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網絡文學30余年來的迭代發展，不僅重構了中國當代文學格局，而且以新媒介敘事深挖民族“母題”、人文歷史與經典庫藏，對內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外拓展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半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網絡文學以鮮明的“敘事共同體”特征始終致力于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和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訴求同頻共振。

共同體（Community）是指由一群人通過共同的文化、信仰、價值觀、興趣愛好等形成的緊密關系及共同維護、協同發展和彼此分享的組織形式。德國古典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中將共同體分為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共同體概念引入中國后，費孝通等人將之翻譯為“社區”，與“社會”一詞對應。

中國網絡文學在3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覆蓋“創作-生產”“傳播-流通”“接受-消費”等全領域的“敘事共同體”。首先，網絡文學是一個以讀者/用戶為中心，平臺、作者、資本、意識形態協商的“創作-生產共同體”。平臺基于付費閱讀、 IP開發等商業模式簽約作者，作者通過用戶訂閱、打賞、催更、評論等及時反饋打磨作品，在相關國家政策進行適度干預與價值引導下，形成了一個溝通協商、共同維護的生產機制——“創作共同體”。這個創作共同體同時也是借助數據庫寫作和算法邏輯形成的“數字敘事”共同體，另外因故事的生產和交流發生在“故事圈”中，它使敘事持續發生并通過交換和互動而得到認可。網絡文學具有典型的互動數字敘事特點，互動敘事與數字敘事形成了網絡文學的產品生成共同體。與此同時，在網文的傳播-流通環節，也形成了一個全媒體運營、全產業鏈分享、跨媒介敘事的“傳播-流通共同體”。這種傳播共同體基于“一源多用”（OSMU模式）開發，即一個網文IP資源的多元化使用，包括但不限于電視劇、電影、動漫、游戲、舞臺劇、微短劇的改編及周邊衍生品開發等，這些領域既相互獨立又彼此聯系，圍繞核心IP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并不斷向外延展最終形成產業鏈閉環。最后，網絡文學的“接受-消費”也體現出敘事共同體特征。網絡虛擬社區中的趣緣群體以新媒介技術為依托，形成了兼具傳統社群凝聚力與現代社群自由度的“趣緣共同體”。網絡文學正是基于故事共創共評的敘事機制而形成的“情感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一種具有同人文化、二次元文化、青春文化等亞文化特征及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文化體系，它構建了以興趣和情感為核心的趣緣“圈子”，并形成了"圈子化"的文化傳播機制。

上個世紀90年代，一批留美學生為了抒發思鄉之情和基于對漢語母語的熱愛，在ACT（alt.chinese.text域名）上發表漢語文學作品，這被公認為中國網絡文學的源頭。所以網絡文學的發軔與濫觴，離不開“鄉愁”“漢語”這些最具中華性、民族性的情感要素。可以說，網絡文學從誕生之初，就天然帶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特質。

考察網絡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我們發現，首先是少數民族網絡作家自覺運用“中華民族”身份和意識進行創作，這些作家與漢族作家有著共通的“文化共同體”特征。不少網絡作家在寫作時大量征用中華民族共有的原型神話、民間傳說和歷史文獻，在故事中創新性重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神話體系。如苗族網絡作家血紅在小說《巫神紀》中，將豐富駁雜的神話資源整合串聯，建構了恢宏奇崛的上古世界圖景，完成了完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在這個故事體系中，血紅用“巫”為整個人族/華夏的奉獻和犧牲的高大形象，凸顯了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強烈認同。再如土家族網絡作家Fresh果果在《花千骨》里構建仙俠世界時調用的主要文化資源，也是和漢民族神話故事及神仙體系密切相關。少數民族網絡作家在世界觀的表達上注重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故事的內核，如滿族作家霧外江山的修真小說《太乙》，道教文化資源就成了整個故事的內核。不同類型、不同題材的網絡小說都直接指向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共同體”和“現實共同體”敘事。如蔣勝男在小說《燕云臺》中以多線索敘事，在紛繁復雜的歷史演義和細膩動人的情感糾葛中，以大中華史觀講述了遼國蕭太后主持新政，大力推動遼漢融合，促進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故事。再如牧人霖汐創作的《草原有座蒙古包》，講述了現代社會一位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婦女的生死抉擇和命運改變的故事，展現了各族兒女團結奮進的美好生活圖景。講述大學生留守西藏投身邊疆建設的《追牦牛的人》、刻畫西南邊陲土家族少年通過奮斗改變人生命運的《川水情》、展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融合與產業建設風采的《中國大紡歌》等等小說都以鮮活的故事講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具象的、可見的“現實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20世紀初，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指稱的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與之相呼應，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大背景下，顧頡剛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傅斯年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費孝通的《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等理論文章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內涵。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他認為，中華民族并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個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共同的前途命運的共同體。當代有著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自覺踐行著這種“共同體敘事”，如藏族作家阿來、蒙古族詩人阿爾泰、彝族詩人阿庫烏霧等人，其作品無不標示著中國多民族作家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正如詩人吉狄馬加所言，“我的文化身份或許是重疊的，我是彝族諾蘇的一位詩人，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位中國詩人，這完全是由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所決定的”。

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是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路徑。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敘事史。今天的網絡作家與印刷時代的前輩作家相比，有著互動敘事和數字敘事的“敘事共同體”優勢，在智能傳播時代，迭代發展的年輕網絡作家應該扛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的大旗，以“共同體敘事”的全新策略，背靠歷史，貼近時代，面向未來，為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大業作出應有的貢獻。