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所關切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是我們仍能從中發現一些共通之處。例如，其中有4篇小說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主體性與異化的主題。分別是倪晨翡的《七傷拳》、張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館》、傅懸的《吃黃昏》和丁顏的《夾竹桃有毒》。

對于許多青年寫作者而言，家庭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凝聚體，是其寫作的起點。以倪晨翡的《七傷拳》和傅懸的《吃黃昏》為例，兩篇小說都講述了一個主體被磨損乃至吞噬的故事，并且這兩個故事都發生在家庭之中。

“七傷拳”的典故出自金庸的《倚天屠龍記》，是小說中金毛獅王謝遜所練的功夫。“七傷拳”之所以得名七傷，是因為此拳法害人害己，一練七傷。而在小說《七傷拳》中，則以此為隱喻講述了一個重組家庭的故事。主人公“我”由于缺乏母愛，特別渴望繼母能視“我”如親子，于是一直壓抑自己、規訓自己成為好學生、好兒子，而繼母的親兒子胡先煦則始終叛逆乖覺，養成了許多惡習。繼母始終拿“我”和胡先煦做比較，“我”自己也按照繼母的目光把自己規訓成了一個看似規范的成長樣板。于是，“抵抗誘惑、抵抗荷爾蒙、抵抗一個與我異父異母的兄弟，成了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

實際上，在“我”與繼弟胡先煦的身上存在著一種鏡像關系，“我”一直試圖成為胡先煦的參照系，卻在不知不覺中使真正的自我被吞噬。在長期以來卑微地祈求甚至妄圖竊取母愛的過程中，“我”也成為了一個小偷。

一直以來，文學通常以鏡像關系書寫女性之間的姐妹情誼，而少以此來寫兄弟情誼。倪晨翡則擺脫了傳統男性中心主義對于兄弟關系和兄弟情誼的想象，將鏡像結構植入兄弟關系之中，這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書寫，某種程度上也是踐行了伍爾夫雌雄同體的寫作理想。

但也許是女性在現實中的邊緣處境讓她們在主體壓抑問題上有著更加痛切的領悟，在這一主題的表現上，相較于青年男作家，女作家們則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傅懸的小說《吃黃昏》關注了中產移民家庭的全職主婦在異國文化環境下所遭遇的多重身份困境。主人公美琪雖受到了高等教育，可是為了配合丈夫的移民夢，卻做了關在家里的全職太太。在她三十四歲這年的結婚紀念日，她預備告訴丈夫自己懷孕的喜訊。可是丈夫卻臨時通知她要帶朋友來家里做客。為了使丈夫不丟面子，美琪不得不在倉促間準備好一切的同時，將自己收拾得干凈體面。然而一切還是朝著不可控的方向發展了。無數個巧合的因素重疊在一起，使這頓飯竟成了一場致命的晚宴，害死了一個無辜的孩子。這是一個類似于雪崩的故事。無數片輕飄飄無辜的雪花落在一起，造就了一場天翻地覆。這場天翻地覆看似偶然，卻是基于一個必然的前提——雪花從一開始就是落在傾斜的山坡上。

《吃黃昏》中的美琪和《七傷拳》中的“我”一樣，從小就是好學生。“好學生”是有模版的、千篇一律的，因此，必須放棄掉那個有棱有角的真正的自我，裁剪自己的心愿和欲望，才能把自己塞進那個標準化的模型里。而這則是后來一系列悲劇的根源。對于美琪來說，丈夫是她生活中的考官。她必須全力以赴，按照丈夫給她布下的規則來應考。為了要符合丈夫的期許，她必須把真實的自己偽裝起來，假裝丈夫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恰到好處地合她心意，并且在內心里為自己接受這一切找一個很好的借口。每次偽裝都是一次主體的讓渡。她無條件地為維持這個中產之家表面上的和諧精致讓渡出她的喜怒哀樂，生活的天平早已傾斜，悲劇的伏筆早已埋下。

如果說《吃黃昏》和《七傷拳》中所描繪的是家庭生活中被壓抑的主體，那么《夾竹桃有毒》則是表現了復雜家庭關系中一個具有堅實主體性的女性的反抗。小說塑造了弗米這樣一位非典型反傳統的母親形象。她不親切溫柔、不委曲求全、不默默奉獻。年輕的時候，她敢不顧一切地與異族的愛人私奔。又因與婆家相處不來，在女兒阿敏很小的時候就與公婆分家了，女兒留給了公婆撫養。這就導致了成年以后的阿敏與母親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隔閡。

小說盡管以阿敏的視角展開敘事，且從女兒的視角表達了對缺席的母親的埋怨。但是卻難以掩蓋弗米這一形象身上的飽滿的光澤。她是夾竹桃一樣的女人，行走于藏文化和回文化之間，把多元匯聚在她的身上，揉雜出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在外人眼里看來，她可能有些不倫不類，甚至有毒。可是阿敏明白，弗米確實是夾竹桃，可是這卻是她自主選擇的結果，她“有意識地選擇了一種自己的方式”。“這是她生存的智慧，也是她自保的方式。”這就是弗米的可愛之處，她并不溫柔地順從這個世界，不讓他者以某種既定的方式捏造自己，而是長出自己尖銳的鋒芒。當然，任何鋒芒都有傷害他人的可能。阿敏童年時期的創傷就來自于此。但就像小說中重復回響的“割鋸割板”的歌謠那樣，因果輪回的鏈條似乎無法真正地追根溯源，唯有從自己這里打破，才有可能獲得新生。

如果人不能抵抗他者的凝視，則會被異化，走向自我的反面。正如在拉康那里，異化是他者的陰影對主體的淹沒。在家庭生活之外，張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館》用一個荒誕的寓言演繹了主體在他者目光中異化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申公雀因生活中只有工作而被奉為人類楷模，住進了工作狂博物館的展柜，成為了一件文物。在展柜里向世人展示她無休止的工作成為了她全部的意義。這個故事可能會讓許多人聯想到卡夫卡著名的短篇《饑餓藝術家》。藝術家以展示饑餓為至高無上的追求，被馬戲團和野獸一樣關在籠子里供人觀賞，而申公雀則因為無休無止的工作熱情而被當作文物展示。無論是在馬戲團的籠子里還是在博物館的展柜里，藝術家和申公雀都被剝奪了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與生活，但是他們卻無一例外對這種非人的生活展現出一種狂熱的殉道精神。小說的結尾是點睛之筆，它為一個荒誕不經的寓言設置了一個更為現實但卻又更為諷刺的可能。申公雀可能并沒有如她在展柜里所展現的那樣勤奮，一切只是一個“人設”，一個資本打造出來的幻象。博物館館長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造謠者必將受到法律嚴懲。”似乎也呼應著現實世界中熱搜里常常出現的一個個虛張聲勢的“辟謠聲明”。虛實相映之間，荒誕落回了地面，鑿開了些許現實的深度。

青年小說家們對于主體性問題不約而同的關注，使這一代青年人所共同面對的精神疑難得以浮現。或許，在這個高度內卷的時代，如何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堅守自我的主體性，處理好自我與他者的辯證法，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